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益友周作人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他初倡新村运动时，便得到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人支持，其中尤以李大钊为著。周作人回忆说，《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外，别的都不容易找。在第一院即红楼的，只有作为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上班时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适宜，他没有架子，令人可亲，平日所谈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周作人说，李大钊的“雅儒”，不失谦谦君子，故而感到亲切，称之为“畏友守常”。周的日记多处记有李大钊和新村运动，如“守常函介李君来，属为绍介往新村”；“访守常，以新村绍介函交徐彦之君”等。李大钊还和周作人共同发起“工读互助团”。
1927年4月7日，李大钊为奉系军阀逮捕，接着便惨遭杀害。李大钊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的印象，在周作人的脑海中已成为不灭的定格。可是，当时的《顺天时报》却发表文章说，李大钊“如果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来教导一般后进，至少可以终身得一部分人的信仰和崇拜，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等等。友人已殁，还横遭非议，他义愤至极，发表《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维护李大钊的英名，指出，李大钊是“以身殉主义”，本“没有什么悔恨”可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李大钊“身后萧条乃若此”，正是其“自甘澹泊”的明证，其高风亮节定可启示后人，怎容狗苟蝇营之辈说三道四！
李大钊就义后，他不怕戴“红帽子”，与北大教授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等人参与后事的处理。李大钊被捕时，其长子李葆华已是共青团员，也在追捕之列，周作人将其藏在自己家达一个多月。后来，他又和沈尹默等筹划，让李葆华化名杨震，送往日本留学，以避风头。李葆华对此记忆终生：“周作人先生的确是在张作霖的白色恐怖下让我住在他家里，掩护了我一个多月，他又与沈尹默送我到日本学习。他是很热情的。”
周作人在任伪教育督办时期，还多次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1939年，冀北暴动失败后，李大钊的次女李炎华及其婿侯辅庭、幼子李光华来到北平。周作人十分清楚他们的政治身份，仍然悉心照顾，全力掩护。1940年，李星华和李光华在他的帮助下，离开北平前往延安。
李大钊遇害后家境窘困，其遗属要求变卖其所遗书籍，周作人受李家之托，为此奔波，先后与胡适、蒋梦麟、钱玄同等相商，极力帮助李之遗属渡过难关。1932年，李大钊的族侄李乐光在清华任助教时，秘密搜集李大钊遗作，编为《李大钊全集》。李乐光被捕后，李大钊的文稿由李星华交与周作人，希望能够早日出版。
历经风雨变故，1939年4月，北新书局终于出版《守常全集》，遗憾的是所出仅是原书稿的一半。周作人在《从四月六日谈起》一文中，这样提到这部书稿：“遗文散见于各杂志报章，后经其族侄搜集，编为四卷，历兵火盗贼之劫，未曾毁，将来或许有出版的希望亦未可知云。”
周作人一直保存原书稿的后半部分，全国解放后，交予北京图书馆，《守常全集》才以4卷本出版。
(19)情事周作人情窦初开是在14岁那年。第一个梦中情人是大概比他小一岁的杨三姑。当时为了陪侍狱中的祖父，他跟祖父的姨太太寄寓在杭州花牌楼，隔壁一家姓姚。杨三姑便是邻居姚老太太的干女儿，尖面庞，黑眼珠，瘦小身材。周作人临摹陆润痒的字帖时，杨三姑常抱着一只名叫“三花”的大猫，含情脉脉地在一旁观看。她的出现使少年周作人亲近喜悦，于是便在不知不觉间振作起精神，用尽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去练字。就这样，杨三姑成为了周作人“对于异性的爱慕的第一人了”。
半年后，杨三姑患霍乱夭折。听到噩耗，周作人不禁黯然神伤，后来到杭州，经过杨三姑住过的清波门，仍然感到一种特别的亲近。1946年，62岁的周作人因汉奸罪被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在押期间作《往昔诗30首》，其中还追忆起这位初恋的对象。
周作人再次萌生男女之情是在庚子事变之前，大约15岁的时候，地点在绍兴小皋埠的娱园。娱园的老主人是清代举人，诗人兼画家，是周作人大舅父鲁怡堂的岳父。鲁怡堂晚年就寄居在娱园的西厢房。娱园内有一座微云楼，还有水池，是当地文人墨客宴集夜饮的地方，在地方文献中多有记录。庚子事变（1900年）之前，鲁怡堂的独生子成亲，周作人前往参加婚礼。当时姨表姑表同时聚集了21人，女的7人。其中有一人跟周作人同年同月生，周作人称她为郦表姐。在交往中，周作人对她产生了单相思。但他也知道，这位姑娘从小已定亲，不容他有非分之想。有一次，趁她不注意时，周作人跟一些小兄弟溜进她房中拿东西吃，无意中看见她的一件雪青纺绸衫，不禁拿着跳起舞来，感到非常得意。令周作人痛惜的是，郦表姐婚后也因病早逝，只留下一张早年的照片在周作人母亲那里。
周作人的第三个梦中情人是日本姑娘乾荣子。1906年夏秋之间，鲁迅奉母命完婚之后将周作人带到日本，寄宿在东京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周作人在伏见馆第一个遇见的人就是馆主人的妹妹乾荣子。她当时16岁，兼做伏见馆的女佣（日本称作下女），替客人搬运行李，端茶倒水。周作人嫌恶缠足，最喜见女人的天足，所以乾荣子两只白如雪的光脚在榻榻米上走来走去，给周作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乾荣子在周作人潜意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致使晚年周作人在梦境中还多次跟她相见，并在日记中留下了记录。更让周作人狼狈的是，他对乾荣子的这种单相思招来了妻子的猜忌，引发了一场接一场的家庭风波，使他陷入了“寿则多辱”的困境。
周作人的妻子是一位日本女人，名叫羽太信子，1888年7月生，1962年4月死，享年74岁。周作人是在1906年的夏秋之际跟随鲁迅去日本的，1908年4月8日迁居东京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7号，亦称“伍舍”。这是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故居，房子大，而入住的只有包括周氏兄弟在内的5个中国留学生。为了照料这5个单身男子汉的生活，特请羽太信子来到这里做杂务（即跟乾荣子一样的“下女”）。据日本东京警方档案，周作人跟羽太信子于1909年3月18日（阴历二月二十七日）登记结婚。这就是说，从初见到成婚，周作人只花了10个多月时间，感情可谓是发展神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