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蒋介石崛起
在中国现代史的重大历程中，蒋介石是回避、躲闪不了的重要人物。他是大功之人，也是大过之人，‘神化’和‘丑化’都有失公允，尽管后来他沦为共产党的敌人。
蒋介石从黄埔军校崛起，基本上统一了四分五裂的中国，保持了中国领土的基本完整，尤其是对新疆、西藏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可以说，他的政治生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在他问鼎权力高峰的征途中，他与孙中山、陈其美、张静江、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鲍罗廷等人有密切的关系和瓜葛。
1924年10月23日，北平“倒戈将军”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推翻贿选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急电孙中山携夫人北上“会商时局”。
“这不失为一个实现自己救国夙愿的好机会。”接到密报的孙中山欣喜若狂，尽管眼下军力、财力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但他坚持北伐的心更坚决了，很快复电冯玉祥等，祝贺政变成功，表示：“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同时，孙中山加紧北伐军事部署，令自己信任的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任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主持北伐军事。
“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翻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及特权，对内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辅助农工商实业团体之发达，谋经济、教育状况之改善。”
1924年11月10日，深秋的黄埔军校，一片生机盎然，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的声音在四周回旋，“这次北上的目标，一是扫除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通过召开国民会议，依靠民众的力量，迫使奉、皖等反直各军，接受救国主张，变军阀政权为民主政权，实现祖国的独立、自由、富强。”“我这次到北京去，讲到对外问题，一定要主张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
可是就在孙中山和宋庆龄一路北上时，却传来冯玉祥已遭排挤，张作霖支持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的坏消息。
1925年2月，天津车站，一位年轻美丽、穿着时髦大衣的女子挽着一位年约60岁左右的老者钻进了一辆早已停在路边的小车，女子下意识地捋捋脑后乌黑的秀发，她的嘴唇微微上翘，眼睛里流露出温柔、遐想的神情。她似乎正从遥远的前方悲哀地观察着乱世险情，为当时的中国正遭受着的苦难与未知的前途而伤感。
这个风姿绰约、面目姣好的女子就是宋庆龄，老者就是孙中山，他们冒着风雪，一路颠簸，舟车劳顿从广州向北平奔驰。到达天津时，孙中山突然病倒。当时以为是感冒，并没有在意，直到病情越来越重，宋庆龄才慌了手脚，赶紧安排丈夫卧床休息，并请医生诊治。冯玉祥不知内情，苦等多日，来电催促，希望孙中山尽快到北京，孙中山只好强忍病痛，于月底动身，入住北京饭店，并住院治疗。
3月11日凌晨1点，孙中山忽然神志清醒，继而反复呼喊：“和平，奋斗，救中国！”
这是孙中山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孙中山的临终遗言是“救中国”，可他并没有指定接班人，国民党群龙无首，后果马上显现无遗，权力的真空立即引起很多人觊觎。
这个时候，广州方面势力最强的是以胡汉民为精神领袖的右派势力，及以廖仲恺为首的左派势力。廖仲恺坚决支持孙中山的“三联政策”，胡汉民则坚持反对“三联政策”。两派势均力敌，互不相让。另有一派是保持中立的汪精卫，实力也很强。
原任省长的胡汉民既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帅，也是同盟会以及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早年和汪精卫都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更是孙中山形影不离的智囊幕僚，跃为国民政府主席，似乎顺理成章，可是他平定“刘、杨叛乱”不力，得不到粤军大佬许崇智的支持。而汪精卫的成名作就是刺杀前清的实际统治者摄政王载沣，当年28岁的革命青年汪精卫在狱中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从此汪精卫名声大噪。这三人是最有实力坐上这个位置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没有纳入人们视野的人也不甘示弱，蒋介石与粤军大佬许崇智就是其中之二，他们蠢蠢欲动，摩拳擦掌。
广州政局一片扑朔迷离！“抢位子”大战一触即发。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恰在此时，广州城里发生了一件让人们意想不到的事，促成了蒋介石迅速上位。
1925年6月，两名穿长衫的杀手埋伏在蒋介石的东山别墅附近，开枪行刺蒋介石，反应神速的卫士长宓熙把驳壳枪伸出玻璃窗外，对准那个穿长衫的人连续射击，穿长衫的人倒了下去。司机一踩油门，汽车飞也似的冲出了城门。
很快被抓获的另一名杀手当即供认，他是被逃到香港的广州前商团司令陈廉伯派来刺杀蒋介石的。他们没有特别的组织，只是香港黑道上的人物，为获重金而行刺。
这个时候，一个重要人物出场了，这个人叫张静江，蒋介石的拜把兄弟。
蒋介石急忙电促张静江赴穗助己。据当时蒋介石所言：“单枪匹马前狼后虎，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处境也。”
民国奇人张静江是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也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一听说蒋介石危境需要资金，便鼎力相助，一口答应蒋介石的求助，实指望蒋介石能够完成孙中山的遗愿，完成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
张静江个子不高，瘦小精干，戴着一副厚厚的瓶底盖一样的眼镜，他出身于江南丝商巨贾之家、天性豪爽大方，爱好围棋和骑马，常在故乡湖州南浔镇狭窄的街巷中纵马疾驰，而且性好交友，喜冒险。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18岁的张静江从马背上摔下，罹患骨痛症，从此成为跛足，不久又害眼病，视力大受影响。
1905年8月，张静江与孙中山在赴法的轮船上相遇，成为终身挚友。
做事就是要花钱，这是经济学常识。张静江一直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筹资助款。
1915年，张静江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部长，居上海经商筹款。1920年2月4日，张静江又遵照孙中山之命到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继续为革命筹措经费，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一步步渡过难关。孙中山称张静江为“革命圣人”，并手书“丹心侠骨”四字相赠。
蒋介石和张静江的结缘始于辛亥革命，1916年5月，陈其美遭袁世凯暗杀，蒋介石失去依靠，政治失意、生活窘迫的蒋介石在反袁世凯的革命活动中认识了张静江，张静江热情地伸出了援手，让蒋介石用钱尽管开口。后来，蒋介石通过张静江认识了握有兵权的粤军军阀许崇智，三人结拜为把兄弟，这一结拜，从此改变了蒋介石的命运，蒋介石很快在许崇智部担任参谋长，从而在军界崭露头角。
张静江对蒋介石的政治生涯影响甚巨，他不但在生活上助蒋，而且还资助其去日本振武学堂学习军事。
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心急如焚的张静江急电蒋介石去永丰舰保护孙中山，蒋赴广州登舰侍护40余日，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
“自遇恩公，中正犹如枯木逢春……栽培之情，犹如草木仰之泰山……”寥寥数语，道出蒋介石对张静江的感恩之心。
1923年，孙中山决定筹建黄埔军校，准备任命党内老资格的程潜为校长，蒋介石和李济深为副校长，张静江则力荐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
当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由明争暗斗变为剑拔弩张时，当文弱书生胡汉民向最高权力发起冲锋时，一个人起到了绊脚石的作用，他就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
廖仲恺是黄埔军校党代表，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同时亦是国民党中常委，在很多公共团体也身兼多职，可谓位高权重。他和汪精卫、胡汉民不仅与孙中山一道迈入风雨人生，他还是孙中山的广东同乡。
孙中山病逝两月后，廖仲恺就发表了《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文中犀利地抨击了国民党右派，尤其是对驻在广东省内的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各据防地、霸占税收、开烟馆、设赌场，飞扬跋扈、欺压人民的状况深恶痛绝。他提出坚决改组军队的意见，作为财政专家，他还提出要统一财政。
左派向右派掷出的这枚利箭，一下击中右派的命门。
国民党右派对廖仲恺恨之入骨，计划将他整垮铲除，由党内纷争引发的暗杀行动，最终促成了革命军的内部重组。在接下来一系列的权力斗争中，蒋介石成为最大受益者，廖仲恺遇刺案，则成为他问鼎权力高峰的关键转机。
二、廖仲恺遇刺
1925年8月，广州市东山区发生了一桩惊天命案，廖仲恺——这位有“黄埔教父”之称的国民党元老，倒在了血泊中。
廖仲恺，广东归善县（今广东惠阳市）人，1877年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可算是地地道道的华侨。和中国许多有志青年一样，1902年，廖仲恺远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学习政治经济，1909年学成回国，参加留学生科举考试，中法政科举人，从此开始了居无定所的革命生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9日，广东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成立了军政府。胡汉民担任都督，廖仲恺应胡汉民的邀请，从吉林返回广州，担任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他设法将一切经济来源控制在军政府手中。1912年4月，南北议和，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后，廖仲恺应陈炯明请求，南下帮助领导广东工作，专门主管财政。当时广东的财政非常困难和紊乱，在廖仲恺的努力整顿下，广东的财政工作不久便井然有序，收支基本平衡，还库存有余。当他于1913年8月初解职离开广州时，省库中存有现洋七百余万元，另有纸币数百万元。
1921年，孙中山再返广州重建军政府，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廖仲恺出任财政部次长（代理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全力整理财政，筹措军费，支持北伐，并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
1925年7月1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42岁的汪精卫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当场宣布道：“本人谨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任命蒋介石同志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请介石同志受命！”
在十万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汪精卫庄严高呼：“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四处随即响起了“拥护汪主席”的欢呼声。看到汪精卫接替孙中山成为事实上的继承人——国民党的头号人物，蒋介石心里萌生少许失落感。
1925年7月，共产国际派驻广东国民政府指导中国革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共产党人力主财政统一，财政部长廖仲恺发布了一系列严厉的财政统一命令，要求各军交出财权（当时中国的地方财税都是由军阀支配的）。廖仲恺投出的这枚匕首，击中了右派与军阀大佬们的命脉。面对这种局面，胡汉民非常不满，立即谋划对左派的反击。左右两派的斗争日渐白热化。
“廖仲恺是‘亲共’‘袒共’分子。”不知从哪天开始，这样的传言在国民党内沸沸扬扬，把廖仲恺驱逐出党的呼声一时甚嚣尘上。廖被看作“共产党的工具”，甚至干脆被认定为共产党。一批仇共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对廖仲恺恨之入骨，他们散布种种谣言，企图搞垮廖仲恺，否定三大政策。此时的廖仲恺已卷入凶险无情的政治漩涡中心。
凡政局动荡之时，就是不测事件多发之时，总会有人以谋杀等恐怖事件为手段去实现他们的企图。无论是出于政治斗争原因，还是出于私仇，谋杀廖仲恺对广州国民政府所产生的政治地震都是一样的。
广州城内，达官政要大多居住在东山一带，这里西式洋楼别墅林立，是广州最幽静的地方。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廖仲恺、孙科、许崇智、胡适、王星拱等军政要人以及学术知名之士都在此置有洋楼别墅。蒋介石的东山别墅与廖仲恺住的中山二路农林下路可园别墅比邻。
在廖仲恺被刺前一星期，蒋介石特地到廖仲恺家，告诉廖仲恺自己前几天被陈廉伯买通的杀手遇刺一事，临行时还叮嘱他小心。这也是廖仲恺被暗杀之后有人把蒋介石的嫌疑排除的证据之一。
8月18日，在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坐在廖仲恺身旁的汪精卫给他写了一张条子“有人将对你不利”。
廖仲恺是个富有献身精神的人，当即表示：“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有顾忌！”
“听说人家要用手提机关枪杀死我们。用手枪、炸弹是常听见的，若是用手提机关枪，却新鲜得很。”廖仲恺对汪精卫说。
事实上，廖仲恺这些天也听到不少类似风声，夫人何香凝曾希望他多配两个卫兵，他则以每天开会或演讲防无可防为由婉拒。心细的何香凝还是多派了一个便衣卫士随从他，并知会了当时的广州公安局局长吴铁城。
面容端庄的何香凝是广东南海人，1879年生于香港一个富裕茶商家庭，1903年春，何香凝随夫廖仲恺赴日留学，在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和东京本乡美术学校就读美术，并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从此，她和廖仲恺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并和革命青年赵声、秋瑾、黎仲实等来往密切。
当历史沉重的一页翻过去之后，何香凝回忆道：“7月初（1925年），右派在胡汉民家里开会。参加的人有孙科、邹鲁、伍朝枢、邓泽如、傅秉常、吴铁城、林直勉、胡毅生、林拯民、余和鸿等人。右派集中攻击仲恺，污蔑仲恺‘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又说‘仲恺挑拨各方恶感’，又说‘为防止仲恺为共产党利用，一定要把持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要在大会中做一些工夫’。……不过孙科却说了这样的话：‘倒廖仲恺的台是要的，但是万万不能采用暗杀手段。’当时仲恺正是各种工作都要参加，自然成为右派的众矢之的。右派密谋反对廖仲恺的会议，接连开了十一次之多。”
回首那段不堪往事，何香凝还提到：“陈公博在其《苦笑录》中提到，陈璧君告诉他：铁血团的李天德在廖案之前曾去问胡汉民是否准备杀廖仲恺，但胡汉民不置可否。另外，在廖仲恺遇刺后被通缉的大本营航空局局长朱卓文更直言不讳地谈及他的暗杀计划。”
令何香凝担忧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
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35分，十多名凶手埋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附近，只等廖仲恺的车子驶来。
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以及年轻的监察委员陈秋霖，坐着第103号汽车从东山住宅赶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3人下车，并行到头门石梯处正欲拾级而上，何香凝觉得有点不对劲，平时大门都有警察站岗，可现在人影也不见，就在何香凝四处张望时，“啪啪”，枪响了，两个突然跳出的暴徒，快速向廖仲恺开枪射击，何香凝一转脸，廖仲恺已倒在地上，躲在大门铁栅内的暴徒又同时向他开枪。20余发子弹，廖仲恺中了4枪，枪枪击中要害。中弹的陈秋霖痛楚地呻吟了几声，踉跄两步，也倒下了，卫兵亦中枪倒下。何香凝心如刀割，一边大喊捉人，一边低身扶廖仲恺，子弹从她头顶嗖嗖而过，她的头皮感觉得到热气。可是任凭何香凝喊破嗓子，也迟迟不见警察来捉人。
鲜血从廖仲恺的头上、身上流下来，把他浸透在血泊中。
“快送医院。”何香凝朝卫士大喊。
何香凝泪如泉涌，黑暗的潮水涌上来，去往世界尽头的路途。何香凝无法相信，死亡，简单得就像一张纸掉落在地上，一眨眼！就那么一眨眼便阴阳两隔！
“号外！号外，广州之枪击廖仲恺案。”伴随着稚嫩的喊声，几名穿着报童服装的小学生在街上派送《申报》。
《申报》报道：数名凶手预伏在两侧，两人在廖仲恺身后用左轮手枪射击。廖先中两枪倒地，尚以手撑石阶作欲起状，凶手再发两枪，遂不能起。其身中4枪皆要害，一枪在头部，一枪右乳旁，一枪右腹部，还有一枪在肺部，子弹皆从后背入。何香凝命卫士将廖仲恺扛上汽车，送百子路医院医治，中途廖即气绝。抵达医院后，尸体置于第一大楼，浑身血染，死状至惨。陈秋霖腹部中弹，肠破裂，在几天后身亡。还有4名受轻伤者，包括卫士、宣传员、车夫和一名路人。
尽管那时各种暗杀事件层出不穷，但这样一件暗杀国民党政要事件，在当时还是非常稀罕的。
廖仲恺的丧礼采用所谓“国葬”规格。当他的遗骸入棺时，“汪精卫大哭失声，与廖之家属哭声相应，令人鼻酸”。
这一次巨大的变故，让何香凝遭受巨大打击，她开始走向革命事业的前台，此后的北伐战争，她与宋庆龄一道，组成战地红十字妇女救护队奔赴前线，救死扶伤。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又与宋庆龄等人创办了伤兵医院，派出多批救护人员赴前线支援将士。
廖仲恺案谁是幕后策划者？这个性质严重的问题，迅速被提上议程。
国民政府组织了“廖案特别检察委员会”，因为胡汉民是右派，又有争夺国民党第一把交椅的嫌疑，因此被怀疑为杀害廖仲恺的幕后指使，也因胡汉民与廖仲恺素有矛盾，故他被排除在“特别委员会”之外。该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3人组成，苏联顾问鲍罗廷出任顾问，调查小组组长由汪精卫挂帅。
粤军老大许崇智，是孙中山最为倚重的军队将领，也是军事部长，曾经的粤军总司令，身份显赫，他的参与也在情理之中。
按理说，军队代表有一个足矣，为什么这个委员会里有蒋介石呢？他虽是许崇智的参谋长，黄埔军校校长，可当时连国民党中央委员都不是。
蒋介石能成为委员会成员，不仅因为他的东征战绩和平定广州商团和刘、杨叛乱等有目共睹之锋芒，更因为廖仲恺是黄埔军校的党代表，蒋介石是校长，是同僚，自然他代表黄埔军校握有一席。
正是这一安排，为蒋介石的上位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事情的发展，似乎越来越有利于蒋介石。
随着调查的深入，很多证据都直指胡汉民。胡汉民思想右倾，与廖仲恺不睦。鲍罗廷和陈公博事后均曾提到，胡汉民曾被部下问及是否要干掉廖仲恺，他沉默不语。他的堂弟胡毅生此前则有公开的反廖言行。然而，就“后孙中山时代”的权力格局而言，胡汉民比廖仲恺更有接班可能性，他可以推倒他，但没有理由杀害他。
但是很快又有证据：胡汉民曾在家中开过多次倒廖大会；组织和收买凶手的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魏邦平等人。但胡毅生、朱卓文逃到香港去了，他们一再声明不是他们干的。此时又有坊间传言，这次暗杀活动，香港政府答应资助二百万元，事成之后，粤军将领梁鸿楷出任总司令，魏邦平担任广东省长。
据当时的黄埔教导团第三团党代表包惠僧回忆：“案发第二天，我在中央党部大楼内遇见胡汉民，他很不自然地同我打招呼，并询问入伍生情况。我看他的面色不自然中流露出惭愧的样子，我也很勉强地答应了他几句就走开了。我当时就想：这个家伙就是廖案的主犯，假若我是广州卫戍司令，就马上把他逮捕起来，还怕不水落石出吗？”
看到胡汉民与许崇智都脱不了干系，蒋介石大胆地生出了“联汪驱胡逐许”之计。
凭着对汪精卫的了解，蒋介石知道汪主席愿意接受自己这个盟友。
第二天，蒋介石直奔汪精卫的寓所进言：“胡展堂（胡汉民）这个人既固执又孤傲，很难合作，此案又与他有关联，如果他还留在广州，那一切都很难办！”
汪精卫沉思着，自从取代了胡汉民的“代元帅”之职后，胡汉民处处与自己作对，早就想着找机会搞走他。然而，胡汉民从同盟会时就和汪精卫是好朋友，而且自己坐牢时，胡汉民多有帮助和探望。汪精卫犹豫了一下，还是同意了：“胡展堂在此案中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但未必负法律责任。为防不测，可以把胡先生保护起来。”
看到自己的提议得到汪主席的认可，蒋介石便说：“粤军多名将领涉案，而许汝为（许崇智）治军无方，又总倚老卖老，中正为其部下，可忍，可主席如何面对？如果不严惩涉案人员，我们的国民革命军无异于北洋军阀。”
汪精卫不置可否。
蒋介石微笑着上前，两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随着进一步的调查，胡汉民、胡毅生兄弟，以及许崇智部粤军的很多将领都被牵连进去。
8月25日，特别委员会下令拘捕胡汉民、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当晚。蒋介石派出50多个黄埔学生兵直扑胡汉民家，并指示若胡“拒捕”，就地处决。
胡毅生外逃。胡汉民被软禁在黄埔军校，释放后为了安全起见，汪精卫便让他作为国民政府的特使以“出访苏联”的名义离开了广州这块是非之地。
这场权力之争，胡汉民彻底失败了！
很快，军政部长兼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地位也急转直下，被蒋介石关到了黄埔岛。原因很简单，他5个部下梁鸿楷、张国桢、谭启秀、杨锦龙、梁士锋都参与了“暗杀行动”。
后来，蒋介石派亲信陈铭枢给许崇智送去了一封信，劝他暂离广东。信中附有两万块钱和船票，并允许他带走所有的家产。
许崇智无可奈何，悄然离开广州去了上海。这位蒋介石的拜把兄弟，一手佩手枪，一手佩烟枪的陆军老大，从此沦为中国政坛上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蒋介石离登顶成功，只差最后一步。
廖案发生前，蒋介石的职务是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但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也不是国民政府委员，因为廖案，蒋介石从此进入国民党最高权力核心。为使蒋介石将来能够牢牢地控制住军权，张静江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提名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领导北伐。
蒋介石迅速改编了粤军，密切与汪精卫及共产党合作，改革财政体制，进行军事整编。
1925年8月25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组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党军第一旅和部分粤军组成，下辖3个师、1个炮兵团，军长由蒋介石兼任；第二军由谭延闿的建国湘军组成，下辖4个师、1个炮兵团，军长谭延闿；第三军由朱培德的建国第一军改编而成，下辖3个师、1个宪兵营、1个炮兵营，军长朱培德；第四军由建国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下辖4个师、1个独立团、1个炮兵营，军长李济深；第五军由建国第三军扩编而成，下辖2个师、2个独立团，军长李福林。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兵员总数达到十二万人。
就这样，通过整编，黄埔军由原来1个旅扩张至3个师，蒋介石还将实力最雄厚的许崇智粤军拆分到第一、四、五军中，而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都与蒋介石关系亲密。蒋介石对粤军进一步整肃，成功“收束粤军一切事务”，蒋介石逐渐成为国民党内最大的军事实权派。
孙中山和廖仲恺的相继去世，使得国民党告别了相对稳定的“孙中山时代”，走进了充满变数的时期。
汪精卫登上主席之位，遵照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政府要职。
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局势里，1925年9月毛泽东到了广州，住在东山新河浦路24号——春园。
据附近居民回忆，当时春园的环境非常有诗情画意，门前两个大柱上，还“站”了两只石狮子，铁门上刻着“春园”两字。房子周围乔木高大，绿荫掩映，门前潺潺流水，可通机动船，涌边有一个茨菇塘，不远处还有码头和广九车站，交通便利。
1926年2月，雨季开始的时候，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汪精卫提议任命共产党人周恩来为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为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为第三军党代表，还提议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不久，杨开慧带着孩子也来到广州陪伴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杨开慧继续担任联络工作。
三、独立团成立
虽然廖案已终结，但因为廖案的“能见度”很低，尽管兴师动众侦查、审讯，且宣布全案告破，梁博等人被执行枪决，但案情依然扑朔迷离，有一些内幕至今尚未揭开。因此，国民党的右派并没有因此休牛归马，广东情势越发复杂多变。
这时，又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让本不晴朗的广州天际迅速阴霾一片。
这个人就是留日生、将孙中山遗嘱提炼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国民党元老、思想家、理论家戴季陶，也是蒋介石的结义兄长，“国师”和“智囊”。孙中山死后，戴季陶慧眼识势地看到没有孙中山的国民党危机重重，于是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叫嚣“在组织上，凡是高级的干部，不可跨党”。
戴季陶首先公开树起第一面反共大旗。可此旗一举便被扯下，因为有鲍罗廷在其间调和，汪精卫一如既往地袒左，汪精卫甚至批评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倾向：“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
此时，国民党与共产党尚能共进共退，国共合作还算愉快。
然，树欲静而风不止。
反共之火一旦被点燃，就不那么容易扑灭了。
本来孙中山晚年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鲍罗廷等苏俄顾问的话当圣旨，就让国民党右派分子十分不满，他们极力反对国共合作，但出于对孙中山领袖地位的尊重和威望，不敢发难。孙中山一死，新的领导核心汪精卫的威信与能力都无法企及孙中山，根本无法镇住全党。国民党右派反共的情绪愈来愈浓烈，声音也愈来愈高，公开跳出来反对，蒋介石对汪精卫的治党能力也产生了质疑。
与此同时，农民运动在神州大地开始兴起。毛泽东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彭湃一起分批给从全国各地来的农民领袖和积极分子讲课、培训，这期间，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陈延年等著名共产党人纷纷走上前台。
1925年11月23日至1926年1月4日底，因廖案逃至外国的国民党老右派胡汉民、谢持、邹鲁、张继、林森等人先后回到广州，谢持、邹鲁、张继、林森碰头密议，策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的10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前召开了反对联俄联共、反对汪精卫“左倾”的“西山会议”，出席“西山会议”的还有居正、叶楚伧、覃振、沈定一、茅祖权、傅汝霖、邵元冲、石瑛、石青阳等13人，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取消政治委员案》等反共议案，做出了决议：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清理出去；驱逐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全面改组国民党；将国民党总部由广州迁至上海。西山会议罗列了汪精卫“为共产党护符”的九大罪状，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以观后效。
西山会议虽然声势很大，可军权掌握在国民党左派手里，所以没有形成什么大气候。在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邹鲁、谢持的党籍。倒是西山会议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定，颇有点像巫师的咒语，半年后汪精卫果真“出事”了。
当时正在广东惠州的蒋介石，听到西山会议的消息后，愤怒地连骂一串“娘希匹”。这使他仍然维持着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形象。
此时的北方，形势同南方一样混乱，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和冯玉祥各自为政，大小军阀战事不断。
在这种混乱局势下，作为军人的蒋介石意识到：军权至关重要，必须把国民革命军的最高指挥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所以，蒋介石最迫切做的事，便是“策动北伐”，统一中国。
1926年2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这一要职，堂堂正正地把蒋介石摆到了李济深、谭延闿、程潜等老前辈之上，蒋介石成了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长官。跃居权力中心的蒋介石，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军事资本，他在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支持下，制订了一套全面而翔实的北伐计划，还提出了1927年8月“克复武汉”的宏伟目标。
北伐在即，需要一位总司令，当初张静江力荐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然而任命书下来，总司令却成了总监，虽说都带“总”字，两者却有着性质上的区别，总司令有统领全军之义，总监则不是。这一任命，让原本相处得同声同气的汪精卫与蒋介石，迅速翻脸！
蒋介石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有些事不能找苏联顾问去问，于是只好怀疑，怀疑到极点，便以为共产党要干掉他，或者汪精卫要抢他军权。
这期间，因廖案回避在外的国民党右派们重新被请回广州大本营，且委以重任，蒋介石又当上了北伐军总监，这一切让痛失丈夫的何香凝百思不得其解，许多人背地里议论，没有廖案的发生，蒋介石要迅速上升是不可能的。因此，有人据此怀疑有野心的蒋介石与刺杀廖仲恺有关。
9月的一天，何香凝应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邀请来到了东山周恩来家。寒暄几句后，大家心情沉重地说起最近发生的事，何香凝情不自禁地拉住邓颖超的手，流泪问道：“恩来啊，太可惜啦！你们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啊？不光是国民党的左派看不明白，连右派也看不明白！你们这样，无异于自毁长城啊！恩来，小超，请你们给我一个理由，贵党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
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委书记和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秘书的邓颖超缄默无语，唯有陪她一起流泪。
周恩来穿着一件白衬衫，和邓颖超并排坐在沙发上，同情地望着何香凝，凝重道：“这不仅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失败，更是一个令人可笑的失败！”
何香凝擦擦眼泪，担忧地说：“把右派请回来犹自可，更令人担忧的是，以前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倏然坐大，不仅成了中执委员，进入了常委，还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监，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一个新军阀的危险人物上台了！这，这难道不让人心惊胆战吗？仲恺先生的血怕是要白流了！”
这些日子以来，周恩来的心沉甸甸的，现在蒋的权力一天大似一天，第二次东征回来，蒋介石之风头已经盖过了汪精卫，北伐回来，那汪精卫兴许真要在蒋介石之下了。此时汪精卫却对黄埔军校的军事产生了浓厚兴趣，引起了蒋的疑心与防备，周恩来觉察到蒋介石对汪精卫染指黄埔军校越来越不满，若他们两个为争夺军事实权而翻脸，共产党将陷入困境。
自从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后，不但去军校演讲，出席会议，还经常过问军校事务。这是否和蒋介石争夺军权的信号，还不能完全确定，虽然中央相信汪精卫仍是革命的左派，而蒋介石也仍以左派自居，可近来诸多右派迹象似乎已经显露出蛛丝马迹来，为什么蒋突然要军校学生名册，并注明哪些是共产党，哪些人不能重用，连在第二次东征战役讨伐陈炯明残部中救过蒋一命的陈赓也概莫能外。
黄埔军校里，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之间频起冲突，孙文主义学会是蒋介石成立的，而且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一直坚定地认为蒋介石是左派领袖，是不是自己多心了？就在昨天，蒋介石还签收了苏联军官押运到军校的加农炮12门、榴弹炮24门、重机枪538挺、子弹130万发等军械装备，准备北伐事宜……
浮想联翩的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局势的微妙变化。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扩充军力，组建一个党掌握的团，把铁甲车队充实到团里去，扩充进北伐的军队去，但此事又不能做得太明显。现在是国共关系紧张时期，而且共产国际反复强调一切要以维护合作为重，既不能给国民党右派以借口，也不能让国民党中立派担忧。
在此之前，东征胜利后，周恩来为防不测，曾经和陈延年、鲍罗廷商量，提过拟全部撤出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另组建国共合作的军队，但因陈独秀不同意，这一提议未能实施。陈延年为此事还和父亲陈独秀闹不和。
几天后，周恩来和陈延年、彭湃在广东区委召集了秘密会议，周恩来说：“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正忙着扩编自己的队伍，多一个团对他来说正中下怀。但这个团我们不能让他染指。我们要把由我们党领导的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嵌进这个团去，再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的共产党员、进步学生中调一些人进去当军官，招募湖南、广西的贫苦农民来当兵，暗中扩充到2100人，怎么样？从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那里要一个团的番号。”
彭湃听得异常兴奋，可又觉得似乎有点难：“恩来，这能办到吗？”
陈延年对目前广州的政局抱有清醒的认识，自然对周恩来的提议很赞成。
周恩来把叶挺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接着说：“叶挺同志是老粤军军官，与十二师师长张发奎还是小同乡，关系很好。因此，我建议这个团的团长，就由叶挺同志担任，大家有意见吗？”
会议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提议。
叶挺，这位曾被毛泽东当面赞誉为“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的伟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1896年9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四）生于广东归善周田村一个农民家庭。在武昌起义那场声势浩大的反清革命的鼓舞下，立志走军事救国道路的叶挺，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
1918年冬，年轻的叶挺从保定军校毕业，次年初到福建漳州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援闽”粤军，在第一支队任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8月随粤军回师广东，参加驱逐桂系军阀陆荣廷之役。后任粤军第一师少校参谋、工兵营营附、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6月，当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调集重兵围攻炮击孙中山的总统府时，叶挺奉命率部守卫总统府前院，与叛军激战几日，掩护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脱险。
1924年10月的一个秋夜，苏联莫斯科。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急匆匆地在夜幕下的寂静街道上走着。他提着简单的行囊，走进了一幢哥特式红色尖顶的宏伟建筑——莫斯科东方大学。从此，莫斯科河边宁静而安详的林荫道下，多了一位喜欢一边走路一边背诵俄语单词的中国人，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派赴苏联留学的第一名国民党军人，也是班里唯一的非共产党人叶挺。在一年的紧张学习中，叶挺和同学王若飞、聂荣臻、陈乔年组成学习小组，逐渐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1924年底，叶挺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9月底，叶挺毕业回国。
1925年11月，已入秋的广东肇庆，似乎依然眷恋着夏日的炽热不肯离去，微风犹带着热烈的气息，扑面而来。
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的革命武装部队在广东肇庆正式成立。
在一处隐秘偏僻的操场，不时有格斗操练的声音传出，这支由2100人组成的队伍已在这里进行秘密军事训练一个多月了。当时的番号是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
周恩来、陈延年、彭湃、廖乾吾等人站在操场一侧，面色肃穆地凝视着这支英姿飒爽的军队。
叶挺身着军服，脚蹬马靴，手持军杖，威武地站在两千多名官兵前面。周士第、许继慎、卢德铭、周子昆等铁甲车队队员已成为各营连的指挥官。
陈延年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郑重走到叶挺面前，把一面军旗交给叶挺：“叶团长，你们是我党领导的第一支正规军队，接过这面旗帜，让她高高飘扬！”
叶挺庄重地接过旗帜，然后对周士第、曹渊等命令道：“展开！”
一面红旗升到空中。
叶挺面对军旗大声说：“我们对军旗宣誓！”
穿着灰色军装的官兵们整齐地举起拳头，跟着叶挺宣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们永远服从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枪林弹雨、疾风暴雨中军旗不倒。用生命和鲜血书写军旗的骄傲！”
1926年5月，第三十四团改称第四军独立团，军官和士兵骨干几乎全是共产党员，这支部队很快成为一支政治军事过硬的革命新军，为北伐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成为伟大的人民军队的开端。
1886年12月1日，中国四川北部仪陇县的一个佃农家庭，诞生了另一个让历史铭记的伟人，他的名字叫朱德！
1915年12月，少年朱德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投入川军步兵标（相当于团）当兵，因为朱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经过较短时期的军营生活后，便升任队部司书（即文书）。不久，报考了云南陆军讲武堂。他曾谈到那段时光：“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云南讲武堂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是近代化的，而且要求非常严格。它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各科的军事教材使用日本士官学校的教材。”
由于朱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军事才能，且在边境深山密林的剿匪战斗中屡建奇功，先后提升为团副、团长。1917年7月升任滇军旅长，奉命移防泸州，同时兼任泸州城防司令，投身到反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中。那时的朱德处于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他开始抽鸦片麻醉自己。
1921年春，朱德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真正使朱德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他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写下了豪气干云的词句：“推开黑幕剑三尺，痛饮黄龙酒数杯。西蜀偏安庸者据，逐鹿中原是雄材。”
为了寻找革命的出路，1922年8月朱德远赴德国留学。在柏林，他结识了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在从事革命活动中两次被德国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出境。这时，国际红色救济会帮了他很大的忙，替他办理了护照，并买了船票。7月4日，朱德离开柏林，乘船前往苏联莫斯科。
1926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2月下旬，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等领导的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认为：“党在现时政治上的主要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以加强党的军事工作。
为了支持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从苏联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国。
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四川军阀政治态度的向背，对北伐战争能否在长江流域胜利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共中央决定派得力干部入川，策动四川军阀易帜，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建立自己的武装，配合北伐军在两湖的作战。
朱德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1926年夏天，朱德和共产党员房师亮等二十多人一起，乘火车离开莫斯科，穿越西伯利亚到海参崴，再坐海轮重返苦难深重、正在奋起中的祖国，到上海见陈独秀接受任务。
一天下午，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停在上海一条里弄口。两位穿着长衫的男子朝四周望了望，急急拐进了弄口。走在后面的人正是刚从莫斯科回国接受任务的朱德，奉命接应的男子便是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王一飞。两人在一间洋房门口停下，王一飞用暗号敲门。
开门的是陈独秀，他早早在家里等着了。王一飞介绍：“陈总书记，这就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这是我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同志！”
朱德以前为入党的事见过陈独秀一次，当时的陈独秀对朱德抱有成见，态度冷淡，他认为一个在旧军队待过的人，沾染了旧军阀的习气，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因而没有批准朱德加入共产党的要求。这件事对朱德伤害很大。
待王一飞走后，看着眼前壮实、质朴的朱德，陈独秀热情寒暄几句后便说：“朱德同志，4年了吧？知道为什么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会对你那般冷落吗？”
再次见到陈独秀，心里仍有些忐忑的朱德不好意思地：“呃……您大概是不太相信我吧？”
“是很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一个旧军阀出身的落魄军官能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不相信一个沾染了鸦片恶习的人能彻底革面自新！”陈独秀说话直截了当。
朱德附和着：“是的。很多人都不相信！”
陈独秀的眼睛流露出真诚，他看着同样真诚的朱德：“但现在我相信了！你通过自己的行动向我证明、向党证明，你朱德是真心实意地为了寻求人间正道、寻求伟大真理才来寻找共产党的！”
听到这话，朱德的心如照进三春阳光，一股暖流顿时涌入。
陈独秀交代了任务：“你在国外的学习、工作情况组织上已经了解。你很努力，很认真，非常好！鉴于你特殊的经历，我同意你去四川找杨森，做他的工作；当然，广东方面也很需要你，你也可以选择去广东，直接参加北伐。”
朱德略一思考：“总书记，那我还是去四川吧。我与杨森素有交谊，在我出国前路过四川时，杨还表示要对我‘虚位以待’。我去他那里，可能收效会比较大。”
陈独秀想了想：“那好，就去杨森部搞‘兵运’工作！不过，朱德同志，在你动身之前，我还需要你在上海稍作停留，利用你在滇军中的旧关系，去完成一项重要的调查任务。”
“好！”朱德说。
就这样，朱德——这位共产主义战士，以全部的精力和热血投入到了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中。
随后，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陈赓等黄埔将领和革命将士来了，从四面八方来了，等待北伐的战鼓擂响。而仍在广州的毛泽东，手中的笔杆子变得异常忙碌。在他主编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政治周报》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初步阐明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本分析，确立了共产党对敌我友的基本立场和策略。
四、祸起“中山舰”
正当国共两党首脑们达成一致共识，准备北伐时，广州城里又乱了！
1926年2月7日上午，雾霭蒙蒙，共产国际顾问团团长、苏联人季山嘉和汪精卫坐电船来到黄埔军校视察，蒋介石和季山嘉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谈话，季山嘉坦率地表达了对国民革命军军官素质的不满，比如听课、训话时有人打盹儿，还对身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的蒋介石提出了委婉的批评。
在此之前，季山嘉曾以苏俄顾问团团长的身份，将顾问团对广州国民政府的询访调查意见提交给了苏联驻华使馆，意见中有这样的文字：“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它的成员中饱含着各种各样的成分，经常摇摆不定……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们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有好处的情况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反叛政府……另一方面，国民革命军何时能对北军保持技术上的优势还很难说。当然，革命军的失败将给予广州内部的反革命以良机。”
说来说去就是北伐时机不成熟。更让蒋介石可气的是，季山嘉不仅反对蒋介石北伐，甚至建议蒋介石由海路运兵到北方去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
冯玉祥早变了，邀请孙先生北行之时可能还有革命倾向！现在有个屁！蒋介石越听越气。
季山嘉对他说：“去北京，帮助‘首都革命’之后的冯玉祥将军，直接改变中国北方的军事现状，以求迅速改变整个中国的政治面貌。比之你们汲汲谋求的北伐，那才是一条事半功倍的成功手段！”
蒋介石大为震怒，荒唐！荒诞不经，啥也不懂！居然要老子帮冯玉祥！这季山嘉就是一条害人的毒蛇。他的额上青筋暴跳，“嚯”的一声站了起来：“不去！坚决不去！”
不顺的事接踵而至，之前口口声声还高呼“挥师北伐，统一中国”的汪主席，听了苏联新顾问一句“北伐条件尚不具备”，态度转变了，“二大”决议中只字不提“北伐”之事。
苏联由支持北伐到反对北伐，这一变化其实与苏联的对华政策有关，个中缘由是蒋介石所不知道的，可蒋介石认为，这是季山嘉的个人行为，是有意冲着他来的。
“革命实权不可落入俄共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系，必须定一个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蒋介石提醒汪主席，汪精卫心里有数，置之不理。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十一时，季山嘉（顾问）就谈政局与军队组织，语多讽刺，又若甚疑惧整形者。”
于是，蒋介石在2月9日向汪精卫提出不就总监之职，同时请辞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之职，只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及军校校长，强烈表示“要么我辞，要么季山嘉走”。还提出了“赴俄休养”，并拟了通电稿。
然而，汪精卫既不批准也不挽留，让蒋介石十分尴尬。昔日对自己十分温和的汪精卫态度正在悄悄改变，不耐烦中流露出了轻视和不屑，甚至“语多讥讽。”蒋介石幡然醒悟，以前种种不唯季山嘉一个，汪精卫也有一份，国民党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合伙整他，使他陷入绝境，他们正合起伙来对付自己。
这个念头一闪，多疑的蒋介石无限放大了危险的局势。太可怕了，一个是顶头上司，一个是背后连着共产党的苏联顾问，太强大了，他陷入了极度恐惧和焦虑中。权力！他们要夺权！
蒋介石有长年写日记的习惯。
3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去志益加坚强。”
1926年3月的广州城，飘忽着丝丝的细雨，西山派反共余音绕梁，谣言也如细雨一样漫天而起：
“苏联与汪先生要害蒋先生。”
“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
“国民政府准备宣传共产，所有私人财产都要没收。”
……
1926年3月18日傍晚，一艘从上海开来的商船“定安号”驶到广州江面时，遭到匪徒打劫，向黄埔军校求救。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电请广州国民党海军局派船只救援：
“由上海开往广州的一艘‘定安号’商船，在黄埔附近的鱼珠炮台上游遭遇海匪洗劫，炮台守军请求蒋校长速派军舰前去保护！”
海军局即命令中山舰连夜出动驶往黄埔。
3月19日早上6时许，珠江水面云雾弥漫。鸣着汽笛的中山舰，在代理舰长章臣桐的指挥下，劈波斩浪快速前行，驶抵黄埔长洲岛。船甫停稳，章代舰长即上岸找到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请示任务。可能是章代舰长没有汇报清楚，也可能是邓演达真的没有听清，迷惑的邓演达嘱该舰原地停泊，待弄清情况后再作定夺。
当时，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珠江水的一掌绿波，鹅潭映月的如洗清辉，都令苏联使团萌发兴趣，备感新鲜，纷纷嚷着准备去白鹅潭一游珠江，参观中山舰。
上午9时，接到欧阳钟电话的广州国民党海军局作战科邹毅科长，找到代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党代表李之龙汇报昨日之事，并报告日内将有苏联参观团要来白鹅潭参观中山舰，而蒋校长已回广州。李之龙不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动用军舰？即挂电话找到蒋请示，既然布勃诺夫团长和代表团点名要参观中山舰，“可否将中山舰从黄埔调回省城供苏联参观团参观？”
蒋介石原本就不知中山舰调动之事，接电话后满肚狐疑，更坚信了汪精卫和苏俄、中共要共同对付自己的猜想。这无异于变相绑架。蒋介石暴跳如雷：“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
这一通电话，李之龙纳闷起来，奇怪了，欧阳钟他们明明说是蒋校长有命令要调军舰，为什么校长又说没有命令？到底哪里出错了？尽管李之龙作了解释，但一时也说不清楚。工作要紧，李之龙立即电令中山舰开回广州。
下午5时许，中山舰接令后返航广州。
是日中午，本有午睡习惯的蒋介石睡意全无。要么干吧！可是豁出去的结果究竟怎样，他没有十分的把握，他很想在这场军事与政治的冒险赌博前，押上所有的赌注，赌他一把。然而，万一赌输了，万一自己想多了，怎么办？思前想后，经过一番权衡，蒋介石决定以退为进，先去汕头暂避风头。汕头是他二次东征发迹之地，又有何应钦的部队驻防，可确保安全。
说走就走。蒋介石处理完事务，立刻命令备车，并拉上了刚好来看他的亲信陈立夫一起上车，直向天字码头驶去——那里有开往汕头的日本海轮“庐山丸”。
一路上，蒋介石铁青着脸。
“我们手上有军队，有兵在手上为什么不干？怕他个球，我们杀回广州去，大干他一场！”陈立夫说。
是啊！有兵在手上为什么不干？快到天字码头时，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突然大喊：“停车，回去！”
事不宜迟，当夜，蒋介石把心腹爱将、黄埔军校总教官何应钦，黄埔军校参谋长、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柏龄等人叫到办公室一起和陈立夫商议。
众亲信纷纷附和。
陈果夫说：“苏共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响亮的口号也蒙蔽了广大中国人民，它自己不想引起任何一个列强的武力干涉，又要对抗西方的德国，还要防御东边的日本，自然要求别的国家按照它的意志代替它与西方列强卖命对抗，可这个火中取栗的要求谁来干？既然明明知道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那苏共就应当明白与自己是不同阵营的政党，用资金、武器弹药援助诱惑一下，只是为了利用国民党为苏俄卖命，那只能说苏共领导的算盘子儿打得太精！”
陈立夫说：“说国民党右派反共，其实是我们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症结，我们无法直接对抗苏联，只能把共产分子清理出去。我们是资产阶级政党，为什么要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交恶而去拴在苏俄的裤腰带上，我们国民党好好的，为什么要与共产党合作。”
蒋介石也说：“近来我专门抽出时间，再次认真研习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又把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复精读，更有了深刻总结。共产党是唯阶级论者，他们和国民党不可能一条心！”
蒋介石神情凝重，越说越恐惧，越想越害怕，众人纷纷附和，将蒋校长奉为至尊的王柏龄、何应钦频频点头。蒋介石接着说：“苏联人利用汪精卫的贪婪来蒙骗我，蒙骗不成就阴谋摈除我，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推翻我和以我为代表的国民革命军，以达到他们各自的目的！”
蒋介石的眼睛变得可怕起来：“我们不能等待，应该主动寻求机会，给共产党一个有力回击，让他们不致如此猖狂！继而，我们要对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分子进行一个彻底的整理，把他们彻底清除出国民党！”
蒋介石终夜议事，拉开了发动事变的序幕……
意已决，兵贵神速。
20日凌晨12时，蒋介石以兼任卫戍总司令的身份下令戒严，调动武装部队，首先包围苏联顾问团在东山的住宅，以及共产党所在的机关广州东山政治部，包括“省港罢工委员会”；又派广州公安局局长吴铁城率警察包围了汪精卫的住宅，美其名曰“保护首脑”，再派蒋鼎文占领海军局。
凌晨3点，在夜幕掩护下，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欧阳格、陈肇英率领下，强行登上中山舰，逮捕了舰上的共产党员和中山舰代舰长章臣桐等人，宣布由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接管军舰。
约莫4时，新婚不久的李之龙夫妇正在酣梦中，欧阳格率七八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突然杀向李之龙位于文德路的寓所。
“咚咚，咚咚”，李之龙被一阵猛烈而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军人出身的李之龙敏捷地翻身下床，尚未着衣，欧阳格已领头破门而入。
“你们为什么抓我？”李之龙怒问。
“你擅自调舰，劫持蒋校长，图谋乱党。”一直觊觎中山舰舰长之位的欧阳格说。
士兵们不由分说将其双手捆绑，口塞毛巾，簇拥着押下楼去，旋即到达万福路的第二师办事处。李之龙这时才发现，同住一楼的中山舰代舰长章臣桐亦被扣押在此。
接着，蒋介石又电话命令第一军所属各师、团长，要他们将部队党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立即加以扣押，并加派亲信第二师师长刘峙率领部队配合行动。
事变当天下午，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部长的何香凝冒险通过岗哨找到蒋介石的临时指挥所——造币厂，愤怒质问蒋介石派军队到处戒严，究竟想干什么；并且包围罢工委员会，斥责他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
“总理死后，骨尚未寒，仲恺死后，血也未干。你不想想，你昨夜那样对待苏联人，太背信弃义了！以怨报德，违背了孙先生的主张，使革命前途衰落，你将何以对孙先生？”她越说越气愤，直至“拍桌顿足”。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
事件发生第二天，周恩来从汕头回来，从包惠僧那里得知了聂荣臻等共产党员被软禁的消息，当即赶到造币厂去询问详情。想不到，一到那里，他的四个卫兵都被缴了械，周恩来也遭到软禁。
周恩来电话询问蒋介石，蒋介石在电话那头惊慌地明知故问：“周主任，你有何事？”
“我很遗憾，有人在两党之间制造分裂，挑拨是非，把40多名共产党员扣押在这里，我希望你能合理解决这件事情。”性情温和的周恩来说。
平定商团、讨伐陈逆、血战杨刘，大小百战，他们都生死与共，周恩来真不敢相信他曾经尊重的校长对共产党下此毒手。
“哦，所谓‘中山舰事件’，纯系有人挑拨，我不相信共产党会做这样的事！”蒋介石说。
“本来，廖（仲恺）案发生后，我们两党曾联合一致，甄别出许多反革命分子。现在为什么又出事端呢？听说，你还下令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宅！”
“谣言，通通是谣言！”蒋介石急忙否认。
“不管如何，亡羊补牢吧，请你下令释放被扣押的同志。不管‘中山舰事件’真相如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与中共无关。”
慑于周恩来的威望和影响，以及何香凝的斥责，蒋介石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的冲动与粗暴，同时也考虑到事态的后果与严重性，仅仅10多个小时后，蒋介石就下令将他们释放了。
“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苏联总顾问季山嘉被驱逐，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说这是陈独秀的对蒋让步“妥协政策”的恶果，但其实是当时正在广州的联共（布）政治局使团长布勃诺夫在鲍罗廷的协助下亲自处理的。布勃诺夫回国经过上海时，把他的态度告诉了陈独秀。
汪精卫一夜之间由震怒转为消极，既然俄国人已向蒋表示屈服，各军军长自然会紧随其后，汪便成了孤家寡人和空头司令，左右不是人。
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间完成沧海桑田般的演变，让人瞠目结舌。汪精卫本是一个淡泊权力的文人，本来并没有和蒋介石争权的野心，这个情况下，在对蒋严词斥责一番后，只有消极地辞职，悄然隐藏于西关荔枝湾，闭门谢客。然后以就医为名，去了法国马赛散心休养。
鲍罗廷在事件发生后，于1926年4月底从俄国返回广州。他曾经对从上海来广州调查“中山舰事件”的彭述之说：“在当前局势异常危险的威胁下，只有成立一个革命的独裁，像法兰西大革命的罗伯斯比尔的革命独裁一样，才能打破右派反革命的阴谋，替革命开辟一条出路。”
愤怒的鲍罗廷决定借蒋介石之手和反对革命的右派们及军阀们大干一场，在鲍罗廷看来，共产党的力量实在太过弱小，没有财力，没有军火武器，没有军事人才，蒋介石虽有很严重的缺点，但当下的国民党人，除了蒋没人有力量、有能力、有决心去打击右派和到处割据一方称王称霸的军阀集团。最重要的是站在鲍罗廷背后的斯大林对国民党有好感，对蒋介石有好感。
尝到甜头的蒋介石为全面限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提出要为处理国共两党关系规定基本原则，以整理国民党党务为由，清理共产党。鲍罗廷在未征求中共中央陈独秀意见的情况下，多次与蒋介石商谈整理党务的具体办法。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种种无理要求，鲍罗廷都一一答应。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派往广州的代表，对这些竟一无所知。
张国焘说：“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廷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鲍罗廷遵守三巨头之约，不向我吐露真情。”
1926年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明文规定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者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更进一步规定：共产党必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非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与行动；共产党员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不得批评孙中山及三民主义；国民党员未受准脱党之前不得加入中共等等。
与此同时，坚定的革命力量没有停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义愤填膺，他找到在广州的毛泽东、彭湃面谈《整理党务案》一事，毛泽东自然是愤慨的，让周恩来去苏联领事馆找张太雷，要求正在广州的联共政治局使团长布勃诺夫出面解决。
周恩来到了苏联领事馆，提出应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布勃诺夫却说：“周先生，我看这是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太过敏感了！蒋是国民革命军总监，又是第一军军长兼长洲要塞司令官，调动一点军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何必这么大惊小怪呢？”
“中山舰事件”，是大革命时期影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大事件，也是国共破裂的前奏。多年以后，现存史料显示该事件为偶发性事件，纯粹属于军队调度出问题。是蒋介石误信了国民党右派的谣言，中了离间计，进行了“自卫反击”。
“中山舰事件”虽然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却也是历史的必然！两党各自的利益发生冲突，并且不可调和，分裂是迟早的事。
至此，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再次获得了胜利，顺利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手把持着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大权！
此时，蒋介石再次提出北伐之议，鲍罗廷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支持北伐。共产国际为求国民革命的完成，仍要利用蒋介石。于是国共合作进行北伐，讨伐共同的敌人。
北伐，终于在一番折腾后重新擂响了战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