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和供销社售货员罗彩霞的恋爱始于他和王越羊的一次打赌或者玩笑。
那段时间，他们热衷于两件事，一是到各单位打听有没有刚毕业分配下来的有思想和个性的人，二是看大街上有没有让他们心动的女人。他们对读书会那帮人的市侩气息早已失望透顶。但怎么断定一个人有无思想和个性呢？这毕竟不是从外表能看出来的。马光建议到图书馆和书店去，看一个人接触什么书，就能大约断定出一个人的境界。来图书馆借书的人的确不少，只是他们借的书，都不过是些通俗而浅薄的所谓名著。但两人很快也明白了，既然县图书馆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阅读需要，那么也同样不能满足他们想象中的人的需要。他们又到新华书店去蹲守。那里毕竟还会经常进些新书和好书。有一次，马光居然买到了他以前找了很久的《大波》和《死水微澜》。一个中年女店员似乎认识他们，见他们进来，还点了点头。柜台正对面摆着一套精装版的《鲁迅全集》，看上去似乎少了几本。王越羊说，那店员大概是不懂，这样的书，零了就不好卖了。从书店出来，马光说，那套全集是他捣了鬼，那时候他怎么也找不到全套的《鲁迅全集》，只好东买一本，西买一本，零零碎碎各种版本，居然差不多凑齐，一查，还差两册。后来发现县新华书店来了整套的《鲁迅全集》，大喜过望，然而不肯零卖，他只好做手脚，抽两本插到另一边的书架里去，第二天，换了个年轻姑娘当班，他煞有介事地站了一会儿，说，这套书零卖吗？那姑娘说，不能零卖。他忽然发现什么似的惊讶地说，不是已经卖了两本吗，谁说不能零卖？那姑娘过来看了看，说，真的啊！你买吧买吧。他抑制着狂喜，抽出书来，付了钱，逃也似的跑出去。王越羊说，原来是这样，刚好我那套也没收齐，回头看看差哪几本，也去买来。
他们隔几天就去一次书店。有一次，惊喜地发现书架上有了《梦的解析》和《生存空虚说》。两人各抱了一本。还有几本他们已经买过的好书，看上去就像鱼饵，他们一进书店就去看它们还在不在。有一次，发现其中的一本没有了，忙问那个中年女店员是谁买去了，她想了想，说，好像是一个满脸胡须的人。王越羊说，那不是老魏嘛。后来向老魏核实，果然是。还有一次，他们刚进书店，发现一只手正放在《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上。他们心中暗喜，就像钓鱼的人终于看到鱼咬钩了，只等对方一付款拿书，他们就要扑上去把对方“逮住”，认真交谈一番了。可对方的手很快又游走了，甚至连书都没抽出来翻一下。而且，它游到了他俩看都不去看的地方：一排排教辅读物。那人很快挑了几本，准备付款了。他们顿时泄了气。看来那人是花了眼，一见到“学习”二字便以为跟教学相关了。
不过他们也认识了几个经常来买文学书的人。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卷头发青年，几乎每星期都要来一次书店，买几本文学书，比如徐志摩的诗集，朱自清的散文，还有夏洛蒂·勃朗特或狄更斯的小说。他说他刚从邻县的师范学校毕业，现在郊区的一所小学教书，他在读师范时就开始写作，还是学校春笋文学社的副社长。他最大的理想是将来也能写出《再别康桥》那样的诗歌和《荷塘月色》那样的散文来。他希望多发表点东西，那样就好调到县城里来了。除了诗歌和散文，他还经常主动去写新闻报道。他的一篇新闻已经得了市广播电台的新闻二等奖，前不久，还去市里参加了颁奖大会。他说他还有个当兵的弟弟也喜欢写作，弟弟在部队里投稿不用买邮票，他叫弟弟多投稿。马光早听得不耐烦，王越羊性子好，叫对方不妨多看一些陌生的，教科书或现成的文学史上没有提到的作家的作品。那人斜着眼打量了一下他们手里的书，说，不，他的时间很宝贵，要看就看名著。
的确，书店里文学方面的书，卖得最好的就是那种通俗意义上的名著。马光和王越羊却固执地认为，这样的书像是养猪场里的饲料（老魏就准备到郊区再开一个养猪场和一个饲料加工厂，他雄心勃勃，想搞个养猪一条龙），虽然也有营养，甚至还挺全面，但培养出来的是只知道长膘的家伙。因为那个“名著”的标准很有问题，经常把小草当成大树，人们便误以为小草真的是大树了。过了一段时间，书店里进的那些新书，除了他们自己陆陆续续买回来的，其他剩下来的像孤儿似的扔在那里无人问津。
毕竟只是一个县城。地方太小了。
马光对王越羊说，能有你这么一个朋友，我已经很知足了。
王越羊仍不死心。他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到人事部门去打听新近毕业生的情况。但档案哪是随便让人看的。县人事局管档案的，是个姓焦的老姑娘，三十多岁了还没嫁出去。他们装作办事的样子去见她。马光心想，让焦姑娘管档案的确合适，她的脸就像个牛皮纸的档案袋，满嘴的口红像是盖在封口上的公章。王越羊向焦姑娘介绍说，这是我们县中的优秀语文老师马光。那样子，像是在介绍对象。马光说，你这里有一种神秘而庄严的气氛。焦姑娘有点兴奋起来，说，是吗，你说得真好。王越羊说，马光马老师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很多文章呢，读大学时就是有名的才子了，不信你可以看他的档案。焦姑娘马上提高了警惕，说你们想干什么，告诉你们，档案可不能随便看的，得有单位的公函。马光说，我这位朋友喜欢开玩笑，你别在意，再说谁会把才华写在档案里呢，是吧？不过刚才来办事，看到档案室，想到我们这些参加工作的人，都是从你这里起步走向社会的，就好像船从岸边出发一样，不禁肃然起敬了。焦姑娘脸色缓和下来，有如档案袋露出一丝开启的迹象。马光说，还有，每年有那么多大中专毕业生，以及各种工作调动，你的工作量很大啊，每个人都应该来感谢你才是。焦姑娘说，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马光说，要感谢，怎么能不感谢呢，如果把人生比作一篇文章，那你管着的就是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焦姑娘终于咯咯笑了起来。他们没想到她的笑声竟是这么好听，就好像一只母鸡下出了凤凰蛋（且慢，凤凰有蛋么）。而且，焦姑娘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这在县城里很少见。马光问，你不是我们这里人吗？焦姑娘说，是啊，怎么不是。马光说，你的普通话却像是北京的，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一样。焦姑娘有些激动起来，说，小时候我的理想就是当播音员。马光说，所以到了你这里，我们就像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焦姑娘热泪盈眶，说，可我是最沉默的播音员啊。马光说，管档案毕竟太枯燥了。焦姑娘跌回地面，泄气地说，是啊。王越羊说，要是每个人的档案写得像小说就好了。焦姑娘说，它们就是写得像小说，我也不能看。马光说，那是你素质高，要是我，肯定忍不住要偷看的。焦姑娘说，档案都大同小异，有什么好看的。马光说，你这里是大本营，什么样的人才都要从你手上过，要是有对我们胃口的，你就给我们介绍介绍。焦姑娘说，我哪知道人家对不对你们的胃口。王越羊说，比如，喜欢干点坏事，又喜欢搞点发明创造，不一定是三好学生，但一定要爱读书，爱思考。焦姑娘说，你不觉得你说的前后矛盾么，哪有人既干坏事又搞发明创造？王越羊说，说不定有时候干坏事就是发明创造。
从劳动人事局出来，他们终究还是觉得自己幼稚，居然想在档案袋里找到有思想有个性的人才。难道那上面会写某人“有思想有个性”？那是永远不会的。恰恰相反，它们很可能这样写着：该生（或同志）纪律自由散漫，组织观念不强，缺乏集体荣誉感，等等。
马光跟王越羊说，他一直对所谓的黑道人物抱有好感和好奇，觉得他们是有勇气抗争或从主流价值观上旁逸斜出的人。那时候，村里人把他们的故事传得神乎其神，好像古代的侠客一般。他们无所事事，但大家都很服气，就是政府机关里的人，对他们也礼让三分，仿佛游手好闲是一种了不起的职业。他们不偷不抢，跟那些小偷小摸、让人害怕和讨厌的家伙完全不同。邻居起了纷争，可以请他们来主持公道。谁受了欺负，他们也可以打抱不平。一个外地人到县里来找朋友，丢了贵重东西，那朋友通过关系找到他们，仅花了半天时间，就把东西找回来了。甚至，政府机关若遇到了什么难办的事或难缠的人，自己解决不了，也会请他们帮忙。总之，他们既跟官府过从甚密，也赢得了老百姓的口碑。
县城的草头街，最容易出这些人。既为草头，又叫街，其实就是贫民窟。跟城里其他地方相比，那里的确又旧又破，狭窄的街道常年淌着一股脏水。马光第一次知道草头街是他读高中时老师带他们进城去体检。他刚检查完一个项目，见另一个地方人多，便站在那里望下面的街景。他从未站得这么高，不禁有些眩晕，忽然听一阵喧闹，只见一个人在前面跑，另一个人拿把很长的尖刀在后面追，而且真的追上了，猛地朝前砍去，那个人便像一个字写歪了一样，一撇忽然变成了一捺。街边的人远远望着，不敢上前。
医院里很快热闹起来。体检被打乱了。后来听说那两个人都是草头街的，不知怎么打了起来。据说草头街的人打起架来不要命，好像命是他们急于脱手的一样东西。草头街这三个字如雷贯耳，但它具体在哪里，马光却不知道。
来县中教书后，他悄悄去了一趟当年体检的地方，似乎想从那里找到答案。他以为草头街是街名，但转来转去，根本找不到那三个字。问提篮买菜的妇女或拉板车的男人，他们很奇怪地望他一眼，不作声。后来他想了个办法，到街口的小店买了瓶汽水，装作随意的样子问道，咦，这里以前不是有个草头街吗，现在怎么没有了？店主似乎有点生气，说，谁说没有了，你站着的地方，不就是吗？马光说，这是云亭路。店主说，云亭路就是草头街，草头街就是云亭路。
原来是这样。
从巷口进去，见两边的建筑并无异样。街边照例有各种店铺，小百货，早点，理发，缝纫。越往里走，越低洼潮湿，路面零乱地堆着些垃圾，阳台或窗边晾着各式衣服。房子破旧密集，排列也不规则，很多人家大概终年晒不到太阳。转角的地方有一家桌球室，几个长头发喇叭裤的小青年围着台球桌，看一个穿着皱巴巴西服的人用一根长杆把那些彩球朝桌角的网洞里捅去。一个穿工人装也拿着一根长杆的人站在另一边。那垫了绿绒布的长方桌油腻腻的，那些人身上也都油腻腻的。马光正这样想着，见其中的一个瘦高个朝他望了一眼，接着另几个人也转脸望着他，马光便立刻有一种被暴露了的感觉。他的拘谨和苍白跟这里是那么格格不入。说不定他们会马上冲过来把他围住，甚至亮出刀子。他很难再若无其事地走下去了，但这时贸然转身，也许会激起更大的动静来。他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谁知，那几个人只是望了他一眼便没再管他，也许他们知道他并不是什么有分量的角色吧。他索性破罐子破摔沿着巷子勇往直前，结果很快发现前面是一条死胡同。
他仿佛听到什么地方响起一阵笑声。
原来草头街只有这么一点长，不知道它的名气为什么这么大。王越羊说，你对黑社会的理解太天真和概念化了，怎么看到人家打桌球就认为他不务正业是黑社会的，其实我就是在草头街长大的，后来才搬离了那里。真正黑社会的人跟红社会一样有头有脸有模有样，比如挖沙船的老大，某家企业的老板，建筑工地的包工头，甚至就是什么单位的干部。你知道他们的头儿是谁吗？他既不是草头街也不是其他什么街的，而是一个乡下人，叫张大隆。此人矮小清瘦，高颧细眼，走在大街上，你根本注意不到他的存在。然而县里的大小喽啰都唯他是从。现在他开了一家饭店，有着很好的人缘和口碑。他不但处理城里的事，还经常被乡下人请去。有人说他早年学过武功，但从未见他动过拳脚。有人说他没读过书，不认识字，但他说话有条有理，有凭有据。他饭店里似乎没多少油烟味，倒是常见有人在那里喝茶。不用说，都是一些有头脸的人。他跟县法院的院长是拜把子兄弟，城关派出所所长是他的一个朋友，县公安局长是他的一个什么干亲。他自己是县工商联副会长，政协委员。他可以帮人办很多事，他也热心帮人办事。有句俗话怎么说？“要想事办成，就找张大隆。”据说他年轻时血气方刚，把生产队长给揍了，跟大队支书拍桌子，跟公社书记顶嘴。老百姓都佩服他。那时候乡下人到外面做事要生产队批准，但他理都不理，队里也不敢扣他的工分。后来，县搬运公司下乡招人，队里以为有了个赶他走的机会，就跟他商量，报了他的名。这简直就像故事里说的那个县官罚犯人吃肥肉。为了庆祝扫他出门，队里还敲锣打鼓为他送行，并奖了他家一口袋粮食。他笑死了。乡下人一听搬运公司，便以为天天要担山挖石。可再累，还有种田累么？但他回家却说，他妈的，把老子赶到那种地方去。好像吃了很大亏。他在县搬运公司渐渐站住了脚跟，把大大小小的头头哄得高兴，头头高兴，他也就成了头头的一部分，只要动动嘴就有饭吃，根本不用出苦力了。公司里有个外地知青，老受人欺负，张大隆就护着他。后来很多人才知道，那人是个高干子弟。几年后，高干复出，他儿子也时来运转，担任了公司的领导，后来又调到了市里。张大隆是对方落难时的恩人，自然也跟着沾光。他没文化，当不了官，只给人办事，办的事多了，便也好像有了权力。什么叫权力？就是办事的能力嘛。能办的事越多，肯定权力也越大，不是么？既然能帮别人办事，何不帮自己办事，他就开起了饭店。能帮自己办事，当然更能帮别人办事，来找他办事的人更多了。就这样，他的名声越传越远，越传越大，越传越嚣张。他什么都搞得起，什么都摆得平。这人还挺有正义感的，村里头有人被地头蛇或乡政府的人打了，他都可以让受害的一方得到赔偿。他甚至还跟某个执法部门唱唱对台戏，以至谁要是说他不好，反而会被其他人怒视。看起来，他是现存秩序的破坏者，他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老百姓对于权力机构的反叛梦想，但实际上，他成功的基础恰恰建筑于他对权力部门的依赖和利用上。他反叛的是表面的东西。就像流氓猥亵妇女，要真正达到目的，他必须脱掉对方的衣服同时也要脱掉自己的衣服。所以永远也不要在这些人身上寄托什么希望。
马光服膺于王越羊的严密逻辑。他觉得自己只有热望和激情，在逻辑上，却是一塌糊涂的。
就在他们四处寻找同道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而且出事的单位就在劳动人事局。一个叫曾敏涛的中专毕业生，有一天忽然闯进了焦姑娘的档案室，差点把她掐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