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社会产生了奇怪的同伴。伊拉斯谟的名字能够印在所有令人起敬的书里，供全家阅读，可假如在众目睽睽之下提到拉伯雷却会有失大雅。是的，这家伙非常危险，在我国还通过了一项法律，防止天真的儿童接触到他的邪恶书籍，在许多国家里，只有从胆量更大一点的书贩那里得到他的书。当然，这仅仅是骗人的官僚贵族运用恐怖统治强加于我们的许多荒唐事件中的一件。首先，对二十世纪平民来说，拉伯雷的书同《汤姆·琼斯》与《七面山墙的房舍》一样索然无味。极少有人能将冗长不堪的第一章读完。其次，他的语言当中并无意图清晰的暗示。在当时拉伯雷用的言辞很通俗，现在却不常用。可是，在那片碧蓝的田园时代，九成人和土地有不解之缘，所以铁锹还是铁锹，母狗也绝对不会被误认为是“贵夫人的狗”。现今对这位著名的外科大夫的著作持反对意见的人，不单单局限于反对他所用的丰富却又太过坦率的言辞，还要深刻得多。这源于这样的情行：对凡是属于打击生活的人，相当多优秀人物都会无比厌恶。按我的分析，可以将人类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对生活说“是”，另一种则说“不”。前者接受生活，无论命运赐予他们的是什么都会接受，并且尽力做好。
后者也接受生活（他们如何自拔呢？），却对赐予嗤之以鼻，并且为之烦恼，就仿佛原本小孩想得到的是木偶或小火车，却获得了一个小弟弟。“是”派的人们对闷闷不乐的邻居给自己的评价非常乐于接受，也忍让他们，就算“不”派把悲伤与失望撒满人间，堆起可怕的高山，也不去阻拦。可是，“不”派的同伴却很少给第一种人献殷勤。“是”派要想走自己的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派就会马上将他们清除掉。这是很难做到的，因而为了满足嫉妒心，“不”派便一刻也不停地迫害那些认定世界属于活人而不是属于死者的人。拉伯雷大夫属于前者，他的病人，还有他的思想，对墓地从未向往过。这无疑来说是件憾事，不过人们也不可以都去做挖墓人。应该有一些乐观派，假如世界上到处都是哈姆雷特，那这个世界该是多么吓人哩。再说拉伯雷的生活，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经他的朋友编撰的有关他生平的书中被遗漏了的少量情节，在他敌人编撰的书里能够找到，所以他的一生，我们可以有个十分准确的了解。拉伯雷是紧接伊拉斯谟的那代，不过他降生的世界依然被僧人、修女、执事以及无数托钵僧所掌控。
他出生芝侬，父亲要么是药商要么是酒贩（这两种职业在十五世纪并不相同），家境富裕，可以供儿子读好学校。年轻的拉伯雷在学校同杜贝拉－兰格家族的后裔结识了。在当地那个家族非常有名气，他们和其父一样，略有天赋，善写作，时不时也去打仗。他们都很世故——“世故”这个词容易被曲解，在这儿我说的是褒意。他们是国王的忠实侍从，担当过数不清的公职，可是单单一个头衔就能够让他们担当众多责任与义务、却没有乐趣的生活。他们变成了主教、红衣主教以及大使，翻译古文书籍，编写炮兵步兵训练素材，把贵族应做的很多有用劳务都出色完成了。后来杜贝拉家族对拉伯雷的友谊说明，拉伯雷并不单单是一个同他们饮酒作乐的食客。他的一生非常坎坷，可总能得到老同学的帮助与支持。只要他和上司产生矛盾，杜贝拉家族古堡的大门便会为他敞开；在法国偶尔会出现对这个年轻倔犟的道德主义者不利的事情，便总有一个杜贝拉家族的人恰好奉命去国外，迫切需要一个秘书，要求不但懂点医学，而且还是个造诣极高的拉丁文学者。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不少于一次，我们这个有学问的医生的生涯仿佛就要突然在不幸中了结了，可老朋友通过他们的势力又将他从巴黎大学神学院与加尔文主义者的愤怒与怒火中解救了出来。原本加尔文主义者将他看成是他们的同伙，可他却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加尔文派大师的偏见的热情进行无情地讽刺了，正如他在枫蒂南与马耶萨斯讽刺老同事一样。在两个敌人之中，巴黎大学神学院无疑危险一些。加尔文能够无所顾忌地大声疾呼，可一出小小的瑞土疆界，他的闪电便像爆竹一般失去了威力。相反，巴黎大学神学院，还包括牛津大学，则坚决拥护正统派与“旧学”，一旦他们的权威受到挑战，他们就毫不留情，并常常会同法兰西国王与绞刑吏有心合作。哎呀，拉伯雷一离开学校，就成了焦点人物。这并非由于他爱好喝酒、喜欢讲别的僧人的趣闻轶事。他做得还要糟。他屈从了邪恶的希腊文的诱惑。他的修道院的院长一听传闻，便下令搜查他的处所。他们发现了大量的文字违禁品，一本是《荷马史诗》、一本《新约》还有一本希罗多得的书。这个发现着实可怕，他那些有权有势的朋友多方活动，他才脱离困境。在教会发展史上，这是个奇特的阶段。
早先，如同前面我所讲的，修道院是文明的最前端，在提高教会利益上僧侣与修女作出了不可估价的努力。可是，并非一个教皇预见到了，修道院体制太过强大会非常危险。然而一如既往，正由于大家都明白应该对修道院采取些措施，故而迟迟不见有所行动。新教徒中似乎存在着一种看法，天主教会这个组织相当稳定。由一小部分目中无人自高自大的贵族悄无声息、自然而然地控制着，内部从没发生过动乱，而别的所有经普通大众组成的组织则肯定和内讧如影相随。人世间的万物，只有真理离我们最远。也许同前面所讲的一样，这个观点是因错误地理解了一个字。听说有“一贯正确的人”充满民主理想的世界就大吃一惊。人们这样认为：“一个大组织只要有一个人可以拿主意，他说了算，而别的所有人都跪着喊阿门，服从于他，这样的话管理起来就会易如反掌。”对这个错误复杂的问题，在新教徒国家长大的人有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那真是难于上青天。然而，假如我没有搞错，教皇“一贯正确”的言论正如美国的宪法修定案一样寥寥无几。
何况，重大决策都是经过充分讨论，可最后的决定未作出之前的争论常常会对教会的稳定造成动摇。这样的宣言是“一贯正确”的，就像我们的宪法修定案也一直正确一样，由于它们是“最后”的，只要明确地归入最高法律，一切争执都到此为止。谁要是认为管理美国十分容易，由于人们在紧急情况下都会站在宪法这边，那便大错特错，仿佛是在说在重大的信仰问题上既然天主教徒承认教皇的绝对权威，那样的话，他们一定是一群温顺的羔羊，放弃了自己拥有的独特想法的权利。倘若真是这样，那生活在拉特兰与梵蒂冈宫殿里的人就有好日子过了。然而，只需粗略地研究一下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就会明白事情恰好相反。那些坚持信仰改革的人在写书的时候，仿佛认为罗马执政者对路德、加尔文以及茨温利充满仇恨谴责的那些罪恶浑然不知，事实上他们才是真正对事情的真相有所不知，或是说无法处埋好他们对美好事业的热情，有失公正。艾德里安六世与克莱芒七世这样的人对教会有重大弊病了如指掌。
可是，抖出丹麦王国里的一些腐败现象是一码事，想改正弊病却是另一码事，就算可怜的哈姆雷特最后也承认这点。那个不幸的王子以为靠一个诚实的人以无私的努力就能在一夜间颠覆几个世纪的错误统治，他不过是最后一个美好幻觉的受害人。好多机智的俄国人明白操纵他们的旧式官僚结构已腐败，没有效率，给民族安全构成威胁。他们做了狂风巨浪般的努力，结果失败了。有多少同仁经过很短的时间思考之后就会看清民主式的而不是代表式的政府（如同共和国的创立者们向往的那般）到最后会造成一系列的混乱。可他们能怎么办？自从这些问题引起大家关注以来，一直极为复杂，除了经历一场社会大动乱可行之外，不然想得到解决相当难。可是这种社会大动乱又很是可怕，它让许多人望而却步。这样的人宁可不走极端，而是将古老的和衰退的机器修理一下，同时祈祷出现机器能再开动的奇迹。凭借教会建立与维持专横的宗教社会专制体制，是中世纪末期的罪行当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在历史的河流中，军队往往最后跟随司令一起逃跑。说得直白一点，形势让人无法掌握。
教皇可以做的无非是稳稳脚跟，改进教会组织，同时安慰那些惹起他们共同的敌人——对行乞修道士不满的人的情绪。常常伊拉斯谟受教皇的保护。无论是卢万刮起狂风骤雨还是多明我会勃然大怒，罗马从不让步，指着这个不听指挥的人悲哀地表示：“随这老头去吧！”经上述的有关介绍，对下面所讲的情况我们就不会觉得惊讶：头脑灵敏可叛逆成性的拉伯雷在上司想对他进行惩处时常得到罗马教廷的大力支持，在他的研究工作接二连三受到干扰，对生活忍无可忍的时候，总是可以顺利地得到允许，离开修道院。他松了一口气，拂去脚上的尘土，到蒙彼利埃和里昂学习医术。他的才干的确超群。两年时间不到，这个独居的僧人便成了里昂市医院的主治内科大夫。可是他一旦得到新的荣誉，不安定的灵魂就开始找寻新的乐土。他没有把药粉和药片放弃掉，但除了学习解剖学外（这是与希腊文同样危险的新学科），他还弄起了文学。里昂坐落于罗纳河谷的中心地带，对从事纯文学的人来说是个理想的地方。离意大利很近。轻轻松松地走几天就可以来到普罗旺斯。
即便在宗教法庭手中特鲁巴杜尔的古代乐园化为乌有，可宏伟的古老文学传统却没有消失尽矣。何况，里昂的印刷厂非常出名，产品优质、书店还藏有最新出版物。一个名为塞巴斯蒂安·格里弗斯的人是主要印刷商中其中的一个，他想找人编辑他中世纪的古收藏品，自然而然地想起到这个自称学者的新医生。他雇用了拉伯雷，让他开始了工作，卡朗与希波克拉蒂教派的论文问世之后，紧接着便是历书与注释。正是从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开头中那个奇特的大卷本产生出来了，它让作者一跃跨入当时名作家的行列之中。对新奇事物追求的天资不仅让拉伯雷成为杰出的医生，还让他成为了著名的小说家。他做了前人不敢尝试的事情：开始用一般大众的语言写作。他把那个持续了千年的旧传统打破了，即，有学问的人写书应该要用粗俗的平民看不懂的文字。他运用的是法语，且采用一五三二年的方言，无任何修饰语。
至于拉伯雷何时、何地、怎样发现了他的两个心爱主人翁，卡冈都亚与庞大固埃，我很愿意将这个留给文学教授们去研究，有可能这两人是古代异教的上帝，依靠本性，煎熬般地度过了一千五百年来基督教的迫害与鄙视。也许拉伯雷是在一阵狂欢后发现了他们的。不管如何，拉伯雷给民族的欢乐作出了极大贡献，人们称赞他给人类的笑声添加了颜色，没有别的作家得到这么高的殊荣了。可是，他的书同现代的可怕字眼“趣味书”有所区别，它有它严肃的一面，通过对人物的描写给宽容事业打出的漂亮的一拳。书里的人物是对教会恐怖统治者的嘲讽性的完美写照，而这种恐怖统治却也正是导致十六世纪早期无以计数的痛苦的罪魁祸首。拉伯雷作为训练有素的神学家，成功地躲避了会引火上身的直接评论。他坚持的原则是：监狱外面一个开朗的幽默家，胜过铁窗里面一大片脸色暗沉的宗教改革者。所以他避免太过表露他的非常不正统的观点。不过敌人还是清楚地知道他的目的。巴黎大学神学院明确地斥责了他的书，巴黎的国会也将他的书拉进了黑名单。把管辖范围内可以找到的所有文本全部没收和焚烧。
然而，即便绞刑吏非常猖獗（那时的绞刑吏也被官方指派出去焚烧书），《巨人传》依旧是畅销的古典精品。差不多四百年以来，它总是启迪着可以从善意的笑声与嘲弄的智慧的结合品中获得乐趣的人们。有些人觉得一旦真理女神嘴边挂出一丝微笑，就不会是个好女人，所以《巨人传》常常让他们烦燥不安。对作者本人而言，从过去到现在他都被看成是“一本书而闻名世界”的人。朋友杜贝拉家族一直对他忠心不二。可是拉伯雷生平都很谨慎，尽管他是因为得到了大人物的“特殊照顾”才可以发表自己恶毒的著作，可他一直与他们敬而远之。
他冒险去了一次罗马，并未遇到困难，反而却深受友好的欢迎。一五五○年他回到法国，在默顿住下，三年后离开人世。要对这样一个人的正面影响进行准确衡量肯定是不可能的，毕竟他是个人，并非电流与汽油。有人说他不过是在摧毁。可能是这样吧。然而在他从事这项工作的时代，正是人们大声疾呼迫切需要一支可以摧毁旧社会的队伍之时，带领他们的也正是伊拉斯谟与拉伯雷这样的人。谁也预见不到，他们想建立的诸多大厦中的很多东西，依然会如同旧房子一般龌龊，令人讨厌。不管怎么说，那是下一代人的罪过。下一代人我们应该责备。他们原本有机会重新开始，能得到这样良机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可他们将主要的机会忽视了；还是让上帝去宽恕他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