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
钱玄同（1887—1939），原名师黄，字德潜，辛亥革命前曾改名夏，“五四运动”以前改名玄同。原籍浙江吴兴，幼年随父生长在苏州。清光绪末年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1913年到北京，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后来，又长期在国立北京大学兼课。1917年加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为会员，后又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致力国语运动。北京高等师范系今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钱玄同从1913年到北京高等师范执教，连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任专任教授二十余年钱玄同在学校讲授的课程，以音韵学为主，还有“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他长期任国文系主任。1917年，他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投稿，倡导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之一，成为鼓吹新文化，攻击封建主义，提倡民主、科学的勇士。他提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口号，明确了新文学革命的对象。他在一篇《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的《写作大纲》中提出改革大纲十三事，如用“国语”作文；规定语法之词序；小学课本、新闻纸旁注注音字母；文章加标点符号；用阿拉伯号码和算式书写数目字；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有关文化教育方面重大改革的首倡。
共和纪年说
诸君，你们看西洋的历史，总是用耶稣纪元几千几百几十年，还有什么一世纪二世纪以至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这些名目。这一个世纪，就是一百年，所以看西洋史，一望便可知道某事是在几百年以前，某人是在几十年以前，头绪明白，使看的人非常便当。还有日本国的纪年，平常用的，却是当时皇帝即位以后的年数，就像他们称今年为明治四十三年，至于编到历史，便用神武天皇纪元几千几百几十年，就像他们称今年为神武天皇纪元二千五百七十年，这也是要人家看了明白的意思。独有我们中国，这一点却很不及他们。试把中国的历史翻开来一看，这里周平王几年，那里汉高祖几年，又是甚至唐太宗贞观几年，明太祖洪武几年，你们想，这些周汉唐明的朝代，离开现在，究竟有多少年代，已经不能一想便记得清清楚楚，何况那些皇帝的名目，怎么能够一看便记得，更何况那些“贞观”“洪武”的年号，每每一个皇帝有好几个，还有十几个的。年年改，月月换，不要说我们平常人记不了这许多，就是那些史学专门名家的人，要请他从头至尾一个一个背出来，不许遗失倒乱，恐怕也做不到哩。况且还有那一朝将亡的时候，每每是四方大乱，各处起兵，个个想得天下，人人自称皇帝。一面要推倒中央旧政府，一面便你灭我，我灭你，这样弄了几十年，弄到ll缶了，让末了的一个人做成皇帝，这种情形像秦朝、隋朝、元朝的末了，都是这样。但是这几十年中间，个个都是一样，要说皇帝，个个都是皇帝，谁也不能分出个正统僭伪来，倘然用皇帝来纪年，到了这种时候，只有一个一个都把他写了出来，要是在编年史上，虽然还可以写写，却已经搅得头绪纷繁了，若寻常记事的历史散文，提起这一年，都要一一把它写出来，不但人家无从明白，并且也没有这种记载的体例。于是没有法想，只好把末了做成皇帝的那个人来纪年，譬如秦亡，便用汉高帝纪年，把陈涉、项羽、章邯、田儋这些人的纪年都去掉。隋亡，便用唐高祖来纪年，把窦建德、林士弘、梁师都、萧铣这些人的纪年都去掉。元末起义这些人，只取一个明太祖，把徐寿辉、陈友谅、韩林儿、张士诚这些人都不算，这样办法，在用皇帝来纪年的时候，也叫没法想，但是平心想来，实在太不公平。
当四面起兵称皇帝的时候，陈涉等人和刘邦，窦建德等人和李渊，徐寿辉等人和朱元璋，有什么两样，假使陈涉、窦建德、徐寿辉这些人做了末了一个成功的，便是什么楚高帝、夏高祖、天完太祖了，刘邦、李渊、朱元璋败灭，便变了草寇，不用他来纪年了。这样看来，用末了一个做成皇帝的来纪年，全是拿成败来论是非，可以算得势利之极了。我们生在千载之后，记载古人的事体，全要公平论断，岂可怀势利的见解么？这是一层。
还有那外国人打进来，灭了我国，自称皇帝，像那元朝的样子，我们中国人倘然还有一口气没有绝，总不应该扁扁服服，做他的奴隶牛马，自称大元国的百姓。他的国号纪年，不但和我们不相干，并且是我们所绝不应该承认他的。但是从宋帝赵．爵赴海以后，天完帝徐寿辉起义以前，这七十一年中间，中国竟没有皇帝，到这种时候，用皇帝来纪年的，竟没有法子想了，就是真讲爱国保种的，也只好老老面皮，用元朝来纪年了。你们想，中国史上用外国人纪年，道理上怎么讲得过去。况且中国没有皇帝可纪年的时候，还不止宋和天完间的七十一年么。照这样看来，用皇帝纪年的，常常改变，记忆极难，这一层是不便的。群雄并起的时候，强把末了成功的人来纪年，有一种势利的见饵，这一层是不公平的。异族入主，宰杀我祖父，残贼我同胞，这种万世必报的仇人，还要用他的纪年来污己国的历史，这一层实在可以算没有羞耻了。所以用历朝皇帝来纪年这一说，从今以后，万万是行不通的了。
但是既不用皇帝来纪年，应该怎样呢？在下以为总要用一种从古到今中间没有变换的来纪年，无论什么人做皇帝，一时有许多皇帝，或是一个皇帝改了几百的年号，一年换了几十个皇帝，总和这纪年上毫无关系，才是统一，才是公平，才是便利。但是这事也正不容易定，前几年，有许多人议过。
有的说，他们西洋拿来纪年的耶稣，是个教主，我们也学他，用孔子来纪。有的说，日本拿来纪年的神武天皇，是他们种族的始祖，我们也学他，用黄帝来纪。有的说，孔子删《尚书》，从帝尧起，应该用帝尧纪。有的说，秦始皇统一全国，应该用秦始皇纪。这四种说头，在我看来，都是不对。现在且把他的毛病批评一番。
西洋信教的人很多，他们看了耶稣，是绝对的圣人，没有人敢去比他的，所以拿来纪年。我们中国人却不然，思想是自由的，并不一定要信仰孔子。
况且孔子以前，还有老子；孔子以后，还有墨子，此外还有诸子百家。各人所治的学问，都是很深的，所讲的道理，都是很精的，正不能分他谁高谁低，又岂可抹杀别人，专用孔子一人来纪年呢？
黄帝纪年这一说，似乎讲得很有道理了。但是黄帝到现在，大约总有四五千年了，这四五千年的前一半，史上却没有说过这个皇帝几年那个皇帝几年，因为上古的事体有些渺渺茫茫，汉朝人已经无从晓得，何况我们现在，又在汉朝二千年以后呢。所以用黄帝纪年这一说，道理上虽然很讲得过去，事实上却有些做不到，也还是不能用。现在有人，你也写黄帝几千几百几十年，我也写黄帝几千几百几十年。但是各人所写的年数，却是不同。这个缘故，是因为汉朝以后，有人造了许多唐虞三代的年数，既然是造的，自然各人所造不同。这本是可笑得很的事体，无如现在这些新党，学问太浅了，把前人造出来的东西信以为真，你也用，我也用，各人所据的造本不同，自然写出来的各异了。你们想，这样没凭没据各人不同的黄帝纪年，岂能行用的吗？
想用帝尧纪年的人，却没有别的缘故，他不过以为帝尧以前的事体，孔子当时，已经有些弄不明白，把他删去了，自然我们今日，更无从去考证的，帝尧以后，既然有孔子删存的《尚书》可以察考，纪年便可从这时候起了。我想他这用意在可信而有证据，原是很不错的，可惜帝尧以后到周朝共和以前的年代，还是无从查考，和黄帝纪年一样的不能用。汉朝有一个人叫做刘歆，他做了一部《三统历》，却从帝尧起，把唐、虞、夏、殷、周每朝总共的年数，都写了出来，至于某朝的某王几年某帝几年，仍旧无从知道。但是他这个总数，和比他前一点的人做的书对起来，又有些不同，所以也不能作准，只好叫做“疑年”罢了。
说秦始皇是统一全国的人，所以要用他纪年，这一说，自我看来，却最没有道理了。你们想，秦始皇这个人，灭了六国，做了皇帝，还要把书籍烧毁，把读书的人活埋在地坑里，这样一个凶横残暴的人拿来代表中国，用他纪年，也未免太看重他了。况且周朝春秋战国的时候，事体很多，倘然用了秦始皇纪年，提起春秋战国的事体，只好倒数上去，称纪元前几百几十年了，也很不便当的。
这样看来，这又不对，那又不对，然则应该用什么人来统一才好呢？我以为不必用人来纪，只要从有史以后的的确确有年可考的那一年纪起，就是顶可信顶有证据顶公平的法子了，所以现在要用这共和来纪年。诸君，你们看了共和这两个字，千万不要疑心到法国、美国的什么共和政体上去，要知道中国古来只有酋长政体、贵族政体、专制政体，却未曾有过共和政体的。
然则这共和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诸君莫忙，听我道来。
原来汉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司马迁，他做了一部大书，名叫《太史公书》。（后来多把这部书称作《史记》，其实照他的原名，应该称他为《太史公书》。）原是一部从黄帝以来到汉武帝时候的大历史，他中间有一篇《三代世表》，是把从黄帝以来到周朝共和，这其间帝王的世系传授，立个表去说明他。他因为这个表里边的帝王年代，无从查考，所以只做了一篇世表，这篇世表之后，就是一篇《十二诸侯年表》，才有确年可考，这《十二诸侯年表》的第一年，就是共和元年。这共和是周朝的二相，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召公。
原来那个时候的周王，叫做厉王，暴虐得很，被百姓赶掉了，行政的事体，就是这周召二相来管理，名叫“共和”。自从这共和元年做了《十二诸侯年表》第一年以后，直到现在，都有的确年代可以知道了。计共和元年到今年，已经有二千七百五十一年，这是顶的确可靠的，所以本报就用了这共和纪年。
照我的意思看来，用共和纪年，除了看历史便利以外，还有三种好处：
（一）年代是的确无可疑的了，比了用黄帝、尧渺茫无稽的，可信多了。
（二）用有史以来可考的年起，这是顶实在的，不像那些用人纪年的总有些不大公平。况且是非本来没有一定，我以为好的，或者你不赞成。我们中国人讲学问，是没有奴隶根性的，断没有强迫全国的人大家信仰一个的道理。
（三）中国史上的事体，恰好是从共和以后渐渐的多起来了。以前的事体，却是甚少，所以就是倒数上去，称共和前几百几十年，也不至于大不便当。
诸君，你道我这个道理讲得不错么，其实共和纪年这句话，也不是在下这样浅学的人所能够想得出的，在下着实请教过几个通品，才晓得中国的纪年，除了用共和之外，是别无他法的。诸君中间，有学问高明的，请把古来书籍细细一看，便可知道在下这篇讲得很有道理了。
原载1910年《教育今语杂志》第一期。署名：浑然。
青年与古书
现在的青年，应不应该叫他们读古书，这是教育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社会上对于这问题的意见，约有三派：
（甲）主张应该读的。这又可分为两派。A派以为：“古书中记着许多古圣先贤的懿训格言和丰功伟烈，我们应该遵照办理；古书的文章又是好到了不得的，我们应该拿它来句摹字拟。”这派算是较旧派。B派对于A派的议论也以为然，不过还要加上几句话，便是什么“国于天地，必有兴立，中国的道德文章是我们的国魂国粹，做了中国人便有保存它光大它的义务；这些国魂国粹存在于古书之中，所以古书是应该读的”这类话。这派自命为新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