为了进一步做好痨病的防治工作，朱宗尧按照裘祖源教授提出的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消除结核病传染源的要求，经常深入厂矿、学校进行集体普查，查找传染源。对每个就诊的结核病人逐一登记，画出图表，定期家访，向家属宣传预防结核病的知识。有一次，朱宗尧在寻找传染源时不够仔细，没有跟踪到底，被裘祖源教授知道后，对朱宗尧提出了批评。裘祖源教授说，科学研究工作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粗枝大叶不仅会影响综合分析，做出正确判断，而且还会贻误病情，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人命关天啊！此事对朱宗尧日后进行调研和科研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按照裘祖源教授指定的课题要求，朱宗尧到贝满女中和燕京地毯厂调查结核病情况。在那里，朱宗尧看到了面色苍白，捂着手绢不停咳嗽的女学生；看到了从额头上淌下的大颗汗珠，肩胛骨高高凸起、发出剧烈咳声的劳累的女工 ……这些都是典型的结核病症状。朱宗尧都逐一认真地记录了下来。
朱宗尧跟随裘祖源教授学习，掌握了许多先进的诊治结核病的知识和医术，但当时由于缺少新、特效药物的发明、应用，结核病的治疗仍多采取休息、营养的方法进行。旧社会生活的困苦，卫生条件的落后，许多人连温饱都不能得到，哪里顾得上治病啊！
朱宗尧感到茫然，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天职，但面对着噬人的结核病，他却感到无能为力。看着一个个因得不到及时医治而死去的结核病人，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一天，朱宗尧顶着飞雪去拜访裘祖源教授，他向教授吐露了自己苦闷的心情：我虽然掌握了医治疾病的一些医术，但却无力对罹患结核病的病人进行有效的治疗，什么时候才能降伏这噬人的顽疾呢？望朱宗尧一脸的愁容，裘祖源教授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微笑说，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会遭遇坎坷和磨难。目前，结核病虽然还难以降伏，但只要坚定信心，人类终将征服它。成功永远属于那些在科学的崎岖山路上百折不挠，敢于登攀的探险者。他鼓励朱宗尧不要气馁，更不要为眼前暂时的困难所吓倒，要鼓足勇气，迎接挑战。
聆听了裘祖源教授的谆谆教诲，朱宗尧深受鼓舞 他向裘祖源教授表达了要以毕生精力与结核顽疾作斗争的坚定决心。听到学生的回答，裘祖源教授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此时，外面的飞雪已经停了，一轮明月悬挂在浩瀚无垠的夜空。朱宗尧满怀信心地走出了裘祖源教授的家门，他迈着坚实的步伐，踏着厚厚的积雪，大步流星地向协和医学院的实验室走去……
三、回津门创办协济
1941年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学院被迫关闭，协和同仁们纷纷离开了这里，各自寻找新的出路。
朱宗尧迈着匆匆的脚步回到家里。当他把协和医学院关闭、他们得另寻出路的消息告诉夫人王光纯时，王光纯的脸上并未露出任何惊慌的表情，因为，自从与朱宗尧结婚后，王光纯对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早已习已为常了。她深情地望着朱宗尧，轻声地安慰他说：“不用担心，我们还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只要你找到了新的工作，我们马上就可以搬家。”直到这时朱宗尧才发现，王光纯已经在打点行装了。朱宗尧的眉头锁得更紧了。望着相濡以沫的夫人，朱宗尧深感内疚。几年来，每当遇到棘手的事，都靠贤惠的夫人支撑、化解。朱宗尧的身体一直比较虚弱，因此，照顾朱宗尧的生活，教育子女、料理全部家务以及朱宗尧搞科研涉及到的大量的调查分析、资料整理及绘图工作，都是由贤惠的王光纯默默地承担了下来。没有王光纯的支持和协助，他的防病研究是难以取得成果的，然而他却没有给夫人以舒适安定的生活保障。协和医院关闭了，生计自然就成了问题。几位同仁热心地帮他找工作，但都因与他的防痨研究无关而舍弃了。对此，王光纯没有责怪丈夫。因为防痨工作是朱宗尧矢志不渝的追求，为了这项事业，他舍弃了许多高收入的工作。“为了这一事业，我愿舍弃自己的一切。”这就是朱宗尧的最大心愿。王光纯曾说过，既然嫁给了朱宗尧，她和孩子们的命运就与朱宗尧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就是吃再多的苦，受再大的累，也心甘情愿。朱宗尧既然选择了防病工作作为终生职业，她就愿与丈夫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共渡难关。
正当朱宗尧为寻找新的工作而一筹莫展的时候，协和医学院的袁贻谨教授来到了朱宗尧的家。袁贻谨教授的到来，犹如雪中送炭，让朱宗尧夫妇感到热乎乎的。“协和医学院关闭了，你们有何打算？”听到袁贻谨教授亲切关怀的话语，望着袁贻谨教授慈爱的目光，朱宗尧的眼睛湿润了。在朱宗尧处境最困难的关头，袁贻谨教授还惦记者自己的学生，这怎能不让朱宗尧夫妇感动呢！朱宗尧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不由得把深藏在心底的想法说了出来：“我想开业行医，回天津继续搞结核病的防治工作。”此刻听到这个沉稳的学生继续从事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心愿表白，袁贻谨教授感到十分欣慰，他沉思了片刻，意味深长地对朱宗尧说：“也好，自己开业，去创出一条路来。不过，时局不稳。做什么事都不能想得太容易。”对袁贻谨教授的殷殷话语，朱宗尧充满自信地说：“请您放心，越是时局不稳。越需要医生，我会努力做好的。”
二月的北平，冷风刺骨，寒气逼人，一缕缕阳光从厚厚的云层里钻了出来，投射在大地上，给冬日里出行的人们带来了丝丝暖意。朱宗尧携夫人王光纯离开了北平，回到了阔别三载的天津。
朱宗尧夫妇的归来，令家人欢喜不已，特别是朱宗尧的父母早就盼着儿子回津，因为朱宗尧是家中的长子，现在回来了，令老人格外高兴。朱宗尧夫妇安顿下来以后，朱宗尧即向父亲说出了自己开业行医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赞同，并给予了他财力和物力的支持。朱宗尧的亲朋好友也热情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在父亲和朋友们的资助下，朱宗尧很快就凑足了五万元钱，购置了一台 25 毫安小型 X 光机、显微镜等医疗器械。没有医疗场所，朱宗尧就在天津英租界云南路与岳阳道交口处租了一幢小楼，挂上了“协济诊疗所”（后改称协济结核病院）的招牌。诊所还附设了结核病疗养院，这是一座两楼两底的小楼，里面备有二十余张床。协济诊疗所的建立，为以后天津防病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协济诊疗所的医生、护士及工友都是从协和医学院来的。诊疗所开办之初是综合性的，除治病病外，还设有内科、外科、骨科、妇科等。以后改为结核病专科诊所。一些著名的医生如杜持礼、张纪正、方先之和柯应夔等先后来此应诊。张纪正、方先之和柯应夔在诊疗所开业三个月后，又先后离开了协济诊疗所，筹建了天和医院。这时，协济诊疗所也就改为结核病专科了。
40年代初，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一样，结核病特别是肺结核病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受到结核菌感染者很多。而当时的天津还没有防治结核病的专门医疗机构，只有两位在北平开业的医生每月来天津一次为肺结核病患者治疗。他们的到来虽然诊治了一些患者，但却难以接治愈来愈多排队等候看病的结核病人。协济诊疗所的开业，使天津有了第一个专治痨病的诊所，这给饱受结核病之苦的病人带来了福音和无限的希望。
协济诊疗所业务很快开展了起来。每天来应诊的病人很多，有三五十人，二十余张病床经常人满为患。为了让更多的结核病人得到及时的治疗，朱宗尧与夫人商量，一家人挤到楼上一间屋里，腾出其余的房子作为病房。那时还没有抗结核的特效药物，治疗肺结核主要采用卫生营养疗法，病人隔离休息，加强营养，适当晒太阳，必要时辅以气胸、气腹治疗手段。这些措施虽然有疗效，但所费不赀，非一般人所能负担，更多的是治不起病的穷人。
几乎在协济诊疗所开办的同时，由仁立毛纺厂朱继圣、东亚毛纺厂宋裴卿等社会人士发起并捐款，经郭德隆、杨肖彭筹办建立了肺结核病院门诊部，又在马场道成立了天津结核病院住院部，朱继圣为董事长，郭德隆任院长。1947年该住院部改名为公立结核病院，规模有所扩大，同时。朱宗尧被增补为该院的董事。
公立结核病院的建立，使协济诊疗所有了一个同专业的医院，为天津防病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
四、出国研修防痨学
1947年的夏天，朱宗尧接到了已升任国民党政府卫生部副部长袁贻谨的电报，要他即刻赴南京。
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导师，朱宗尧的心情非常激动。袁贻谨询问了朱宗尧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情况后，告诉他说：“有一个去丹麦进修结核病流行病学的机会，拟选派你去，不过还要经过考试。”朱宗尧最不怕的就是考试，有的只是激动和兴奋。他非常感谢导师多年来对自己的亲切关怀，更感谢导师给自己提供了这样难得的学习机会。朱宗尧表示：一定要认真准备，努力争取好成绩向自己的导师汇报。在分别与卫生部、中央卫生实验室的负责人朱章庚、施政信和卫生部部长周贻春等会面和参加专业考试后，朱宗尧与北平中央防疫所的陈正仁、南京中央卫生实验院的魏锡华被选中了。他们三个后来成为把卡介苗引入中国的先驱者。
一个月后，作为卫生署选派接受世界卫生组织奖学金出国进修的三名年轻的中国医生，来到了世界著名的童话王子安徒生的故乡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置身于这个美丽的国度，他们竟无暇欣赏那令人流连忘返的旖旎景色。而是马上开始了卡介苗的制作、接种、应用和结核病流行病学的学习和研究。他们在丹麦进修了六个月，陈正仁、魏锦华在哥本哈根生物制造研究所，分别主修卡介苗的制作和检定，朱宗尧则在哥本哈根结核病防治所，专攻卡介苗的接种应用，研究结核病的防治和结核病流行病学。在研修的同时，他们还到丹麦的许多大城市参观了结核病的防治机构，参加了一些医院的查房和内、外科病案讨论会，访问了许多知名的结核病专家和基础科专家。他们的导师、丹麦国立血清研究所结核科主任、著名学者贺蒙博士对三位年轻人刻苦学习所取得的优异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贺蒙博土是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专门委员会的主席，推广卡介苗的权威人士。他的一家就住在中国医生的楼上，并经常邀请朱宗尧等到家中做客。他的夫人和女儿与三位勤奋好学的年轻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贺蒙教授向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就在朱宗尧他们进修即将结束时，又得到了一个学习机会，到瑞典、挪威、瑞士、意大利、英国、法国和美国做短期见习。在近半年的时间里，他们结识了著名的防治结核病专家，参观了各国设备齐全的结核病防治所和比较完善的疗养院，各种先进的仪器、设备，令朱宗尧目不暇接，爱不释手。在见习期间朱宗尧还了解到，仅在瑞士的日内瓦就有十来所结核病疗养院，内部设备极其讲 究，被称为豪华疗养所，但这不是旧中国的老百姓所能享用的。美国纽约附近的疗养院还保留着建于1820年世界最早设立的隔离室“小红屋”。朱宗尧在这个疗养院见习了一个月，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有各国专家授课的结核病学学习班，听取了有关细菌学、病理学和流行病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英国爱丁堡，朱宗尧参观了一座闻名世界的结核病防治所。这里重视搞好门诊治疗和对患者进行家庭访视，做好隔离工作，防止咯痰传播病源菌的做法，使朱宗尧开阔了眼界，增长了学识。此外，朱宗尧在参观中还看到，许多国家著名的防治结核病院，其基础科室，如化验室、细菌室、病理室、肺功能室等十分健全，且人才济济。先进的器械，完善的设备，不仅对诊断和治疗结核病起到了重要的辅助 作用，而且也是正确诊断病情，及时了解疗效，提高医疗质量所必需的。与此对比，中国国内的医疗条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当时朱宗尧就萌生了一个念头，一旦国内条件允许，将尽快建立完备的基础科室，积极引进这些先进的设备，以提高中国防治结核病的医疗水平。
欧美各国对卡介苗的应用和推广很重视，进展非常快。朱宗尧在丹麦重点掌握了卡介苗的接种、应用后，又到瑞典制作卡介苗的专门机构进行参观学习。参加了结核病专家瓦尔格林教授的讲课、示教查房，并就瓦尔格林教授首创的用皮内法接种卡介苗的效果进行了探讨和交流，这使朱宗尧获益良多。在法国巴黎，朱宗尧幸运地见到了卡介苗创制人之一介云和第一个把介苗接种于人体的瓦鲁赫。介云与卡麦特（当时已故去）研制成功卡介苗株，卡介苗的称谓就取自他们两个人的名字。1921年瓦鲁赫用口服法将卡介苗接种于人体，并取得了一定的疗效。在交谈中，瓦鲁赫还当场演示了用皮上划痕法给儿童接种卡介苗的方法当得知朱宗尧他们正在学习卡介苗的制作和应用，并准备带回中国广泛推行时，高兴地跷起大拇指说：“太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