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华
一、从书名说开去
作为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同行和拥趸（fans），几乎他的每部著作我都曾翻阅过。我钦佩他出神入化的俄文阅读和理解能力，钦佩他在俄国历史、文学、文化和哲学诸多领域的纵横捭阖，钦佩他将史学的求实与文学的想象有机结合，但更为钦佩的是他为每部著作的巧思命名，因为书名即是书的灵魂。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2007）之所以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并被翻译成20余种文字，“耳语者”的书名无疑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Whisperers意为“窃窃私语的人”，语出自美国恐怖和奇幻小说作家洛夫克拉夫特（H.P.Lovecraft，1890—1937）在1930年完成的科幻小说《暗夜呢喃》（The Whisperer in Darkness），是其以外星种族米——戈（Mi-Go）为主题的克苏鲁神话系列的一种。但是，在《耳语者》中，作者叙述的却不是“科幻故事”或“传奇神话”，而是讲述了1924—1953年间苏联社会的真实历史，这段历史备受后人的毁誉和臧否。在这里，“耳语者”之所以“不敢高声语”，所担心的不是“恐惊天上人”，而是不能惊动“身边人”、“周围人”，甚至是“枕边人”，尤其是不敢惊动无处不在、无影无形和无所不能的“老大哥”（Big Brother）。
奥兰多·费吉斯于2012年出版的《寄给我你的问候：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Just Send Me Word:A True History of Love and Survival in the Gulag）[1]，是以“纪念协会”提供的真实信件为素材，写出的感人至深的真实历史和故事。“寄给我你的问候”（Just Send Me Word）语出俄苏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1889—1966）在1946年创作的著名诗篇《在梦里》（ВоСне）的英译In Dream，内有诗句：“既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无法相遇/你只有在午夜时分/透过星星寄给我你的问候。”[2]书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离别的14年里，在“古拉格”的严密监视下通信1300多封，阿赫玛托娃的诗句“寄给我你的问候”是他们坚守爱情和热爱生命的真实写照。
本书书名《娜塔莎之舞》（Natasha's Dance）则典出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的煌煌巨著《战争与和平》的经典片断。对此，奥兰多·费吉斯在本书的“导言”里已做了详细交代。[3]
“娜塔莎”（Natasha），一个多么清丽的俄国姑娘的名字，它与另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名字“卡秋莎”（Katyusha）一样，是极为流行的俄国（苏联）女性的名字，在19世纪的俄国文学和20世纪的苏联文学作品中更为常见。“娜塔莎”是源自拉丁语的“娜塔利亚”（Natalia）的爱称，意为“诞生”。“卡秋莎”是源自希腊语的“叶卡捷琳娜”的爱称，意为“纯洁”。
在《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是一个灵魂人物，她出身名门，深受欧洲古典贵族教育，是一个单纯、快乐、活泼和善良的少女。在接受战争洗礼之后，她逐渐成熟，最终成为志向高远和意志坚定的“新女性”。她是托尔斯泰道德理想和“新人”的化身。
奥兰多·费吉斯在本书中解释说：“我的目的，是要通过与托尔斯泰展示娜塔莎之舞同样的方式来探索俄罗斯文化：将其视为一系列的特殊经历或具创造性的社会活动，能以许多不同方式展现和理解。”
“娜塔莎之舞”揭开了俄罗斯“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创伤。
在彼得大帝以“野蛮”方式治理俄国的“野蛮”，试图强行将俄国航船拖上“欧化”（“西化”）轨道之前，在俄国盛行的是多神教文化+拜占庭文化+蒙古——鞑靼文化。蒙古——鞑靼人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东方式统治和彼得大帝欧化改革造成了巨大的反差。未来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争以及20世纪初产生的“欧亚主义派”思潮即源于彼得大帝改革，准确地说源于社会分裂状态下的“本土”俄罗斯和“文明”俄罗斯之分。
“本土”俄罗斯是民族化的模式，集体主义、社会公正、平等主义、反私有制观念在这里发挥着支配作用。它的文化形象是圣像、木版画、文献古籍、圣训录、宗教教化作品、民歌、壮士歌、民族仪式等。俄国最基层的组织村社，其成员的通用语言是民族语言俄语。
“文明”俄罗斯是欧化的模式，是彼得大帝苦心打造的理想国，主要存在于贵族阶层和上流社会，它的文化形象是庄园、沙龙、舞会、鼻烟、意大利歌剧。其通用语言是舶来品——法语或德语。
“本土”俄罗斯与“文明”俄罗斯对抗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国家里实际上分化出了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理想的两个社会，进而导致俄罗斯社会分裂的悲剧。因此，当含着金钥匙出生，并在全真的贵族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娜塔莎”偶然地在“农民大叔”的林中小屋里翩翩起舞时，“突然发觉自己的身上流着农民的血液”，一下子就撕开了俄罗斯“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百年创伤。
冯维津（1744—1792）在18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了俄罗斯的东西方属性这个“文化命题”。半个世纪之后，恰达耶夫（1794—1856）在《哲学书简》中感叹：“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我们似乎置身于时间之外……”[4]
在本书中，奥兰多·费吉斯给出了答案：“欧化了的俄罗斯人有着分裂的人格。他的思维一分为二。表面上，他有意识地按照约定俗成的欧洲惯习生活；然而他的内心又为俄罗斯的风俗和情感所影响。”
“娜塔莎之舞”代表了独特的俄罗斯民族“性格”[5]和“民族心理”（mentality）。
20世纪俄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1874—1948）认为日耳曼是男人的民族，俄罗斯只能是女人的民族。然而，更有学者称俄罗斯是一个性格刚烈的民族，尚武、善战、扩张是它藏在骨子里的东西。
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天然地孕育于俄国这方水土。俄国是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横跨欧亚大陆，拥有郁郁葱葱的森林、一望无际的平原、四通八达的河流。这块土地特别厚爱俄罗斯人，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用俄罗斯人的话说就是在他们的地底下埋藏着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上的所有物质。大自然的慷慨给了俄罗斯人一无际涯的空间、丰富的资源，也给了俄罗斯人高大魁伟的身躯，宽广豁达的胸怀，慷慨、豪爽而忧郁的性格，坚韧、顽强的毅力，超强的天赋和创造力。
大名鼎鼎的“铁血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曾担任普鲁士驻俄大使。有一次他在彼得堡郊外风雪交加的原始森林里迷路了，就在他不知所措之时，听到俄国马车夫嘴里反复地说着一个词“Ничего”（音译：尼切沃），并且示意他不要紧张。最后他们终于安全地走出了森林，俾斯麦也因此永远记住了马车夫说的那个词，并且弄懂了它的含义：“没关系”。这个词让他深刻理解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
奥兰多·费吉斯用了较大的篇幅描写了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事件，并赞颂了十二月党人背后的无名英雄——他们的妻子。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这些同样出身贵族的十二月党人妻子与“罪犯丈夫”断绝关系，为此还专门修改了不准贵族离婚的法律。出人意料的是，绝大多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坚决要求随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恼羞成怒的沙皇下令：凡决定跟随丈夫流放的妻子，将不得携带子女，永世不得返回家乡，并永久取消贵族身份与特权。跟随丈夫或爱人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妻子们义薄云天的壮举，浇开了西伯利亚荒蛮原野上绚烂的爱情之花。然后当1887年有位记者找到十二月党人妻子中最后辞世的达夫多娃时，她仅轻声地说：“诗人们把我们赞颂成女英雄。我们哪是什么女英雄，我们只是去找我们的丈夫罢了……”[6]
历史的时钟在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敲响，但“娜塔莎之舞”并没有止步，尽管这位旧时代的贵族小姐需要花大力气在新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尽管新政权致力建立的“新文化”与“旧文化”产生了些许的政治与时空的错位。
“十月革命”与其称为短暂的和疾风暴雨式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不如将其视为长时段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因为与旧制度的政治决裂往往形式剧烈而过程简捷，而与旧文化的文化决裂乃至新文化建构虽然波澜不惊但背后却涡流暗结并且过程复杂。在十月革命的背景之下，建立一种既不同于历史上的以贵族精英文化为核心的俄罗斯文化，又不同于泛滥于世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全新文化，是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和红色领袖的历史使命。因此，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三天（1917年11月9日），人民委员会就建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强力部门”。列宁在晚年的政治遗嘱中特别强调：“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并且“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7]
这种红色文化被冠之以“苏维埃文化”。“红色苏联”“红色政权”“红色领袖”“红军”“红海军”，这一个个鲜活的政治和历史符号，为20世纪的世界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红色烙印。著名红色诗人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在路经美国有感而著的《苏联护照》中自豪地写道：“看吧/羡慕吧/我是苏联的公民。”
“苏维埃文化”是政治型的国家文化，而非历史型的民族文化，因为“苏维埃人”“苏维埃社会”和“苏维埃国家”本身就是政治概念，而非历史上通用的民族概念。“苏维埃文化”是较短时间形成的主观的动员型文化，非长时期渐进形成的客观的进化型文化，它是苏维埃政权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和苏联人民自下而上的主动响应与主动创造的双向作用而形成的。“苏维埃文化”是大众型文化，而非精英型文化，因为此种文化的创造者是广大的苏联人民，而非仅限于少数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苏联人民是此种文化真正的和最有发言权的体验者与享受者，因此“苏维埃文化”必须反映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
奥兰多·费吉斯在本书中写道：“在塑造苏维埃新人的过程中，艺术家也起到核心的作用。是斯大林在1932年首次使用了这个著名的短语，把艺术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旧知识分子的改造与新知识分子——苏维埃知识分子的塑造就是“文化革命”和“苏维埃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著名历史学家、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红色教授学院首任院长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院士在1928年宣布：“我们已经进入需要苏维埃政权所承认的学者的时代……现在我们需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者。”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我国知识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更……我们苏联的知识界，是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骨肉相连的完全新的知识界。”[8]它意味着，伴随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苏维埃知识分子队伍与“苏维埃文化”已经历史性地形成了。
在冷战时代和反共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奥兰多·费吉斯并没有否定“苏维埃文化”或者将其污名化，而是以历史学家的“史德”与“史识”将“苏维埃文化”视为俄国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用了较多的篇幅叙述了其在文学、戏剧、建筑、音乐、电影和日常文化等文化领域的巨大成就，以及“娜塔莎们”在跨入新时代后经历的痛苦与欢乐。奥兰多·费吉斯将其称之为“透过苏维埃看俄罗斯”（Russia Through the Soviet Lens）。
二、俄国文化史的宿命与使命
“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和叙史体例，也曾经是俄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帝俄时代的著名史学家兼政治家米留科夫（1859—1943）就著有两卷本的《俄国文化史纲》并闻名于世。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在苏维埃政权的“宏大革命叙事”的背景下，以革命情怀和大众文化为本质的新文化——“苏维埃文化”，取代了原来以精英意识和贵族文化为本质的旧文化——俄罗斯文化。“文化史”在苏联史学体系下也渐渐式微，其地位被政治史和经济史取代。
1993年初，就是苏联解体尚未完全落幕之时，美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1927—2008）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毫不客气地将俄罗斯民族、国家和文化列为“顽劣”之列，从而使俄罗斯学术界连发“余震”，并极大地提升了对“文化”、“文明”和“文明史观”的关注。
亨廷顿于1995年应邀到俄罗斯作学术访问，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科学院等机构发表演讲和辩论。《社会科学与当代》《自由思想》《国际生活》《哲学问题》《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等杂志设立“圆桌会议”专栏，大量刊发俄罗斯学者相关文章。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玛尔莱娜·拉吕埃勒（Marlène Laruelle）在《文化学——俄罗斯新的“老套思想”》中评论道：“尽管教科书的作者们未必赞同亨廷顿提出的世界未来冲突论的观点，但他们都认同这样一个观念，即两极化之后的世界只有通过‘文明论’的图解才能解释：西方文化区或曰‘大西洋主义’文化区与‘斯拉夫——东正教’空间相对峙，而‘穆斯林世界’将不得不在同西方或者俄罗斯结盟间做出选择。”[9]
在如此现实和紧迫的背景下，古老的“文化史”在俄罗斯复兴，并且还产生了一门新兴学科——“文化学”。
在史学研究领域，文化史成为当代俄罗斯史学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大学里普遍设立俄国文化史教研室，开设不同时期的俄国文化史课程，出版了一系列俄罗斯文化与文明史的著作。[10]研究领域涉及了许多全新的或从前较少涉及的内容，如贵族庄园史、知识分子思想史、风俗史、贵族生活史、决斗史、首都和外省文化史、婚俗史、农民史、商人史、政治文化史、性别史、城市生活史等。
俄罗斯颇有影响的莫斯科大学教授谢缅尼科娃，在已十余次再版的大学教科书《世界文明共同体中的俄罗斯》的序言中曾申明：“首先是历史经验问题以及人们生活的历史经验问题的重要性，在任何时期从来没有像20世纪末的俄罗斯那样紧迫。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甚至不光是让学者，而且还使各种各样的公民着迷。到处都有关于俄国历史的争论：在公共汽车上、吸烟室里、工厂车间乃至厨房里。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正是国家历史，以及对它的评价在人们中间划分出了要比对今天的实际问题评价严重得多的鸿沟……必须帮助青年大学生认识俄罗斯社会的历史特点，帮助他们形成远离国内战争综合症和苏联时代所养成的陈规陋习的世界观。”她宣布：“本教科书的任务是给出俄国历史道路的完整观点，从文明角度展现不同社会水平的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厘清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历史资料运用于比较分析之中，将俄国史与西方和东方国家的历史做比较。”[11]
“文化学”学科的建立和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是当前俄罗斯学术界另一个更大的亮点。[12]许多大学的哲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纷纷设立文化学教学和研究机构，并且出现了众多的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变身”为“文化学教研室”的突出现象。在俄罗斯颇受欢迎的《俄罗斯学》的作者沙波瓦洛夫在该书的序言里开宗明义提出问题：“你们的传统是什么？你们的根在哪里？你们在哪里生活？怎样获得食物？怎样管理国家？怎样解决棘手的权力和自由问题？如何划分民族集团和社会阶层？如何对待深刻的、自古即有的众多问题？你们从生到死一生的路标如何转换？你们是如何相爱、结婚、生育和抚育自己的孩子的？你们是如何工作、娱乐和体现自己在艺术与文学方面的创造精神的？为保护文明免于衰落采取了什么样的联系和组织原则？你们崇拜什么样的上帝？什么样的信仰影响你并给你以力量？你们承认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信念在驱使你？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影响你的生活？什么样的幻想和神话激励着你们？什么样的威胁使你们无助？什么能给你们以战斗的勇气？什么样的混乱现象使你们恐惧懈怠？什么样的共同感觉使你们联合为一个整体？”[13]
1990年开始出版《文化·传统·教育年鉴》，1996年开始出版《文化学》杂志。1995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部第一次制订了经过大学5年学习取得文化学专业所必需的标准。随后教育部设立了文化学副博士学位，2000年又设立了文化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俄罗斯文明与世界文明、性别与婚姻、民族性与国家性、俄国与西方、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世界主义与普世主义等。在许多院校，文化学课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成为跨学科和专业的人文教育体系的核心课程。俄罗斯高校的文化学课程一般在大学二年级开设，约100学时，名称多为“文化史”“文明史”“世界文化史”“俄国文化史”及“文化史及理论”。文化史和文化学课程被俄罗斯教育界视为帮助大中学生树立世界观、价值观、爱国主义观、国际主义观的重要课程。
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学术界和俄罗斯联邦政府有重点和有选择地翻译和介绍欧美学者关于俄罗斯文化与俄国文化史的研究的同时，奥兰多·费吉斯每部著作的出版几乎都受到俄罗斯社会的关注。《耳语者》英文版于2007年出版后，俄罗斯“王朝”基金会立即与他签署了俄文版权转让协议，将决定由俄罗斯阿斯达（ACT）出版集团旗下的考鲁斯（Corpus）出版社出版，但终因奥兰多·费吉斯在2010年卷入对俄罗斯政府的批评而未果，但这足以说明，谨慎并孤傲的俄罗斯学术界对奥兰多·费吉斯著作的学术性和可读性的价值判断。
三、奥兰多·费吉斯：其人其作其风
奥兰多·费吉斯实在是一个备受争议和特立独行的职业历史学家。
奥兰多·费吉斯拥有自己的个人主页（ First）的成绩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984年至1999年，他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历史学讲师。”
在19世纪至20世纪灿若群星的英国史学大师级人物中，许多人如阿克顿（Lord Acton，1834—1902）、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卡尔（Edward Carr，1892—1982）、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以及身兼政治家和史学家的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都极为关注“Russia”（“USSR”）这个“欧洲大门口的陌生人”。因此，这位1959年出生的奥兰多·费吉斯实在是英国史学界名副其实的“晚辈后生”。
在英国这个史学大国里，奥兰多·费吉斯虽然资历尚浅，但与他的史学前辈和同辈相比，在他身上又体现了非常明显的专业倾向和叙史风格：
第一，与绝大多数英国史学家不同，奥兰多·费吉斯的学术兴趣专注俄国（苏联），并以俄国史和苏联史的研究为专守志业。自1989年出版《俄国农民与内战：伏尔加河畔的农村革命，1917—1921》（Peasant Russia,Civil War:The Volga Countryside in Revolution,1917—1921）之后，他一口气完成了《人民的悲剧》（A People's Tragedy，1996）、《俄国革命解说：1917年的语言与符号》（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1999，与鲍里斯·克洛尼茨基合著）、《娜塔莎之舞》、《耳语者》、《克里米亚》（Crimea，2010）、《古拉格之恋》和2014年最新出版的《革命的俄国，1891—1991》（Revolutionary Russia，1891—1991）。
英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周刊《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在2008年将《人民的悲剧》列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一百本书”之列。[14]这本书获得了1972年由沃尔夫森基金会设立的旨在鼓励公共写作和公共史学的“沃尔夫森历史奖”（Wolfson History Prize），他获得了1959年创立以英国商人史密斯（W.H.Smith）命名并旨在“鼓励给英国带来国际尊重的作家”的“史密斯文学奖”（The W.H.Smith Literary Award）、NCR图书大奖、“今日朗文历史图书奖”（Longman-History Today Awards）和“洛杉矶时报图书奖”（Los Angeles Times Book Prize）。《娜塔莎之舞》和《耳语者》都入选了1999年设立并专门颁发给优秀的英文非虚构作品的“塞缪尔·约翰逊奖”（Samuel Johnson Prize）决选名单，而且他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28种语言出版。
奥兰多·费吉斯受邀参加英国著名在线的人文社会科学出版商Brill出版的《俄国历史杂志》（Journal Russian History）编辑委员会，他受邀担任《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和一些国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评论员。他还是1820年由英国国王乔治四世亲自创立、目的在于“奖励文学业绩和激发文学人才”的英国皇家文学学会（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的正式会员。[15]
第二，奥兰多·费吉斯的研究领域在时间断限上横跨了俄罗斯帝国、苏联与当代俄罗斯三个历史时期；在研究内容方面，不仅关注俄国（苏联）历史，同时兼及俄国（苏联）文化、文学、艺术、民族、社会等诸多方面；在叙史方式上，他的历史著作具有极强的文学性，因而收获了广泛的读者群体和社会影响，但也因此而招致来自历史学界同行们的批评和非议。
《耳语者》在欧美获得了英国皇家文学学会颁发的“翁达杰奖”（Ondaatje Prize）、法国文学大奖“美第奇奖”（Prix Médicis）和意大利文学大奖“罗马奖”（Premio Roma），它在中国的出版同样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入选深圳读书月2014“年度十大好书”。他在该书前言中强调他的研究和写作使用的资料全部出自1988年苏联民间为收集斯大林时期受害者和幸存者档案的“记忆协会”（Memorial Society）提供的文献，此书目的在于作者“探讨各式家庭如何应对苏维埃政权的压力……这些人都是《耳语者》的英雄。本书在真正意义上是他们的书，我只提供了发言的机会。对我们来说，这些只是故事，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的人生”。
我本人曾在2014年撰写了《耳语者》的书评，本人亦强调：“《耳语者》展现与描述国家命运、制度存废或领袖功过的‘宏大叙史’不同的苏联历史细节，奥兰多·费吉斯完成了1920年代末肇始的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目光向下’即关心普罗大众命运的史学使命，完成了196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社会文化史’所倡议的历史学（History）的价值在于讲述‘他的故事’（His Story）和‘她的故事’（Her Story）的史学责任。”[16]
然而，恰恰是这本为他获得国际声誉的著作也引来了一片批评之声。美国老资格苏联问题专家、《布哈林政治传记，1888—1938》（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A Political Biography,1888-1938）的作者斯蒂芬·F.科恩（Stephen F.Cohen，1938—— ）认真地将书中引用的俄文原始档案与“纪念协会”的档案加以对照，认为《耳语者》中使用的文献资料存在着“令人吃惊”的错误。其他批评者则认为《耳语者》的叙述过于文学化，内容方面过于追求情节化，相当多的文学化描写让专业读者对史实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娜塔莎之舞》出版后同样获得了极高的国际反响，进入2003年度的“塞缪尔·约翰逊奖”决选名单。美国作家施梅曼（Serge Schmemann）曾经担任《纽约时报》驻苏联记者，他给予《娜塔莎之舞》极高的评价：“奥兰多·费吉斯成功地描述了俄国文化的无比深厚和强大力量，概述了俄国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和事件。奥兰多·费吉斯以一种让读者更深刻理解俄国的方式来书写，这种方式比仅仅去叙述统治者如何专制、征服者如何残暴和战争如何残酷更高明。用俄国人自己的话谈‘俄罗斯问题’，如何寻找亚洲之根，探求俄国农民之谜，如何养育出如此多的伟大作家、诗人、画家和作曲家，是其著作的过人之处。”
英国伦敦国王玛丽学院（Queen Mary,University of London）的俄国史教授卡洛琳·布鲁克（Caroline Brooke）著有《莫斯科：文化史（城市景观）》和《莫斯科：文化和文学史（城市和想象）》。她在专门为《娜塔莎之舞》写的书评的结尾强调：“奥兰多·费吉斯的故事并不新颖，但它涉猎广泛并且讲得漂亮。带着他对生动散文的精妙目光，他描绘的世界变得栩栩如生。书中收录的彩色插图非常漂亮，而批判性的文献目录也是一个有用的补充，它收录了俄国文化史不同领域中许多新近出版的（英语）专著。作为一部专门写给普通读者的著作，《娜塔莎之舞》可能没有直接迎合到《革命的俄国》的读者的品味。但阅读这本书完全是一种享受，它也同样值得收藏。”
然而，对于《娜塔莎之舞》的批评之声也随之响起。剑桥大学教授蕾切尔·波隆斯基（Rachel Polonsky）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撰文批评奥兰多·费吉斯在该书中展现的各式各样的瑕疵，除对书中征引资料的来源提出疑问之外，也对该书的写作风格提出了疑义：《娜塔莎之舞》究竟是史著还是小说？究竟是史实还是虚构？另一位重量级的美国历史学家比尼恩（T.J.Binyon）也对《娜塔莎之舞》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书中俯拾皆是的史实错误比瓦隆布罗萨秋天的落叶还要多。”
于是，笔者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奥兰多·费吉斯的叙史方式——史学与文学结合恰好成了他的最大优点和最大缺点。他的著作几乎每本都获得了极其广泛的社会反响，甚至还获得了来自文学领域的褒奖，正是由于其著作的可读性和文学性。而来自欧美史学界同行的激烈批评和屡屡声讨，指责的正是其著作的资料真实性和历史写作的文学性。
奥兰多·费吉斯的叙史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其母亲——英国著名女性主义作家埃娃·费吉斯（Eva Unger Figes，1932—2012）的影响。埃娃·费吉斯的创作风格与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历史写实和非虚构，她的第一部小说《界线》（Equinox）就是根据自己的犹太家族在纳粹德国时代柏林的恐怖生活史和她本人随家族于1939年移居英国之后的个人情感史而创作的。她描写了一个从纳粹德国移居英国的犹太人马丁，他在童年时代就来到了伦敦，但直至成年并结婚仍然感觉自己与英国格格不入，与他的英国妻子、不得意的诗人和编辑伊丽莎白的关系也变得纷乱不堪，最后不得不开始了漫长的离婚历程。毫无疑问，来自成功的作家兼母亲的埃娃·费吉斯的这种将真实历史与一定虚构结合的创作风格影响了她的儿子、未来的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尤其在他们母子的笔下，对极权主义政治都给予了特别的批判和揭露。奥兰多·费吉斯的姐姐肯特（Kent Figes）也是女承母业，是英国较有名气的作家和编辑家。奥兰多·费吉斯在《娜塔莎之舞》最后的“致谢”中特别提及他的母亲通读了手稿，“我的母亲，娭娃·费吉斯，她的文学品味是我所有作品的试金石”。
此外，奥兰多·费吉斯在大学读书、毕业和走上职业历史学家的时代恰好是由美国历史学家于20世纪70年代发起并主导的“语言与文化学转向”（Linguistic and Cultural Turns）的时代，尽管从此国际史学的主阵地就由欧洲转向美国，但英国仍然以其老牌“史学帝国”之余勇在冠之以“新文化史”“新思想史”“新社会史”的新史学领域分得一席重要之地。这种新的历史学潮流不可能不对初出茅庐并雄心勃勃的年轻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产生深刻的影响。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俄国文化本身的特质使然。自19世纪初，“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1799—1837）与莱蒙托夫（1814—1841）、果戈理（1809—1852）等人开创了俄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伟大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1）、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与“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等人开创了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在一个多世纪里，培育了俄国文化的绚丽之花，也养育了俄国文化的特质——文学中心主义。
原因在于：俄国曾是偏安于欧洲一隅的穷乡僻壤，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出世甚晚但负有强烈的使命感，无论是批评家、史学家抑或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在十二月党人起义的震撼下，沙皇政府强化了国家机器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导致进步人士自由表达思想和愿望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丧失。于是，他们寓情于诗画，寄志于小说，以春秋笔法隐晦曲婉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思想，通过一系列的“多余的人”“忏悔的贵族”“奥勃洛莫夫性格”“新人”“旧人”“美妇人”“泼留希金”的文学形象抨击时政，呼唤新时代。每一部文学作品、每一幕戏剧、每一幅绘画、每一曲音乐的背后都蕴含了丰富的政治、哲学、宗教和社会批评的元素，所有的新思想和新启蒙都是通过“文学”这个“中心枢纽”而展现。
专注19—20世纪俄国历史与文化史研究的奥兰多·费吉斯不能不受此“文学中心主义”的影响，在自己的史学著作中更多地采用了“新文化史”和“新思想史”[17]主张的“语境”（Context）、“修辞”（Rhetoric）、“隐喻”（Metaphor）和“反讽”（Irony），即传统史学中并不常见的“虚构”和“想象”下的文学色彩。
本人认为，在这一点上奥兰多·费吉斯不仅顺应了国际史学的发展趋势，不仅体现了俄国文化的“文学中心主义”特质，而且大大地强化了其史学著作的大众阅读性，完成了从专业史学（Professional History）向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的转化。
值得一提的是，奥兰多·费吉斯在书后提供一个极为详细、内容庞杂而条缕清晰的相关英文书刊介绍和短评，它对俄国文化史感兴趣的研究者而言，极具参考价值。
最后，让笔者再缀上几句轻松之语吧！
在《战争与和平》里，贵族小姐娜塔莎在“农民大叔”的小木屋里，伴着大叔演奏的巴拉莱卡琴声和灰眼睛的阿尼西娅轻声唱起的民歌《在大街上》，突然忘记了身份，放下了矜持，“双手叉腰，动了动肩膀”，愉快地闻歌起舞了。
那么，尊敬的各位读者，在翻开本书之前，能否闭目试想一下：在这本书中，“娜塔莎们”将在何种乐曲或民歌中翩翩起舞呢？
我情愿选择俄国最著名的一首民歌，它历经帝俄——苏联——俄罗斯三个时代，而没有被历史和政治湮灭，它就是《卡林卡》（又译《雪球花》）。这是一首在俄罗斯南方和黑海一带广为流传的为婚礼舞蹈伴唱的民歌，它既有舒缓的歌唱旋律，也有热烈的跳舞节奏，极富浓郁的哥萨克风格。
好吧！让我们在由远方而渐近、由轻曼而激越、由悠远而欢快的《卡林卡》的旋律中，开始我们的俄罗斯文化史之旅吧！
注释
[1]中译本更名《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李广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Anna Akhmatova,You Will Hear Thunder,trans.D.M.Thomas,Ohio University Press,1985.
[3]无独有偶，俄罗斯最高文学奖“布克奖”（1997）和以列夫·托尔斯泰庄园命名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奖获得者乌特金（А.A.Уткин，1967—— ）的小说《环舞》（Хоровод）也是以俄罗斯民间舞蹈的名称为书名，以这种手拉手围成圈而舞，象征主人公环环相扣和命运相关，借喻反映1812年战争后的俄国社会风情。有趣的是，乌特金1992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学系，而《环舞》是他还是历史系大学生时于1991年开始写作的首部作品。
[4]恰达耶夫著，刘文飞译：《哲学书简》，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5]俄国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性格只能用Характер这个纯俄文词，英文的character与它完全不对译。
[6]希科曼：《祖国历史活动家：传记指南》，第512页。
[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774页
[8]《斯大林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苏联宪法（根本法）》，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14页。
[9]玛尔莱娜·拉吕埃勒：《文化学——俄罗斯新的“老套思想”》，《第欧根尼》2005年第1期。
[10]代表著作如：康达科夫《俄国文化史导论》；泽金娜等《俄国文化史》（中文版由刘文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利哈乔夫《思考俄罗斯》（中文版书名为《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伊戈尔《文明搏击中的俄罗斯民族》。
[11]谢缅尼科娃：《世界文明共同体中的俄罗斯》，第4—5页。
[12]代表著作如：康达科夫《文化学：俄国文化史》、沙波瓦洛夫《俄罗斯学》。
[13]沙波瓦洛夫：《俄罗斯学》，第2—3页。
[14]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30 December 2008,p.7.
[15]“Current RSL Fellows”,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Retrieved 18 March 2014.
[16]张建华：《暗夜耳语的人们》，《时尚先生》2014年第12期。
[17]如新文化史大师海登·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特别强调：“将历史学视为一种文字虚构，以发明（invented）而不是发现（found）为特征，因此历史学更接近文学作品，而不是科学”，“言辞的虚构，其内容在同等程度上既是被发现的，又是被发明的，并且其形式与其在文学中的对应物比之在科学中对应物，有更多的共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