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静睿
1997年2月20日清晨，我最后一次在生活中听到大喇叭。
新年的第二个星期，我去了一次东京。东京的冬天还是那样，大部分时间都有阳光，偶尔刮温柔的风，下一点温柔的雨，哪怕这个时刻，也只有一种软绵绵的冷意，适合丝袜和脚踝，大衣和长裙。
三年前我曾经在东京待过一段时间，住在东京大学的国际宿舍里，从涩谷坐井之头线，两站就到“驹场东大前”，出地铁后沿着一个小坡往上走十分钟，经过两排干净到让人紧张的一户建，就是宿舍大楼。我们每天走在这条路上，往返地铁，往返便利店，往返学校，去不知道哪里散步，吃一份碗比头大的豚骨拉面，在阳台上晾晒衣服、读书和长久发呆。楼下一个院子里种满柚子树，四个月时间，枝头的青绿小果一点点变成硕大的明黄果实。除了鸟叫、救护车和深夜摩托车加速的马达声，我们几乎没有听见过什么声音，似乎每个人都跟我们一样，沉默地活着，为一点点小事轻轻欢笑，又为一点点小事低声哭泣。后来才有日本朋友跟我们说，这一带是东京的豪宅区，“安倍首相就住在这附近啊”，我们走在路上，她用手指往一个含混的方向，习惯性压低了声音说。
东京就是这样，一个静悄悄的城市，每个人都习惯性压低了声音。地铁上没有人打电话，居酒屋里大家低声倾诉沉默喝酒，拉面馆里只有吸面条的吸溜声。有时候走在小道上，看着前面的车慢吞吞跟在一个人背后许久，司机大概也会有点着急，却始终没有按下喇叭。毕竟在这个城市里，喇叭几乎等于一种入侵。如此种种，让我在吉祥寺散步时偶然看到手机上“新农村大喇叭工程；覆盖全国200多个市、县助力乡村振兴”的新闻，不得不产生幻觉，好像白日灼灼，我站在东京的街道上，奋力向前，回到过去。
1997年2月20日清晨，我最后一次在生活中听到大喇叭。那时候我家是一个四十平方的一室一厅，为了让我拥有自己的房间，父母把四个平方的阳台封闭起来，勉强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书桌。我每天侧着身子才能上床，坐在床边才能写作业。阳台西晒，夏天我整夜流汗，在草席上留下清晰身形；冬天四处漏风，我盖两床厚被，每晚抱着六个暖瓶。但我还是喜欢这四个平方，因为我从此有了一道门和一把锁，门意味着一个独立世界，意味着门内的我是独自一人。我坚持每天关门睡觉，再热也是如此。有时候夜里实在睡不着，我会爬起来，坐在床上，拉开简陋窗帘，看一会儿外面的星星。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星星，我只是觉得一个人看星星这件事很好。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想，我和星星，我们可以独立组成宇宙，可以在宇宙内部自转公转，可以追逐一颗流星，也可以变成一颗流星。
1997年2月20日清晨6点，我睡在自己的床上，自己的房间，属于我的四个平方里。正是寒假，父母随便我睡到几点。我将醒未醒，犹豫着要不要起床上个厕所再睡回笼觉，窗外突然有喇叭声，毕毕剥剥地说了一句长长的话，非常严肃，像新闻联播，或者所有与之类似的东西。我只觉稀奇，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但我听到父母的卧室里一阵躁动，爸爸迅速跳下床，赤脚冲进客厅打开电视，并且在电视有任何声音之前大声地说：“你们快起来，邓小平死了！”
爸爸没说错，官方在那天清晨宣布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通过所有可以通过的途径，包括我窗外的大喇叭，在此之前，我甚至从来没有留意到那棵树上有一个喇叭。后来我总是想起这件事，想到爸爸在那个时刻仿似本能的反应，在经过一系列残酷的政治训练之后，他无须思索就能知道，在那个时刻，只有这唯一的一件事，能让大喇叭在清晨6点响起来。爸爸在“文革”末期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八年，那时候妈妈已经在和他谈恋爱，以一种自杀式决心承诺要等他这八年，但在坐了一年半牢之后，他获得了平反。爸爸说，出狱后他和哥哥们喝酒，第一杯酒举起来，他说的是“为邓小平干杯”。第一次去深圳旅行，爸爸坚持要到那幅邓小平的巨大画像下合影，他又不认识路，辗转多时，终于真的合了影。十年前我觉得这些都很可笑，甚至有点愚蠢，一个人为什么要为自己本应获得的生活感谢什么？但渐渐地我体会到了那种庆幸，生活碎裂了，却还能用胶水勉强拼起，拼得不好，看上去很丑，有斑斑伤痕，但毕竟一个大致完整的生活立在那里，让你感觉慰藉。
邓小平去世了，我们看完新闻，爸爸带着我去区政府，因为那里有附近唯一的一面国旗，他要亲眼见到那里降了半旗，好像这对爸爸是一种再次保证和慰藉：这个人死了，但他的允诺会持续。随后的几天，学校把学生们都叫回去了，在大教室里折叠白花，观看电视里的追悼仪式，大家都哭，抱着面前一大堆折得歪歪扭扭的白花大哭不止，为不确定的理由，怀着自己也搞不清楚的情感。学校的大喇叭一直放着哀乐，大家看完追悼会，在哀乐下离开校园，回家的沿途都有大喇叭，都在放哀乐，就这样，我胸前戴着一朵白花，回到了我那四十平方中的四个平方，这一次门隔离不了什么，我只能听着哀乐，一直听着一直听着，直到它终于停止。
那是我最后一次投入地参与集体生活，在那之后，和喇叭一样，这种整齐划一的行动和情绪在我的生活中渐渐退去。我上了大学，住在四人宿舍里，但假期回家，我们终于拥有配好独立卫生间的房子（父母买房子的重要理由是，万一你交了男朋友，而他想来我们家做客，半夜要上厕所怎么办呢），并且迅速对以前需要出门上厕所的生活感到陌生，这种陌生大概也是一种本能，好像遗忘就意味着拒绝，意味着不再发生。就像我多次问爸爸监狱里的生活，他总说：“吃得好好哦，每周都有红烧肉，馒头吃都吃不完，我们还在围墙那里挖了个洞，把馒头递出去，和外头的农民换烟。”
十几年后我住在东京，宿舍只有二十七个平方，但有一个相对宽敞的卫生间，在和丈夫吵架又无处可去的时候，我就把门反锁，坐在地板上看书。东京的房子就是这样，再小也会有一个独立卫生间，有时候去那种每人一个小隔间的拉面馆，卫生间窄到无法再放下洗手池，他们就在马桶水箱上方设计了一个小小水龙头，洗过手的水会再流入马桶，于是每次上完厕所，我就在马桶上洗手，房间太小了，转身时稍不注意就能撞上门把手。我全盘接受了这种麻烦，住很小的房间，去很小的拉面馆，上很小的厕所，用马桶上的洗手池。作为整个青春期都需要排队上公共厕所的人，我完全知道日本人在固执地保护什么，个体生活并不时时宽松愉快，大量时候它意味麻烦，但自由就是这样的，你总需要拿出一点什么作为交换，而它就像所有并不那么必需的东西，通常都不怎么便宜。
年前正好看到《啥是佩奇》，深山里迷茫的老人，为了满足孙子随口说出的愿望，用村里大喇叭问大家“啥是佩奇”，在这个时刻，好像喇叭又变得有点可爱，虽然深究下去，一个小卖铺里都有智能手机的村庄，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寻找一只粉红小猪？2008年四川地震时我去绵阳采访，小半个城市撤离在山上，刚刚经历了恐惧和死亡的人们穷极无聊，坐在帐篷里斗地主和炸金花，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一人手持一个喇叭，在帐篷间穿梭，给没牌的家庭发牌，站在一旁看大家又出了几个炸。除了招呼大家领盒饭和物资，我没见过那些喇叭在别的时候响起过，人人都是惊弓之鸟，害怕再有任何消息，因为在那个时刻，所有的消息都是坏消息。记者们也讨论过，要是地震那一刻有大喇叭响起，会不会多少能救一些人？哪怕只是提前十秒。在地震十年之后，四川已经有一些社区启用地震预警的大喇叭，大家一起经历了既不想回忆又无法忘记的2008年，好像谁都不能说喇叭在这里有什么问题，但喇叭的问题在于，作为个体，我们无法控制它会为什么响起，又为什么安静，而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对自己生活最起码的控制。
几年前我读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书中写自晚清之后，四川的茶馆就一直处于国家政权的密切注视之下，以维持公共秩序之名，作为公共空间意义上的茶馆，实质上在各种禁令和规章之下逐步逝去，“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和国家文化的胜利所带来的结果。现代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步调统一，但比任何时候都缺乏文化的个性和多样性”。公共的地方不够公共，私人的地方却又不够私人，生活像一个悖论，让人无所适从，也不知道拿出哪种姿态才算合理，既不想顺服，也无力对抗，于是大家都僵在原地。
吉祥寺是井之头线的终点，地铁方便，这边的LIFE超市又在晚上10点后有很好的折扣，我们就总来这里，先去居酒屋喝啤酒和梅酒，在“磯丸水產”烤蟹盖和海螺、扇贝和白蛤、一排大虾、整只乌贼，再去超市里买牛排、生鱼片、草莓和其他忘记什么东西。那时候并不知道吉祥寺对东京意味着什么，回去第二年，才看到《只有吉祥寺是想住的街道吗？》，原来我们总去的那个地方，连续五年被选为东京最受欢迎的居住地，在日剧《火花》里，无法成功的搞笑艺人深夜在吉祥寺的街道上漫步，坐在井之头公园里发呆，和涩谷与新宿不同，吉祥寺提供了一种沉默而平价的慰藉。
现在我就在这里，看眼前风拂水面，白日灼灼，湖中坐在天鹅船中穿梭的都是像我一般的成年人。我花了1500日元，坐在小板凳上让公园里的画家给我们画全家福，再往前走，是矮小的中年男人站在树下，反反复复拉海顿的小夜曲。不知道怎么回事，海顿让眼前一切更加安静了，画家正在给我们三人上腮红和唇色，她把我女儿画得多可爱啊，像一只粉红小猪。我放松地伸了伸懒腰，开始思考等会儿去哪里吃午饭。吉祥寺的街道狭小逼仄，还有公交车艰难驶过，老年人挥手维持秩序，你得站在路边，耐心地等车缓缓过去。如果习惯了心急火燎的北京，眼下这一切会显得慢到不可思议，但你可以放心，在这里喇叭不会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