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著有《静安文集》。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徵,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1924年冬天,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
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战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
文学小言
昔司马迁推本汉武时学术之盛,以为利禄之途使然。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何则?科学之事业,皆直接间接以厚生利用为旨,故未有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相刺谬者也。至一新世界观与新人生观出,则往往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不能相容。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决非真正之哲学。此欧洲中世哲学之以辩护宗教为务者,所以蒙极大之污辱,而叔本华所以痛斥德意志大学之哲学者也。文学亦然。铺镊的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也。
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婉娈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泄,于是作种种之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惟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感情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
人亦有言,名者利之宾也。故文绣的文学之不足为真文学也,与铺镪的文学同。古代文学之所以有不朽之价值者,岂不以无名之见者存乎?至文学之名起,于是有因之以为名者,而真正文学乃复托于不重于世之文体以自见。逮此体流行之后,则又为虚车矣。故模仿之文学,是文绣的文学与铺镪的文学之记号也。
四
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日景,日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自一方面言之,则必吾人之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即客观的知识实与主观的感情为反比例。自他方面言之,则激烈之感情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而观物与其描写之也,亦有无限之快乐伴之。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此其所以但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
五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同叔《蝶恋花》)。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蝶恋花》)。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蓦然回首],那人正[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阶级也。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
六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七
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八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燕于飞,颉之颃之”,“觋皖黄鸟,载好其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人体物之妙,侔于造化,然皆出于离人孽子征夫之口。故知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
九
“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以《离骚》、《远游》数千言言之而不足者,独以十七字尽之,岂不诡哉!然以讥屈子之文胜,则亦非知言者也。
十
屈子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也。宋玉景差感屈子之所感,而言其所言;然亲见屈子之境遇,与屈子之人格,故其所言,亦殆与言自己之言无异。
贾谊、刘向其遇略与屈子同,而才则逊矣。王叔师以下,但袭其貌而无真情以济之。此后人之所以不复为楚人之词者也。
十一
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韦、柳之视渊明,其如贾、刘之视屈子乎!彼感他人之所感,而言他人之所言,宜其不如李、杜也。
十二
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其惟东坡乎!山谷可谓能言其言矣,未可谓能感所感也。遗山以下亦然。若国朝之新城,岂徒言一人之言已哉?所谓“莺偷百鸟声”者也!
十三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季、北宋之诗(除一二大家外),无可观者,而词则独为其全盛时代。其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皆诗不如词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除稼轩一人外)。观此足以知文学盛衰之故矣。
十四
上之所论,皆就抒情的文学言之(《离骚》、诗词皆是)。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传、史诗、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则殊不称是。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而并失词之性质者也。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
十五
抒情之诗,不待专门之诗人而后能之也。若夫叙事,则其所需之时日长,而其所取之材料富,非天才而又有暇日者不能。此诗家之数之所(以)不可更仆数,而叙事文学家殆不能及百分之一也。
十六
《三国演义》无纯文学之资格,然其叙关壮缪之释曹操,则非大文学家不办。《水浒传》之写鲁智深,《桃花扇》之写柳敬亭、苏昆生,彼其所为,固毫无意义,然以其不顾一己之利害故,犹使吾人生无限之兴味,发无限之尊敬,况於观壮缪之矫矫者乎?若此者,岂真如汗德所云,实践理性为宇宙人生之根本欤?抑与现在利己之世界相比较,而益使吾人兴无涯之感也?则选择戏曲小说之题目者,亦可以知所去取矣。
十七
吾人谓戏曲小说家为专门之诗人,非谓其以文学为职业也。以文学为职业,铺镊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得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今铺镊的文学之途,盖已开矣。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使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
本文刊于1906年《教育世界》139号,收入《静安文集续编》。
屈子文学之精神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於上古之隐君子,如庄周所称广成子之类。或托之於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人世派,后者遁世派也。(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前者热情派,后者冷性派也。
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於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於老子。
(老子楚人,在孔子后,与孔子问礼之老聃,系二人,说见汪容甫《述学·老子考异》。)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观孔子与接舆、长沮、桀溺、荷绦丈人之关系,可知之矣。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於此二派,或出於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夫然,故吾国之文学,亦不外发表二种之思想。然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诗》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虽其中如《考椠》、《衡门》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然北方学者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者,亦岂有异於是哉?故此等谓之南北公共之思想则可,不必为南方思想之特质也。然则诗歌的文学,所以独出於北方之学派者,又何故乎?
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用德国大诗人希尔列尔之定义。)此定义未免太狭。今更广之日“描写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类之兴味,实先人生,而后自然。故纯粹之模山范水,留连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见。而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於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故古代之诗,所描写者,特人生之主观的方面;而对於人生之客观的方面,及纯处於客观界之自然,断不能以全力注之也。故对古代之诗,前之定义,苦其广,而不苦其隘也。
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於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於当日之社会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作,皆当日之社会之所不许也。南方之人,以长於思辩,而短於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於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恃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而社会之仇视之也,亦与其仇视南方学者无异,或有甚焉。故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而遂生欧穆亚(H踟our)之人生观。《小雅》之杰作,皆此种竞争之产物也。且北方之人,不为离世绝俗之举,而日周旋於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此等在在畀以诗歌之题目,与以作诗之动机。此诗歌的文学,所以独产於北方学派中,而无与於南方学派者也。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於北人远甚。彼等巧於比类,而善於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於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於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象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文化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象之产物也。以我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於北方,则南人之富於想象,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所以优於北方文学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