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总是被指为专制的年代。在如今信仰民主的时代，不管专制如何开明，也不会是理想的政府。一直都说人类好话的历史学家对路易十四君主也会伸出责难之指，随后让我们自己去下结论。这个聪明的皇帝在卫冕之时，天主教与基督徒两派在他的国家里势力相当。他们历经一个世纪的残杀（天主教占了大便宜），最终达成了和解，双方承诺，虽然对方不受欢迎，可却是躲不开的邻居与公民，就必须承认它的存在。一五九八年颁布的“永久的，不能改变的”《南特法令》涵盖了双方达成的多项协议，也就是：天主教是国教，基督徒能够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不会因信仰而遭到迫害。他们还被允许建立自己的教堂以及担当公职。基督徒还被批准掌控法国二百个要塞城市，用这来表示对他们的信任。这种安排当然是实现不了的。胡格诺派教徒又不是天使，将二百多个繁荣昌盛的城市与乡村交给敌政的政党手里，简直就如同我们将芝加哥、旧金山以及费城给民主党人掌管用来换得他们接受共和党人的统治一般荒诞可笑。这个国家最为聪明的统治者看出了这一点。
通过长时间的奋斗，基督教徒的政治权利被他剥夺了，可完全不干涉基督徒的宗教自由，即便他自己的职业是大主教。胡格诺派教徒不能再同法国的敌人作单独的外交谈判了，可是享有的权利还与以前一样，唱赞美诗，听布道，悉听尊便。马萨林是下一个执行与其类似政策的法国统治者，不过他在一六六一年便去世了。尔后，年轻的路易十四开始执政，人心向善的时代终止了。他是一个聪明的国王，却又引发人们的争论，相当不幸的是，他一生仅一次同正派人士结交，却落进一个对宗教狂热的女人之手，那个女人名叫弗朗斯·多碧娜，是专用文人斯科隆的遗孀。在宫中她担当路易十四与蒙特斯丹七个私生子的家庭老师，等到蒙特斯丹侯爵夫人的春药已失去魔力，国王已时不时表露出厌恶之时，这位女老师就取而代之了。她同之前国王的情妇唯一的差别是，在搬进国王居室时，巴黎大主教给他们的婚礼举行了庄重的宗教仪式。在此后的二十年中，王位后面的权力完全落入这个女人的手中，而她又听任她的忏悔神甫的控制。
法国的天主教士一直都没有原谅过黎塞留与马萨林对基督徒的妥协退让的态度。而今他们终于等到了毁掉明智政治家的成绩的机会了，于是大展身手，他们不但是王后的官方顾问，同样还是国王的银行家。这是另一个奇怪的故事。在以前的八个世纪里，修道院积累了法国的大多数财富，即便国库入不敷出，他们也拒向国家交税，所以他们掌握了大量过剩财产。国王陛下——他的荣耀比他的信誉大得多——运用这个机会，将自己的金库重新填满。为此，他给支持他的教士好处作为报答，他能够随意向教会借钱，借多少都可以。如此一来，“不可改变”的《南特法令》里的条款被一项一项地改了。刚开始的时候基督徒还未被禁除，可是忠诚于胡格诺派事业的人总不安宁。据说有些省分的错误教义顽固不化，一列列龙骑兵肆意横行，居住在百姓家中，任意乱为，令人讨厌。他们大吃大喝，偷走别人的勺子与叉子，摔碎家具，侮辱老实人家的妻女，如同在被征服的国家一样。主人们失望透顶，于是冲到法庭希望得到保护，哪想却被嘲笑一番，说他们是自作自受，自己应明白如何逃脱这些不受欢迎的来客，再次得到政府的好感。
只有很少的人听了建议，到周围的乡间牧士那儿接受洗礼。然而绝大多数朴实的百姓依然坚持从小便信仰的理想。直到教堂一所所被关闭，教士送到了十字架上，他们才得知他们命里注定要倒大霉。他们不愿意投降，于是一走了之，可是才到边境，就知晓谁也不能离境，抓住就要执行绞刑，帮他们离开的人可能也要被绞死。显而易见，那时发生了后人永远都不知道的事情。实际上从古埃及法老时起，每一政府也都“关闭边境”，可一次都没有成功过。执意要走的人会不惜冒任何危险，总可以找到出路的。数以万计的法国基督徒经过“秘密路线”到了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还有巴塞尔。当然这些外逃者不多，可是他们是以踏实肯干而出名的商界名流与艺术家，很有信誉，精力充实，过了没几年就再次繁盛起来了。原本这繁盛应属于法国，在经济上法国失去了无法计量的价值。要说《南特法令》的撤销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毫不夸张。一直以来法国都是富有的国家。可商业与宗教从未有过合作。一旦法国的政权落进女人和教士的手中，它的命运便注定了。写下驱逐胡格诺教徒法令的笔，后来也签署了判处路易十六的死刑的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