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的迅速崩溃使得它没有留下什么值得后世借鉴。大汉帝国的开国帝王与群臣的通力合作，使得这个帝国延续几百年，于是，开国帝王与开国功臣们，无论是对大汉帝国，还是对整个中华民族，都“规定”了一个模板，他们成了一群帝制时代的祖宗。
一
高祖皇帝刘邦以一介布衣，只用了七年时间就取得了天下，若没有帝王所具备的诸多要素，无论如何，在造反时已经四十七岁的他是不可能办到的。高祖皇帝在登基后曾明确表示，他在军事上不如韩信，在谋略上不如张良，在治世上不如萧何，可他却得到了天下，这全是因为自己能善用这三个人。否则何能如此！高祖皇帝在知人上的绝顶智慧恐怕是历代帝王无法比拟的。他的用人智慧因此而成为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的“圣经”。可以说，高祖皇帝之所以能成为开国皇帝，全在于他动用了别人最大的智慧为自己服务，将所有人的智慧凝聚在一起为己所用。
高祖皇帝未发迹时，就已经有很多朋友。“萧何，沛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吏；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从这份名单与他们的履历中可以看到，高祖皇帝的朋友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为什么能与这些不同层次的人相交，并且游刃有余？全在于他能清楚地了解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喜好。由此锻炼出了他对什么人用什么方法的技能。比如他与樊哙等武将相处的方式就是“酒肉同饮”“以剑击柱”，而对待张良，则以礼相见，以兄礼待之。在对待狂生郦食其时，他能比郦食其还狂，“踞床，使两女子洗足”。而他的目的无非是激郦食其，让他明白狂生并不足道，同时也为了试其才。当他感觉郦食其言语不凡时，则立即以礼相待。表面上看，高祖皇帝已经近于五十却仍流氓习气十足，但他内在的大智大慧却非常人能够企及，而正是多年的市井生活让他具备了这种能力。
在反秦过程中，刘邦对人才不拘一格的运用和积极采纳当时社会环境流行的多种推荐人才的方法，使得他的集团在那个非常时期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人才应时而出，应时而用。如此的良性循环正是人才辈出的前提，也是他手下贤臣良将众多的最根本原因，也为其在打江山的实力上增加了最重要的砝码。
而高祖皇帝不拘一格的用人方式也为后来帝制时代的帝王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模板。在高祖皇帝之前，没有一位帝王让自己的组织成员几乎集体来自社会底层，比如，与他同时代的项羽在用人上就仍旧保持着之前的君主用人方式，以贵族为主。
其实，高祖皇帝之所以开了这个头，只是因为他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在帝国后来的历程中，尤其是武帝，在用人上却始终效仿高祖皇帝，起用下层人士作为帝国的中坚。卫青与霍去病就是极好的证明。高祖皇帝之所以能起用社会底层的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出身环境。确切地说，高祖皇帝也来自社会下层。秦帝国的风卷残云，早已把战国的贵族一扫而空，而剩下来的贵族阶层由于自尊与荣耀的丧失，已经很难在反秦斗争中取得绝对的主动权。代表着那个时代贵族的项羽因贵族势力的势单力薄，最终败给了代表了平民阶层的高祖皇帝。
从社会底层而来的开国帝王大都有江湖气，这是因为市井之中原本就是一个以“义”为主的江湖。由于开国皇帝自己的身份就算不上贵族，其所联合的力量也同样来自江湖，所以，即使在成为天下之主后，他们也不能消除身上的这种气息。
高祖皇帝初登极时，因其出身的原因，将秦帝国繁杂的礼仪与仪制法令通通废除，所以，帝国初年，朝廷的礼仪相当简易。以至于臣子们就在他面前争功，并且大肆饮酒，醉酒者则胡乱呼喊，拔剑击柱，这不免让已经贵为帝王的高祖皇帝很是厌恶。为此，他开始寻求儒生的帮助，试图设立一种“礼”来治下。当一位儒生建议说重新制定礼仪制度时，高祖皇帝立即表示同意。在复杂的礼仪制度制定后，群臣开始按照礼仪制度来觐见高祖皇帝，并且谨小慎微，恭敬有加。直到此时，高祖皇帝才领略到做皇帝的乐趣。由此可以看出，在帝国初期，高祖皇帝并无君王之威可言。他仍旧把自己放在一个江湖大哥的位置上，而当礼仪制度制定完毕，他才成为真正的帝制所要求的皇帝。
即使如此，高祖皇帝身上的江湖气息仍然不能消失。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三月中旬，高祖皇帝再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要离开人间，他突然与功臣们相约在一起，杀掉一匹白马，对天盟誓。这就是大汉帝国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白马之盟”。白马之盟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只要大汉帝国存在，大臣们的后代就永远富贵）；第二，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非皇族成员不得封王，没有军功者不得封侯）。
多年以来，很多人都对这一盟誓提出质疑，因为在任何正统的史书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白马之盟包括的两个内容都是后来帝国的臣子们嘴中说出来的。事实上，这一现象很好理解。白马之盟俨然就是作为皇帝的高祖与作为臣子们的那些好朋友之间的一个具有江湖味道的誓言而已。它不可能成为大汉帝国的制度，它不能明著史书，更不能标榜于庙堂。
高祖皇帝来自江湖，自然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都带有江湖习气。在他看来，想要保住刘氏江山，所有的制度都不可靠，秦帝国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因此，想要保住刘氏江山，就必须要臣子们的齐心协力。但如何让臣子们齐心协力，这在高祖皇帝心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汉帝国在初期具有很大的波动性，确切地说，表面上帝国已经拥有了秦帝国的领土，并且分封制与郡县制开始执行。但实质上，对于在治世上认识不强的高祖皇帝而言，他看不到由这种制度所带来的良好效果和潜在的弊端。也就是说，他虽然把帝国的政治制度固定下来，但他不敢保证这种制度能使帝国风平浪静。江湖险恶，人心不可测，仅凭帝国初期萧何等从秦帝国那里“借来”的制度不能让高祖皇帝放心。
大凡开国皇帝都会犯一种很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他把威胁帝国生存的力量都归于人，而不是试图去建立一些制度来规避这种他所认定的风险。高祖皇帝即是如此。所以，他才希图把所有人聚集到一起，让他们充当帝国的另一种制度，来为刘氏江山保驾护航。
其实，白马之盟的确是一步高棋，通过白马之盟，高祖皇帝把与自己一起反秦和楚汉战争中共甘苦的布衣将相们及其子孙的命运和大汉帝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让他们为维持刘氏统治而心甘情愿地战斗。想要让这一理想成为可能，高祖皇帝想不出到底怎样才能在制度上有所建设，所以，他只能凭借与那些功臣的友谊，希望通过人情来达到目的。
毋庸置疑，白马之盟在日后的确成了帝国所有人活着的高祖皇帝，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非常时刻将这一充满江湖气息的盟誓搬出来，与挑战它的人对抗。它成了大汉帝国的“祖宗家法”，一种不能被任何人变更的隐蔽在帝国政治之外的制度。
吕后当国时期，她很想封自己的几个亲戚为王，当时的丞相王陵却在朝堂之上立即给予否决，这时，白马之盟第一次从王陵口中说出。在朝堂争辩后，王陵又责怪当时的另一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不能当廷对抗：“你们难道忘了当初与高祖歃血而盟的事了吗？现在高祖死了，吕后想要违反高祖之盟，你们却不制止，他日在阴间，你们有何面目见高祖？”
即使吕后后来仍旧封了她的亲戚为王，但王陵的话并非等于白说。有了王陵的这一态度，分封诸吕的行为就永远是违法的。几年后，周勃与陈平联合帝国刘姓皇室向诸吕发难，其提出的口号之一就有诸吕没有遵守白马之盟。即使是吕后，也十分清楚白马之盟的重要，在其临终前，她对自己已经被封为王的两个亲戚说：“老皇帝当初与大臣有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我很快将要离开人世，你们一定要小心行事。”
白马之盟并未写进帝国的“宪法”，但其威力却比帝国的任何制度都要巨大。景帝时代，窦太后唆使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为侯，时任丞相的周亚夫就搬出了白马之盟，汉景帝不能违背祖宗成宪，只好作罢。成帝时，外戚王氏强大，帝国的臣子们集体到高祖庙中乞灵于高祖皇帝，并借助阴阳五行之说最终迫使极不安分的外戚大将军、大司马王凤辞职。西汉如此，即使到了东汉，白马之盟依旧在帝国发挥作用。章帝时，几次想要封马太后的兄弟为侯，可是十分安分的马太后都婉言谢绝。安帝时，朝阳侯刘护从兄刘瑰因娶安帝乳母王圣的女儿伯荣为妻，而袭刘护爵位。帝国臣子杨震立即就上疏皇帝道：“我听说高祖与大臣有白马之盟，非功臣不得封，刘瑰无功，怎可得爵位？！”灵帝一朝，宦官当政把帝国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一位正直的宦官吕强上疏陈词，其所依据的仍旧是高祖皇帝的白马之盟。
作为大汉的“祖宗”，高祖皇帝以及他的白马之盟的作用在大汉帝国的历史上还不仅限于此。西汉末年，书生王莽托古改制，实行各种不合事宜的改革，使得天下大乱。各地的起事者和一些贵族都以“汉后”之名起兵。他们之所以能联合在一起向王莽开战，全是因为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当时最强大的起事大军绿林军提出的口号就是“立刘氏以从人望”，他们把辛苦经营来的起事成果一股脑儿地交给了高祖皇帝的后裔刘玄。这位皇帝在有人建议他效仿当初高祖皇帝大封诸王时，其所给出的回答让人惊讶：“当初高祖皇帝说过，非刘氏不王。”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离白马之盟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其仍旧被帝国的一些人提及，足见这已经成为帝国的一种思想，影响着大汉帝国的进程。
但凡一个开国帝王，其人格魅力以及思想都会对这个帝国的将来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我们称这为“开国帝王的阴魂”。在一个帝国的历史上，开国帝王的“阴魂”始终不会散去。如果说白马之盟是高祖皇帝思想的“阴魂”的话，那么高祖皇帝的言谈举止对帝国的影响就是其人格魅力的“阴魂”。在后来的几位帝王那里，或者是由于基因遗传，又或者是由于谨遵祖先教诲，文、景二帝与武帝都仿佛是被高祖皇帝“灵魂”附体，他们指点帝国江山无疑也就有着高祖皇帝的影子。
作为帝国的开创者，高祖皇帝经历了战国末期，他亲眼见到秦帝国用暴力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当他在自己的家乡见到秦始皇的车队时，被彻底震慑住了。他几乎是艳羡地说，大丈夫就应该这样。然而，那年他已经过了不惑之年。每个人过了不惑之年，其思想与思维都已定型。他所看到的是秦始皇的威严，他更看到了能让秦始皇有如此大场面是由于暴力的支撑。他虽然不知道这种暴力背后的指导思想来源于法家，但对于秦帝国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产生与存在过程，其内心的震撼自然是非常强烈的。在其进入咸阳后，为了稳定人心，在萧何的建议下发出了约法三章。但在高祖皇帝的心目中，秦始皇那高大的形象却始终挥之不去。他的思想还停留在秦帝国制度上，这就是他在立国初期非常同意萧何的拿来主义的原因。
在大汉帝国的初期，秦帝国的大部分法制仍然存在。这里虽然有帝国策划者的知识水平不够的原因，但主要还是跟高祖皇帝的思想有关。在高祖皇帝心中，秦帝国所以灭亡并非是因为法家思想错误，而是因为执行法家思想的人有问题。法家思想能让秦帝国强大并统一天下就足以说明这种思想的可选择性与实用性。在帝国初期，有儒生建议他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高祖皇帝很重视这句话，或许也正是这句话使得他对秦帝国重新审视了一番，但由于其无治世之才以及作为丞相的萧何在统治思想以及制度上的创见有限，所以，大汉帝国的初期不过是秦帝国的一个延续，这种延续直到高祖皇帝在攻灭异姓王以及经历了生死一线的白登之围后才有了改变。一系列的折腾已经使得这个帝国奄奄一息，在这个时候倘若还不改变，那么，只有死路一条。
谁来做出改变？一定要是高祖皇帝。在他的晚年，他与丞相萧何清醒地认识到，与民休息才是治国之道，至少是暂时的治国之道。即使在今天看来，高祖皇帝与萧何所认定的这一无为思想也并没有明确地将经济发展作为主要的帝国思想。大汉帝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从帝国内部认为，仅凭农业完全可以让这个帝国运转自如。然而，它带来的利益可能只有一个：使帝国的粮食充足，令百姓不至于颠沛流离。作为这个偌大帝国的执政者，他之所以要实行农业思想，其背后却是有一定阴谋的，那就是把帝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民控制在土地上。对农业帝国而言，倘若没有流民，这个帝国就已经稳定了一大半，即使它不能强盛，但对统治者而言，至少帝国不会由下而上地被推翻。高祖皇帝与萧何的初衷可能仅限于此。然而，所谓的与民休息，在帝国初年，即使到高祖皇帝龙驭上宾后，也并没有实现。朝廷征收的税收大部分都摊在了贫苦百姓的身上，并且与历代王朝相比，其税收也并不是最低的。高祖皇帝在有生之年不可能看到，随着大地主的崛起，帝国迫切需要另外一种经济势力的加入，这就是商业。最后，吕后完成了这一任务，吕后当国期间，帝国的商业发展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吕后虽然在形式上改变了高祖皇帝的经济政策，却永远不敢改变另一种政治，那就是同姓王的问题。
在高祖皇帝心中，秦帝国之所以灭亡另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实行了彻底的郡县制。如此一来，天下一旦有变，只有中央咸阳作为一个单独的指挥机构和军事机构向整个帝国延伸，地方上却没有一种军事力量呼应中央，而阻止这种自下而上的叛乱。所以，高祖皇帝后来大封同姓王多半正是基于这一考虑。
帝国经过三代，虽然有诸多大臣频频向皇帝警告同姓王问题已经是帝国的一大隐患，但如果不是吴王策划了那次七国叛乱，帝国的皇帝始终不敢违背高祖皇帝的既定政策，对同姓王进行露骨的打击。
高祖皇帝的性格近于豪放，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敢打敢拼。这在帝国初建时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他对异姓王痛下杀手和斩草除根就是明证。其刚毅果敢的性格使他对自己的继承人，后来的惠帝很不满意。之所以后来没有废掉惠帝，一部分原因是“朝臣”与后宫的共同对抗，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在制定了国家的“无为”方针后，他不想让一个性格如己的人来管理国家。然而，高祖皇帝的性格中又有阴狠毒辣的一面，韩信之死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同时，他更有历代帝王猜忌的心理，而萧何屡屡被其怀疑就是明证。而且，高祖皇帝又是个非常迷信的人，每次出征前，都要做占卜，让它给自己的行动背书。
一代开国帝王，其性格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性格，而是权力与欲望和他固有性格的“大杂烩”。这种大杂烩性格在日后成了他的子孙的参照。惠帝可能继承了他最温柔的一面，以无为而“无为”。文帝则继承了他温柔与迷信的两个方面。而景帝则是他那种阴狠毒辣的最好继承人。至于武帝，如果不是帝国用了多年的发展而达到了那个高度，武帝无疑就是高祖皇帝第二。其对匈奴的不服，导致了大汉帝国与匈奴战争频仍；而其对神仙思想的崇奉，又导致了武帝一朝，求访神仙变成一项国家指定的浩大工程。
与匈奴开战，高祖皇帝尝试过，并且临死前，他都认为被匈奴击败是此朝甚至是这个帝国最大的耻辱。然而，一位高瞻远瞩的皇帝不会将帝国的仇恨强加在他的后继者身上。在他临终的遗嘱中，其对后事的安排，居然只限于对丞相的任命上，丝毫未提到匈奴问题。这就是大汉帝国开创者的大智慧，因为他知道，一代人只能做一代的事。将来的事，他无法保证，他所能保证的就是帝国在丞相的领导下正常运转，也就是谁来担任丞相才不至于让帝国失去方向。
多年以后，当武帝向匈奴开战，并且取得了巨大胜利时，高祖皇帝早已经不知道了。大概，他也没能预料到他所创建的帝国在60多年后会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吧。国力大盛，同姓王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中央集权越发巩固。这个帝国的意识形态从无为不争变成了有为进取。他一向讨厌的儒生成为了这个帝国的中坚力量，从此开始了以儒家思想治国的漫长时代。
总的来说，大汉帝国在高祖皇帝之后的三帝一后的手中，始终是一个封闭型的帝国。它一门心思在休养生息，对匈奴始终一忍再忍。然而，当这个帝国经过60年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后，已是皇帝的武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宿敌开战。仿佛一夜之间，大汉王朝突然变了一个开拓型的帝国。表面来看，这似乎是高祖皇帝的子孙们违背了祖宗的思想。但事实上，高祖皇帝在成为皇帝后的岁月中，始终都在进取，都在开拓。只不过在与匈奴作战失败后，才认识到帝国的不足，开始转变思想，将开拓暂时地隐藏为无为。也就是说，武帝的开拓是活在整个帝国心中的高祖皇帝的“灵魂”。这个帝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未来开疆拓土的命运。
二
萧何不值得有志于君子之道的人学习，但他却值得任何一个帝制时代皇帝的重视。他是大汉帝国历代丞相的祖宗，也是中国帝制时代丞相的楷模。萧何死于公元前193年，坐上丞相位还不到10年。但他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给大汉帝国树立了丞相的典范，从此之后，他的“灵魂”便始终附在了他的继任者的身上。他对帝国的贡献以及在处理跟皇帝的关系方面，成为整个封建社会丞相最优秀的标杆：之于帝国，他是完美的化身；之于君子之道，他应该是老谋深算的代表。
即使用今天最刻薄的眼光来看，萧何也是个人才，他是个兼司法、民政、后勤于一体的专业人士。在“以吏为师”的秦帝国，萧何的办事能力得到了不俗的表现，在秦帝国的政绩考核中曾名列榜首。萧何在那个时候肯定还不敢把自己与秦帝国的丞相李斯相比，作为中国封建帝制史上的两位丞相，二人有着最本质的不同。他们虽然都具备丞相的才华，但李斯过于功利，由于受荀子思想影响，其对人对事相当刻薄。萧何则外表忠厚，待人诚恳。即使在没有成为帝国的丞相前，他就与已近知天命之年却仍一事无成的高祖皇帝刘邦倾心结交。二人真正结交不知始于何时，但其关系之亲密肯定非同一般。否则，高祖皇帝刘邦不会在向秦帝国发难的第一时刻就想到了萧何。
刘邦让萧何做管理平民、财税、安抚百姓、颁布政令、为军队供应粮草等后勤工作，在帮助刘邦逐步发展势力的过程中，萧何把所有工作都完成得非常出色。刘邦进入秦帝国的都城咸阳后，当所有人都开始满足自己的贪欲时，萧何却第一个跑进秦帝国的中枢部门，把秦帝国的文书档案、律令图书等收集起来。在后来与项羽的战争中，刘邦之所以能对全国的军事要塞、地形地貌、人口数量、经济状况了如指掌，全是萧何的功劳。
楚汉战争进行了四年，在开始时，刘邦常常吃败仗，幸亏萧何在大后方把兵员和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前线，才使刘邦反败为胜，最终建立了大汉帝国。
在帝国建立后不久，高祖皇帝论功行赏，认为萧何的功劳是最大的。但是，出力时无人喊苦，得功时却有人喊冤。对众多大臣而言，他们根本没有看到萧何在帝国创建过程中立了什么功劳。一位将军抱怨说：“我等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百战沙场，都立下大小不等的战功。可萧何甚至都没有打过仗，怎么就有功劳了呢？怎么就成了第一功臣了呢？”
高祖的回答耐人寻味：“各位是否都打过猎？知道猎狗吗？在打猎时，追逐野兽的工作是猎狗干的，可发现猎物操纵指挥猎狗的却是猎人。像你们这些人，只能擒捕野兽，功劳不过也就像猎狗，也就是功狗。但萧何却能够发现猎物并操纵指挥你们，他的功劳就好比是猎人。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诸位大多只是单身追随我，至多也不过两三人。而萧何却把自己宗族里几十个年轻人送上前线，这个你们谁能做得到？他的功劳是不能忘记的，也没有谁可以比得上！”
高祖皇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武将立下多么大的功劳，也永远不能与运筹帷幄的文臣相比。这倒并不是因为高祖真有多么高深的见识，而是他实在找不到一种治国良策，他不具备治国之才，但萧何却有这个才能。萧何可以用秦帝国的制度来为大汉帝国量身定做另一套制度。高祖皇帝所不知道的是，萧何并无创新，只是简单地做了细节上的修改，就把秦帝国的制度照搬过来。但在不久后，萧何就发现，法令制度虽然可以效仿秦帝国，然而在帝国的意识形态上，却不能照抄秦帝国的法家思想。身为政治技术型人才，萧何明白一种政治技术的实施会给帝国带来什么，秦帝国的瞬间崩溃虽然不能绝对地用法家思想来解释，然而，以纯粹的政治技术手段来统治一个国家，显然不是事半功倍的事。然而，政治技术型人才萧何如果不在政治技术上下功夫，他也实在拿不出别的办法来让这个帝国正常运转。“无为”作为大汉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并非如后人所评价的那样是萧何等人特意提出的，而实在是担任丞相的萧何找不到切实可行的办法。一种看似散漫的，事不关己的“无为”思想由此在帝国政治思想上诞生，并持续了60多年，而且在后来的帝制史上始终有市场。
但事实上，帝国所提倡的“无为”的执政思路是否真的就适合这个刚刚诞生的新帝国，在那时真没有人可以为之打包票。无为在大汉帝国之前属于在野思想，难登大雅之堂。即使黄老思想最优秀的弟子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思想于个人修身有益，一个帝国倘若选择了这种思想，是福是祸的确很难下定论。虽然许多黄老思想的弟子声嘶力竭地叫喊一个优秀的国家应该以黄老思想来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但在东周国家林立时期，却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尝试。
历史很眷顾萧何，当他谨小慎微地提出这种思想并开始付诸实践时，苍天帮助了他。在萧何时代，无为的执政思路并没有得到彻底贯彻。高祖皇帝在登基不久后，就选择了向异姓王开战。在这样的环境下，想要无为是绝不可能的，萧何让百姓休养生息的愿望也无从实现。
因此，作为丞相，勤劳而忠诚的萧何又把自己投进了为这个帝国效犬马之劳的汪洋中去。高祖皇帝在扫除异姓王的几次战争中，萧何仍旧充当了后勤部长的角色，他把士兵和物资送上前线。在这一时期，他还将曾经由自己推荐给高祖皇帝，并帮助高祖皇帝打下江山的韩信骗进了长乐宫，配合吕后将其杀掉。多年以来，萧何的这一行为屡屡受到天下人的不满甚至攻击。然而，作为这个帝国的丞相，其最重要的责任是让这个帝国的皇帝安心。韩信在当时已经受到了高祖皇帝的猜忌，这俨然与他的责任相抵触，在朋友与责任二者之间，他放弃了前者。
韩信之死于他个人而言是一个悲剧，于帝国而言，则是一个惊喜。韩信在被高祖皇帝逐步地削夺兵权和自尊后，已经蜕变成潜在的造反分子。韩信有造反的实力，这是尽人皆知的事。萧何在这个时候很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他是一个帝国的丞相，而不是韩信的好朋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过是同情韩信的人的抱怨之言而已，萧何从无愧疚之心。他作为丞相，只对高祖皇帝负责，只对这个帝国负责。
萧何的这一报效皇帝与帝国的行为立即得到了高祖皇帝的回应。高祖皇帝在前线派遣特使到长安加封其五千户，并指派一名都尉率领500名精兵，作为他的卫队。
在众人的道贺声中，萧何却陷入了沉思。高祖皇帝已经待他不薄，他受到如此尊重，全凭他一腔为帝国心甘情愿而洒的热血。他深知，不要让自己掺和到政治斗争中去，几位异姓王的消失就是前车之鉴。他告诉自己，作为丞相，所能做的事就是竭尽全力来为皇帝分忧，来为这个帝国不辞辛劳。其他事，他可以一概不管。
在整个帝国的功臣中，萧何算得上是最有智谋之人，以保身有道著称的张良不过是一个逃跑的懦夫而已。萧何懂得如何处理好自己与皇帝之间的关系。表面上，他是在为帝国鞠躬尽瘁；事实上，他无非是想用这种勤奋的态度和具体行动来使高祖相信自己并非是争权夺利之徒。韩信自然做不到这一点，其他异姓王更是做不到。除了这些人的身份与萧何不同外，萧何所具备的心态，也是他们不具备的。
然而，即使萧何的态度与行动已经如此贴近高祖皇帝的心，但作为皇帝所必备的唯我独尊与猜忌心理仍然使他不可能对萧何放下心来。一位萧何的门客给这位帝国的丞相分析说，高祖皇帝统兵在外征战，含辛茹苦风餐露宿；可你在后方留守，并没有亲冒矢石征战沙场。现在却给你增加封邑，设置卫队，不过是因为你间接地诛杀了韩信，皇上笼络你而已。但这种尊崇已到极限，你最好是谢绝卫队和不接受封赏。凭高祖皇帝的为人，他是不可能真心给你这些的，只不过是想试探你一下罢了。萧何认可了这一分析，并付诸行动，高祖皇帝在得到萧何的反馈后，果然非常高兴。
三年后，高祖皇帝亲征韩王信叛军残部，作为丞相，萧何依旧留在后方支援前线。这一次与以往所不同的是，他不但做了后勤工作，还主持修建了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未央宫。
高祖皇帝回到长安后，见到宫阙壮伟，大发脾气，指责萧何：“天下苦战数年，动荡不安，国家还未稳。就连我的御用马车，滕公竟也无法找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来！将相们全都乘牛车上朝的，你难道不知道这种情况？现在却花费巨资来修建如此华丽的宫室？！”
萧何这个时候却给出了一个近于拍马屁的回答，他说，天子以四海为家，倘若不把宫室建得壮丽一些，怎么能体现出天子的威严呢？高祖皇帝陷入沉思，最终还是认可了萧何的说法。从此后，未央宫代替长乐宫成了帝国的中枢所在。
事实上，凭萧何的智慧，他不可能随随便便就建未央宫这样庞大的工程。他给高祖皇帝的回答只是一种敷衍，其真正的目的，是希望高祖皇帝能建都长安，而不要建都洛阳。大汉帝国的建都问题在帝国初年始终是一个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高祖皇帝刚建立帝国时，就有人向他提出要建都洛阳。这正如当年许多项羽的部下要他回江东一样，高祖皇帝的部将大都是关东人，衣锦还乡即使不是一种炫耀心理，也是一种落叶归根的思想。项羽当年为什么要回江东，有一个原因，他的士兵大都是江东人，倘若就在关中扎下根来，兵将们思念故土的情绪可能会引出不必要的麻烦。到那个时候，结局不堪设想。
高祖皇帝自然也有这种想法，但许多有识之士却认为长安作为都城的条件要远胜于洛阳。用那位提出“和亲”政策的刘敬的说法，洛阳地处天下之中，从春秋战国直到楚汉战争，其间经历了大战70场，小战40场，其地已经残破不堪。但关中则土壤肥沃，基本没有遭受战争的蹂躏。加上地势被山带河，易守难攻，实在是定都的绝佳之所。但提议建都洛阳的人却反驳说，如果说易守难攻，那肯定是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山、渑池，背靠黄河，前临伊水、洛水，地理形势险要，正是定都的绝佳地点。长安派的人立即站出来说，洛阳虽然地势险要，但腹地纵深太短，只区区几百里，而且民穷地瘠，加之处在天下的中央，很容易遭受来自四面的攻击。而长安则不同，北边有大片肥沃的草原，南边是富饶的巴蜀两郡，东边则有崤山与函谷关的天然屏障，定都于此，既可以闭关自保，又可以向东控制诸王。正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这种自说自话似的争议在帝国历史上还要发生很多次，高祖皇帝第一次感到在两种意见面前无法做出判断，他暂时把这件事放在了一边。这个时候，就有了萧何在长安城里大造未央宫的事情。他的目的很简单——让高祖皇帝把长安作为都城。
这件事情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萧何。在定都问题上，萧何既不是争论上的长安派也不是洛阳派，他是个实干派。他没有在朝堂之上说出自己的立场，却用行动表达了他本人坚持的立场。
但是，作为朝廷的丞相，其与国家的代表——皇帝之间是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和谐的。大汉帝国的朝廷由丞相一手领导，原则上，即使作为最勤奋的皇帝，也没有理由来向任何朝臣，除了丞相传达自己的旨意。确切地说，帝国政治制度实行问责制，皇帝只能向丞相问责。丞相的权力之大可见一斑，他领导百官，管理整个帝国的一切事务，只向皇帝一人负责。正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正是这种权力使得皇帝会对其有所猜忌。
按理，丞相不掌握兵权，也无法通过别的手段来取代皇帝，这就是秦始皇的认识。秦始皇在位多年，从未无故诛杀一名臣子，从未对丞相李斯怀疑非难过。除了始皇帝的自信外，秦帝国的建国模式也与大汉帝国不同。秦帝国像一个面，因“覆盖”六国而完成帝国的创建。但大汉帝国却是一个点，经过不断的斗争才形成了一个面，然后以这个面“覆盖”了项羽。也就是说，高祖皇帝亲历了从点开始直到面的完成过程。他深知，自己这个点也可以被别人所取代，在他还是那个点的时候，任何人都是个点。所不同的是，最终他把点扩展成了面。
这就使一大部分帝制时代的开国皇帝有了一种心理定式，任何人都有可能通过点来达到面的完成。异姓王是那个点，萧何很可能也是那个点。所以，自秦帝国之后，所有开国皇帝之大杀功臣并不仅仅是中了“狡兔死，走狗烹”的魔咒。
公元前196年，淮南王黥布造反，高祖亲自率军征讨。萧何也再次担当起后勤任务，然而，高祖皇帝却始终不放心留萧何自己在后方，在征讨期间，曾多次派遣使者回来询问萧何在做些什么。在得到“萧相国因为陛下亲征，留在长安处理朝政安抚百姓，一切如常。他还是跟从前一样，尽可能把自己的私财拿出来捐助军队”时，高祖皇帝不但未喜，反而有些焦心。在他看来，自己之所以能在被封为汉王后还能向项羽开战，全是因为他在关中收揽了人心，而萧何在长安所做的一切好像也是收揽人心的事情。
萧何此时自然也感到了危机，他的一个幕僚对他说：“您功劳第一，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难道还可以复加吗？您从最初进入关中，就深得民心，迄今已十余年，天下百姓都亲附信任您。您忠君忧国，还在孜孜不倦地勤于政事。皇上之所以屡次询问您的情况，是害怕您威望过高，倾动朝野。”
萧何略略点头，问计。幕僚建议他：“现在，您不如多多地利用低价、赊欠等手法强行购买田地，故意败坏自己的名声，好让皇上安心。”萧何果然按计行事，高祖皇帝在得知这样的事情后不但没有怪罪萧何，反而欣喜欲笑。倘若萧何知道高祖在笑，不知做何感想。在此时的政治生活里，原本纯净的人性早已扭曲，任何人都必须要学会如何把自己搞得肮脏。即使让自己成为最下流的人也在所不惜，只要最高领导人不会对你有所怀疑。
然而，萧何终究要受到皇帝的打击。在高祖击败黥布回朝后，萧何为民请命：“长安一带土地狭窄，田少而人多，不少人无以为生。上林苑中已经废弃的空地很多，希望您能让百姓进去耕种，粮食归民众所有，留下禾秆、麦秸饲养禽兽。这样，于国于民都有利。”
事实上，这的确是一件小事。上林苑所以废弃那么多的空地，全是因为高祖皇帝无暇进入其中享乐。表面而言，萧何这个请求也在情理之中。实际不然！皇家的永远都是皇家的，上天赐予的，只有皇家成员有资格享有。萧何不知道这一点，所以，高祖皇帝听完萧何的请求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将帝国的丞相萧何交付廷尉，并且戴上刑具，入狱讯问。萧何在狱中待了很久，才有一位卫尉在殿中执勤侍奉高祖时，百思不得其解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陛下突然把丞相关押起来，他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高祖皇帝有理由不回答，但他也对萧何所做的事存有疑问，因此对这位卫尉说：“据说秦帝国李斯做始皇帝的丞相，过则归己，功则归君。现在萧何做我的丞相，大概是接受了一群人的贿赂，居然打起了皇家园林的主意，居然还拿民众说事，为他自己博取名声。这岂不是过则归君，功则归己吗？”
这位卫尉立即说道：“丞相的本分就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做利国利民的事情和为民请命，这本就是他应该做的事。您怎么能怀疑相国接受了一群人的钱财呢？况且，陛下过去与项羽相持苦战四年，陈豨、黥布反叛时，陛下又亲率大军平叛，那个时候，萧丞相留守关中主持一切，如果他真有异心，只要略一振臂，函谷关以西的地方恐怕就不是您的土地了。丞相的智慧并不少，他没有在那个时候牟取天下之利，怎么可能在今天接受别人的钱财而谋微薄之利呢？据说秦始皇就是因为不愿意听到自己的过错才导致秦二世而亡，李斯那种人又哪里值得效法呢？陛下无端怀疑丞相，恐非天下之福！”
这一席话，恐怕高祖皇帝早已经明白，他捉拿萧何的目的无非是想警告他一下。萧何被释放后，白发飘飘，高祖皇帝用几句玩笑话消除了二人之间的误会。之后，萧何还是丞相，也还是萧何。高祖皇帝死后第三年，萧何丞相去世，代替他的是高祖皇帝指定的曹参。
萧何的死并没有在帝国引起大的震动，如同高祖皇帝的死没有引发帝国波动一样。这个帝国的第一任丞相始终跟随在高祖皇帝周围，若没有萧何，大汉帝国恐怕就不可能建立，至少不会建立得那么快。多年以后，每个丞相都希望能如萧何一样处理好与皇帝之间本不可能处理好的关系。然而，这位丞相的“祖宗”并没有留下这方面的智谋之术。他留给后人的只是为国为民的勤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为这个帝国贡献了一生的心血，这又不能不说是作为丞相的悲哀。他树立了丞相必须要呕心沥血、总理帝国事务的楷模。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正是他的保身之道。他之所以尽量让自己远离政治斗争的旋涡，用全身心的力量去做一些为国为民的辛苦之事，无非就是希望能躲过高祖皇帝的杀戮之剑。
在历代帝国的他的“子孙”中，很多丞相默默无闻，原因就是，他的“子孙”有他的智慧，却没有他鞠躬尽瘁的精神！
三
张良在大汉帝国乃至后世的民间似乎永远都是智慧的化身，人们甚至认为他的智慧来自仙人。人们为他编织了许多传说，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张良已经不是众生中的一员，他仿佛来自于天外。
民间之所以如此吹捧他，跟他后来的功成身退有关。作为汉初三杰之一，张良虽然足智多谋，被高祖皇帝认定为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人，但他不过是一个凡人。他的智慧未必就高于萧何与韩信，他之所以能成为传奇，全在于他谋身有余。
张良是贵族，也曾经是热血青年，他曾与人合作刺杀秦始皇，可惜失败。陈胜起事后，他在躲避之地招揽了一百多人举起反秦旗帜，不久后投奔了高祖皇帝刘邦。在刘邦创建帝国的七年中，张良始终作为最受刘邦敬重的谋士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为刘邦出谋划策，屡屡让刘邦脱离险境，最有名的当是项羽在鸿门摆的那场宴会，如果不是张良在事前以及饭局上的智慧，恐怕就不可能有大汉帝国了。同样，如果不是张良在桌子下面用脚提醒了高祖皇帝，盛怒下的高祖皇帝就不可能答应封韩信为齐王，韩信有可能自立为王，或是倒戈项羽，历史可能会被改写。可以说，正是张良保住了高祖皇帝的命，也是张良奠定了高祖皇帝开创大汉帝国的基石。这些功劳自不需他人多言，高祖皇帝本人就不得不承认，帝国能有这番基业，全在于张良的运筹帷幄。
帝国建立之后，高祖皇帝大封群臣，却对张良这个谋略之士用了一番心机。他当时对张良说，你可以“自择齐三万户”。也就是告诉张良，齐国那片土地，你随便挑出三万户。这显然是个圈套。高祖皇帝知道，张良更是明白。仅在两年前，韩信攻下齐国后要求刘邦封他为齐王，刘邦在张良的提醒下才勉强封了韩信为齐王。无论刘邦是否乐意，齐地在此时仍旧是韩信的封地。他现在却要把张良封到齐地去，目的只有一个：让张良与韩信二人互相牵制，或者是，让张良自动退出。
张良给了答案，他退出。他对高祖皇帝说：“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震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他接着说道：“我在博浪沙与人行刺秦始皇失败，逃到下邳避难，最早和你相识于留（“留”是江苏省沛县东南的一座小城），在那里我待了九年，所以我对那座小城很难割舍，您就封我到那里做留侯吧。”于是，高祖皇帝顺势“封良为留侯”。
帝国初年，王与侯还不仅仅是厚禄和身份的区别，还有功劳大小的差别。很显然，张良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做好了“退出”的准备。他跟随高祖皇帝多年，对高祖皇帝的了解恐怕比高祖皇帝本人更深。尤其让他看透的是，权力能使人变异，如今坐在龙椅上的这个高祖皇帝已经不是当年的汉王刘邦了。张良最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历代君王在打江山的时候，由于正是用人之际，所以他们都会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人才在此时也会得到尊重和重视，皇帝可以和他们一道同甘苦共患难打天下。但是，一旦功成名就之后，帝王们却不能和他们一同分享胜利的果实，这似乎是一种惯性或者说是一种传统，帝王们开始害怕昔日的功臣“功高盖主”，怕功臣会威胁他的皇位，那么，“狡兔死，走狗烹”的魔咒也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张良在高祖皇帝的要求下并没有去封地，而是住在了长安城。其保身之术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被他运用得炉火纯青。他开始对高祖皇帝说自己准备“学辟谷”。“辟谷”就是不吃饭，是一种修道的方法。由此他向高祖皇帝证明，他决定要抛弃人间世事，不食人间烟火，以求修道成仙。接着，他说自己有病了，开始不上朝，过起了“大隐隐于市”的生活。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劝说当时三杰之一的韩信也应该功成身退，但韩信并不认为这种功成身退是人臣之道。对这位帝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将军来说，他为帝国立下了不朽功勋，他根本不会去思考那些可能发生的厄运。后来，韩信临死前叹出了那句流传千载的名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但是，他却没有想起张良当初对他的劝告。也许，张良这种“退出”的智慧只能用事实来佐证才能使当事人明白并认可。
张良在彻底退出帝国舞台之前，只参与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高祖皇帝在某段时间突然发现，文臣武将们每天都在沙地上三五成堆，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他找来张良问：“他们在商量什么？”
张良给出了惊人的回答：“在商量谋反！”
高祖皇帝大惊：“天下刚刚安定，为什么要谋反？”
张良的回答的确符合当时的情形：“陛下您是布衣出身，他们这些人跟随你征战沙场，出生入死，现在您已贵为天子，他们自然也希望与您同享富贵。但您前段时间所封赏的人都是萧何、曹参等亲信故旧，这当然不是使他们不满的。令他们不满的是，您诛杀的都是同陛下及萧、曹等有怨仇的人。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已经不抱怨自己是否被封赏，而是开始担心自己是否被诛杀了。所以，他们才聚集在一起，一起商量谋反。”
高祖皇帝急忙问策略，张良问他：“在这些人中，您最恨的是谁？”
高祖皇帝咬牙切齿：“雍齿！这个人多次羞辱我，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我本来想对他下手，可因为他立过大功，所以不忍心。”
张良道：“您现在立刻封赏雍齿，让大家打消顾虑，先把人心安定下来，后面的工作也就好做了。”
高祖皇帝按照张良的提议封赏了雍齿，群臣果然恢复了平静。这些人都知道，雍齿是高祖皇帝的大仇人，既然雍齿都被封赏了，自己还担心什么呢？
帝国初年的这场风波也许在高祖皇帝看来是惊险，但在张良眼中，纯粹是他的危言耸听。他之所以欺骗高祖皇帝说这些人想要造反，无非是因为现实情况的确不容乐观，倘若高祖皇帝不处理好功臣的问题，很有可能会酿出大乱来。
张良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取得了吕后的信赖。高祖皇帝后来想要废掉太子刘盈而改立刘如意。吕后当时惊慌失措，她几乎是本能地找到了张良。张良给她出主意说：“当今天下有皇帝所认可的四位大贤人，皇上想见却见不到。太子若能请他们为上宾，皇上看见了肯定会对太子刮目相看，太子之位也就保住了。”吕后按照张良的计谋而行，果然使儿子的太子之位得以保全。自然，吕后就对出主意的张良感激至深了。在帝国初年，诸功臣之死或多或少都跟吕后有很大的关系。像彭越，原本已经被高祖皇帝无罪释放，但吕后却不肯放过他，仍将他杀掉。而张良取信于吕后，这也就是他后来能够隐退的原因。
张良与萧何似乎永远都没有可比性，萧何是一个兢兢业业为帝国效力的走卒，而张良仿佛只是这个帝国的一个设计师，当帝国成立后，他就会心满意足地离开。当初，张良有称王的机遇，在他带领几百人向秦帝国宣战的时候，凭他的智谋足可以称霸一方而后也可以问鼎中原。可他最终却选择了辅佐别人。作为韩国贵族的后人，张良有着忠君思想自然毋庸置疑，然而这还不是他不想独自为战的理由。张良的智慧足以让他看清想要成为一个帝国的开创者该付出多少心血和多少人的生命。在踩着累累白骨前进时，张良似乎永远都没有这个勇气。尤为重要的是，智慧并不等于手腕。一个有着卓越智慧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他没有高祖皇帝在成为皇帝前海纳百川的胸襟，更没有高祖皇帝在登基后斩草除根的狠毒。所以，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谋臣，而不是一位君王。能找准自己的位置，是张良智慧的最完美表现。
然而，我们却不得不说，张良并不是大汉帝国历史上优秀的臣子。他的功成身退之道虽然保得了他的肉身，却不能保得了他的“灵魂”。大汉帝国在建立初期，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来为其添砖加瓦，由此打好它的根基。作为帝国历史上最具智慧的人，张良本应该留下来为帝国出力，即使如萧何那样屡屡被高祖猜忌，即使如韩信那样被吕后杀掉。他本不应该选择一条退路。人不能尽其才，就是浪费，就等于废物。张良的任务不仅仅是把一个帝国从废墟中建立起来，他还需要用他那无人可比的智谋为这个帝国献计献策，让帝国运转起来。
萧何能用自我亵渎的方法躲过高祖皇帝的猜忌，以张良的智谋自然也不可能被高祖皇帝屠戮。然而，他却在帝国最需要人才的时候消失在帝国的眼界中。他的消失给后来的诸多智慧之士提供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榜样”，那就是功成身退。由他而后，帝制史上的历代帝国出现了无数个“张良”。他们以为保住了肉身就是一种成功，他们自以为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只需要把帝国在大地上立起来，他们的责任就到此为止。多年以来，功成身退成为帝制时代诸多官员的座右铭，成为一批善于逃避为国效力的人的人生准则。其实，功成身退对于个人而言未尝不是好事，但对于他们所创建的帝国，却是一件坏事。
事实上，张良之“功”并未成。倘若真的把这种“功”当作是为韩国复仇的话，那么，在秦帝国灭亡时，他就应该走。然而他没有走；倘若这种“功”是为了辅佐高祖皇帝创建一个帝国的话，那么，在楚汉战争的后期，韩信与刘邦的合力已经不需要任何力量就可以把项羽击溃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走；倘若这种“功”是功劳的话，那么，他完全可以接受高祖皇帝的齐地三万户的封赏，然后去求成仙之道。在这里，我们不免有疑心，张良的功成身退中的“功”到底是哪一种？
他凭什么就说，自己已经功成？这个问题自然也要问问帝制时代的那些复制的“张良”，你们的“功”到底是什么功？
这或许就是张良永远也不能与萧何相提并论的原因，萧何选择了为帝国添砖加瓦，为帝国不惜最后一口气。而张良却选择了抛弃帝国，他的足智多谋对于大汉帝国已经毫无用处。他只不过是一些千方百计想在帝国政治场中保住肉身的人的“祖宗”。试想，总想保住肉身的人，对一个帝国而言有何益处？
四
作为帝国初年的三杰之一，韩信的下场最为悲惨。然而，韩信完全可以改变这种命运。在被刘邦封为大将后，韩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楚汉战争的天平开始向刘邦这边倾斜。在帝国创建的前一年，即公元前203年，韩信消灭了项羽的二十万军队，然后又取得齐地，成为当时除了刘邦与项羽之外的最大一个势力。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注定将来命运的砝码开始添加。第一件事就是他希望刘邦能封他为假齐王（代理齐王），此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日夜盼望他前来增援，如今却被韩信趁火打劫，他自然大怒，但却在张良的提醒下封了韩信为真齐王。自然，韩信和刘邦都知道，这个齐王的产生是夹杂了很多火花与愤恨的。
然而，韩信在得到真齐王的封号后，立即就把自己逼迫刘邦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韩信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人，别人对他的恩情他永远记得，别人对他的仇恨却转瞬即忘。这使他容易产生错觉，他也认为别人对他产生的仇恨，别人也会转眼即忘。但刘邦不可能永远大度。
韩信的命运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就能改变，但他最终却不做任何改变。当项羽得知自己的大将龙且被韩信杀掉后，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袭上了他的心头。这个一生都不主张用计的霸王第一次派人去计激韩信。被派去的人叫武涉，目的是策反韩信。武涉的看法是，倘若韩信现在能宣布独立，那么，天下就会三分。韩信也可做个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主人。韩信却当场就给予了回绝。
在武涉走后不久，一位叫蒯通的在野人士来到韩信处，他的想法跟武涉惊人的相似，劝韩信脱离刘邦，自立为王。按他的说法，韩信现在的力量已经足够与刘邦和项羽任何一支力量相抗衡。依汉则楚亡，归楚则汉危，中立则三分天下。
起初，韩信并没有给予清楚的回答，他一再拖延。对刘邦频频要求其出兵围击项羽的命令置若罔闻，韩信这个时候可能也在考虑蒯通的话。如果说，武涉的劝说还带有个人利益的话，那么，民间来的蒯通无门无派，其建议自然是设身处地为他的。但最终，他回答武涉的却是：“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
背叛自然可耻，尤其是恩将仇报。韩信能说出这样一段话来，其发自肺腑自然无可质疑。而他的命运没有因此而转弯，也正是缘于他的这种性格。
韩信似乎是我们这个民族知恩图报的楷模。自然，这跟他发迹前的经历有着很大关系。大汉帝国的功臣群体可以以“布衣将相”来概括，出身低贱是他们的标志。在这个群体中，韩信的出身低贱则要更为明显些。《资治通鉴》这样记载说：“初，淮阴人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人多厌之。”显然，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身无长计而能长大成人全靠混吃混喝，被人厌恶是很自然的事情。“从人寄食”的生活表面上看是没有自尊的表现，事实上，韩信的自尊心相当强。他当初经常去南昌亭亭长的家中混饭吃，某日，亭长的老婆提前了吃饭的时间且没有留饭给他吃，韩信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一怒之下就离开了亭长的家，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后来，他在河边钓鱼，遇到了几位洗涤丝棉的老大娘。其中一位老大娘很可怜他，就把饭分给他吃。韩信当时很感激，许愿说我以后一定报答你。后来韩信被封为楚王，在回到家乡后，他亲自去见了那位老大娘，以重金给予回报。
他在命运可以转折的时候没有选择背离刘邦，自然也是知恩图报的表现。在他看来，刘邦给予了自己太大的恩，自己不能做对不起刘邦的事情。
然而，刘邦对他做了什么呢？
帝国建立的前夜，即公元前202年，齐王韩信率三十万大军在垓下（今安徽固镇东北沱河南岸）将项羽的十万兵马团团包围，经过一番大战后，项羽仅带了二十八人冲出重围，逃至乌江，又被韩信的部队追上，迫使项羽挥剑自刎，四年的楚汉战争就此以刘邦的胜利而宣告终结。
韩信还没有来得及为这个帝国欢呼，刘邦就趁着在与不肯投降的项羽联盟国鲁国对峙期间，只带了几个随从突然冲进了韩信的军营，把韩信的官印和兵符全部收缴。使韩信成了有名无实的将军。在这段时期，韩信没有时间与刘邦沟通，而刘邦似乎也不想与他沟通。帝国建立后，论功行赏。韩信由齐王改封为楚王，高祖皇帝给出的理由是，那里是你的家乡，你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容易控制。此时的韩信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因为他已经无兵，他只能按照高祖设定的轨道向前一路奔跑。事实上，韩信回到楚地后还是很开心的，在楚王任上的四个月时间里，他没有一丝抱怨，但是，没有抱怨不等于没有危机。
身在离楚遥远的长安城中的高祖皇帝突然在某一天接到了一封告密信，说韩信想要造反。长乐宫中，功臣们似乎对韩信也并无好感，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来了兴趣，纷纷要求带兵去捉拿韩信。帝国的谋士陈平则认为，整个帝国中没有一位将军可与韩信相提并论，所以，对韩信采取军事行动无异于自取羞辱，因此，只能以诡诈的手段来对韩信进行捉拿：“古时天子常到各地巡游打猎，借此机会与诸侯交流。南方有云梦泽（湖南益阳以北、湖北江陵以南之地），您可以说到云梦泽巡游，会见那一带的诸王，韩信作为楚王，听说陛下到了云梦泽，按照礼仪，必来见陛下，陛下乘其不备，只需要一个壮士就能生擒他。”
韩信的这次被人告发谋反在历史上始终是个谜。否认韩信造反的人自然能拿出确凿的证据来，韩信在当初可以成三分天下之局时不造反，而却在楚王位上无兵无卒的情况下造反，显然说不过去。认定韩信造反的人则持如下观点：韩信在齐王位上时是真心诚意为刘邦效力的，因为那时刘邦待他不薄。但在帝国创建后，刘邦剥夺了他的兵权又封他为不起眼的楚王，使他心怀怨恨，所以，他绝对有造反的理由。然而，这种论断是错误的。韩信并非是在仇怨上斤斤计较之徒。当初，那位让他钻了胯下的无赖在韩信回到家乡后，恐惧万分。可韩信居然给了他一个小官来做，这足以说明，韩信并非是睚眦必报之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高祖皇帝的确待他不薄，也只有高祖皇帝才让他发挥了那出色的军事才能，才让他尝尽了人间最具威严的大将风采。
所以，是否有人告发韩信，这并不是重要的问题。在高祖皇帝眼中，天下是靠武力得来的。萧何与张良都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只有韩信可以。韩信的军事才能在高祖眼中无异于天外神话，只要他真的想要造反，帝国功臣中就没有一位将军能与其抗衡。因此，这一次告发，很可能就是高祖皇帝同时充当了告密者与接收者。
韩信在得到高祖皇帝要来云梦泽的消息后，神经立即紧绷起来。倘若有心灵感应一说，他很可能感觉到了高祖皇帝此次来的真实目的。然而他却想不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的确，他私自收留了曾经追随项羽的大将钟离眛，但二人是同乡，况且，这个时候的钟离眛早已经把一切事情都看淡了，只想在韩信这里安享晚年。韩信知道这一点，而他知道高祖皇帝不知道这一点。他找到钟离眛，把高祖皇帝要来楚地的事情说给钟离眛听，并且希望钟离眛能跟他一同去见高祖皇帝，以消除误会。
钟离眛当时苦笑，却出于朋友情谊，很关心地提醒韩信：“你若真将我逮捕交给刘邦，以此向刘邦献媚，那么，我今天死，你将择日而亡。”
韩信顾不了那么多，在军事上的远见卓识却无法运用到政治上来，他当前最想解决的问题就是消除高祖皇帝的疑虑。在他再三威逼下，朋友钟离眛选择了自杀。自杀前，钟离眛留给韩信一句话：“你真不是一个仁厚之人！”
钟离眛所无法理解的是，把军事才能发挥到出神入化境界的韩信居然是一个政治上的偏瘫，一个不懂政治基本规律的人是不可能理清个人友谊的，他让钟离眛自杀，并非是他的不厚道，而是他的短视，他“以一人之死挽救自己前途”的想法只能是痴人说梦。
果然，高祖皇帝在见到韩信后，立即将其捉拿，押到了洛阳。韩信当时很不服气，他认为自己已经杀掉了钟离眛，而且忠诚之心有目共睹，尤为重要的是他为帝国立下了赫赫战功，绝对不应该受到如此待遇。高祖皇帝最终还是认为韩信的确劳苦功高，而且自己也很理亏，于是释放了韩信，贬他为淮阴侯。
但是，二人不能相容已成事实。在外人眼中，高祖皇帝始终是怀疑韩信的，深知个中内情的人还知道当初韩信逼高祖皇帝封自己为齐王的事。高祖皇帝即使心胸再开阔，恐怕也不可能开阔到面对曾经被臣子逼迫而无动于衷的地步。所以，韩信的厄运很快就来了。这一次的谋反的确有告密者，告密者是韩信的一位门客的弟弟。这位门客因犯错而被韩信关押起来，并没有被释放的迹象。门客的弟弟思来想去，就想到了诬告。他立即向朝廷告密，说韩信要与阳夏侯陈豨谋反。
陈豨是帝国的开国功臣之一，帝国初期，被任命为巨鹿守。公元前197年，陈豨任代国的丞相。帝国规定，诸侯王的丞相都由帝国朝廷派遣。不久，陈豨自称代王，联合韩王信反叛，高祖皇帝亲率大军北上征讨，吕后及丞相萧何守卫国都长安。
告密信就是在这个时候传进长安的。长安方面立即有了动作。吕后慌忙召来萧何，商讨对策。萧何出主意说，由我去见韩信，诈说叛军已经被皇上平定，陈豨已死，诸侯与群臣皆入朝祝贺，也请他韩信入朝致贺。
就这样，萧何见到了韩信，把来意一说，韩信毫无防备地跟着萧何到了长乐宫。
结果可想而知，韩信进宫见不到皇帝，只见到了一大批武士，把他捆绑起来。吕后连问都不问，就将他杀掉了。韩信是否真的要跟陈豨谋反，据司马迁的记载：“陈豨拜为巨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
但是，这件事看起来相当可疑。韩信说自己可以在帝国腹地与陈豨里应外合，作为淮阴侯，他无权无兵，如何能里应外合？况且，当时陈豨是高祖皇帝最信任的臣子，为巨鹿守时根本就没有造反的迹象。韩信难道吃了豹子胆，敢与陈豨计划谋反？最关键的一点，当萧何说皇帝已经成功击败陈豨后，韩信没有一点反应，而是乖乖地跟着萧何到了长乐宫。韩信的谨慎在其要求他的好朋友钟离眛自杀时已经表现得很彻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这样疏忽大意？所以韩信之死，纯粹是大汉帝国历史上的一个阴谋，是帝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在得知韩信被杀后，高祖皇帝又喜又悲。这一喜一悲的两种心理足以说明这是一场阴谋。
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韩信倘若在楚王位上时真的造反，他会不会成功？
我们可以重提旧事，高祖皇帝当年只带几个随从而进入他的军营，收走了他的兵权。这说明，韩信军队的纪律很值得商榷。再把目光向后推四十年，周亚夫之治军连皇帝都不能轻易进入军营。二者一比，从治军角度来看，已经高下立判。韩信只具备军事指挥才能，却不具备治军才能。有证据表明，韩信军队的纪律相当松弛，他对军队的人数以及下级官员的名字都不记得，行军作战全凭他那天外飞来的军事智慧。倘若韩信真的造反，仅在维系军队上，他就无法办到。可见，他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他与造反的诸王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他无法运用自己的智慧得到全军上下思想的统一。当初他之所以被称为战神，全是因为在他的上面还有高祖皇帝，高祖皇帝是整个军队的精神领袖与核心。确切地说，韩信只能作为将军，却不能作为领导者。
大汉帝国最伟大的将军韩信至少给帝制史上的两类人做了“祖宗”，一类是战功卓著的开国将军，他们大都与韩信一个下场；另一类则是忍辱负重的人。忍辱负重并非是坏事，但过度的忍辱却很可能使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帝国永远地陷入无边的黑暗中。在一切都以成败论的基调中，韩信显然成为忍辱负重的代表。然而我们是否考虑过，倘若韩信受了胯下之辱后没有成为帝国的将军，那他的这次受辱是不是就成了懦夫的代名词？再把目光推向前几百年，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十年，如果不是后来因为吴王的昏庸而使他报了丧国之仇，那么，他吃了吴王的屎这一事件是否还值得我们学习？
韩信是否可以不死？司马迁认为：“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后世血食矣。”司马迁是希望韩信能学张良功成身退，但韩信无法退。他受到的贫穷使他一朝得志就不可能退下来。但事实上，他是最应该退下来的人。帝国建立后，如果没有战争，拥有军事才能的他无疑就等于花瓶。事实上，他一直在退，只不过是被逼着退，而不是转身挥一挥衣袖如张良一样潇洒地远走。
韩信为什么会死？司马迁认为，他不应该在刘邦最危难的时刻趁火打劫，这是市井无赖才玩的把戏。这恐怕还是一孔之见。韩信之所以必死，是因为他搞不明白，政治的一个“潜规则”是，当你被皇帝认为是威胁的时候，你给的往往是皇帝不想要的；你不想给的却往往是皇帝最想要的。前者如安分与忠诚，后者如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