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是最美的月份，生命力顽强的鸡蛋花完美无瑕地盛开着，巧妙地点缀在院子里，和站岗的保安颇为合拍。我向着房子驶去，保安挥手示意我继续往前。
一天已经结束，只有夜里开的花儿在空气中摇曳着香气。丝绒样的天空下，我眼前的这栋玻璃大楼就像一个巨大的黄色水族馆般熠熠发光。
我按保安的指挥停好车，沿着灯光昏暗的小道走去。每个转角都有保安等着，把我指向下一个转角。这些保安接力一样地把我往下传，在我身后，对讲机不断传出确认的声音。我到了。
这个建筑好像是两个空间站，一个玻璃的和一个石头的，相互交错。其中一个不着地悬浮着，一座闪闪发光的桥不知道通向哪里，它下面闪烁着好似降落信号灯的光芒。
这里每一样东西都古朴得令人难以置信。转角的地方笔直而锐利，小路两边围着装饰性凹槽，里面整齐地铺着碎石子儿。
保安让我穿过房子去后面的游泳池，他们指向一条有地灯的走道。走道前的滑门拉到一半，遮住了入口的一边。我往另外开着的那边走，就在一瞬间，我听到保安大喊不要过去，但我已经直接撞上了一块玻璃。这玻璃门太干净了，一点反光也没有。就算我被撞得跌跌撞撞，整个人弯下腰捂着自己的鼻子，我还是没觉得面前有门。
保安们哈哈大笑起来。有一个跑来帮助我这个笨客人，他让我不要从玻璃进去，而是从门进去——正常的那种门，不是滑门。他示范了怎么开门，好让我不至于再一次弄伤自己。
穿过房子，豁然开朗。我面前是一个大厅，装修得像一个设计师酒店。颜色鲜艳的丝绒灯罩从高高的天花板垂下来，好几个水晶桌旁围放着许多设计师沙发。墙上挂着巨幅的帆布画，是类似“DJ跳舞之夜”那种活动海报上能看到的荷尔蒙爆棚又有点隐晦的色情画。整栋建筑的墙壁里都藏着喇叭，放着沙发音乐。
我出来，走到房子的另一边。这里的私人泳池泛着幽幽蓝光，把所有东西都照得神秘又色情。我被带到泳池边的一个位子，侍者在我面前放了一个玻璃杯和一瓶没开封的水。
“先生马上就来。”
在这个充满委婉语的城市，这种地方被称为“农舍”。
不过，这里当然没有什么农作物。在20世纪70年代，根据规定，这里整个土地带是作为农业用途保留的，但当时德里的精英开始夺取城市南边的大片土地来建造私人房产。为了在名义上符合规定（哪怕事实上不符合），他们把自己的新房子叫作“农舍”。这很重要，因为最早的很多“农舍”恰恰就是那些制定法规的官僚和政治家建的。他们行事必须非常正确，对他们来说，名字不合法就是对其机构的冒犯。
那以后的几十年里，德里南边的“农舍”数量大增，往往几经易手，时间足够长以后，之前抢占来的土地都获得了合法性。不但如此，这些“农舍”还变成了来自城市、拥有广阔人脉的富豪们的生活象征。只有在这样高级的地产上，令人咋舌的派对、汽车收藏、雕塑花园和大摇大摆的澳洲野生动物才可能实现。印度其他城市的都市精英都不像德里的精英这样，如此沉浸在田园牧歌式的安宁里——这便是德里的首都气质。德里的富人实际上是一群典型的大都会气质的人，他们永无休止地在数量众多的俱乐部和各种走廊里社交，钱也都是这么挣来的。所以他们居然选择远离都市的生活，让人很惊讶。不像孟买或纽约的富人，梦寐以求的是坐拥璀璨城市景观的公寓，俯瞰自己的财富之源，德里的富人反而对街上、人行道上的熙攘喧嚣都不感兴趣，尽管这些东西是令19、20世纪的大城市非常骄傲的部分。不，他们喜欢醒来时看着空荡荡、修剪过的草坪，一路延伸到顶着铁丝网的围墙。
现代德里诞生于印度灾难性的分治，这场灾难使德里的文化变得倾向安全和自给自足。最富有的市民从社会躲避进自家的庭院，而这些庭院仅仅是更普遍的孤立主义精神最奢侈的体现。毕竟，德里是印度私人城镇的先锋，这里的生活由各种公司管理，被栅栏围绕。因此，这里的人与整个国家更大的潮流分隔了开来。古尔冈（Gurgaon）是房地产巨头DLF（全名为“德里土地与金融”，Delhi Land ＆ Finance）在20世纪90年代建造起来的德里郊区，是亚洲最大的私有镇，而且现在全印度都有模仿它而建的镇。三十年前，这里还是一大片农地，古尔冈令人压抑的公寓街区和各种钢塔现在看着好像是从一个以未来为场景、背景颜色过度饱和的电子游戏里冒出来的。它完全不把自己伪装成“公共”空间，大量穷人在这里的住宅或办公室里做清洁工和保安，但无法住在这里。住在古尔冈意味着住在一个规划小区里，外面由安保摄像头和武装保安保卫，居民付钱给各种公司以获得基本需求的服务，比如收集垃圾、供水，甚至当国家电网断电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私人公司会负责发电。因此，这个地方吸引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寻求高效、后公共生活的飞地，对他们来说企业似乎已变成比国家更高产的社会组织。
我现在慢悠悠地喝着瓶装水的地方是一个庄严的所在。一千多年以来，人们在我脚下的土地上生活。从池边我坐的位置，抬头就可以看到冲天的顾特卜塔（Qutab Minar）塔身。某位古代中亚侵略者征服德里之后，建起了这座胜利纪念碑。巨大的塔呈锯齿状，已经在这样的夜晚伫立了八个世纪，即使到了现在，也是这慵懒静谧的天空中唯一的人造物。
这个经过造景设计的院子里，所有的美化都是为了遮住土地，但是在附近的丛林和荒地里，在路的两边，华丽的陵墓、宫殿和清真寺仍冲破往昔，倔强伫立。在四周渐渐涌来的黑暗中等待时，我甚至能透过21世纪坚硬的水泥地感受到大地所释放的灵魂。数百年来，就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放牧、种粮、拜神、建屋、作曲、请愿、埋葬亡者。而现在这里只是条寂静的小道，平坦而完美，土地被封存在翠绿色的草坪下。
从漂白粉消毒过的泳池深处，涌起了一些别的东西——关于一个梦的回忆。八个世纪前，离这里几步之遥的地方，苏丹伊勒杜密什（sultan Iltutmish）[1]正睡着。突然，他的沉睡之门猛地打开，出现在他面前的是骑在天堂飞马巴拉克（Buraq）上的先知穆罕默德。巴拉克望着苏丹，脸忽而是男人，忽而是女人，忽而又变成了马；它强健的翅膀上下拍动，扇出猛烈的风。苏丹感觉受到召唤，当马和骑手离开时，他便追随他们而去。到了某个地方，飞马用蹄子敲打大地，地面随之喷射出了一个水柱。
梦之柜的门再一次关上了。
早上，苏丹前往梦中他被带去的地方。到了那里，他看到地上有一个标记，正是巴拉克的蹄印，于是下令挖一个新的蓄水池。之前，那里就已经建了一个壮丽的人工湖，湖的中心有一座清真寺，能坐船到达。湖岸边围绕着许多豪华别墅，还有一个很大的营地，拥有音乐家集会演出所需的一切。人们都感谢统治者的智慧及其辉煌的杰作。
伊勒杜密什也在附近建造了一座五层深的阶梯井，周围环绕着有列柱的阳台，大家可以在水边见面聊天。数世纪后，旁边挖了第二座阶梯井，构造的规模甚至更宏大。所以，这个夏天异常炎热的地方，却因为丰富的水而在旅行者中闻名。
这些水井之所以这么宏大和它们的位置有关。它们位于一条长长的石头斜坡末端，斜坡把水从阿拉瓦利山脉（Aravalli）上引下来，这条古老的山脉纵贯印度，几乎从古吉拉特邦（Gujarat）一路延伸到德里。在这烟雾缭绕、灌木丛生的山区，阶梯井都建造在森林中，土壤被树根紧紧地固定住，没有被吹走或堵塞水系，而是像海绵一样把水储存起来，甚至还起到了过滤的作用。因此，超过六个世纪的时间里，村庄里的水井都满满是水。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些水井都还是村里男孩子们的运动场，他们会以惊人的灵巧潜入水底，打捞硬币。
而现在这些井只不过是干涸的环形山，井底都是塑料袋或死鸽子这样的垃圾。
经过数世纪愈发密集的抽水，这里的地下水水位急剧下降。不仅如此，几个世纪以来，这个烤炉一样的地方聚集的人口已经升至近两千万。与此同时，这些井本来依靠广阔土地精妙的毛细作用，但这块土地现在已经被现代建筑瓜分了。大面积的水泥表面阻碍了土地对水的吸收，而土地里毛细血管般的水道本来就因为森林的消失已大幅退化。工业排水系统把水从古老的水道带走，而柏油路面阻断了古老的泉水。
现代人的耳朵很少听到这些断裂声。这些后来的强加之物已经成为我们自身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让我们很难欣赏其他做法的伟大之处。那些不同的做法已经消失了。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现代之前的工程是幼稚的，并对中世纪帝王们的梦充满怀疑，但当你看到现代城市的妇女从滴滴答答的水管或者积水的水坑里汲取家庭用水，那些梦的宏伟和以那些梦为名的伟大工程会再度让你印象深刻。
此刻坐在泳池边，我感觉到一种深深的恰如其分。是因为这些历史吗？毕竟，水池是德里几个世纪以来的救赎。在迷信的时代，水是信仰，不是科技。现在旧水池干涸，建造它们的记忆被遗忘；居民几乎不知道自己用的水来自哪里，每个人都拼命地从土地里抽取任何还能抽得出来的东西——这个平静而丰饶的泳池散发着某种颓靡的优雅气息。
拉凯什（Rakesh）小跑着出来。我们之前从没见过，但我立刻感受到他的魅力。这种魅力部分来自于他和你说话的方式。他毫无保留，说话的时候直视我的眼睛，频繁地直呼我的名字。他为我点红酒，并确保我喜欢。这种风度对德里的商界人士来说是礼节上所必需的，他们都是说服别人的大师，但就算如此我也相当受用。
“坦白说，我之前一段时间都在回避你，”他向我微笑，“我从来不谈自己或者自己做的事。我做事不是为了让世界知道。如果我做了什么事，那是为了自己、家人和朋友，不是为了别人。别人怎么想都不关我的事。”
这时两盘丰盛的开胃菜拼盘被端了上来。我们每人一盘。
“但后来我和米奇（Mickey）聊了聊，讨论了你。他说你挺好的。所以我决定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你。”
正式和非正式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这是德里的商界家庭让我惊讶的地方。他们的大门安全地牢牢紧闭，但一旦打开，所有的一切都向你开放。如果你是获得了一个朋友的认可而来，你就自动成了“哥们儿”。这种氏族做派有时候可爱，有时候也让人很不爽。德里的很多地方都是按照这种做派来运作的。
而在这个包容一切的时代，即便是名女性也能被称为“哥们儿”。
“我从来没喜欢过美国，”拉凯什说，“我在英国念完书，不在美国。另外，英国有我的家人，而美国离家太远了。总体上来说，我从来没喜欢过美国文化，太机会主义了，太缺乏文化气息了。”
“本科念完商科后，我本来应该从英国回来，跟着我父亲干。但我不想回来。幸好我们家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德里人，在阿姆斯特丹开了家服装公司，和我父亲的生意还有我现在的生意都很不同，他让我在那里实习两年。”
他带着一种温柔怜爱的语气讲述着自己的过去。远处，他的妻子牵着还在学走路的儿子，在大理石步道上绕着院子散步。
“后来我父亲来阿姆斯特丹，让我回去。那时我在阿姆斯特丹过得很开心，但是他勉强说服了我。好吧，也不算勉强。所以我加入了他的公司，做起了汽车生意。我当时想着，‘我一点汽车也不懂。’然后我告诉自己，最好的学习方法实际上就是用自己的双手制造产品。所以我就在车间做操作工，干了一年四个月。这是我自己的决定，完完全全自己的决定。因为这是我能学到东西的唯一方法。
“我在日本呆了九个月，在一个叫作浜松的地方，离东京大概一个半小时车程，是铃木的总部。我跟你说，没有那种学习我永远没办法搞懂一切。我是说如果我没去过那里，现在坐在这儿的我会是一个不同的人。我那时常常5点就起床，房间小到连个熨衣板都放不下，你知道的，日本人对纪律非常严格。兄弟，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不真实。
“我工作的公司刚开始和我父亲合作。我们的关系非常好，通常日本人是很保守的，所有的事都很保守，但我一到那里公司主席就把我认作儿子。我的办公桌就在他的旁边。他们的办公室是开放式的，没有小隔间。那家公司当时市值3亿美元，我说的是1990年。但我只有晚上才会用到办公桌来写报告，整个白天我都在车间、经销店和其他地方。”
拉凯什的家族过去一百二十多年来一直做着北印度的珠宝生意。对过去的那个商人群体来说，生意的意义远不只是谋生：生意是一种气质、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社会身份。他家祖先的生意网络不仅跨越印度次大陆，还沿着贸易路线西至阿拉伯半岛，东到中国。这些网络由单线交易构成，这样的设计是为了克服因信任产生的障碍，因为整个网络涉及许多不同的社区、宗教和语言。障碍也来自珠宝交易本身的性质。由于货物价值非常高，珠宝供应链的每一环都存在信用问题：商人通常不可能在收到货物前先付款。整个跨国交易系统由各个交易人交付价值连城的货物，收到的只是将来会付款的承诺。问题很明显：大家怎么确定一个被如此信任的人不会一走了之？
毫无疑问，违规者会受罚。整个交易团体会联合起来，确保违规者支付违规的款项。或者再不济，大家会不再和违规者交易。商人们大力打造自己的声誉，而这种声誉会直接转化成生意机会。他们生活奢侈，出手阔绰，这样别人就会知道他们的财务状况良好。他们向清真寺、庙宇和穷人捐款，雇诗人来颂扬自己的财富和正直。在生意场上谈判时，他们会夸张地表现出骄傲受到了伤害：“我？你这样看我？你可把我看错了。”
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们用各种方法把纯粹的商业关系发展成各种形式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尽量杜绝欺骗。为了拴住合作伙伴，他们会送礼、帮忙、热情招待，甚至联姻。他们相互之间会变得非常亲密，平常说话都像朋友甚至兄弟一般，除非他们的生意出了问题，否则这种亲密确确实实在感情的深度和质量上都相当于友谊或者兄弟情。他们的生活中没有“生意”以外的东西——日常生活和家人都是用来支持和增进业务的，同时还提供可信的伙伴和继承人，他们对于友谊和社会生活的追求与建立生意人脉从来都不分开。
现在德里的商人家庭里，这种精神有所改变，但没有被完全取代。让人震惊的是他们中有很多人的灵感来自于日本企业，这点对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发展影响巨大。因为对于大量印度商人来说，日本人的工作原则是对小圈子里的人非常好客忠诚，这是德里的商人能够理解和尊重的。而在美国的企业里，为了实现企业活力，似乎在个人层面有一种吝啬的感觉，人和人之间保持着不愉快的距离。如果说当代印度企业看上去像是一张令人困惑的网，联结着各种个人和裙带关系的话，这其中部分是曾经重要的跨国商业传统遗留下来的产物，虽然这些传统可能被世界通行的公司文化蒙上阴影，却仍塑造了印度企业文化的根本形式。
“我父亲退出了珠宝生意，和兄弟一起开了一家成功的纺织品公司。到1993年，他们友好地分了家：‘你有个儿子，我有个儿子，我们分开走自己的路吧。’很得体对不对？所以父亲新开了家公司，生产汽车座椅系统，后来又制造汽车镜。1999年我们设立了塑料制品部门，我就是那时候去日本当学徒的。他让我全权负责建立塑料制品部门和顶篷部门。”
“顶篷是什么？”
“就是车顶的内饰。有点像纺织品，但不是纺织品。是一整块很厚的合成材料，是聚氨酯，不是编织物，包含有很多东西。有一个流程会把它们叠在一起，然后压合，用水射流切割机切割，最后做表面处理。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我们的转折点是2005年。之前我们只有一个客户——马鲁蒂铃木（Maruti Suzuki）[2]。当时我们在制定战略，研究如何扩张。我们有机会收购了一个金属零部件公司，是铃木的合资企业之一。你知道，铃木进入印度的时候，没有供应链，他们得自己开发。要开发一条供应链，他们就得提高大家的积极性。为了激励大家，他们就开设合资公司，其中一家就是我父亲的。我们收购的是另一家合资公司，生产燃油箱、排气系统、悬挂系统和车轴。那次收购拓展了我们的客户群。现在我们是五六家大型汽车企业的供应商。”
这时候夜幕开始降临，透过房子的全景玻璃，可以看到里面灯光璀璨。拉凯什指给我看他的父亲，他正走过休息室，看上去体魄强健，正当壮年。这家三代人一起住在这栋房子里——商业世家强烈坚持这样的传统。
“目前我们是一家市值260亿卢比的公司，并且我的目标是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把我们的市值翻一倍，也就是超过10亿美元。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我们花了十六年获得今天的成绩，而我要在四年内完成同样的事。有些会通过战略性收购来完成，其余的将会来自我们自身的有机增长——这些都在我的中长期规划里。
“我希望，两年以后我们30%的收入来自印度以外。现在这个数字大概是5%。现在印度市场的增长太快了，让你不需要寻求在海外市场发展。走向世界需要坚实的基础，我们还在做准备。进入全球市场并不简单，每天我都有一些收购机会，但你知道，最简单的无非是上去抓住这些机会，然后就死翘翘了。我们准备好了以后，就会进行收购。目前我们正在准备中东和欧洲地区的收购，但只有知道这个收购真的行得通时，我们才会去做。”
“你的公司归谁所有？”
“公司完全专业化运营已经有段时间了。我们有管理董事会、监事会，所有这些东西。但公司的所有权很清楚。金属部门是我的，百分之百。内饰部门是我父亲的。我们计划两年内，由我接管整个内饰部门。我和父亲说得很清楚，不希望有任何权属不明确或混乱，肯定不能有别人干涉我的生意。除此之外，他想做什么都行。”
这时候有个男人步态悠闲地走过来。拉凯什把他介绍给我，这是他的姐夫。他穿着尖头鞋，一件崭新的T恤，戴着很多金首饰，正准备出门。他身上的香水味浓过了周围的花香。透过窗子我能看见穿着制服的侍者们正在布置晚餐餐桌，他们在白色的长桌上准备了十二人份的餐具，其他已经到了的客人在房间里喝酒，感觉像一个夜间仪式。我产生了一种印象，很多人习惯在这里结束他们的一天。
“在印度，好的一面是我们的经济基本面很强劲。唯一会拖后腿的是基础设施和教育。要不是这些当权者，孩子的教育不会有问题，路也不会还没造好。还有腐败！你知道这些污染检查员吗？他们勒索你。我有十九个制造部门，就算每个部门都百分之百符合环境法规，他们还是能把你搞死。这不是开玩笑的，真的不开玩笑。他们能查封你的公司，然后你就完蛋了。
“因为我每个小时都得向客户提供产品，从不停顿。我只保留三到四个小时的库存。你知道我平均每天向多少汽车供应零部件？猜猜看，大胆地猜。好吧，我告诉你。每天五千五百辆车。你能想象中间涉及的东西吗？供应链、保底利润、原材料……汽车这行让你要用最高标准的精确度来工作。你不能乱来，生产质量不好的零部件，有人为因此没命的。你得非常精确。我不能告诉客户我做到了他们要求的99.9%，如果质量差的零部件出去，导致汽车召回，我整个集团都会垮。”
“你是怎么学会这些东西的？”我问。
“几乎每样都是从铃木学来的。对我来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公司。毫无疑问。看看他们的系统、他们的流程、他们的员工，还有他们管理供应链的协作方法。不是那种‘你搞砸了，滚’。如果你搞砸了，如果你好学，如果能虚心接受自己犯了个错，而且心态开放，他们会说：‘我们会教你的，我们会和你一辈子在一起。’这就是那些人的做法，日本式的做法。”
拉凯什注意着屋里陆续到来的朋友们，有些走出来用印度口音的英语和他打招呼。他的下属不时过来就各种安排询问他的意见，之后，他都顺着刚才被打断的地方继续讲下去。我想象着他工作时的高效率，迅速专心地一件一件处理事情。
但他要去派对了。我们站了起来。整个房子像一个实景剧场：透过玻璃是被照亮的舞台，各种角色穿着各式各样的戏服。舞台的一头，朋友们靠在深深的沙发里，穿着意大利皮鞋的脚伸出来抖动着。另一头，一个穿着白色制服的侍者在往大理石喷泉里放鲜花，让它们在里面漂浮，头顶上是亮蓝色的穆拉诺玻璃制造的巨大水晶灯。
“我过着两套生活，”拉凯什注视着眼前的一切，“我一边做汽车生意，同时还做房地产生意。白天我穿着该死的工作服，而且我执行的管理政策是办公室的大门对任何人敞开，你能想象对于260亿的生意这意味着什么吗？但现在你面前的一切是我的房地产生意赚来的，不是汽车生意。我们已经投资房地产相当长一段时间了。有些是继承得来的财产，有些大的投资是我父亲已经做了一段时间，这些都赚翻了。两套生活。我绝不会混在一起。”
他对自己的房子很自豪，想在我走之前展示一些最精华的部分。很明显，这房子的灵感来自各种五星级酒店。有一个按摩房，还有一个用于按摩后放松的房间、一间美丽的客厅和一个铁板烧餐厅。
他很快地到处走，指给我看各种细节：“一开始我就想在餐桌旁边有点水的装饰，所以就有了这个喷泉。”他纠结于各种小瑕疵，谈起建筑师，越说越尖刻（显然因为建筑师可能有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你要的就是对方能明白你脑袋里想的是什么，然后做出来。”为防我低估他的远见，他迅速向我解释我现在看到的不是房子的最终版本——雪茄室还要再装一套通风系统，水疗设施也还没完成。
房间里坐着的男人中，有一个看到拉凯什马上站起来。他们握了握手。
“这是我的艺术家，”拉凯什对我说，“他给我搞了很多麻烦，但他还行。”
这个“艺术家”给拉凯什送来他设计的派对邀请样张，拉凯什递给我看。这是一张大大的卡片，手感柔软，上面有烫银的框纹。“这是为我的一个大型派对做的。我每年都会办一次。”
“在这儿吗？”
“我家？绝对不行。他们会把这儿拆了的。派对在马路对面另一栋‘农舍’里。我们会玩到疯。”
说到派对，拉凯什兴奋起来，他已经喝了好几杯红酒，送我出去的时候，还想着欲念那档子事。他在手机里找了一会儿，然后递给我，屏幕上是一张照片。
“这是我在伦敦的样子。看看，蓝色的隐形眼镜。看那时候我有多少头发。”
这是一张很诱人的照片，十五年前拍的。我把手机还给他的时候，他盯着屏幕，眼里充满了渴望。
“你知道，现在我结婚了，要出差，要吃饭……生活压力很大。压力有很多，我经常把自己和生意往最坏的地方想。你可能觉得我们已经有所成就，但我的野心远远比这些大。我没办法放松。兄弟，这就是个要命的事。多数时间我每天工作十二或十三个小时，一周六天。唯一放松的时候是做按摩。有的周末我也去度假，但哪怕是在海滩上我也放松不了。”
我们到了前门。如果我之前撞到玻璃留下了任何痕迹，现在都已经被擦掉了。
“说到底，拉纳（Rana），唯一重要的就是价值观。现在，做父母的没时间管孩子，他们做的就是给孩子很多钱。所以孩子们没有任何价值观，把钱大把大把地花在乱七八糟的东西上，却没有任何进步。他们只知道钱，但钱不会把你变成一个胸怀宽广的大人物。钱只是意味着神之前对你还算偏爱。”
“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每个人。你看那个赶牛车的人，他很努力。那为什么我在这儿他在那儿？都是因为神。所以你要尊重这点。你是被选中的那个。神对你很仁慈，如果你不分享这些财富，这些财富有什么好处？我爱我的父母、我的家庭，我会为他们做任何事。我也会为米奇做任何事。如果他过来说，‘滚出这房子，我想搬进来’，我会为了他搬出去。”
米奇就是我们的介绍人，一个非常优秀的房地产大亨，比拉凯什更年轻、更富有。我问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你知道，从日本回来以后，我们除了做汽车座椅，也做礼堂座椅和娱乐场所的座椅，用各种多重纹理材料。那时候他正在建他的第一个购物商场，我为商场里的电影院供应座椅，所以我去他的办公室和他的下属见面。我下楼梯要走的时候，他正走上来。他问我是谁，然后就在这楼梯上的三十秒里，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那年，我给他寄请柬，请他来参加我的派对。结果我们家那些混蛋保安忘记把他的名字放到放行名单上，他在门口被赶走了。他甚至提都没提这件事。哥们儿，他的优雅和谦逊太让人赞赏了。第二年，我再一次邀请他。那个派对真正巩固了我们的关系。那天晚上，我们走得非常近，而且之后一直如此。”
我站在外面的夜色里。拉凯什说：“但事实是在这个坏人当道的世界，你有可能会对别人太好了。他们把你的好当作理所当然。我对别人很好，我不是那种无情的人，真的，我不是无情的人。这可能是我的一个缺点。我应该无情无义一点。”
然后，他解释性地补了一句：“我们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再赤条条地回去。”
我穿过停车场，里面停满了拉凯什朋友们的跑车。月色明亮。我坐进自己的车里，开上车道，保安为我示意指路。我一路上经过几台为这里供电的巨大发电机，接着是保安室。最后，大门打开，我开上了外面的马路。这条路两边竖着高墙，有点荒凉，沿路蜿蜒穿过各种“农舍”之后，我开上了嘈杂的主路，往城里的方向驶去。
在德里，道路是人们对整个城市的视觉感知的来源。这是一个有种族隔离的城市，一个有阶层和氏族忠诚的城市，几乎没人愿意看到社会区别的消失，无论他们来自何种社会阶层或群体，这里没有真正的民主空间。德里住宅区的名字都很奇怪，因为很多来自于英殖民时期，这些住宅区与人们对社会阶层和安全的偏执联系在一起，很能说明这座城市的人对家有什么样的期望。他们住在以街区划分的小区和房产里，这些街区本身也是社会阶层、群体以及殖民地的再次分割。在富人居住区，大门和保安把任何不速之客挡在分隔线以外。社会生活也是一样。德里和孟买不同，孟买的居民在酒吧和餐馆里随便就会和陌生人聊起来，但在德里，介绍是必须的。人们在接纳你之前想要了解你是谁，所以在社交场合的谈话中，很多内容都是谈论自己认识某位名人或者住在某个区域。如果希望能享受恰当的社会地位，人们就必须宣传自己的关系网和靠山。在高端人群中，社会空间通过价格标签来迎合人们把自己和别的社会阶层隔离开来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普普通通的夜总会门口会大排长队，而人们会等着支付2万卢比的门票入场。
即使是德里曲折蜿蜒的地铁也无法消除这种隔离。虽然每天有两百三十万人搭乘地铁，但这种交通工具却被最贫穷和最富有的人忽略。德里的主干道就像我现在开的这条，高低起伏，到处都是喇叭声，烟雾腾腾——差不多每个人都被迫和我一起移动——而德里的居民可能会从这样的道路获得城市给他们的启示：整个城市，是安排好的。
也许，人们在德里首先会发现的一件事是：这里不怎么适合步行。过去的十五年里，像高速公路一样的道路越来越多，所以德里有时候被拿来和洛杉矶作比较。这些道路都是为了汽车而造，毫不考虑其他所有的交通需求，因此出行如果靠走路会出奇艰难。来自其他城市的中产“新”德里人有时候会试着在这里步行，但甚至不用等热心的老德里人冲过来告诉他们这有多不合身份，他们自己就会发现，人行道就是个骗局。这些摇摇晃晃的人行道走着走着就断了，若人们还是坚持走下去，他们会发现自己爬过了一大堆一大堆的碎石头，遇到了一大摊一大摊的污水塘，要往里面扔砖头才能踩着过去，然后还得像疯了一样穿过八车道的公路。最后他们很快决定，还是买辆车吧。这就是德里在印度火爆的汽车市场中不成比例地占了很大一部分的原因，也正是这蓬勃的汽车销售为拉凯什雄心勃勃的增长计划添了一把火。在街道狭窄的孟买，有很好的火车服务作为城市交通的延伸，让开车的好处越来越少。而在德里，路都是宽阔、放射状的大街，只有自己开车才是最方便的。所以在这个首都，1980年时汽车牌照号码只是四位数，但现在整个城市都因为堵在路上的车子的重量而沉降了。
因此，中产们是透过车窗玻璃来观看德里这座城市的景象的。如果一个画家要画这种中产视角，就像许多19世纪的画家试着从全新的、有都会感的林荫大道的视角来描绘巴黎一样，那么相应地，德里不会有柔和或亲密的感觉。正如印象派画家们不会仔细描绘人物服装和姿态的细节，画德里的画家也不会耐心地表现投在路人脸上的咖啡店的灯光，不会捕捉公共空间中陌生人之间很难察觉的互动。这些都不会出现，有的只是许多闪光灯照亮的毫不相关的瞬间：《名利场》（Vogue）或《汽车》（Autocar）杂志的封面在窗前一闪而过，因为卖杂志的小贩们在等红灯的车辆之间穿梭；被风吹得头发乱飞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坐在飞驰而过的摩托车后面；流浪狗被车头灯照亮的一只眼睛；婚庆乐队里金光灿灿的乐器和舞蹈队伍的旋转，还有新郎不可思议的白色高头大马；一群变性人把脸贴上车窗时留下的口红；公路中心分隔带上盖着毯子的模糊人形；另一辆车里的人脸上来自拐弯时后视镜的反射而略过的条形光斑……还有很多其他不成型的印象和难以分辨的动物和人。
以下是我开车时的视野。每个方向上都交织着车灯，都是能把人照得什么也看不见的大灯。眼前飞快地闪过各种昏暗的人影，在夜色里无从辨别。车喇叭不断地响着，因为车流不是让你随波前进的顺流，而是需要劈出一条路来的丛林。人们开车的方式好像别人都是敌人，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凡是没有开足马力抢占的空间或机会，都会立刻被其他人抢走。你在这里会看到，红灯时，每个人都在到处张望，以确保别人不能耍滑头抢占自己的先机。
有些在前面的车就这样直接开过路口，穿过对向的车流——这些人希望在诸如交通信号灯这种对老百姓的限制中维护自己的自由。其他车也都一心一意地往前挪，占领每一寸能占领的路面，努力挡住旁边的车，不让别人在红灯灭了的时候超到他们前面去。一堆车就这样挤着往前，慢慢涌向路口。
等红绿灯的时候可不是休闲时间。恰恰相反，战场的焦虑正是在这段“停火”中爆发的。司机们饱受焦虑的折磨。他们点烟、骂娘、拍打方向盘，徒劳地按喇叭。这种紧张的等待让人无法忍受。
灯终于变绿了。就在这一刻，前面车的发动机开始酝酿，眼看就要起步了，却失去控制熄火了。
这时候身后响起一片愤怒的喇叭声，好像哀嚎着：灯绿了，绿灯的承诺却没有兑现，太糟糕了，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世界会变成一个骗局……然后熄火的发动机踉踉跄跄地起死回生，这一大堆车开走了。
这是种奇怪的“行为焦虑”。
有一次我开车的时候，旁边坐着位以色列的心理学家，这种情况令他很困扰。“以色列有过大屠杀，”他说，“但我们没有这样的行为。我们把那些经历放在身后。我在这里看到的是奴隶的行为。这是一种求生模式。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印度其他城市的人不是这样开车的。但德里是这样一个地方，当地人普遍认为（甚于班加罗尔［Bangalore］或孟买），整个世界都在全盘否定他们，所以如果要过好日子，就需要不断争抢、篡改规则。每个人，包括我自己，用行贿和个人关系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签证、驾驶证、快速了结官司、上学、邀请函。如果一座城市的生活看上去完全要靠社会地位，那这是有很好的理由的——权力、财富和关系网能让生活轻松美好很多。学校和医院的管理者很多时间都不是花在管理上，而是用来关照那些重要的大人物和他们的依附者，那些叫嚣着要获得优先对待的人。在学校和医院这样的地方，整个系统都变得和道路交通一样混乱不堪，但没人想做一无所得的无名大众。可能有人认为，像德里这样一个不平等根深蒂固的地方，会孕育出对民主的渴望，但事实不是这样。德里人的幻想是封建式的。即使是那些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权利的人，也非常尊重有权阶级的特权。他们或许是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同样享受那凌驾于法律和习俗之上的特权吧。看看我们周围所有的广告，这些广告把大众文化和贵族派头乱七八糟地搅在一起——一件轻易可得的消费品能把你变成所向披靡的人，而其他人则被挡在身后。
特权也控制着道路。对行驶机会的争夺并不是平等的。染色玻璃车窗后的人，其地位和身份或许难以精确辨别，但这个新时代用“价格”这一单一且四海通用的标准，把在过去相对难以解释的身份和地位形式重写了一遍。现在一切变得很简单，优势属于最贵的车。梅赛德斯们狂闪马鲁蒂，示意它们让路，好让自己开过去，马鲁蒂们则顺从地开到一边。宝马车的隔音效果太好了，好到乘客们甚至听不见司机蛮横地按喇叭，赶走一切挡在他们面前的东西。浅黄色的悍马冲破堵得一塌糊涂的车流，越过水泥路肩，开到空着的公共汽车专用道上，然后加速超过旁边的车。这当然是违法的，但交警扭过头看也不看，他们凭什么拿自己的生活来冒险，挑战这些富家子弟的特权？没错，如果需要，这些按照品牌排名的特权会以暴力实现：现代车的司机从车里出来，踢着马鲁蒂的车门，因为他被一直挡在后面。同时，梅赛德斯里的年轻人追着一个开塔塔（Tata）[3]的司机，他居然敢隔着车窗骂他们。他们追上他，扇他的耳光，仿佛他是个不听话的孩子。所以，很容易就看出来为什么大多数人只要买得起就不会开一辆便宜的车。在能力范围内买辆最好的车，这种投资带来的好处实实在在。
可以想象，这一切把所有其他人置于什么境地。汽车霸道地在路上占了主导，却只承担不到两成的道路运输。大多数人出门是坐机动黄包车、公共汽车和小型摩托车，还有为数众多的市民在这些拥挤的道路上骑自行车或者步行。这些人绝大多数来自经济底层，机动车很少在意他们。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在德里高得吓人，这些人就是其中的主要群体。因为当车子一天到晚撞在一起，车速倒很少高到使自己的乘客受伤，但这个速度足以对这些在钢筋铁骨前毫无防护的血肉之躯造成严重伤害。
对无数德里居民来说，街道并不只是通道，而是家。他们的血肉之躯从来不会离路上的车很远。
现在这个时间，我已经能看到他们在晚上的休息地安顿下来。很多人是因为“开发”或“房地产”而成为难民。他们过去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后来在印度的经济繁荣中出现的新工厂和私人城镇把他们从自己的家园赶走。还有一些是劳工和宗教朝圣者，他们来到这座城市做完自己的事，然后离开。他们背井离乡，穷到甚至没法儿给自己搞个帐篷，所以他们就睡在这里，在车灯强光的流转中把头埋在毯子里。
这条繁忙道路中央高起的隔离带大约是两个成年人能躺下的宽度。也许看上去不像一张舒适的床，但两边的车流挡住了野狗和其他动物的干扰。当然这个地方不能抵御炎热、寒冷或蚊虫，而且对于那些清醒的人来说，晚上只能半睡半醒着。半睡半醒是因为永远不能放松警惕，毕竟穷人也会被抢劫，而且即使再有经验的露宿者也可能滚到路上去。即便她没有滚到路上，那么她的孩子也有可能，孩子们在梦里更多动。
人力车夫和他们的车睡在一起。车子提供了些隔离，但带来另外的问题。脚踏人力车的座椅虽然比人行道要软，却只够半身大小。司机们因此以各种奇怪的、体操般的睡姿扭曲在一起。现在你能看到他们的脚和腿要么伸出车子的栏杆外，要么勾在树上垂挂下来的绳子里。
这些流动人群把自己的财物用品存放在城市的“家具”里。晚上，你会看到人们爬上屋顶，把早晨扔上去的铺盖拿下来。几乎每根树杈、每个水泥壁龛里都塞满了街头生活者的衣服和塑料瓶。每堵墙上只要有凸起的地方，都挂着布袋子。从已拆的帐篷中留下来的防水布和竹竿被捆扎在树冠上，准备成为另一个建筑。
对成千上万居无定所的人来说，这个城市的外在功能是他们巨大的卧室、浴室和橱柜，这赋予公路和街道一种破败的气息。但这些磨损的边缘角落却是这条热闹的路上最有画面感的景象——有人靠墙而睡，磨蚀了墙上的卡通画，钉子上绕着绳子，栏杆上晒着被子。让这座城市运转起来的那些人的建筑同样破败，甚至更惨。比方说我现在开的这条路，最近拓宽了，两旁一排排房屋的前立面都在拓宽的过程中被拆掉了。有好几个月的时间，这段路看着就像是战区。冲击力更强的是，每个开车经过的人都能看到：在被挖断的房间里，生活照旧。即使在较高的楼层，上面的人可能从地板断裂的边缘掉下来摔死，但房间里仍然亮着灯，桌子靠墙放着，职员们打电话的时候，捂起耳朵隔离街上的噪音。卡车开过的风把墙上的日历吹得翻起来，天花板上的电扇则搅动着汽车尾气的烟雾。
外面，枯萎的树杵在碎石堆里，像烧过的火柴棍。
我从一座斑驳的立交桥下开过。德里这些用立交桥连接的道路，像过山车轨道一样上升下降。这些巨大的石头工程这里一个、那里一个，感觉不像是一个系统，它们每一座都宣告着不同的交通规则，而且和下一个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它们是由好几个不同的建设公司所造，每座设计都不一样：用的砖头不同，街灯也不同，装饰风格各成一派。从一座开到另一座，你会发现路一会儿变宽，一会儿莫名地变窄，让人一会儿往前冲刺，一会儿又只能慢慢挪，德里交通的很大一部分都是这种节奏。有两座立交桥的下匝道出口在同一个地方，好像根本没有通知对方，于是快速行进的车流变成了一摊参差交错的大堵车，要二十分钟才能从里面挣脱出来。
像这个城市里很多其他基础设施一样，这些露天的立交桥尽管刚刚建成，但看上去已经很老旧了。德里最近耗费几十亿美元进行城市美化，这些工程在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Commonwealth Games）举办前刚好及时完工，可现在已几乎看不出来了。在主要路段中间，大量新建的隔离墙已经破损，倒在路面上。体育馆生锈的屋顶也在往下掉，停车场破破烂烂、空空荡荡。为了调和大量新水泥建筑硬邦邦的感觉，当时种了几千棵树，可这些树枯萎已久，好像本来就没打算用到运动会以后。在德里，时间令人毛骨悚然。这里的时间是一种强力溶剂，使公车站和公寓甚至在完工之前就开始漏水掉砖，让新建好的道路凹陷出水坑（这些路只在通车剪彩的那一刻是完好的）。这里的时间能使刚建成的大路变得多余，这些路蛮横地穿过贫民窟，通向顶级的体育场馆设施，但这些设施早已关闭荒废。存在于在德里，就是存在于这种时间里，每一样东西都未老先衰，每一样东西都已经向腐朽和荒芜低头。
没有什么是持久的，每件东西都在人们眼前逝去。在这种大趋势下，任何东西的灵魂都很难保存。也许这就是拉凯什古色古香的私人花园那么夺人眼球的原因。以德里的情形，它的力量几乎是存在主义的。拉凯什似乎寄希望于每一块被园丁们扫回原处的碎石，试图让自己摆脱这普遍的无常。
我拐弯穿过旧时英殖民德里的中心，这里仍被保留为城市的行政中心，所以基本不受这个城市其他地方拆除和重建工程的影响。在这里，头顶上的树木郁郁葱葱，交通畅行无阻。我经过了两头大象，它们稳稳地沿路漫步，这里停停那里停停，把树枝拽下来，一面放到嘴里安安静静地嚼着，一面跋涉回家。汽车的头灯照到它们膝盖的位置，被照亮的只有它们弯曲的腿。又圆又大的象背上坐着昏昏欲睡的驯象人，象背上升，高过一切，遁入黑暗。
每次看到这些动物，我心里瞬间就会涌起对德里满满的爱。就算在这样一个大都市，这些象看起来还是大得惊人——大得足以成为城市冲突的洗涤槽，如雨林一般驱散空气里的毒气。
就在大象上方，看上去有个东西在缓慢地移动。那是一个巨大的水箱。德里有一大片区域（不只是贫穷的区域）没有自来水，所以必须用卡车灌满住家的水箱。这种方法又贵又费人工，而且这些水箱都漏得一塌糊涂。这好像是这个城市冷幽默的一部分——在这里，水是如此珍贵，甚至有专门的水资源委员会来管控，但是这些水却在尘土飞扬的路上洒掉了一半。
这辆又锈又破的卡车下面有好几个地方不时地会有水漏出来。仿佛是为了增加喜剧效果，操作人员未关上车顶的灌水口，所以一刹车就会有很多水晃出来。
这辆车在交通信号灯前停了下来，我也和它一起停下来。
交通信号灯是红灯，黄灯也在闪。在德里，我还看到过黄灯亮着绿灯在闪、红灯和绿灯同时亮着，或者所有方向的黄灯都在闪。你可以把这种拓展开来的交通信号灯语言视为欢快喜庆的，但它的出现确实源自政府的无奈和忧虑，因为他们无法阻止司机晚上经过这样的路口时，不管信号灯是什么颜色都高速冲过去，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想要阻止金钱、酒精和当代的匆促，传统的红灯太静态，或许太过时了，所以要用一些更新鲜带劲的东西。同时闪烁不同颜色的信号灯可能只是给人们一个刺激，就算他们不停下，至少得犹豫一下。
另一些情况下，威力渐弱的信号灯会加上文字来助阵——“红灯不准动，绿灯才能走”。
堆在人行道上的是大批上一代信号灯生锈的尸体。
一个断臂男人到停下来的车窗前乞讨。很明显，他没办法接钱，但他把裤子口袋伸给任何想表现一下大方的人。我想的是，一个没有手臂的人怎么吃饭，怎么解开裤子的纽扣？
这是一个很大的路口，周围闪烁着光线强烈的霓虹灯。道路被突起的三角形路岛分隔，上面都是在睡觉的人。一辆空调大巴从我面前横穿而过，上面坐满了退休的欧洲游客，有的在读旅游手册，有的也在睡觉。
路口周围全是大幅广告牌。有一块是个新的商用房产开发项目，叫“好望角”，上面是电脑画的效果图，有光线通透的公寓、停得整整齐齐的宝马车、漂亮的花床，还有浅色皮肤的富豪们在泳池边欢笑。十年前，这样的项目会取个美国地名，但那段时间德里的消费者变得越来越世故，他们意识到对自己的品味来说，美国郊区太民主、太开放了。他们追求的是华丽魅惑，于是就转向了南非、俄罗斯和迪拜，在那里控制的力量更强些。
另一块牌子是个大商场的广告，上面有一个因为能试穿很多不同衣服而心情大好的男人。广告语是“变化把无聊赶走”。我看了一会儿才看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刚刚开了四十分钟车，穿过一座千疮百孔的城市，现在立刻被带进了一场脑力训练，被带进转变期的德里在意识层面上打开的巨大裂口。但我接着意识到，这个广告说的是一个新词——无聊。在这个充斥着暴发户和帝国野心的忙碌都市，十五年前还没见过微波炉的人们现在开着兰博基尼——显然，最大的威胁是倦怠。
广告牌旁边有一个巨大的垃圾堆，猪在塑料袋和腐败的食物中拱来拱去。我看了下垃圾堆上那块脏兮兮的牌子，上面写着“大便不限”。我吃了一惊，又看了一遍，这一次上面的字变成了“优秀无限”。
我一定是累了。
信号灯变了。水箱颠了一下，又一波水从后面翻出来打湿了路面。我在一个洞穴般的立交桥下拐弯，这里晾着一排排衣服，大人在睡觉，小孩拿着棍子玩。我马上就能到家了。
忽然间，周围的车子都在刹车或绕行。面前的车都分流了，我看见我所在的车道上站着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年轻人。我把车速慢下来，期望他能让开。但他站着，傲慢地看着我，向我举起手掌，我只能停车。我停在离他只有几英寸的地方，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互相瞪着对方。他大概十六岁，头发乱糟糟的，脖子上带着好多串亮闪闪的花环，上面装饰着神力元素图案，有迦梨女神（Kali）、杜尔嘎女神（Durga）和湿婆（Shiva）[4]。真的有很多串，整捆东西从脖子一直堆到耳朵，遮住了他半张脸。
在这些花环上面，他戴着差不多数量的公司门禁卡，这些磁卡穿着编织带，上面印着数码照片，是许多企业员工挂在脖子上用来进出办公室的。他戴着三十到四十张卡——这些是通往新全球网络的钥匙。
这是一种技能，对长久以来生活在这个被严重掠夺的地方的人而言，这是有利的。这个技能就是：挂着你信仰的旧神，但也别忘了新神。
我看着他，他抓起一张卡片，大摇大摆地举到我面前，“我说你能走，你才能走”。他瞪着我的眼睛，容光焕发的样子。我们互相瞪着，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毫不躲避我的目光，直到满意地认为我已经接受了他的权威。然后，他慢慢走开，走到了车流的快车道里。我看着他走掉，把脚从刹车上拿开，再一次启程往家开去。
有人说，印度城市中，加尔各答（Kolkata）是英殖民时期的首都，拥有19世纪；孟买是电影和商业中心，掌握着20世纪；而德里，作为政治活动的所在地，是21世纪的主人。
在1911年英国人把行政机构全搬到德里前，印度的首都是孟加拉邦（Bengal）东部的加尔各答。当地人和英国人在那里交流互动了几十年，创造了一个英国化的中产阶级，为英属印度提供了大量官员和专业人员。我的祖父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个会计，为北印度的很多英国公司工作过。
1947年的印巴分治将英属印度领土分为了两个新的国家，即印度和（东、西）巴基斯坦。那时，祖父生活在拉合尔（Lahore）[5]，是商业联合保险公司首席会计。我父亲的记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所有的记忆都很美好：家庭富裕、城市和谐。回忆往昔，父亲满是深情。他记得学校里不同种族的同学相处愉快，有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还有亲切的穆斯林校长。但很明显，从他十岁起，宁静的生活就被政治打破了。随着印巴分治的到来，拉合尔的警察总长（也是祖父的桥牌搭档）阿拉丁·汗（Allauddin Khan）开始担心他这位印度教朋友的安全。他用自己的车把父亲全家送到火车站，然后派警卫陪他们一路到了分治后属于另一边的阿姆利则（Amritsar）。阿拉丁·汗或许真的救了他们的命，因为在随后的暴力骚乱中，父亲家住过的房子被烧毁，印度教房东全家也遭到杀害。
父亲一家回到孟加拉——孟加拉东部当时也在闹分治，发现自己来到了游戏的另一边。他记得被屠杀的穆斯林像战利品一样被排列在加尔各答街道的两旁，那种场面不像是真实世界的人能做得出来的。
经历了这些剧变，祖父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断了一样，变得喜怒无常、沉默寡言。他顺利获得了另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却因为坚持原则而离职，这个有九个孩子的家庭忽然间没了收入。家里被断电，也买不起食物和蜡烛。祖父从放债人那里借钱付账单，债主派流氓来讨债的时候，十三岁的父亲不得不在街上替祖父恳求他们。不想面对这一切的祖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抽烟，读英语间谍小说。
朋友和亲戚都躲着他们。后来父亲找了一份工作，挨家挨户卖食用油，使全家不至于挨饿。
他先是卖给认识的人。一天，他敲开一个亲戚阿姨的门，阿姨看他那么瘦，就拿了午饭给他吃。接着他把货又拿到了另一个阿姨家，她也给他吃的。父亲接受了，坐下来吃饭，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有下一顿，但刚吃到一半时，第一个阿姨正好过来看到他又在吃东西，嘴里塞得满满的。即使是六十年后说起这个故事，父亲依然因为羞愧而颤抖，因为他当时的境地是如此绝望，无处隐藏。
后来情况好些了。祖父找到了另一份工作，在一家英国拖拉机公司做首席会计。因为职位在德里，所以全家就搬去了首都，住在一个叫卡罗尔花园（Karol Bagh）[6]的区。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以前这里是一个莫卧儿花园。20世纪初，因为要建英式城市而被拆迁的村民们到这里住下，后来很多因为分治成为难民的人也来到了这里。但到20世纪50年代，这个地方依然绿意盎然。父亲记得上学的时候会走过公园和慵懒的街道。“德里那时候很美，”父亲说，“我经常借辆自行车，骑在宽阔空旷的路上，跑遍整个城市。”
那个年代，每个印度中产家庭所认为的理想状态就是家里有人有一份终生的工作，但祖父的这个差事只干了一年。他嫉妒自己的苏格兰上司麦克弗森（McPherson）先生，决定向在加尔各答的总经理投诉他。他利用自己是高级会计的机会，胁迫出纳从备用金里拿出钱来买了一张到加尔各答的头等火车票，去寻求满意的结果，但他立刻就被解雇了。
祖父是个亲英派。他最著名的育儿理论就是：“他们必须说英语。”他要求晚饭时必须说英语；出门时，他会用优雅讲究的英语给孩子们写信。但离开拉合尔失去所有根基之后，他在英国公司里的状况似乎暗暗地、深深地折磨着他。他陷入沮丧，由于觉得受到侮辱，时不时爆发，而这些侮辱有时候是真实的，有时候是他想象出来的。整个家庭再度陷入贫困，搬回了加尔各答。祖父后来又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有个英国上司要求祖父不要在办公室里抽烟，被他看作反印度人的蔑视，于是甩手走人。
我的祖母出身于富裕家庭，那几年快被逼疯了：因为恐惧和饥饿，因为社会耻辱，也因为孩子们只能在楼梯间学习——孩子们学习的时候，有个好心的锡克看门人会特地为他们把灯留着。她不停地回忆拉合尔，那里现在属于巴基斯坦。在那里，他们的生活曾经富足快乐。
这种情况下，父亲想了个计划来挽救家庭的危机。当时德国为愿意去做外籍劳工的人提供廉价交通，而且保证就业。父亲决定以此作为跳板去英国学习。他觉得，等他回来就不会再有失业或饥饿的问题了。
父亲出发前的几个礼拜，亲英的祖父坐在阳台上，朝着来往行人骄傲地大喊：“我儿子要去英格兰了！”
父亲在孟买上船，那是他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两个礼拜。船航行穿越了阿拉伯海，经过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最终在热那亚靠岸。父亲从那里坐火车到斯图加特（Stuttgart），作为无技能劳工在一家造纸场干了一年。1962年，他到了伦敦，开始学习会计，为英国铁路公司工作。他用第一份工资为祖父买了一支派克笔。祖父写信感谢他说：“我可以充满信心地说，你送我的钢笔是印度最著名的钢笔。至少在加尔各答，没有一个长眼睛的人没看到过它。”
父亲去东伦敦一对年轻的犹太人夫妇家看房子。这家的妻子是希特勒统治时期的难民，是全家唯一从纳粹集中营里活着逃出来的。父亲喜欢这对夫妇，他们也喜欢他。但另一间房间已经租给了一个南非来的白人，他发现父亲想要搬进来之后很警觉，慌忙把女主人拉到一边说：“我不能和有色人种住在一起！”
女主人回答他说：“那你今天就可以走了。”她把南非人赶了出去，而后父亲在那栋房子住了很多年。
他原来的打算只是在伦敦暂住。他的家在加尔各答，那是他会回去的地方。他想念深爱的印度斯坦尼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那时候这种音乐正在加尔各答风行，他青春期的很多时光都是整晚流连在音乐会场地的窗口外，不买票听音乐度过的。而且，他也不反对家里在出发之前为他安排的婚约。大人们希望他在离家期间不要受到西方女孩儿的关注，他们觉得这会害了他。
但20世纪60年代初的伦敦让父亲兴奋不已。他一直都想要摆脱束缚，现在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世界——可以认识各种人、体验各种经历。他阅读欧洲史，喜欢上了爵士乐，去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听艾拉（Ella）[7]和路易斯（Louis）[8]。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很专业的体制中，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升职，一切都简单得让人开心。很快他就能给家里寄钱了。他周围也都是和他一样新来的人，都是忽然之间摆脱了所有羁绊准备好要努力生活。他交了女朋友，也去看了电影和西区的表演。
1965年11月12日，父亲午休时买了一份报纸，读到罗德西亚（Rhodesia）[9]宣布从英国独立的消息。新闻是前一天通过电报传回伦敦的。经历了之前印度从英国的突然独立，又一个国家大胆独立的消息让他非常震惊。他走进一家餐馆，被领到唯一的空位上，对面坐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父亲一直沉浸在报纸上的新闻里，直到发现服务生把他和姑娘点的餐弄混了。两个人大笑起来，换回了盘子，开始聊天，约定第二天再见面。
其实，这段关系开始时，更值得一提的是我母亲。父亲二十七岁，远离家乡，而且已经有了些见识。母亲当时才十八岁，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仍然和工薪阶层的父母一起住在埃塞克斯（Essex）的一个小镇，生活里就是宗教节日、邻里八卦和只有鱼吃的星期五餐点[10]。1965年遇见父亲的那天前，严格地说她只见过一个印度人。她身边的很多人都被这段新的友谊吓到了。她的父母很生气，朋友们不再和她说话，但这段罗曼史坚持了下来。他们去意大利度假，父亲给加尔各答的家里寄照片，展示他现在有能力过欧洲的田园生活。他把照片剪掉一半，这样家里就看不见和他一起旅行的西方女孩儿了。
父亲仍然抱着玩乐的态度，觉得一切都是暂时的，自己终将回家。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发现自己陷了进去。不久他就结婚了，住在肯特（Kent），在村里的板球队打球。又不久，他有了孩子，在一个跨国公司里获得了很好的职位。他很快安顿了下来。
父亲的事业很成功。他把两个孩子送去牛津念书，还因为对国家的服务受到认可获得了大英帝国员佐勋章（Memb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在很多方面，他堪称成功移民的楷模。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这一切无法解释他退休后的无精打采。他总有一种感觉，觉得从来没有真正“到达”。这也不能解释他依然矍铄的外表下隐藏的早年的苦痛——一种甚至都无法真正说清的苦痛，只有在他关上门躺在浴缸里听印度斯坦尼音乐的时候，它才出来肆意游荡。这是一种放逐的苦痛，虽然并不是强加于他的，甚至是无意识的，但却和真正的放逐一样。这种放逐是来自生活于某地，而那里的人完全不明白那些塑造他的强大经验——那些折磨人的经验。这还是一种“再也回不去”的放逐——因为对加尔各答的家人来说，他慢慢变成了一个难以理解的外国人，他们的生活无法沟通。在他身边，他们变得手足无措、谨小慎微。祖父和祖母很早都过世了，一些兄弟姐妹去过他在剑桥的家，但他们的到来从来没有真的为父亲带来他渴望的完满。生活的物质面——房子、照片、各种物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能表达生活本身，甚至在他自己家也会发生不理解的情况。与此同时，他自己的加尔各答之旅，在那个他仍称为“家”的地方，更让人失望。因为半个世纪过去，他长大的地方已经了无痕迹，在那里他找不到任何自己。这些日子里，连名字都变了的加尔各答[11]眼看着父亲长久地徘徊在愤怒的边缘：这不是它应有的样子，大家都变了，他无法告诉兄弟姐妹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甚至在这座房子里，墙上颇有仪式感地挂着父母照片的地方，也没有一个人懂他。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回到1963年，父亲最开始到伦敦的那段时间。那时候，他还没认识母亲，事业也尚未成功。有一天，他在伦敦坐地铁，从面前黑黑的车窗上看到自己的样子。同时在余光里，他看到了别的东西：在加尔各答，去世的祖父被放进一辆灵车。一切生动得好像就发生在地铁车厢里一样，他甚至能看到车子侧面殡仪公司的名字。到了朋友家，他告诉他们刚才的事情，然后失控地大哭起来。他的朋友们一下子不知道要怎么开口告诉他刚刚收到的电报，一直到那天深夜，他才知道祖父真的去世了。
那时，父亲离开加尔各答才十八个月。这是他觉得自己的成功并不完满的另一个理由：为了那个人，那个他反抗的人，他一心逼自己有所成就，而那个人却没能活到他功成名就之日。
本世纪伊始，我在纽约的一家营销咨询公司工作，渐渐地，工作成了负担。我越来越沉迷于自己晚上写的小说，还爱上了一个女人，她住在地球的另一端——德里。所以，2000年底，我向着反方向，走上了与父亲相仿的旅程。
我带着一个行李箱到了德里，还有一盒为写作收集的笔记和文章。所有其他东西都寄放在新泽西一个叔叔那里。我觉得自己不会待很久。我不知道写一本小说要花多长时间，但肯定不会超过六个月。我没有想待在德里，小时候去加尔各答的路上经过德里好几次，记忆里这是一个污染严重、毫无吸引力的大城市。我一点也不怀疑能说服我的爱人放弃这个地方，和我一起回到璀璨的曼哈顿。
但到德里以后，这种想法很快就变了。不能简单地说我爱上了这座城市，因为同时我也深深地憎恨它。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完全沦陷在这里。德里有一种吸引力，仿佛它的魅力超越了单纯的让人喜欢或不喜欢。2000年，我所有安住于过去的舒适和安稳将被打乱。这座城市是一个关乎预言和可能性的漩涡。纯粹是碰巧，我被卷入了这个时代最汹涌的洪流之一。完全出乎计划地，我留了下来。
现在我还在德里，在这里。十多年过去了，新泽西的叔叔每次搬家都得把地下室里我的那些落满灰尘的东西搬到下一个家的地下室。
我到德里的时候，这里已经历了十年由1991年“自由化”带来的变化。也就是说，自印度独立起，打破封闭的措施和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改革打开了印度的国门，把这个国家开放给全世界的产品、媒体和资本。
我来之前的十年，这个城市的生活里发生的主要是所谓“软件”的变化，而它的“硬件”相对来说变化不大。中产阶级的房子里回响着新的广告和外国电视节目，陌生的梦想在白色的房间里展开，但原来的建筑——分别为夏天和冬天修建的背阴房间和阳台——仍然原封不动。以前只有那些有海外关系的人才能买到的进口牛仔裤现在在商店里随处可见，但这些牛仔裤仍然要么放在康诺特广场（Connaught Place）老旧狭窄的屋子里（那是英殖民时期的商业街），要么放在20世纪60年代建造的已经摇摇欲坠的本地集市中。一场大规模的拆除和重建运动还未发生，它即将主宰我熟悉的德里，以追求全球主义之名，大肆拆除这个城市的硬件设施。一家主流报刊给这场运动起了个口号——“从围城到世界之城”。
那场拆迁将使很多已经在德里沉淀下来的东西消失殆尽。几十万穷人被迫搬家，空出来的地方则用于建造商厦和公寓——大量财富和资源从城市最贫困的人那里转移到最富有的市民手里，很多穷人在自己的城市里成了难民，工薪阶层的生活总体上更边缘化和动荡。21世纪初，以美化市容之名，很多小本生意被毁掉了。比如那些非正规的茶摊儿，在那儿你能花2卢比点一杯甜甜的热茶，坐在一把塑料椅子上，感觉自己与周围的人和车流神秘地隔绝开来。拆除的大潮中，大量富人房主的房子也被拆掉了。他们的情况是，在那十年的房地产繁荣期里，他们拆掉自己原来的房子，建造公寓出售，从中套现获利。这些新公寓为了获得最大的建筑面积并提升售价，不像以前的建筑那样会建阳台。住客的生活退回到有空调的室内，从前各家在午后的阳台上聊着家长里短的场景不再有了。
但在2000年，这些都还没发生。这座城市的很多地方，人们继续生活在一种老式的时光里。分治难民从自己的家乡小镇把这种无精打采的状态带到这里，坚持在自己多年前建立起来的生活氛围里度日。我发现，那年冬天自己占据的这间小小公寓位于一个原本分配给这些难民的街区。从公寓望出去，我能看见他们——现在都是老人了，裹在披肩里，坐在室外，在屋顶上、阳台上，一动不动。印度北部的冬天很冷，为夏天设计的屋子有石头台阶，却没有暖气，屋里的温度和外面一样。所以我的邻居们和他们农村里的祖辈一样，同样珍惜冬天的慰藉品——手里冒着热气的姜茶，还有下午照在脸上的浅黄色阳光。他们的子女们外出工作，孙子辈在学校上学，这些散发着庄重气质的邻居给我周围带来了另一个时代的宁静：收购废纸和玻璃的人骑着自行车，不紧不慢地穿梭在房子之间；卖蔬菜的小贩推着推车在阳光斑驳的街道上叫卖，耐心而平静。有时候，一个老年妇女会叫住他，要一点菜，谈一个价钱。她会把钱放在一个篮子里，从自家楼顶放下去，小贩拿了钱，把菜放进篮子里，她再慢慢把篮子拉上去。
过去的德里休息得也很早。现在已经难以记起那时的情况，因为来这里之后的几年里，我的记忆里都是这座城市各种灯光闪耀的咖啡店、餐馆、酒吧和俱乐部。现在周末的晚上，城里街上挤满了泡吧的人，寸步难行。但2000年的时候，这些都还不存在。那时候，以往的保守氛围统治了这个城市的夜晚。很多地方的商店9点左右就关门了，之后街上空空荡荡。我的邻居们绝对是相信家庭美德和早起早睡的人，晚上几乎不会出去干什么。分治带来的恐怖和损失深刻地塑造了德里这一代的中产阶级，他们生活节约，对外出疑心重重，觉得在餐馆吃陌生人做的菜是一种诅咒。这就是我到达时候的德里，一个和我刚刚离开的纽约非常不同的城市——这座城市很少企图引诱或娱乐你，每天一结束就送你回家。
即使是现在我身边的这些波西米亚分子，那时候的夜生活就是待在家里，和过去几十年没什么两样。我们晚上不出去，因为没有地方可去。大家在各种公寓里聚会，这些公寓又小又简陋，而且很便宜。房间里因为抽烟而烟雾腾腾，我们垫着垫子坐在地板上，围着一堆朗姆或者威士忌酒瓶谈话。
所有的谈话都被其所在的时刻充满。正是通过那些聊天的夜晚，我意识到自己在一个非凡的时期来到了一个非凡的地方。
我发现自己身处德里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之中，他们说话的那种感觉我之前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碰到过。实际上，在那之后，就算在同一个地方，那种感觉也再没出现过。当然，他们是一群才华和创意都无与伦比的人，但他们谈话中那种热烈的能量也来自外面的这座城市。旧的正在死去，新的正在酝酿，我们生活在这之间，没有什么已然决断，一切皆有可能。每个人都试着吸收、想象这座城市会变成什么样，自己会变成什么样。他们饿着肚子，用书本和谈话果腹——因为当所有边界和约束都不复存在时，那些来自稳定时代、被看作正式而遥远的思想形式会变得切题而有必要。人们需要哲学，因为他们迷失，不知道如何理解自己身上发生的剧变。他们需要更多创意、更多词汇、更多语言。他们投入到谈话中，丝毫不在乎睡眠。
其中有些是来自本地的奇妙能量。这座城市正在以令人吃惊的方式改变，有一种感觉是这里的生活会变得奇妙，它将摆脱过去的束缚获得解放，很多未知的美好会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有一位新人作家写了一首诗叫作《德里地铁的最初岁月》（“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Delhi Metro”）[12]，这个题目抓住了那些年里那种划时代的感觉以及新的地铁系统带来的巨大的理想主义。就在我刚到德里之后，这里就开通了第一条地铁。在没有出现任何这种项目通常会有的扯淡和腐败的情况下，高科技的列车和车站似乎开创了一个高品质公共基础设施的新纪元——没错，印度也能做到！不仅如此，地铁轻快地在城市地面下滑行，绕过德里道路上你争我夺的喧闹，飞速穿过那些或富有或贫穷的区域，似乎预示着一种新的流动性，也是社会和经济的流动性。因为这座城市传统上对于界限和层级有着深深的迷恋。
但那些年里的期待超出了这个城市本身的范围。它来自一种普遍的感觉：这里将要发生的事会改变整个世界。
我遇见的人都是世界主义者，他们乐于见到围着印度的墙倒下。他们蔑视民族主义，并且热爱那些通过网络结识的新兴富人。但他们忠于自己的怀疑主义，忠实于这片土地上的反帝国思想传统，所以他们同样批判西方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他们最不希望从此刻印度的开放中产生的，就是建立起一个和西方相似的社会。他们很多智识上的灵感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批判者——从美国的免费软件理论家到荷兰的寮屋居民运动，从英国艺术家对大众食品系统和财产权文化的挑战，到哈佛和牛津的法学学者对于种子、图像和创意所有权的其他可能的想象。对于后自由化的印度来说，没有什么比在这些领域的探索更相关的了。这里的一个大问题，正是“所有权”。印度生活的许多领域里，最基本的资源比如特定类型的土地、知识和文化，一直以来都是没有所有权的。但是当印度签署了国际贸易协定，私有化这些曾经是“公共的”东西成了趋势。在我的德里朋友中有一种看法，认为虽然公司文化标榜自己是创造丰足的秘方，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根据印度的情况进行调整，这将预示着一种新型的稀缺。
而且大家有一种感觉，通过这种调整适应，也许能想象出一种新的混合制的资本主义，不只在这里为印度提供灵感，而是在所有地方都能变成一种激励。毕竟，正是在这个时期，纽约遭受了“9·11”事件重创，西方社会开始感觉到对伊斯兰焦虑的压力，而他们的多元文化主义（实际上是他们的优越感）似乎脆弱不堪。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可能已经接纳了许多来自不同背景和信仰的人，但也期望他们能接受一种深层次的同质性，即每个人都应该遵守一个单一的法律系统，比如摒弃一切与国家高效、节制的社会氛围不符的行为。在德里，这里的一千五百万人已经习惯了和其他那些与自己的生活毫无交集的人生活在一起。这里的生活景象比西方社会更多样、更矛盾，甚至到了深不可测的程度，然而德里依旧让人觉得运作顺畅。这座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拥有一种无条件拥抱模糊和晦涩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让我理解你，然后我们可能共存”，而是“我会无条件和你共存，因为我永远理解不了你”。这种能力似乎不仅仅在深层意义上更人道，而且作为一种全球化下的普遍风气也更有前途。因为它很清晰，在全世界互相联结的时代，我们全都和不相识或不理解的人纠缠在各种关系里。也许，这座长久以来被视作荒芜和绝望之地的第三世界的城市，实际上暗藏着会让所有地方都受益的知识形式。
这不只是说说而已。德里的新文化也在崛起。我意识到对写作来说，德里是一个比纽约能提供更多灵感的地方。因此当我坐下来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做相似的事。有一个德里作家叫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是其中第一个获得国际关注的，她最近赢得了布克奖。仿佛忽然之间，在这座一点儿也不文学的城市里，所有年轻人都在写书拍电影，其他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的人开始成立出版社、杂志社和报社，而咖啡店和酒吧则决定用诗歌朗诵活动和电影放映来吸引更多顾客。
其中最有活力的是萌发中的艺术圈。各式各样的人被德里高质量的大学和租金便宜的工作室吸引到这里。有些人也许只是单纯地听到这座城市耳语般的承诺，说它会让你看到一个新的自己。但在那些日子里，这个承诺十分切实。我记得早年在一栋废弃的房子里有一场实验表演，房子的地板上有水塘，昏暗的照明让人在走廊里只能摸索前进。大家在浴缸里聊天，艺术作品画在浴室墙上或藏在厨房的抽屉里。表演抓住了这座城市在那些日子里的分崩离析，以及即将涌现的神秘而美妙的新现实。那场表演酷得不容置疑，看到碧安卡·贾格尔（Bianca Jagger）在场也一点不觉得怪，她穿着一件朴素的白衣服，穿过那些潮湿的房间。大家现在依然会谈起那个晚上，那天我们见证了一些即将到来的东西——之后的几年内，当时在场的艺术家中有几个成为了国际艺术界的宠儿。全世界的艺术品藏家都期望拥有一件代表印度崛起的作品——一件能把东方崛起的传言和孟买股票市场飙升的吸引力变得更有形的东西。藏家们购买钢和大理石的雕塑，这些雕塑尺寸巨大，似乎诉说着它们诞生于史诗般的大环境。艺术家们搬去像飞机仓库一样的工作室，凭着自己的实力跨越国境：像所有21世纪优秀的公司那样，在中国制造作品，然后以一次1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他们迅速从社会边缘的顽主变成了精力旺盛的有钱人，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看不起艺术的社会里，这整个过程也不可能不引起关注。很快，艺术家们在印度名流中受到欢迎。由于他们已经是有钱人了，人们想当然地觉得他们从来没想过别的事情。但我以前就见过他们，那时候财富还没一点儿影儿，他们唯一想的就是如何将形式赋予一个伟大的声音——在这里，早年德里的地铁里，那个声音咆哮着，我们那么多人都听见了。
十年以后，当时这些乌托邦似的喧嚣不复存在。
惊人的早年岁月似乎已经很遥远。未来已经到来，而且没什么可惊艳的。这个城市四处都显得无精打采，德里似乎再一次成了无关紧要的外围城市。如果我们曾经认为这座城市可以教给世界其他地方如何在21世纪生活的话，现在我们要失望了。土地抢夺和习以为常的腐败后来变得明目张胆；精英的权力以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肆意扩张；所有曾经的缓慢、私密和独特都变成了快速、巨大和同质——已经很难再梦想一个能给人惊喜的未来了。金钱统治着这个地方，我们周围所见的新兴生活方式是一种对于西方社会生活方式无聊而拙劣的复制：办公街区、公寓街区、商厦，还有所有周围的建筑，数以百万计的人从未进去过，也许除了作为清洁工进去拖地。
城市里暴力激增，而且表现形式非常骇人。情节恶劣的性犯罪一再发生，让人难受，并且在大范围里引起了对这个飞速变化的大都会里正在成型的社会的惊慌失措。数万人走上街头表达对受害者的同情，愤慨于现在每个人在自己城市马路上的不安全感，德里变成了一个充满自省迷思的地方。有些人希望在现在这个印度经济崛起的时期，能永远埋葬那些来自殖民时期影响印度人和外国人的态度；这些态度认为印度文化是低劣、返祖的。德里报纸上的残忍报道使他们对这种希望的合理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现在这座城市不再是正建造一个能鼓舞世界的天堂，而是努力把自己从地狱的边缘拉回来。
在那个十年结束之际，我决定写一本书，写这座我选定的城市，部分原因是为了理解它转变的本质，因为我和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一起在生活中经历了这种转变。我的感受是，作用于其中的是非常狂乱的人类能量，这些能量不仅关乎金钱、改变和野心，还关乎焦虑、苦行和历史创伤——只有询问住在这里的人实际上如何生活、做何感受才能发现这座城市的现实。人们喜欢用统计数据来讨论印度的改变，否则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能表现如此迥然不同的10亿人的存在？但印度繁荣时期平滑向上的图表曲线，根本没有表达出每个新的一天到来带给这座城市居民的紧张。这种紧张来自深深扭曲的日常生活，存在于愉快和恐怖之间、旧的和新的价值体系之间、自我实现和自我消灭之间。没有图表能总结一个正在全球化的社会所经历的痛苦，而对于统计数据的热忱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矛盾、梦想和怀疑的忽略，正是部分问题所在。人们总是假定：一个明显正在致富的群体，其内心生活应该和外部的经济指标一样一帆风顺，但在这个新兴世界的大都市，加速的变化经常成为一场让人混乱的狂风暴雨。人们赚的钱越多，事情越不可理喻。
但问题并不必然出在现实里，同样关乎想象。德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没有被赋予想象。不像那些住在巴黎、纽约、孟买等地已经对城市拥有丰富概念的居民，在德里的我们就像还没有写出代码的程序员，无法整理周围乱糟糟的数据。这座“城”还没有存在：现在的它只是一个力场，充满原始暴力的刺激源——这也是它让我们所有人如此暴躁疲惫的原因之一。“毫无意义！”当地报纸每每要表达对新事物的厌恶，就列出这样一个大大的标题，重申在德里流传了几千年的一种古老智慧：每件事从根本上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我很想知道是否能为历史找到一个新的角度。尽管我们正遭遇变化的漩涡，但意义似乎无所不在，哪怕是“恐惧”都好像有东西要表达。个人，即使对他人绝望，也必然对自身的重要性深信不疑。我决定从个体开始，从德里内部生活的洪流开始，寻找那里的节奏、历史和关联，从这些东西里可能会浮现出一座城市的轮廓。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其意义的，确实有一座“城”是可以被描写塑造的。
但我开始写的那本书只有部分是关于德里的，整本书有一大半写的是全球系统本身。我不觉得对于周遭的所见所闻仅仅关乎此地，也不觉得这些见闻是全球系统里“原始”的那部分，正在挣扎着要“赶上”先进的西方。这里更多让人觉得是超现代的场景附带着些变体，被复制到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表面世界的别处。确实，开始时我写的东西感觉像是一份来自未来世界的报告：这些“新兴的”中心错过了对国际资本主义最具包容和希望的20世纪中期，而似乎只有在这些中心，人们才能更好地观察全球最新的脉动。我觉得，不再是在西方，而是在这样的地方，来自全世界的人才能找到对自己命运最清晰的书写。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我仍然忠实于自己早年在德里奉行的普世主义。但这是普世主义里较黑暗的一种，它必须更努力才能揭示其内在的理想主义。
我搬去德里的时候父亲很紧张。他一辈子花了太多时间来逃离这个国家，并不是为了看到自己的儿子淡定地搬回去。但随着时间过去，他开始从这意料之外的情况中看到可能性。我成了一条通向过往的道路，成了他青年生活和成年生活之间的使者。当他和母亲来德里和我住的时候，表现出了我从没看到过的轻松愉快。他少年时期的自己又跑出来了：他开始说印地语，离开德里后他几乎再也没说过这种语言；他逛音乐商店，浏览自己喜欢的印度斯坦尼音乐CD。有一天他情绪很好，叫我带他去20世纪50年代全家在德里住过的房子。
父亲、母亲和我，我们一起出发去卡罗尔花园。“15/64西延伸区，阿吉马汗路。”他坐在后座郑重地说出地址。我们开过政府办公区域宽阔流畅的街道，然后向卡罗尔花园方向拐弯。已经是傍晚时分，路上都是卡车，为卡罗尔花园数不清的商店装货卸货。1947年搬来的旁遮普（Punjabi）商人生意越做越大，现在整片区域拥挤不堪：商店和仓库扩建到外面的路上，公寓能利用到每一处空隙，要么往上盖，要么往外面盖，剩下的地方都停满了车。我们错过了应该拐弯的地方，要掉个头，为了这个错误我们多花了半个钟头。我们坐在车流中，看着人力车在前方穿行，在纱丽店门口把女乘客放下。在德里烟雾缭绕的市场里，汽车是最不合适的工具，而且没有一个市场比卡罗尔花园更烟雾腾腾。
我们在市场收市的喧闹里越陷越深，父亲越来越气愤。“卡罗尔花园以前真的是座花园，”他说，“一座花园。我以前在这些路上骑自行车。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地址。“15/64西延伸区？”没人知道。母亲读着路边的门牌号码，眼看就要到了，号码却跳掉了，又从一个新的数字序列开始。那个门牌号码好像已经不在了，应该是房子旧址的地方现在是一排钢门面的仓库。一次又一次掉头让人很累。“我们回家，”父亲激动地说，“在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根本没法开车。走吧。”
回去的路上，父亲一路沉默，这是又一次令他失望的回乡之旅。当时我想，他的震惊其实并不必然是因为六十年没有回来过。哪怕那些从没离开过卡罗尔花园的人，那些过去六十年来见证了这里每个变迁的男男女女，现在回想起过去也会出现片刻的犹疑。实际上，你会常常听见一些老人试图告诉那些没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以前这里是什么样的，但他们往往也说不清楚。语言和回忆交织，乱成一团，因为人体组织有很强的适应性，会用一种神秘的能力重新调整自己来适应已改变的环境。于是，要记起以前的样子，或者过去自己的样子就变得难了。这个调整适应的过程在21世纪初的德里飞快加速。变化发生的速度让人目瞪口呆，以至于不管是哪个年纪的人都和自己最近的经验发生了断裂。现在，他们看着各种大得让人不适甚至有点害怕的巨型商场，甚至想不起来以前这里是什么，或者为什么自己那么强烈地抗拒这些商场。父亲失败的重访故居之旅只是普遍情况中的一个例子：没有人，哪怕是年轻人，能重访塑造了自己过去的德里，因为那个德里已经消失了。
我们倾向于把人口迁徙看作空间中的活动，但从某些方面来说，时间上的迁徙是一种更宏大的、向前出走的侧向步伐，这种更宏大的出走是“在时间平原上的迁徙”，每个生活在资本主义洪流中的人都涉入其中。
因此，我觉得父亲上了年纪之后喜欢收集钟这件事很有意思。他没有收集其他东西，比如能代表对于失去之地的执着的地图。像很多移民一样，他一直都着迷于“传家宝”这种概念。因为公司的成功，他进入了英国资产阶级家庭的圈子，那些人的家里摆满了祖上传下来的东西：柜子、装饰品、画和花瓶。相比之下，他没有一件能展示自己根基和传承的东西。所以，素来简朴的父亲近几年开始大把花钱，收集法国19世纪的旅行钟。他不是狂热的亲法派，这个爱好对他来说也并不浪漫。（浪漫之处只有一个，就是根据钟表制造史，这些钟是在巴黎制造的。）重要的是，这些钟从他出生甚至更早之前就在走，悠长的历史使它们不仅曾在整个独立印度的历史时期中报时，还曾在之前的英国统治时期报时。所以，当高低参差的钟声在剑桥的家中响起时，所有缺席的过往得以重现。这些古老庄重的钟让时间沉静而完整，它们收集起所有历史并保存起来，永不消散。
注释：
[1]伊勒杜密什（Shams-ud-Din Iltutmish，1211—1236年在位）是德里苏丹国（Delhi Sultanate）库特布·沙希王朝（又称奴隶王朝［Mamluk Dynasty］）的第三任苏丹，任内大幅扩张领土。
[2]马鲁蒂铃木（又作“风神铃木”）是印度国有企业马鲁蒂·乌德西葛（Maruti Udyog Limited）和日本铃木合资的汽车公司，为印度家用车市占率第一的品牌。
[3]印度的塔塔汽车公司（Tata Motors），为当地商用车市占率第一的品牌，曾推出全世界最便宜的汽车Tata Nao。2017年位列《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五百强企业的第二百四十七名。
[4]三者皆为印度教的神。湿婆为三大神之一，为毁天之神，兼具生殖与毁灭、创造与破坏之双重性格，形象为三眼四手。湿婆之妻为雪山神女（Parvat），有两个凶相化身，分别为迦梨（又作“时母”）及杜尔嘎（又作“难近母”）。前者有四只手臂，全身黑色，脖子上挂一串人头；后者有十手三眼，手持多种武器、法器，职掌降魔。
[5]位于巴基斯坦，曾是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1526—1857）首都。——译注。
[6]Bagh在印地语中是花园的意思。——译注。
[7]指艾拉·菲茲杰拉德（Ella Fitzgerald），20世纪最重要的爵士乐歌手之一。——译注。
[8]指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爵士音乐的灵魂人物。——译注。
[9]后来的津巴布韦（Zimbabwe）。——译注。
[10]依据天主教传统，星期五是不食肉的斋戒日，故常以鱼代替肉。
[11]加尔各答现名Kolkata，旧名Calcutta。——译注。
[12]Vivek Narayana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Delhi Metro", 2005, in Sudeep Sen (ed), The HarperCollins Book of English Poetry (HarperCollins India, 2012), p. 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