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绝密行动
1926年7月，吴佩孚在两湖战场连连败退，在北伐军攻打武昌时，焦头烂额的吴佩孚曾多次电请孙传芳支援，但孙传芳置之不理，以五省尚未安定为由，按兵不动。事实上，孙传芳的小算盘是希望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自己好得渔翁之利。直到吴佩孚败退河南，北伐军于9月初挺进江西后，孙传芳才出兵迎战，并亲赴九江督师。
民国时的军阀盘踞一方之后，总是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割据一方，搞好自己这块自留地（所谓联省自治），尽量减少参与争端；二是对外扩张，目标统一全国。占据五省后的孙传芳，选择了前者，“能做吴越的钱王，就心满意足了”。
当北伐军直逼武汉三镇之时，朱德已离开上海闸北党中央那所简陋的小屋，化身为“乾龙商号”老板，执行陈独秀交代他的秘密任务：秘密刺探孙传芳在江西的兵力部署。于是，朱德经常身着丝绸长衫，频频出入滇军中。凭老关系获取孙传芳的实力情报。他的皮包里，装着一部微型相机、一架微型望远镜和一支可以用来防卫的钢笔，朱德成为中共最早的红色特工。
他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设法获得孙传芳前线兵力分布图。然而，孙传芳以狡猾、行事诡谲而著称。要取得孙传芳的兵力部署图绝非易事。
孙传芳是山东省历城县人，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次年回国，历任北洋陆军营长、团长、旅长、师长、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等职，部队很快扩充为拥有二十万精锐陆军、海军和航空兵大队的陆海空军齐全的大军，成为北洋军阀年轻的一方霸主。
此时，孙传芳的兵力主要集中在江西南昌、九江，行事诡谲的孙传芳把司令部专门设在九江江面的一条轮船上。
由于涉及最高机密，朱德的中共党员身份一直是保密的。朱德通过周恩来托人秘密转告滇军军长范石生，要求对方来上海见一面，朱德和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同窗，又是结拜兄弟。范石生是极其讲兄弟义气的人，马上赶到上海。
范石生，云南玉溪市峨山县小街镇人。1909年考入云南讲武堂，参与秘密革命活动，与同学朱德、邓泰中、杨蓁等人志同道合，遂结为金兰之交。1911年和朱德等参加蔡锷领导的云南“重九”起义，攻打云贵总督府，推翻清廷在云南的统治，成立云南省军政府。他是孙中山十分倚重并亲自授予上将军衔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范石生笃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
早在1926年春天，朱德就劝说范石生加入共产党，范石生听从了，向当时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提出要求，请他派得力政治骨干到自任军长的滇军第十六军开展政治工作。周恩来马上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王德三，将在广州的云南籍共产党人赵贯一、王振甲、韦济光、夏崇先、马季唐以及广西人余少杰等派入范部，建立了党组织，组成第十六军政治部。
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数百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在那样的时刻，范石生却要共产党人到他的部队里工作，足以说明他同共产党人合作的诚意以及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真心拥护，当然，与朱德的交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正如朱德所说，“我们始终心心相印。”
所以，朱德此次上海密见范石生，向好友打听孙传芳的兵力部署情况时，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范石生有许多同学故旧在孙传芳部，孙传芳的作战部部长有一本手绘的孙军一线作战军事兵力分布秘密图本。通过范石生，朱德认识了这位作战部长，并以商人身份投其所好，煞有介事地向作战部部长说商号新到了一批上等烟土。由于朱德在滇军时曾吸食鸦片，范石生也在一旁帮着说话，作战部部长放弃了戒备与警惕，坚信朱德是同道袍泽，当即心痒难挠，就要前往看货。
就这样一来二去，朱德巧妙套出了孙传芳的战略部署：以夺取武汉、长沙为目标；谢鸿勋第四师在赣西北，卢香亭第二师、郑俊彦第十师及杨赓和独立旅、彭德铨混成旅沿南浔铁路前进；孙传芳亲率陈调元第六师、周凤岐第三师及武铭卫队旅屯兵九江、武穴……
朱德立即将这份珍贵的情报送给了中央。
1926年8月底，朱德辞别范石生，登轮前往四川万县，以广东国民政府代表的身份策反杨森，完成自己担负的第二个秘密任务。
杨森，字子惠，原名淑泽，满脸横肉、天生面相凶狠，是北洋政府在四川的军务督办，也是吴佩孚一手提拔的省长，盘踞在川东万县一带，拥兵十六万。杨森人很机灵、敏感、圆滑、奸巧，心狠手辣。
眼看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展顺利，杨森便派代表去找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吴玉章疏通关系，表示要加入国民革命军，又派人到北京找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请调人到万县助他工作。然而，这只是一种投机性的试探，实际上，他同吴佩孚交情甚好，认为吴佩孚对他有恩，应当知恩图报，于是脚踏两只船，以保住他的“西蜀小王国”。但是，所向披靡的北伐革命不会给他这个可能，他必须做出选择！这对这位偏安一隅的军阀来说，是很痛苦的。
因此，初到万县的朱德就遇到了麻烦，之前信誓旦旦要求革命的杨森突然变卦，虽然热情接待了朱德，安排朱德住在豪华的王家花园，却又借口兵饷来源困难，不愿举兵反吴。朱德对杨森这种脚踩两只船、四面迎合的暧昧态度极为失望，他对杨森的财力是清楚的，杨森在四川军阀中敛财手段最高，历年来通过投资地产、开办公司、贩卖烟土，赚的钱无法数计。他还在英、美和日本的银行都有巨额存款，重庆、汉口、上海、泸州等地都有豪华公馆，富比王公。
杨森也是极其复杂的人，作为省长，他提倡妇女解放，却又以妻妾成群、风流成性、品质恶劣而出名，经常将一些无辜少女娶进府中，横榻陈床，形成一条奇异的民国军阀私生活风景线。当时四川有首民谣曰：“采花将军，名叫杨森。妻妾成群，全是美人。”杨森自己随心所欲，却对妻妾管束甚严。他有名目繁多的家规，规定妻妾们早上必须早起，统一着军装，扎腰带，由一名副官带队出操，风雨无阻。吃过早饭后，还有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学正课，学古文，学英语，弹钢琴，不得无故缺席旷课，稍有触犯，违犯者便会遭到杨森鞭笞，谓之曰“满堂红”。杨森官越做越大，老婆越来越多。
杨森同时还是民间秘密组织袍哥会的一名舵主。袍哥组织在四川存在一百多年，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潜势力，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各行各业均为袍哥所渗透，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所以，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朱德面对的杨森，实在难以捉摸应对。杨森无比仇恨共产党，也多次反共，但是他也有过革命的义举和抗击袁世凯的战绩。尽管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革命目标是打倒北洋军阀，然而朱德说话行事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和警惕。
一天饭毕，朱德趁杨森高兴，又开始游说易帜一事，杨森信誓旦旦，说他渴望参加国民革命事业，可是必须有钱发饷。朱德只有耐心劝说：“国民政府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提供钱和枪，但是，北伐革命是会胜利的，如果同国民革命军对抗，注定是要失败的。”
“玉阶兄所言句句在理。只是，军队频繁调动，耗损过大，眼下，川东财力困顿，人民生活维艰，军队也得不到支持，如果要易帜换装，投奔国民，实在是很尴尬……”
“杨司令已经把四川老百姓的赋税提前预征了20年，还加收了老百姓的过境税，地皮都被你深深地刮了一层，手里有的是钱。国民政府没找你要一分一厘，已经对你格外开恩了，你怎么反来以钱粮要挟呢？我把说过多次的话，再对你重说一遍，没有钱粮，只有真理：与民国同行，前景光明；继续对抗，后果不虞！”
杨森看他不悦，急了：“玉阶兄！玉阶兄！小弟愚人，不会说话，言语多有得罪，还请玉阶兄多多包涵！”
杨森表面上对朱德甚为恭敬，然而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表态，只是好吃好住招待朱德。缘何如此？原来，朱德救过杨森一命。
事情要回溯到1909年，那年朱德考入云南讲武堂，因为成绩优异，为人厚道，不但得到老师顾品珍赏识，且获蔡锷将军青睐，并加入同盟会。1912年，朱德任讲武堂军事教官。1914年，朱德调云南边防任团长。
1915年，滇军组成的护国军向四川进攻，川军固守，双方在泸州激战，川军大败，不少军官和兵士被俘虏。一日，护国军军长顾品珍视察俘虏，厉声喝道：“当军官上前五步。”
做了俘虏军官，上前五步有什么好处？所以无人敢上前。忽然，只见一面相凶狠的军官应声而出，站前五步，神定自若。这就是杨森。
顾品珍见杨森满脸横肉，目带凶光，大怒，抽出腰刀就要杀之。杨森性命攸关之时，朱德出面上前阻止，说人之相貌乃是天生，不可以貌取人，杨森是一员猛将，多立战功，由此终留得杨森性命。之后，杨森对朱德感恩图报。
朱德想到这些往事，继续开导杨森：“子惠弟啊，不是愚兄指责你。你这个人不乏勇谋，但缺少豪气。大敌当前，已经洞察到生存危机，又派人去上海找陈独秀先生寻求解方，陈先生念你心诚，才派我千里上门，解你倒悬。你却一改初衷，在老朋友面前遮遮掩掩，扭扭捏捏，不肯以诚相见。这还是当年那个万军之中冲锋陷阵，刀架颈项、镇定自若的杨子惠吗？军人的豪气哪里去了？”
杨森理亏，一时无语。
朱德继续说：“你这样做，别说对不起我这个曾救你一命的老朋友，也对不起上海的陈先生啊。人家陈先生的使命，那就是打倒天下的军阀，还老百姓一个清平世界。人家念你有投诚革命之心，有为四川百姓做善事的言行，这才不计前嫌，派愚兄我来帮助你。你这样做，可是不够大气啊！”
有谁的坚定性和忍辱负重程度能比得上朱德？经过朱德劝说，杨森总算未派部队去帮助吴佩孚。
然而，杨森依然如故，反复无常、两边讨好。对此，朱德向中央提出建议：杨森需要时间等待、观望。可是我们不能停下脚步。我们要通过和他的进一步接触，不断地给他做宣传，打消他投靠吴佩孚的侥幸心理，让他早一天看到革命的前景，早一天投入革命。另外，为了配合北伐，我们也要在当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应该马上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一起来发动群众、支援北伐。杨森仍然观望，就是因为有吴佩孚给他名利，扶持他在川东的军事势力，给他人、枪还有官衔。虽说吴佩孚现在溃败两湖，但毕竟还没倒。因此，杨森一定在暗地里与吴佩孚有来往。在杨森的身边，也一定有吴布下监视他一举一动的暗哨。因此杨森在吴佩孚面前一定要显示他的义气。
事实正如朱德所料，朱德抵达万县后的第三天，奉军和直鲁军攻占南口。原在直隶长辛店督师的吴佩孚准备率师南还，抵御北伐军，杨森仍心存观望，态度并不明朗。甚至在铁军拿下武汉以后，杨森还在踌躇不决。
朱德的策反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甚至有点对杨森无可奈何。
8月25日，正在中共北京地委工作的陈毅受李大钊派遣，随杨森的秘书长喻正衡（陈毅的留法同学）从北京来到万县，协助朱德做统战工作。
陈毅，1901年8月26日出生于四川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因参加中国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武装押送回国，在国内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森明确对陈毅说：“李大钊是我的知交，要我参加国民革命是可以的，但我是吴佩孚提拔起来的，不便背信弃义去反对他。”
经过杨森的介绍，朱德结识了陈毅，两位四川老乡一见如故，共同商议如何设法争取杨森易帜。
就在这时，吴佩孚主力惨败的消息传到万县，杨森如坐针毡，正惊慌失措之际，一件使他更为气恼的事情发生了。
8月29日，杨森部官兵在云阳提取盐款及粮税各款后，准备搭乘英国太古公司的商船“万流”号回万县。他们分乘两艘木船，准备押款登轮，“乃该轮于木船接近时突开快车上驶，所载士兵款项之木船二只登时浪沉。计损失银八万五千元，连长、排长各一员，士兵五十六名，枪支五十六支，子弹五千五百发”。
是时，英国轮船无视中国主权和有关规定，在江中任意加速行驶，浪沉中国船只、淹毙中国军民的事件屡见不鲜。杨森又气又恼，却又无可奈何。他很清楚英国人是吴佩孚的靠山，不敢轻易得罪。可是，人员的伤亡，特别是巨额军饷损失，又使他不甘心就此罢休。于是，只好去找朱德和陈毅商量。
事件发生后，朱德已同陈毅和杨森的同乡、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生杜钢百进行过商议，朱德分析说：“北洋军阀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做靠山，所以反帝与反封建军阀是一致的。人民痛恨帝国主义，我们就要动员群众力量，迫使杨森转向广东革命政府，割断他和北洋军阀的联系。”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广泛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掀起一场像‘五卅’那样的群众反帝政治运动。”陈毅说。
三人商定：由朱德出面继续做杨森的工作，陈毅负责动员民众，杜钢百携朱德的亲笔信赴重庆向中共重庆地委（即后来的四川省委）书记杨闇公汇报情况。
不久后，杨森亲自到王家花园找朱德、陈毅商量，朱德知道杨森内心正处于矛盾状态，便抓住他的心理，表示只有将肇事轮船扣留，提出赔偿要求，才有可能挽回损失。第二天，杨森愤而还击，派手下一个叫于渊的连长带兵扣留了途经万县的肇事英轮。
当天，朱德在陈毅主持召开的万县各界代表的预备会议上表示，帝国主义列强无视中国的生命财产，在我内河肆意横行，浪沉我船只，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事，只有打倒封建军阀，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国家才会有真正的独立，人民才有真正的自由。
“各界民众联合起来，行动起来，共同抗议帝国主义的罪行。”连续几天，万县中学的学生在革命党人刘晓带领下进行反英示威游行，各种传单贴满了大街小巷。
随后，杨森派人同英国领事卢思德交涉赔偿事宜。但是，英国领事态度蛮横，拒不答应杨森提出的条件，而且调遣军舰分别从重庆和宜昌驶往万县，企图对中国当局进行威吓，并用武力劫夺被扣留的轮船。于是，朱德和陈毅趁热打铁，鼓励杨森采取强硬手段，做好还击的准备。
两艘英国炮舰溯江而上，强行靠近被扣英轮，在遇到于渊率队抵抗后，就把炮口顷准万县，炮轰了两个小时，打死打伤一千名中国人。万县成了一片火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县“九五惨案”。
万县惨案激怒了中国人民，国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
这个事件最终促使杨森转向广东国民政府，立即派朱德赴武汉，表示愿意接受国民革命军的称号。
朱德赶到武汉，找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受领任务。邓演达交给朱德一份珍贵的名单：“朱德同志，这是总政治部批准跟随你去杨森部队进行政治改造工作的干部名单，需要绝对保密。待人员集合之后，在离开武汉之前即行销毁。”
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杨森迫于各方面压力，于10月24日宣布接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委任，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朱德为第二十军党代表。
杨森终于易帜，并在朱德的建议下，成立了中国国民党第二十军党部，由朱德任主任委员，执行委员还有朱德、杨闇公、刘伯承等六人，党部设在重庆，由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至此，朱德的共产党员身份才公开。
之后，中共中央加紧了在四川的工作。由于刘伯承是四川人，熟知川军情况且素孚众望，中共中央派他担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策应北伐战争。后来又派吴玉章、欧阳钦等人入川，并策反军阀部队，争取在四川打开军事斗争的新局面。
11月中旬，以杨闇公为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委员的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刘伯承后来回忆道：“当时我们的策略：对四川军阀一面拉拢，使之有利北伐进军，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实力。所以在战略上是‘前面抵，后面拉’的办法。利用川军矛盾，在顺庆起义以为根据地，在泸州起义互相策应。”会后，刘伯承赴泸州具体指挥工作，朱德返回万县。
1926年12月1日，刘伯承、朱德和杜钢百等几人来到重庆双江镇杨闇公的家里密谋起义一事，最后杨闇公拍板，泸顺起义定于12月5日举行。先在顺庆、合川发动，泸州随即响应。以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率第一、二、三、四、五路军向顺庆开拔，到目的地后集中整编，再挥师入豫，配合北伐军主力，会歼北洋军阀。
然而，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特别是第二十军在政治工作人员的教育指导下出现的新面貌，引起了杨森的猜忌。他担心自己的部队被分化瓦解，对朱德起了厌恨之心，于是，以第二十军军事政治考察团赴武汉考察的名义，排挤朱德，要他率团前往武汉。
待朱德率二十余名政治工作人员离开汉口前往万县后，却得到杨森自封为“援鄂川军总司令”，派兵东下援吴佩孚的消息。对于杨森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朱德十分气愤。
12月底，朱德带领二十军的军官考察团到达武汉。在武汉，中共中央军委派他到江西南昌，利用他与滇军的老关系继续做军运工作。
这次在武汉，朱德经聂荣臻介绍还认识了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这让他无比高兴。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沙湾人，1892年11月16日出生，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沫若、麦克昂等。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
朱德到南昌后，即被总预备队总指挥、国民革命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即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
军官教育团名义上虽然隶属于第三军，实际上是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每个连队都有秘密的共产党小组，有的连党员达到学员的三分之一，参谋长陈奇涵担任党支部书记。一般工作人员也经常举行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江西工农运动高涨，不少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干部参加了教育团举办的短期训练班。
朱德开始了新的征途！
二、裂痕
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一切都在动荡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随时变化。
北伐军节节胜利，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与杨开慧先后于11月上中旬离开广州。毛泽东前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开始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杨开慧和母亲则带着孩子返回湖南，住在长沙望麓园。
毛泽东认准了中国革命的广阔天地在农村，中国革命的生力军是农民，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农民运动上。
这时候，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高潮，群众抑郁多年的仇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各地纷纷成立农会，取代地主宗族把握乡村的权力。对土豪劣绅，农民采取吃大户、戴高帽子游街、清算罚款的手段，直至有些地方随意杀人、公审枪毙。一时间天翻地覆。
其中，湖南农运规模最大，斗争最坚决，对北伐军支持力度也是最大的。
毕业于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的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朱友互、王首道等三十多名学员回到湖南，成为农运骨干。
到1927年1月，湖南派往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猛增到203人，农民协会会员从四十万人激增到两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人，湖南全省农民中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在农协领导下，农民对土豪劣绅、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斗争，并涉及思想和制度，湖南有些县成立县务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有农协和工会的代表，群众团体实际上已参与政权工作。
“这就是昔日的泥腿子、庄稼汉，如今也在农村挺直了腰杆说话，这是天翻地覆的事情。”
毛泽东很兴奋。
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在汉口参加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
会议上，中共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赞同湖南区委的主张，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北伐这个节骨眼上搞土地问题条件不成熟。
陈独秀对此时的农民运动产生了深刻的担忧和恐惧，力主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并在会议上说农运已经“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毛泽东这时的考虑也并不成熟，对陈独秀的观点一时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对。
多年以后，当年主持湖南农民运动的李维汉在回忆录中承认：“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
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的问题，毛泽东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不是“过火”了。
恰好在这时，他收到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
毛泽东从汉口到了长沙，历时32天，行程700多公里，先后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的农民运动。他肯定了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
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民众和军队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几天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分会，分会委员13人，有宋庆龄、邓演达、董必武等。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被陈独秀派往武汉作指导工作，并兼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则被分配到第四军政治部担任书记，也来到了武汉。
恰在此时，一件令人想不到的事情的发生，加速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也使得陈独秀对毛泽东领导的农运反感加剧。
1927年1月3日，武汉大批工人在汉口英租界举行罢工示威，街上到处是“罢工响应北伐军！”“罢工打倒孙传芳”标语。聚集的工人企图冲过租界边沿堆满沙袋的工事进入租界。英国水兵端着刺刀冲了出来，向群众施暴。消息传出，示威群众人数迅速增加，像潮水般涌入英租界。英国人眼看形势不利，就将水兵撤回军舰。
当天上午，宋庆龄紧急召集了外交部长陈友仁和鲍罗廷讨论应对措施。她说：“我们应该采取迅速的、战术性的行动收回租界。革命将取得全国性的军事胜利，这一点不仅中国人民、世界各国也都已看到，因此列强将避免同中国直接冲突，这样的冲突对它们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列强之间也有意见不一和利益矛盾的地方……在武汉，应该只收回英租界，而法租界和日租界则暂时都不去动它。我们的行动越快，英国人就越是来不及同其他国家协调政策。这样做，武汉革命基地和北伐都不会有迫在眉睫的危险。”
外交部长陈友仁说：“我同意庆龄收回租界的意见，只是武汉聚集着约五十艘外国海军舰艇，而武汉政府的部队正往北开拔，须做好谨慎的外交工作，保证不干涉外国侨民的居留和贸易，使列强没有诉诸武力的借口。”
鲍罗廷一心想着北伐，说：“这个问题也许应该暂时搁置起来，等北伐军推翻北洋军阀政府之后，对外国租界及其他特权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一揽子解决。”宋庆龄却坚持己见，用流利的英语敦促陈友仁说：“陈部长，要把群众运动，特别是工农运动，看作是您进行外交努力的可靠基础。”
陈友仁长得瘦小、皮肤黝黑、戴眼镜、留短髭、个性活泼机智。这位曾在伦敦上学的律师，是个很奇特的人。他是爱国的中国人、国民党的外交部长，却不懂中文；他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有中国和非洲血统；当了短时间的律师后，他成为一位新闻工作者，用十分尖刻的英文文字为中国说话。像其他许多海外华侨一样，他一直是孙中山的支持者。在北京主编英文《京报》时，他被袁世凯逮捕，几乎丧命。他写的东西说理明快、用字简洁。作为外交家，他倾向于更多地依靠个人的辩才。他痛恨英国人对殖民地人民的歧视和压迫，但又不喜农工运动。
正是因为宋庆龄的执着，感染了陈友仁，陈友仁与英国高级外交官欧文·圣克莱尔·奥马利交换了照会，并进行谈判。中方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承认并保持英国人在前租界内居住和经商的正常权利。
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决定。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民收回外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强占去的中国领土。
但是鲍罗廷、陈独秀都害怕第二阶段的北伐遭农工运动破坏受阻。鲍罗廷的建议是，缩减工农运动，党的重心应在北伐上。他认为是搞农运的毛泽东先带坏了头，影响了国际关系，毛泽东在给国民政府找麻烦。鲍罗廷建议限制农民、工人行动，陈独秀提出支持北伐，限制过火的农民运动，鲍罗廷支持陈独秀的意见，说：“中国没有土地问题。搞土地革命，缺乏干部。”
1927年初春，武汉成了中国革命运动的重镇，其内部却正在悄悄分崩离析。同年2月12日，国民党左派在武昌为毛泽东找到了一座雅致的别墅，毛泽东率全家——开慧的母亲和岸英、岸青——由长沙迁到武昌，住在都府堤41号。这所别墅原属一位商人，灰色的砖墙隔开了大街的喧嚣，装饰着黑色竖板的房间围成一个院子。另外一间卧室则给来自广东的农民运动先驱者彭湃居住。毛泽东还有一间书房。
为了使毛泽东集中精力，杨开慧不顾身体虚弱，夜以继日地对丈夫的农运调查材料仔细分类、选择、综合，然后用蝇头小楷工整地誊抄在稿纸上。在杨开慧的协助下，毛泽东很快就写出了一篇洋洋洒洒两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份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耗费了杨开慧多少个不眠之夜，又凝聚着她多少的心血。
在这份著名的报告中，毛泽东列举了农会所做的“十四件大事”：组织农民入会，打击地主（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关进监狱、驱逐、直接枪毙），禁止牌、赌、毒——同时还禁止花鼓，禁轿子，禁酒，禁糖，限制养猪（猪吃苞米），限制鸡鸭，禁杀牛，禁酒席，禁游民，禁鞭炮……
对于“农会”的行径，毛泽东的评价一律是：好得很。
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说：“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
“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他还在报告中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1927年上半年，从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回到武汉的毛泽东和彭湃给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和其他省份的学员讲课，并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也策应发动了拥有二百多万农协会员的湖北农民运动，形成了强大的革命声势，同湖南农民运动交相辉映。
与此同时，粤、赣等省区也呼应两湖，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并成立了农民协会。此时全国有组织的农民多达八百余万人。面对农民运动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喜上眉梢。
3月5日，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将哥哥的《湖南农民革命》一书出版，发行了单行本，主要文章就是这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时间广为传播，影响很大。
毛泽民是中共早期出版发行史上富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1925年底，他从广州农民讲习所结业后，被派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负责管理党开办的长江书店和地下印刷厂。毛泽民化名杨杰，人们称他“杨老板”，长江书店有自己的印刷厂，专印党的刊物和马列书籍。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国民党内引起了极度的憎恨和恐慌，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谭平山、邓演达、陈友仁等人也颇有微词，对暴力流血农运也很反感。而农运在共产党内也没有得到完全赞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张国焘、李立三等人也认为农运过火。
但是，中共中央局委员瞿秋白支持农运，并勇敢地站出来为此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他称赞毛泽东同彭湃一样是“农民运动的王”。
此时，毛泽东却明显感觉到武汉的政治气候在转阴，中共中央高层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瞿秋白与陈独秀等人的观点相悖，争论异常激烈。总书记陈独秀并不喜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陈独秀、彭述之两人不准毛泽东在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上全文发表，只勉强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整篇报告和陈独秀的否定性评价，却同时发表在湖南的刊物《战士》上。
陈独秀严肃地、甚至恼火地斥责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民运动，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问题：“国民党中许多重要人物，尤其是北伐军中的各高级将领，如果按照你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排序，其家庭与财产都应划为‘大地主’‘大资本家’及‘土豪劣绅’，按照湖南农会的说话，是要‘入另册’的。当前的农民运动已经严重冲击到这些人的切身利益。这能不影响到当前国共合作的局面吗？润之，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相当严重，为了保护统一战线和北伐的顺利进行，限制农民的过火行动。我们必须应该马上刹住，以保证北伐不至因此受到干扰！”
毛泽东没有回答，默默地思考着。
“润之，国共合作走到今天，其间风风雨雨、磕磕绊绊，殊为不易。我们要设法维持这个局面不使其破裂，促成国民党早日完成民国革命阶段之任务，才能由我们共产党人合法接替其工作，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实现人类大同！”
毛泽东不高兴地问道：“那您的观点是什么？”
“‘过火’是事实。但过火到什么程度？怎么样制止‘过火’，我还没有好的思路。”
“农民运动到底要由谁来领导？”毛泽东火了。
“当然要由国民党出面领导。这些都是原则问题。”陈独秀很不高兴毛泽东跟他顶撞，“已经反复说过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限制各地过火的农民运动、更有组织化地开展工人运动。对于已经开展的减租减息，要纳入国民政府各地党部的统一领导，不要继续扩大和泛滥，更要防止乡下农民成为流氓、暴徒！”
“当务之急。那就是全力在国民党中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同志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陈总书记一口气说完，似乎不容毛泽东辩解。
而正是此时，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他与陈独秀的友谊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对农民运动的分歧越来越大，甚至水火不相容。两人之间突然变得生疏起来，毛泽东已不再是那个追风少年，曾经近乎狂热地崇拜陈独秀的毛泽东与总书记之间的裂缝在渐次扩大。
毛泽东心里很不高兴。
毛泽东生于农村，自幼与农民有较多接触，对贫苦农民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投身革命后，他长期从事农民运动，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因此，毛泽东以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始终关注农民——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后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称：“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1927年才达到高潮。”
那个曾亲切地轻拍他的肩膀，唤他“二十八画生”的总书记，在他心里渐行渐远。
正当毛泽东与陈独秀关系处于僵持状态时，北伐军正在各个战场上迅猛挺进。
三、击溃孙传芳
北伐军夺占武汉后，下一个目标是攻占南昌。北伐军的主力开赴江西战场。
1925年11月，孙传芳把闽浙苏皖赣尽收归己，短短的三年时间，他就把自己打造成直系军阀中最有实力的一个，堪称民国枭雄。
孙传芳集五省主力于江西布防，以逸待劳。
就在北伐军进攻武昌时，孙传芳并未出手相助，他选择了坐山观虎斗，他的如意算盘是“乘北伐军攻占武汉，再从北伐军手中夺过武汉，使五省联军变成七省联军”，从而取吴而代之为华中之主，尽收一石二鸟之功。
等到北伐军平定武汉，吴佩孚败走河南，北伐军声威大震，剑锋直指东南王孙传芳之时，孙传芳才幡然醒悟，慌手忙脚起兵援吴，然而，一切都晚了。
1926年9月，北伐军已攻到孙传芳后院，孙传芳低声下气地致电曾经的“生死冤家”张作霖、张宗昌共同阻击北伐军。
1926年11月，孙传芳派杨文恺到济南见张宗昌，又到天津见张作霖，表示愿意捐嫌修好，共同对敌。此时的张作霖，也不想计较旧怨，表示双方联合，化敌为友。于是，孙传芳与张作霖、张宗昌共同成立“安国军”，推举张作霖为最高军事首领。
大凡历史上想要平定东南的军事集团，总是先打湖北，再打江西，或者先打江西，后打湖北。不管怎样，江西这一仗总是起着关键作用。
这点孙传芳当然清楚，他把五省的兵力除了福建之外的共十一万大军，统统调到了江西，并分成了四个方面军：
第一方面军，中央陆军第一师师长、兼任南昌警备司令的邓如琢担任总司令，分别防守樟树、新淦、南昌、永丰；第二方面军，郑俊彦任总司令，自南浔路向萍乡进军；第三方面军，卢香亭任总司令，主力部署在德安、涂家埠、武宁一带；第四方面军，陈调元任总司令，在武穴、富池口、石灰窑一带布防。其中，第二、三方面军是主力。
朱德套取的关于孙军部署的情报此时起了巨大的作用。北伐军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蒋介石确定在各个重要的战略点中，先打南昌，并在日记中写道“余决心亲督江西之战，以避名位。”
9月19日，蒋介石来到了江西萍乡，亲自指挥战事：亲率第一、二、三军为右翼，其中第一军由铜鼓经奉新东进；第二军由吉安循赣江北进；第三军由萍乡出高安。三路大军目标均直指南昌。
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兼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率第一军第一师和第六军作为中路，出修水、武宁，直捣德安，目标是截断南浔铁路。
李宗仁率第七军作为左翼，从鄂城、大冶入赣，沿长江南岸东进，目标直指孙传芳的总司令部所在地——九江。
9月30日，第七军李宗仁部在武宁县北的箬溪迎战孙传芳的精锐谢鸿勋两万多人。
李宗仁，字德邻，1891年8月13日出生，广西省桂林市临桂县人，和白崇禧一道以军功扬名，创立了国民党中重要的派系——“桂系”。
箬溪之前有一道小溪，正当敌方炮群激射之下，第七军数度冲至小溪边，都被对岸高地敌军炮火压迫后退，自清晨至下午3时，并无进展，伤亡数百人。李宗仁军士气极旺，在小溪后方作预备队的李明瑞旅因整日未得参战，官兵跃跃欲试。李宗仁调李明瑞旅向敌右翼来一个大迂回，同时面告夏威、胡宗铎两位指挥，限日落前一定要攻下箬溪。全军再度冲锋，炮火正密之时，李明瑞旅忽自敌人右翼后方出现，全旅以疾风暴雨的姿态，压向敌人后方，敌人阵线立即动摇。正面北伐军闻敌后有枪炮声，知李明瑞旅已达成任务，乃全线呐喊冲杀，敌人全面崩溃，夺路窜逃。谢鸿勋的指挥部原设于北洋阵后数间茅屋，当北伐军冲入时，其中鸦片烟灯犹明，文电狼藉，官佐或毙或俘，极少漏网。谢军两万人无路可逃，多数泅渡修水，浪急人多，河中人头滚滚，逐波而逝，蔚成奇观。此役北伐军俘敌万人。
初战即获大胜，第七军将谢鸿勋部全部解决，为国民革命军入赣作战赢得空前胜利。李宗仁胆气更壮，决定继续推进，进军德安以切断南浔铁路，解救被追击的程潜第六军。
德安郊外，孙军前敌司令是大将卢香亭，此人毕业于保定武备学堂，后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率四万之众据险以守，装了个大口袋等着李宗仁的到来。
进攻开始，第七军将士如潮水般涌向前，德安高处的十多门山炮和铁甲车上的野炮一齐鸣叫，交织成一片火海，第七军将士一片片地倒下，伤亡惨重，将士官兵红了眼，冲上阵地和敌军肉搏起来，很快撕开了一道口子，占领南浔路铁桥，并迅速击溃敌人。
李宗仁的第七军付出了死伤两千多人的惨重代价，赢得了北伐以来又一次大战胜利，卢香亭精锐尽失。
然而，这只是一支北伐孤军的胜利，虽然歼灭了敌人大批精锐有生力量，但于大局并无改变。占领德安后，李宗仁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北攻九江的话，则南昌之敌必随其后，南击南昌的话，则九江之敌势必尾随，不管如何都是两面受敌。
此时，有消息来报，箬溪之北的王家铺又新集结了大批敌军，李宗仁决定退出德安，再战王家铺之敌军陈调元3个师。
蒋介石没有看错李宗仁，第七军很快又将陈调元部击退。
江西战场，北伐“钢军”第七军三战三捷，虽然死伤甚众，元气大损，却盛名远扬。江西境内北伐军各路也迅速占领萍乡、赣州、修水，求胜心切的蒋介石见战事顺利，便命令朱培德的第三军加快步伐“猛进南昌”。
朱培德行进到樟树附近时，遭遇到了赣军主力唐福山和张凤岐，双方打得旗鼓相当，谁也奈何不了谁。
朱培德不知道，这个时候的南昌守军，已经将主力派到樟树来了，城里只有一个骑兵团和少数警察部队，兵力不足千人，南昌城正唱着空城计。
这出空城计被程潜打探清楚了。
程潜率第六军占领修水，本是要向德安进军，但他派出的探子探得南昌虚实，攻克江西省会之首功将他的眼睛都烧红了，程潜没有报告蒋介石，自作主张，星夜兼程奔袭南昌。
南昌城连一个小时都没坚持住，就被第六军拿下，南昌警备司令刘涣臣和省长李定魁借助绳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翻越高大的南昌城墙，侥幸逃跑。
程潜高兴得赶紧向蒋介石发出报捷电报，蒋介石大喜，好好嘉勉程潜一番，并派出自己的亲信第一军火速进入南昌城，他可不想这种天大的好事让程潜独美。
谁料，程潜在南昌板凳都没坐热，孙传芳电令前线总司令邓如琢火速从丰城回师反攻南昌，并令南浔路一带的郑俊彦也赶来驰援，一南一北两路大军对南昌城内的程潜形成夹击之势。
程潜抵挡了一阵，发现不是对手，只好弃城向南撤退。刚跳出南昌这个苦海，在南郊莲塘镇又陷入跟踪而来的敌军重重包围。
程潜也顾不得军长颜面，赶忙剪掉胡子，穿上便服，夺路而逃，和当年曹孟德潼关遇马超割须弃袍如出一辙。
第六军溃不成军。
南昌得而复失。蒋介石不甘心，决心亲自指挥南昌战役。
10月9日，蒋介石以刘峙的第一军第二师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合围南昌，并亲至南昌南门外坐镇指挥。在炮火和机枪的掩护下，北伐军准备好了云梯，开始爬城。
南昌城号称坚城，城墙十分坚实。陈兵于此，前有坚城之拒，后有湖口之隘，犯了兵家之大忌。
这一点，蒋总司令看不到，但有一个人看到了，他就是白崇禧。
这一次围攻南昌，和前不久北伐军围攻武昌，办法是一样的。武昌最后是攻下来了，却用的是围城之策。
殷鉴不远，作为参谋长的白崇禧坚决反对强攻南昌，但个性倔强的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去。
有先见之明的白崇禧眼见说服不了蒋总司令，便私下命工兵在赣江上游搭建两座浮桥，以备不虞。事后证明，这两座浮桥，不仅保住了北伐大军的退路，也保住了蒋介石的性命。
就在当天夜里，南昌城里的敌军组织了一支敢死队，从城下水闸中破关而出，趁黑杀来，负责攻城的第二师第六团几乎全军覆没，第二师顿时大乱。
慌乱之际，蒋介石脸色惨白，望着白崇禧，连问：“怎么办？怎么办？”
白崇禧心中有底，便令部队从浮桥撤退。
然而，一座浮桥瞬间即被溃兵挤满，得知另有一座浮桥，军心方定。这样，北伐军才得以乘夜退回赣江西岸。
此役，蒋介石自感指挥不当，既烦又恼，“终夜奔走，未遑宁息”。
第二天，他下令撤围，还在日记中写下了：“因余之疏忽鲁莽，致兹失败，罪莫大焉，当自杀以谢党国。”
不过，这个决心只是下在日记里而已。
“江西之有九江也，险在门户间者也；江西之有赣州也，险在堂奥间者也。弃门户而不守者败，争门户之间而不知堂奥之乘吾后者败；弃堂奥而不事者败，争堂奥之内而不知门户之捣吾虚者败。以九江战，则局于水滨；以赣州战，则崎岖于山谷。以九江、赣州城高池深，苟得其人，虽疲兵败甲，犹可守也。”（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高明的人深知，战于江西之境内，不如战于江西之境外。
如果非得战于境内，其可战之势，独在九江。因为赣州于南昌，有时可以不虑；南昌于江西，有时可以不守。
蒋介石只知南昌为江西省会，其地位重要，却不知要取南昌，则必先取九江。他又调集李宗仁第七军从北杀来，欲取南昌。“钢军”一路长途奔袭，血战南昌，部队死伤过半，第二次南昌之战亦以大败告终。
担任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总指挥的一师师长王柏龄，奉命前往南昌增援，并把叶剑英要去当了参谋长。第一师在牛行车站附近与孙军争夺，伤亡惨重。南昌之战两度失败，蒋介石匆忙赶到前线，提议休整再战，但王柏龄为了挽回面子，在蒋介石前表现自己，下令部队反攻。叶剑英力劝他暂时休整，但王不听，结果孤军突进，反被敌军分割包围。王见势不妙，丢下部队临阵逃脱。叶剑英只好组织部队仓促突围，部队损失惨重。
遭此两败绩，蒋介石退而检讨，不再固执于南昌，将新的计划命名为“肃清江西”。
事实证明，要攻下南昌，必先取九江。
李宗仁受命为左翼军总指挥，负责扫清赣北。右翼则以朱培德为总指挥，南下包围南昌。
蒋介石这一着算是用对了人，李宗仁之第七军自北伐以来，无战不胜，让他处理以九江为核心的赣北，为“肃清江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宗仁也不负众望，兵锋直指九江，并于11月初占领九江。
10月下旬，北伐军第三次攻打南昌城。叶剑英协助代师长王俊指挥第一师。王俊不听叶的建议，又打了一个消耗战，熬到下旬，战局仍然进展不大。蒋介石调李宗仁第七军与李济深第四军、程潜第六军协同作战，并出动飞机，才终于占领名城南昌，蒋介石将总司令部移住南昌城。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兵分四路大举东进，经略长江下游。蒋介石为掌握江、浙两省军事，并表示对白崇禧的信任，将嫡系部队交给白崇禧指挥，何、白分任东路军总指挥和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统率6个纵队，由闽、赣分途入浙，直捣杭、沪。蒋介石则任中路军总指挥，下辖左、右两路军：李宗仁为江左军总指挥，率第七军全部和黔军王天培部，沿长江左岸东下，夺取合肥、蚌埠，截敌归路；程潜任江右军总指挥，率第六军并独立师贺耀祖等部，沿江右而东，进取金陵。唐生智任西路军总指挥，统率4个纵队，以一部巩固武汉，主力进入豫南，策应江左军之作战，并与陕西之冯玉祥部连接，相机进取豫中。
此番东征，敌军慑于北伐军声威，纷纷倒戈归顺。江左军由鄂东进击皖西后，盘踞安庆附近之敌陈调元、王普等投诚，安徽传檄而定；江右军于3月6日进克芜湖，续克当涂，攻克南京；东路军击破龙游附近之敌，进占金华、兰溪，尔后连续驱逐桐庐、富阳之敌，乘胜攻占杭州，又分两路续向淞、沪、宁路进击；左翼经由太湖以西苏、皖边境击破蜀山、张堵、戴埠一带之敌，进占常州、丹阳，沪宁路敌之交通线被北伐军完全切断；右翼连克松江、苏州、上海。
北伐军迅速消灭了孙传芳的十余万大军，直鲁系军阀张宗昌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都退到徐州一线防守。至此，北伐战争北捣黄河，立马长江，西克开封，东卷沪宁，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的政治局势迅速恶化。
由于北伐军在两湖、江西、浙江、安徽等省的重大胜利，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的政治声望大大提高，北伐军也扩充到百万之众，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队换个旗号，都归到他的门下；大军阀的右派门客煽动清党，反共思想家、买办、流氓、恶棍，纷纷奔忙于他的鞍前马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同他的交易；大买办虞洽卿衔英、美之命，答应蒋介石到上海后，施巨资助他军饷及反工农运动经费。他觉得自己羽翼已经丰满，便公开暴露出反对共产党、分裂国民党中央、准备实行个人独裁的真面目。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发表演说：“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权力！”
蒋介石摘下了系在脖子上的红布条，从南昌一路杀赴南京、上海。
四、黄浦江怒潮
1927年，无疑是国共两党大比拼的开年。无论是叼着烟斗蓄着胡须的贺龙，还是已被打瞎一只眼睛的刘伯承，或是外表看上去像老农的朱德，都已经在国民党军队中拥有显赫地位。但他们都在惊涛骇浪中，清晰地辨认出了主流趋势，选择了跟共产党走。
1927年，这民国有史以来最血腥的年份，前期的重心在上海。十里洋场上海是帝国主义在远东地区的统治中心，地位非常特殊而重要。国共两党在上海的风云际会，殊死争斗，直接影响了人民军队的创建。
中国革命史中，1927年3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是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保障中国革命的胜利，划分中国革命历史的里程碑式的运动。
1926年10月24日凌晨，棉纺工人出身的工运领袖陶静轩按照原定计划，率领码头工人纠察队在浦东举行武装起义，攻打枫林桥北洋军水上警察署。枫林桥警署被攻占，码头工人纠察队却陷于孤军作战的困境，陶静轩被三区警署逮捕、杀害，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展开即夭折。
当时的临时上海市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特派员钮永建对起义并不积极，尤其对共产党提出的起义要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深表不满。在他看来，起义导致了工厂、企业停顿，因此他主张用“和平号召”来争取孙传芳残部倒戈，而不是血拼。中共上海总工会领导汪寿华则提出要以1500名工人武装起义，以援助北伐军。然而他组织的队伍，被警方阻拦而溃散。
钮永建是上海人，老同盟会会员，早年追随孙中山出生入死，辛亥革命后一度出任过松江军政府都督，北伐开始后，他作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驻沪军事特派员，来到上海从事策应北伐军的活动。
钮永建武艺精湛，幼年时能在细小的木桥上行走自如，看上去却是位文质彬彬的书生，朴实敦厚，说话慢条斯理。他崇尚三民主义，赞成联俄联共政策，但是对手无寸铁又无军事训练的工人起义始终没有信心。
1926年11月上旬，北伐军攻占江西全境，孙传芳逃到南京，江浙沪地区孙传芳的兵力空虚，在上海只有李宝章的两个营，不足500名士兵，再加2000名警察。因此，当11月5日北伐军占领九江的消息传来时，上海的群众运动有如潮水一般高涨起来。
此时，上海第二次工人大罢工已经开始。可是钮永建在浙江省省长夏超兵败被杀，以及工人领袖陶静轩被杀后，却不支持工人起义了。原来钮永建来上海之前，曾到浙江同夏超秘密谈判，达成协议：夏超在适当时候宣布独立，国民政府即任命夏超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率部向上海进军，钮永建则在上海组织武装暴动，里应外合，占领上海。现在他看到夏超被杀，提出要江西北伐军派部队来做起义的主力，后来又提出到广东调部队来发动起义，并主张用孙传芳的倒戈部队作为起义的主力，企望这样取得上海政权。而恰在此时，原先对武装起义比较支持的上海大银行家虞洽卿被孙传芳、李宝章的镇压政策吓倒，东躲西藏，不敢露面，对中共首脑瞿秋白、罗亦农、汪寿华、彭述之提出的准备再次起义之事避而远之。
面对这种形势，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决定暂停原计划于1926年11月12日发动起义的决定。各级党组织也暂时停止了公开的宣传，暗地里进行细致的准备工作。上海总工会在各工厂、商店迅速恢复了基层工会组织，到1927年1月，基层工会组织已达187个，比1926年9月时增加了一倍，工人纠察队也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许多工人积极分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区党员人数从1926年9月的1700多人，增加到1927年1月的3000多人。
直到1927年2月11日，共产国际认为再次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派“钦差大臣”彭述之向陈独秀和罗亦农传达了第七届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决议》认为一举击破帝国主义中心的时机即将成熟，应该立刻收编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帮会、溃兵和游民，把他们武装起来，抢在北伐军入城以前夺取上海。
当天，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第一次党代会，确定了武装起义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方针。2月16日，上海区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先从工人总罢工开始，继而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
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东路军何应钦部占领杭州。
1927年2月18日，北伐军东路军白崇禧的前锋部队到达嘉兴，直逼上海。
孙传芳眼看大势已去，为保存自己仅有的一点实力，免遭灭顶之灾，决定率部退出江南一带，移驻苏北，将沪宁一线忍痛交给奉鲁联军张宗昌。张宗昌即命令其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来上海接防驻守上海，以对付北伐军。毕庶澄决定以自己拥有的白俄铁甲炮兵的优势，固守松江，给北伐军一点苦头吃吃。
就在孙军正在退走，奉鲁军尚未到达之际，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一身蓝布长衫的刘少奇此时风尘仆仆到上海，也参加了总工会的领导，任总工会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准备参加第二次武装起义。
1927年2月18日晚上，上海总工会召开全市各工会代表会议，此时传来北伐军已到达浙江嘉兴的消息，群情振奋，出席会议的200多名代表一致要求在第二天举行总罢工。会议开到深夜，因戒严交通受阻，无法向区委请示，结果征得出席这次会议的区委委员赵世炎同意，会议做出决议：从19日晨开始实行总同盟罢工。上海总工会随即发出总罢工令，第一天，罢工人数就达十五万人。从杨树浦到南市，从浦东到沪西，大批工厂关门停工，许多外商企业工人，也冲破外国资本家的阻挠停了机器。到22日，有三十六万工人参加总同盟罢工。当总同盟罢工开始后，各级党组织即要求工人坚持斗争，并决定在22日下午6时举行武装暴动。武装起义的计划，在中共上海区委直接领导下，制订得十分周密，即首先由国民党海军起义士兵控制“建威”“建康”等军舰的指挥权，在22日下午6时开炮轰击上海的重要军事目标，以炮声作为全市工人暴动的信号。此后即由浦东区部委组织200名工人纠察队接应海军起义，登上军舰领取武器，然后过江同南市区工人纠察队汇合，在海军舰艇支援下，攻打高昌庙兵工厂，夺取武器弹药，武装工人群众，再进攻敌人的龙华司令部和淞沪督办公署，其他各区纠察队则同时解决所在区的军警机关，占领全上海。
可是22日下午，当共产党人罗亦农、汪寿华代表上海区委将起义的最后决定告诉钮永建等人时，钮永建竟大为恼火，他指责共产党擅自决定武装起义，没有预先征得他的同意，是对合作“没有诚意”，有“野心”。由于钮永建是联络北伐军东路军白崇禧的唯一渠道，因此，钮永建的态度使起义军难以得到北伐军的策应，给起义的顺利进行带来严重影响。但后来，钮永建仍同意了起义。
瞿秋白参与领导了这次罢工。他到拉斐德路启迪中学暴动指挥所指挥起义。当时，工人处死了一名叫“小滑头”的工贼，瞿秋白赞成说：“做得好。”
瞿秋白写信给陈独秀，主动提出参加上海活动分子大会并做报告，提出工人夺取政权，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然而，陈独秀看到工人死伤太多，不支持瞿秋白的意见，让紧跟自己路线的彭述之去做报告。
瞿秋白却认为自己的立场符合共产国际的意见，相反，陈独秀、彭述之是错误的。他认为陈独秀不是通过工人阶级去领导资产阶级，而是反过来把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还划框框定调调，势必束缚工人的手脚。
当天，上海区委根据瞿秋白的建议，提出“人民夺取政权”，提出组织“上海市民临时革命政府”，派罗亦农、汪寿华代表上海区委找到吴稚晖。吴稚晖生气地说：“这是共产党要成立工人专政的政府。”钮永建、杨杏佛、吴稚晖抱怨共产党无意与国民党合作，有专政野心。次日，陈独秀给吴稚晖去信，望吴万勿轻信谣言，共产党绝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
当日下午，代表工商学兵自由职业者各阶层利益的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有钮永建、汪寿华、罗亦农、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章郁庵、王承伟、刘荣简、周孝公、张曙时等11位委员，其中有上海总工会和上海学联的代表，也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代表，有5名委员是共产党员。对于这个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和虞洽卿却表示不满，他们散布流言，说共产党要搞工人专政，等等。
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开始后，繁华热闹的上海顷刻间变了样。平时熙熙攘攘的南京路，因几家大百货公司都关门停止营业，街上十分冷清。
反动军阀由恐惧、恼怒而变得疯狂起来。上海城防司令李宝章派人到处张贴布告，声称“扰乱治安者格杀勿论”，还派出大刀队在街上横冲直撞，大刀队每十多人为一小队，每人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沿街巡逻，见有嫌疑人，不分青红皂白，当场砍杀。一批人在戏院门口看剧目说明书，大刀队误认为是在阅读革命传单，冲上去挥刀乱砍一阵，当场砍死砍伤多人。浦东有个小贩，口呼“卖大饼”，大刀队士兵诬他在呼“打败兵”，当场用刀戳死。大刀队杀了人，还不准别人收尸，名曰“暴尸示众”，许多无头尸体横卧街头，惨不忍睹。在老西门、斜桥、北火车站一带人口稠密处，电线杆上悬挂着几个血淋淋的人头，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充斥上海街头。
尽管反动军阀进行疯狂残酷的镇压，起义的准备工作仍在紧张进行。
可是，原来进至嘉兴的北伐军东路军，不知何故停止了前进，与北伐军有直接联系的钮永建、吴稚晖等人，对工人罢工则持观望态度，究竟怎么办？是继续罢工，还是停止或取消罢工，或者将罢工转为武装暴动？会议断断续续开了30多个小时，讨论来讨论去，“上海市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停止第二次武装起义。
由于第一次和第二次起义都失败了，从2月23日开始，陈独秀、周恩来在上海和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不仅果断地决定立即停止暴动，由总工会下令复工，同时还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建立了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以陈独秀为首，由陈独秀和上海区委的主要负责人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8人组成，此外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和以尹宽为首的宣传委员会。决定举行第三次起义。
陈独秀对这次起义还是很重视的。他告诉特委会，在北伐军将至上海之前，党领导的工会运动，既要注重政治宣传，又要提出维护工人切身利益的经济要求。还一再强调，起义胜利后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工人应有一半以上的代表，在所产生的市政府中，共产党员应占有一定的比例。
他也要求，无论如何，工人武装队伍只能是“防御的、自卫的，而不是进攻的”。
周恩来则不同，他认为之前的两次起义失败的军事原因是工人没有掌握武装。罗亦农也说：“罢工后，工人不去夺取武器，而是先回家去了。”
3月5日，特别委员会在讨论拟定起义日期时决定“整个行动由特别会议指挥，紧急时亦（农）、恩（来）、松（松林，即汪寿华）、独（秀）”4人负责。
会议集中讨论了起义日期问题。大家认为第一次起义是在夏超战败、误信九江攻克的传闻时发动的，第二次起义是在总同盟罢工后的第三天才发动的，时间选择都不确当，导致了起义的失败。陈独秀说：“起义仍要带点机会色彩，不要太早。有二标准：一、上海已无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待至龙华。”周恩来说：“北伐军攻下松江或苏州必可发动。”
会议经过讨论以后，陈独秀决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起义。现在条件具备了。上海八十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这是上海历史上没有过的壮举。”
由于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受挫，原来停留在嘉兴一带的北伐军加快了军事行动，前锋部队开到离上海仅60公里处，讨伐孙传芳的战争已进入最后决战阶段。接替孙传芳防务的奉鲁联军妄想稳住局面，但已无法阻挡北伐军的攻势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到来。
又因为在第一、第二次起义时，许多工人没有认识到夺取武器的重要性，虽然占领了警察署，但只是捣毁署内陈设，没有夺取枪械，周恩来深感让工人们确立“武装起义”概念的重要性，指示特委军委会对上海8个区的工人纠察队实行统一的编制和组织，工人集中的区都设立了纠察队总指挥部，下设大队、中队和小队，工人纠察队区总指挥由特委会统一指派，纠察大队共5000人，各队指挥都由受过军事训练的工人担任，整个工人纠察队改变了以往组织分散、指挥混乱的状况，成为一支有统一领导、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新型武装力量。周恩来、赵世炎等负责人还亲自到工人中挑选纠察队员，并对他们进行训练。
组织建设好了，可是还缺少枪支弹药。
当时，上海资本家的“保卫团”得到军阀政府的许可，可以带着武器公开活动，周恩来决定选派一批优秀工人打入“保卫团”，既可以取得合法的武装身份，又可以得到枪支弹药，还可以公开进行军事训练，可谓一举三得。
周恩来、赵世炎首先动员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参加“保卫团”，但是，很多工人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他们认为“保卫团”是资本家的武装，是保护资本家利益的，工人参加“保卫团”，是为资本家效劳。
“保卫团有枪，又有制服，我们打进去，不是可以有枪吗？还可以利用它的合法地位进行军事训练，这不是草船借箭吗？”周恩来启发说。赵世炎也耐心说服，工人们终于认识到加入“保卫团”的意义，仅商务印书馆即有20多个工人加入“保卫团”，全市范围加入的有100多人，有的人还当了班、排长。
特委会又想方设法筹集经费购买武器。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支援了7000元，武汉工人阶级又捐献了全市工人一天的工资约两万元，于3月10日派专人送到上海。特委会用这些援助购买了100多支枪和一批弹药，这样，全市工人纠察队已有近300支枪，武装力量大为加强。
国民党左派也在保卫团活动，一旦有行动，他们可以调动兵力。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中共负责南市工作的王一飞果真把国民党左派系统的商业保卫团全调动出来了。
3月初，有消息说北伐军将包抄沪宁路，分两路进军上海，一路是何应钦指挥的部队，经宜兴攻向苏州、常州；另一路是白崇禧指挥的部队，从嘉兴向松江进攻。在这种传闻下，驻守上海的军警十分恐慌，南市、浦东各处都有士兵或警察来工人纠察队接洽，表示愿意被收编。有的警官和连长想把东西卖掉，自己逃跑。兵工厂也有士兵到工人纠察队来谈判，表示可以出卖枪械。据此，特委会决定，苏常或松江一旦被攻克，即发动武装起义。可是，白崇禧、何应钦两路大军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等待杨树庄、李宝章等人的归降，迟迟没有进军，因此到了3月8日，北伐军仍无动作，上海区委不得不将起义日期推迟。
3月16日，北伐军攻克溧阳、宜兴、金坛、丹阳等地，在嘉兴方面的北伐军也开始向上海进军，18日前锋到达松江境内的石湖荡，切断了沪宁、沪杭两条铁路线。在这种形势下，上海工人起义的准备也进入了关键性时刻。陈独秀在这次起义中提出：“要造成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野心。”
3月19日上午8时，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立即行动，动员罢工和准备起义。下午2时30分，罗亦农在中共上海区委各部委各总联席会议上，正式下达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预备动员令。同日，市民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开会通过了全市总罢工、总罢市的提案。
3月20日晚，北伐军兵临城下，占领上海近郊龙华镇，上海总工会下令总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到八十万人。
22日上午，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在激烈的巷战枪声中召开，千余团体、4000名代表参会，选举了上海市特别临时市政府执行委员19人，其中有共产党员罗亦农、汪寿华等9人，还有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等国民党左派。
然而，就在成立临时执委的当下下午，被选入临时市政府的钮永建，大资本家虞洽卿和杨杏佛等人又开始害怕工人罢工捣乱，他们和大财团头子聚在一起，期盼蒋介石出面镇压工人起义。
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等集会上海总商会，讨论募捐蒋介石，帮助他解决北伐军经费困顿的问题。
大资本家、上海商会理事长王晓籁说：“共产党动不动就搞罢工、起义，把我们和外国人的生意搅得七零八落。外国人忍无可忍，不得不向南京打炮！”
几个大财团头子纷纷叫苦，他们都是独资或合伙开设银行、缫丝厂等实业公司的江浙财团大老板。
“是啊，这炮一打，外国人是解气了，我们的生意更加倒霉了！”
“蒋总司令早些进上海吧！把共产党操纵的工会、学生会、妇女会都一锅端了，让我们快快乐乐和外国人做生意！”
说来说去，上海和江浙财团一下给蒋介石捐了三千万大洋。
事实上，在当时，不论是北伐军总司令部，或白崇禧的前敌司令部，还是钮永建和吴稚晖，都极力以避免工人无谓牺牲为由阻止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不想过早惊动奉鲁军或孙军，造成他们大批提前北逃。二是内心不希望中共乘此机会组织一支自己的武装。
而且，共产国际这时也节外生枝。莫斯科公开支持蒋介石。
3月16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批判“当代取消主义者”，鼓吹“脱离国民党，等于取灭革命”。
4月份，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批驳托洛茨基的关于中国革命分裂的危机警告，公开赞扬和支持蒋介石。
共产国际的指示——斯大林，捆住了中共的手脚，也捆住了陈独秀的手脚。
陈独秀感到茫然，有些六神无主，一方面，他面对的是个令人捉摸不定的共产国际；另一方面，蒋介石在南昌已开始镇压工人运动。纠察队只能固守自己的阵地，再也想不出良计妙策。陈独秀陷入了无法摆脱的两难困境。
真金需要火炼。这个时候，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品质显现出来了！
他们不理会陈独秀的彷徨动摇，周恩来、罗亦农等坚定的共产党人按照原定计划，通知上海各区部委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宣传队、救护队准备起义。上海区委派出代表去见白崇禧，吃了闭门羹，直到21日早晨，上海区委才得悉北伐军预定在20至22日到达上海，于是作出了当天中午12时进行总同盟罢工，下午1时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决定。
1927年3月22日，繁华的远东十里洋场顿时死气沉沉。全市电车停驶，轮船抛锚，工厂与作坊的汽笛声唤不回一个工人。
中午12时整，黄浦江上汽笛齐鸣，随着汽笛声，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开始了，八十万工人参加罢工，奔赴各处，很快发展成为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与此同时，上海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也实行罢课，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学校等学校的学生组织了纠察队、宣传队，投入到武装起义的行列。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副总指挥赵世炎率领工人们武装进攻，枪声在虹口、南市、浦东、沪东、沪西、吴淞、闸北7个区打响。
在虹口，以金属业工人为主组成的纠察队，严格执行“不进入租界”的命令，集中力量向中心警署进攻，攻占了虹口镇、香烟桥、胡家木桥3个警察署，缴获长短枪30多支。
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滨桥南郑超麟家，通过交通员郑超麟和夏之栩，与在前线指挥的罗亦农、周恩来和赵世炎联系。
周恩来分工南市指挥，后来又到闸北前线。他身穿灰布棉袍，头戴鸭舌帽，在总指挥部对着地图同赵世炎边商量，边决定，边听取报告，指示行动。南市的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工人纠察队凭3支旧枪、40把消防斧头，进攻大东门淞沪警察厅，警察厅的头目早已躲进租界，警察见工人纠察队来了，就扯起白被投降，纠察队缴获一批枪械，武装了100多人。纠察队又相继攻下电话局、南火车站，100多人的武装队伍汇集在一起，向高昌庙兵工厂挺进。驻守上海的澄威将军毕庶澄的直鲁联军一个连驻守兵工厂，连长见形势不妙，早已逃之夭夭，留下一名值日官管事。值日官一听到工人纠察队喊话，就命令士兵放下武器投降，工人纠察队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高昌庙兵工厂，缴获轻重机枪多挺，新式步枪300多支，及大量弹药。下午4时，南市战斗胜利结束。
以码头工人为主力的浦东工人纠察队分三路包围进攻第三区警察署。
在沪东地区的100多名工人纠察队员，也在总指挥徐航安指挥下攻打第五区警察署第三分署。
沪西、吴淞两个区的战斗也很顺利。到下午5时，只剩下闸北区还在激战之中。
闸北是毕庶澄兵力最集中的地区，毕庶澄亲自坐镇指挥，起义军指挥部设在宝山路横浜桥南边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内，周恩来和赵世炎在这里紧张地指挥。
毕庶澄占领的重要据点有6个，为北火车站、湖州会馆、东方图书馆、第五区警察署、广东街警察分署、中华新路警察分署。
负责进攻的600多名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参加过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经验丰富，战斗力强悍，很快攻克了第五警察署，周恩来随即把起义军指挥部移到这里，因这儿更接近北火车站。
战斗持续到23日清晨，其他几个据点也都被占领了，只剩下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北火车站一面紧靠租界，其余均是开阔地，纠察队无法迂回包抄，附近的大片民房早已被敌人纵火烧坏，进攻时难以隐蔽。毕庶澄以机枪、迫击炮、铁甲车组成坚固的防线。车站屋顶有敌军机枪阵地，月台前的轨道上有白俄雇佣军的铁甲车，北浙江路、北河南路公共租界内英帝国主义的装甲车也配合毕庶澄的奉鲁联军，不时向工人纠察队阵地开火。纠察队几次冲击都没有成功。
正当北火车站周围打得难分难解时，北伐军却按兵不动，汪寿华派了上海总工会交际处处长赵子敬，率领代表团前往龙华白崇禧司令部慰问，希望北伐军向北火车站进军。白崇禧无动于衷。
总工会代表声泪俱下的恳求，终于感动了在场的一个青年军官——第一师师长薛岳，他激动地说：“我们是革命军，现在革命任务这样急，这是非去不可的。现在我去，将来有处分，我愿承受。”在这种情况下，白崇禧才勉强同意薛岳向市区进军助战。
不久，闸北、沪东、沪西的工人纠察队都聚集到北火车站周围，轻重机枪都架到了前沿阵地。周恩来、赵世炎来到前沿阵地，察看地形和敌人的火力部署，然而，就在这时，顾顺章跑来报告道：“情况不好。敌人好几挺机枪压住我们，根本就打不进去。已经牺牲了几十名工友了！”
周恩来决定以车站东南方为突破口，于是各处火力都集中到这里。
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的时刻，陈独秀派彭述之来前线了解情况。彭述之看到火车站久攻不下，提出“能否坚持下去”的疑问。晚上，陈独秀又派人送信给正在指挥战斗的罗亦农，要工人纠察队停止战斗，向大场方向撤退。罗亦农对陈独秀的指示置之不理，周恩来命令工人纠察队继续猛攻。
下午5时许，薛岳部投入战斗，工人纠察队士气大振，奋勇进攻。毕庶澄眼看再坚持下去有被俘的危险，便丢下残部，只身躲进租界。白俄雇佣军在工人纠察队凌厉的攻势下，也无心恋战，换上便衣，丢弃铁甲车，窜入租界。起义指挥部下令在黄昏前攻下北火车站，结束战斗。
下午6时许，工人纠察队终于将鲜艳的红旗插上了车站大楼屋顶。经过28个小时的巷战，薛岳军和工人纠察队攻下北洋军阀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终于取得了胜利，推翻了军阀政权。
5000名工人纠察队员一共缴获各种枪支3000多支。
然而，这时却透出了一股逆转的气氛。
3月25日在庆祝起义成功的祝捷大会上，陈独秀发表演讲，其中有这么一段：“我们看清楚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对革命是赞成的，但自己是不干的，所以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出来担任……我们要准备继续的争斗，我们要看清这个开始的序幕。在全国我们争斗的目标一是帝国主义，二是军阀右派。我们是革命的政党，所以每个党员要懂政治，懂得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讲话，它既有高昂激越的气氛，又有隐忍的苦楚。
陈独秀想通过市民代表大会拉住资产阶级的办法，也碰壁了。钮永建及资产阶级代表6人声明辞去上海市政府委员职务，这表明，在推翻军阀之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突出了。此时，市面流言蜂起，真真假假，不胫而走，什么市政府是共产党的，蒋介石反对；上海总工会被白崇禧缴械了；工人要冲入租界等等。
陈独秀担心国民党右派会搅乱国共联合战线，便派周恩来面见蒋介石，希望取得沟通和谅解。
周恩来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却说：“我想见仲甫，仲甫不见我，信也没有。”
周恩来说：“仲甫身体不太好。”
蒋介石说：“现在我是不满意的，你们到处写文章、搞宣传，但主观的多，客观的不尽然啦。”
谈了一些国民党左右派冲突及国共矛盾后，周恩来问蒋介石：“现在是否消极？”
蒋介石摇摇头，说：“现在叫我下野，我不干，以前我是有这个打算休息了，可是鲍罗廷使我吞不下这口气，我是要决心反对他的，我决不下台，一定要干。”
听了周恩来和蒋介石的谈话内容，陈独秀对周恩来说：“我们对蒋介石要改变策略，以避免工人纠察队和蒋介石直接冲突。”
蒋介石到上海后，便向领事馆的日、英、美帝国主义者表示：“本人对沪租界绝无用武力收回之意。”
当时，停泊在黄浦江的军舰里有数万名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员。蒋介石对沪商界说：“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所有上海地方秩序与中外人民财产，由鄙人完全负责。”蒋介石给帝国主义者、买办和资产阶级带来了福音。至于工人纠察队，蒋介石说：“在此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局的节制。”陈独秀想通过军民联欢、输送在起义时缴获的枪械、补充士兵的办法，使当时比较左倾的薛岳部队能常驻上海，但狡猾的蒋介石很快就把薛部调开了。
陈独秀和特别委员会委员们曾设想过各种方案，以对付蒋介石，但觉得既不能战胜他，又不能摆脱他。因为蒋介石攻击的主要对象仍然是旧军阀，但同时又压迫工农群众运动；他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威望，但人们并不了解他的底细。
陈独秀不久后，就变得忧郁、恼怒而踌躇不前了。
五、总书记的彷徨
上海工人起义虽然胜利了，北伐军也来了，新的政府诞生了，可仅仅二十天的新政府却很快瓦解了。武汉政府并没有承认上海市政府，上海阶级关系的变动朝着与陈独秀预期的相反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在上海湖州会馆的一间厢房里，蹙着眉狠劲抽雪茄烟。他仍然一厢情愿地抱着自己的幻想，坚持自己的判断。
武装起义胜利之后，新的问题马上出现，就是那一支由中共掌握的5000工人组成的武装纠察队，该不该上缴武器弹药给蒋介石。上缴武器等同于解散武装纠察队，不上缴，上海的资本家们又不干。因为纠察队的存在，使得上海的大资本家们胆战心惊，他们害怕纠察队手里有枪，害怕纠察队唆使工人罢工闹市，害怕纠察队和市政府起冲突，因为工人一旦罢工闹市，他们就得休业关市，经济损失巨大。因此，第三次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上午，总商会、南市商会、闸北商会及银钱两业公会即举行联席会议，钮永健、吴稚晖、杨杏佛、虞洽卿等人出席了会议。棉纺织业大资本家荣宗敬说：“工人手中一有枪械，闻者寒心，务须收回枪械以维护治安。”
“与会者一致赞成让蒋介石收回枪械。”会后，吴稚晖传话陈独秀。
这无疑给陈独秀带来无形压力，这次起义为什么能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夺取了武装，有了枪支弹药。
显然，推翻军阀政权之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突出了，且不说还威胁到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于是，资产阶级人士对刚刚诞生的市政府采取了拆台的手法。陈独秀正在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而烦恼，但这又是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
蒋介石早已看中了上海这块宝地，他要在这里安营扎寨，他一定要把新的市政府这个新生的婴儿扼杀于摇篮里。而市政府的唯一武装就是这支工人纠察队，因此必须从这里开刀，首先要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吴稚晖、荣宗敬他们频频串联走动，唆使蒋介石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
赢得了武装起义胜利的上海工人阶级，犹如五卅运动后期那样，又一次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共产党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陈独秀对率先打入上海的东路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印象很好，很想掌握薛岳，对付蒋介石。在特委会上，陈独秀说：“我们可以做些工作，留薛岳军队在上海，团员、共产党员可以参加薛岳部队，缴获的枪械子弹，留下一部分，送一部分给薛岳部队。”
两天后，陈独秀的梦想就破灭了。白崇禧将薛岳调走，代之以刘峙进驻上海，并奉蒋介石之令要工会上缴武器。陈独秀和周恩来、罗亦农等人商量，说：“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并建议调百余名干部加强上海工人纠察队。
陈独秀的“决斗”，似乎说得很坚决，实质上不过是防御而已。
以一支纠察队去防御一支正规军的进攻，而且，停泊在黄浦江的军舰里还有数万名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员，谁胜谁负，陈独秀不会不明白。于是他在3月26日上午的区委会议上，一会儿提出“包围白崇禧，号召反英，要蒋反英，民众愿作后援”，这样“可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企图以发动反帝运动，突出民族斗争，冲淡国内阶级矛盾。一会儿又说“最好要将反英反蒋联合一起”。
他有些无所适从，因此阵脚也乱了。
不久前，在这剧烈震荡时期当中，他五四时期的战友蔡元培、胡适与吴稚晖，都倒向了蒋介石并支持他。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还没有平息下来，现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使他又陷入不安之中，陈独秀猛吸了几口烟，时而自言自语，时而不安地在楼板上踱来踱去。
为了缓和蒋介石、张静江的敌对情绪，陈独秀决定去慰劳蒋介石，同时派彭述之去武汉，与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委员商讨对蒋政策。陈独秀同这样一位对手进行决斗，首先在精神上就处于被动状态了。
尽管此时的陈独秀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已有警惕，也提出过反蒋问题，却没有公开揭露蒋打压工农运动的行径，并发动群众与他作坚决斗争。归根究底，还是害怕公开反蒋会导致联合战线的破裂。在这个时候，尽管陈独秀有些矛盾，但还是想作一番努力和反抗。但是，请示莫斯科后，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武力反蒋的计划不仅未获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反而在3月27日、28日、31日连续指示中共中央：“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守我们关于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
“开展一次反右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地位，我们不要仓促地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必要时隐藏起来。”
“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
共产国际的指示将陈独秀原来的计划打碎了，他召集周恩来、罗亦农等人开了个会，说：“我们对蒋介石要改变策略。一定要避免与他的冲突，避免工人纠察队和他的冲突。”
“仲甫同志……”
周恩来对陈独秀的忍让妥协很是不满，陈独秀早就知道他要说什么，忙打断说：“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也是共产国际的意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示我们，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官长发生冲突！”
听他说出这样高规格的“指示”，周恩来只得吞声。
罗亦农没等他把话说完，就怒不可遏地打断了他的话，把手往桌子上一摆，吼道：“这不是要我们散伙藏身、束手待毙，让我们自杀吗？我们决不能收藏枪械，更不能缴械！我们要守住据点，不管蒋介石派兵怎么进攻，我们也决不投降，决不退却！”
彭述之讽刺地说：“亦农，你没搞过军事，不知道其中的厉害！靠5000名没有实战经验的工人纠察队和蒋介石几万正规军对抗，岂不是笑话！”
罗亦农铁青着脸：“对不过也要对！总之不能屈服！”
3月30日，陈独秀下令：“避免与市政府与老蒋冲突，避免工人纠察队直接与他们冲突。”
这个指示，成为日后给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定调的重要依据。
正在陈独秀蜗居一隅冥思苦想、愁肠百结时，武汉国民政府和宋庆龄忽然来电催促陈独秀返回武汉，商量迎汪复职、削弱蒋介石的权力计划。
听到迎汪复职这个计划，陈独秀眼前一亮。
六、鲍罗廷倒蒋
1927年的三四月间，正当蒋介石在上海紧锣密鼓酝酿清共时，有一个人却暗暗对蒋介石动了杀机。
这个人就是苏联顾问鲍罗廷。
鲍罗廷原名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格鲁森伯格，1884年7月9日生于沙俄亚诺维奇一个犹太人的家庭。曾干过船工，16岁开始革命生涯，参加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22岁时被捕，沙皇把他放逐国外。次年到美国上学工作，并长期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
十月革命后，鲍罗廷于1918年回国，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不久被派到欧美许多国家执行秘密任务。1923年2月回国。当时孙中山已决心执行联俄政策，希望苏联派一位高级政治顾问协助自己，鲍罗廷被斯大林派往中国。
从此，在1923年之后的4年间，在国民党中央会议和广州群众大会上，人们经常能看到这位身材魁梧，前额宽阔，留着士兵式大胡子和马蹄铁形波浪式长发的“鲍顾问”。孙中山同他很快成为很好的私人朋友，盛赞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
孙中山弥留之际，曾以古代刘备托孤之语，对汪精卫、何香凝说：“要师事鲍顾问。”国民党内便将鲍称为“亚父”。急需苏联援助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更讨好地说：“总理虽然去世了，还有鲍顾问领导我们。”
鲍罗廷也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模式，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国民党一大最主要的两个纲领性文件都由鲍罗廷亲自参与起草，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而成，国民党新党章也是鲍罗廷参与起草的。
中国从此进入苏俄所期待的政体一党国体制，鲍罗廷实际上既是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又是国民党的太上皇，自从孙中山去世后，鲍罗廷更是以救世主自居，他几乎掌控了中国革命大局，显示了俄罗斯人强烈的弥赛亚情结。他已经成为一个任何人都难以撼动的、在国民党内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人物，他的名声传遍了远东地区，人们称他为广州的列宁，西方评论家说他正在广东重复俄国革命的历史。
就这样，鲍罗廷倚仗斯大林赋予的权力拐杖，左右了孙中山，也左右了蒋介石和共产党。
而几年的共事，鲍罗廷与蒋介石的一段过节也暴露了鲍罗廷这个“亚父”在国民党内的霸道和俄罗斯人的蛮横以及蒋介石仰人鼻息的无奈。
就在迁都武汉的庆功晚宴上，鲍罗廷与蒋介石谈话时，鲍意味深长讲了个西方故事，一个古代的专制君王不听别人意见，不许大臣们讲话，大臣反驳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蒋对此不敢当面驳斥，但觉得被喻为专制君王是对自己莫大的污辱，非常委屈。这次受辱使蒋终生难忘，以致他在30年后的1958年的日记中，仍咬牙切齿地提起鲍罗廷对他的羞辱。
而当时对于鲍罗廷偏重于援助国民党的做法，张国焘及许多中共领导人满肚子委屈，找鲍罗廷诉苦，鲍罗廷却说中共的革命时机还在很远的今后，在当前的国民革命中“只能当国民党的苦力”。这句话让陈独秀等许多中共领导人很生气，因为中共“苦力们”不知道在斯大林这位最大的老板眼里，国民党是入股共产国际的小老板，还是中共只是替共产国际打工的小伙计。
按理说，鲍罗廷是苏共的人，应该帮助中共，但事实上，斯大林却瞧不起中共，因为中共当时还很弱小，按鲍罗廷的说法，只有40来人，40来人，能做出什么革命事业呢？那当然要利用国民党。
故此，鲍罗廷按斯大林指示，花大力气帮助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因为斯大林只相信蒋介石的实力，虽然当年国共两党大多数人都尊崇鲍罗廷，但鲍罗廷来中国改造国民党，出钱、出枪、出主意的最终目的是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出于维护自身国家的利益扶植亲俄的政权，来实现斯大林宏伟目标——世界革命的第一步。
本来，一直和蒋介石总司令相处得还算顺心愉快的鲍罗廷，并没有要赶尽杀绝的意思，却因为迁都一事让两人彻底闹翻。
原来，蒋介石提议迁都武汉，除了有距离战场更近，更方便指挥的原因外，蒋介石更兼有希望能将党政权力更直接地控制于自己之下的目的。鲍罗廷的如意算盘则是，希望能够用党政权威来制约蒋介石势力的扩大。同一件事，两人的目的却南辕北辙，各有打算。之后的纷争，都源于此。
后来，蒋介石又变了卦，因为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取得节节胜利，他又想将首都迁至南昌，更有利于其全面掌握军政大权。所以，当鲍罗廷与宋庆龄等第一批党政要员从广州北上到达韶关后，因铁路尚未修通，绕道赣州由水路北上时，蒋介石将随后北上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截留在南昌，阻止他们前往武汉。
蒋介石未经国民党中央讨论就擅自决定改迁南昌，令鲍罗廷愤慨，对此，1月7日武汉方面召开了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要制止蒋介石的分裂活动，并指出数日前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在不足法定人数情况下，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是非法的，武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徐谦、吴玉章等人，也分别发表文章和演说，阐明继续迁都武汉的主张，批评改都南昌的错误。后来，蒋介石也意识到他擅自改变党的重要决定，必然招致强烈反对，将面对压力，故在当天的日记用“精神痛苦”“心神烦闷”来形容心情，甚至“几难成眠”。
鲍罗廷更是强烈反对迁都南昌。他致电莫斯科，声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对蒋妥协，否则不仅会大大加强蒋介石的独裁地位，而且难免会被北方军阀和帝国主义看成是广州软弱的表现，进而导致对方转入攻势，自己也将会因此而无法在现在的岗位上继续留任。莫斯科回电反对鲍罗廷因为任何理由离开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但也赞同鲍罗廷的担心，同时仍建议鲍罗廷应亲赴南昌劝蒋，争取妥协解决争端。
既然莫斯科基本赞同鲍罗廷的意见，鲍罗廷遂横下一条心，和蒋介石大吵了一架。当时，鲍罗廷口叼烟斗，在“联席会议”上，当着吴玉章、董必武、孙科等人的面，一本正经教训道：“蒋同志，你这样撇开中央集体而独行其是的做法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后果是很危险的！”
“诸位同志，中正行事自有中正的道理。中正每行一事，都会为其后果负责，无论后果多么严重！”蒋介石立刻沉下脸。
鲍罗廷显然被这话深深刺痛了，把烟斗在桌上狠狠敲了两下，深眼窝一横，指着蒋介石道：“蒋总司令，你不要忘了，你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样的权力中心的？你是怎么从一名普通军人成为革命军的领袖的？没有苏俄的支持，没有我们帮助你，你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能有权力说这样的话吗？”
蒋介石一改往日对鲍罗廷恭敬的态度，放起了狠话：“鲍顾问，你如果要这样说话，那也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哪里现在才不客气呢？你已经‘不客气’多时了！请把你的不客气表达出来吧！”鲍罗廷冷笑道。
“鲍顾问，时代发展了，你没看见吧？革命每天都在进步，你没看见吗？”蒋介石一挥手，甩开旁边人的手，径直冲到鲍罗廷旁边，终于甩出更厉害的话来，“你们苏联已经不比三年前的苏联，你们也变了。有人说你们是一个赤色帝国主义者！”
让蒋介石怒不可遏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外蒙古问题上，他清晰地悟出了苏联对外蒙古的真实意图——使之脱离中国版图。蒋介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绝对是反对分裂、分割中国的。
据此看出，蒋介石从那时起便对斯大林国际主义抱有看法。所以，他才会怒骂鲍罗廷“赤色帝国主义者”。
蒋介石从此痛恨鲍罗廷，但他深知鲍对国民党与政府有着重要的影响，且鲍的背后的苏联援助也是蒋所需要的，以蒋当时的实力，驱逐鲍罗廷并无把握，说不定是自寻死路。
当然，蒋介石并非等闲之辈，在经过一段犹豫彷徨后，他决定以攻为守，驱逐鲍罗廷以除后患。在策略上，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争取在江西的国民党官员支持。然而，谭延闿、戴季陶等人不赞成驱逐鲍罗廷，主要是怕因此与苏联搞僵。戴季陶等人劝蒋忍耐，不可贸然驱鲍。
危机到来时，共产国际内部又闹纷扰，这期间，维辛斯基和远东局的拉菲斯、福京、远东骑士团总团长阿尔布列赫特等人的斗争已公开化。阿尔布列赫特对维辛斯基和鲍罗廷都有意见，说维辛斯基吹牛搞阴谋；鲍罗廷“更糟糕，他纵容最坏的机会主义，散布不信任，只是为蒋介石的胜利张目……”阿尔布列赫特也抱怨陈独秀，说他把赌注压在汪精卫身上，认为汪精卫一回来一切都会好起来。
阿尔布列赫特、福京、拉菲斯等人对维辛斯基的意见，促使联共中央政治局3月10日改组远东局，由鲍罗廷、罗森贝格、鲁易和中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及日本共产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列普谢任远东局书记。这次会议还决定给鲍罗廷发去电报指示：“我们认为绝对有必要在武昌召开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蒋介石务必参加……我们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绝对需要合作……秘密征询鲍罗廷和武昌国民党中央委员后的意见，是否由共产国际向蒋介石提出警告性的质询，是否需要在俄国报刊上公开反对蒋介石。”
蒋介石当然不清楚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内部情况，认为武汉政府的行为是由鲍罗廷操纵，于是将所有的愤怒归罪于鲍罗廷一身：“鲍氏之罪，不容于天地之间。”
蒋介石一度搁置的驱逐鲍罗廷的念头再度抬头。
起初，鲍罗廷是不愿意和蒋介石、汪精卫等产生过多矛盾的，不过，现在他反而在考虑适当时机，将蒋介石要赶他走的所作所为电告莫斯科，他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再也不让步，并且整倒蒋介石。
鲍罗廷对蒋介石反苏反共的真面目认识是比较早的，所以逐渐对他采取孤立和斗争的政策。当鲍罗廷觉得再也无法掌控蒋介石时，他必定要找一个人来同蒋介石抗衡，鲍罗廷早就设想北伐军到武汉后，可利用蒋介石与唐生智等地方派系的矛盾，逼蒋交权。他乘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上之机迅速成立联席会议，接管“最高职权”，即含有此意。如今在北伐期间军政权力已经相当分散的情况下，竟因自己一个算计错误而导致蒋介石轻易地重掌党政大权，鲍罗廷对此难以善罢甘休。
紧接着，武汉方面就以党权来限制蒋介石，并在1927年2月15日召开会议，初步提出了：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统一党的指挥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促汪精卫销假复职；速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等主张。
作为回应，蒋介石底气十足地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谁要反对我的革命，谁就是反革命。”
“如果今日左派压制右派，那我就要制裁左派。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乱来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权力。”
这番话，已看到蒋介石与苏俄翻脸的决心！
1927年3月10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汉口召开了第三次全体会议。
鲍罗廷正式提议，撤销蒋介石中常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三项职务，蒋介石仅保留中执会常委、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政会委员，蒋介石变成一个纯粹的北伐军总司令，而且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
蒋介石并没有参加三中全会，在报纸上得知这消息后，因为此刻的力量还不能彻底与武汉翻脸，只能无奈表示妥协，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汉口此次中央执行会之议决案，令人难堪，压迫侮辱至矣，唯有服从耳。”
也正是被削权，令蒋介石加快了向浙江、江苏进攻的步伐，他要打到江浙，作为与武汉对抗的资本。
这次全会之后接着进行的中央改组，李宗仁收获颇丰，不仅成为28人组成的国府委员之一，还成了16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
“倒蒋”的总后台鲍罗廷看到了李宗仁的实力，于是主动找到李宗仁，希望他取代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我看你们绝不能再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了。再当下去，中国必定又要出现一个独裁者……你看蒋介石如果失败了，谁能继承他呢？据我看，李将军……你最适当！”
李宗仁却拒绝了。鲍罗廷很意外，天下竟然有不想做老大的人，那么，只有唐生智可以对抗蒋介石了。
鲍罗廷建议武汉政府出一招更狠的：干掉蒋介石！
鲍罗廷看出野心勃勃的唐生智早有取代蒋介石之意，他充分利用唐生智的心理，欲图干掉蒋介石，之后由唐生智上台。唐生智与之一拍即合，找到了谭延闿，谭延闿按照鲍罗廷、唐生智的旨意，在一块绸布上写下伺机逮捕蒋介石的密令，派人交给程潜执行，要他在南京截留逮捕蒋介石，同时责成第二、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程潜拒绝了。他希望国共联合，不希望分裂。
当晚，程潜还和李石曾、吴稚晖作了交谈，得知他们正在筹备“清党”，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担心被软禁，赶紧离开上海回到南京，并以军内不稳，担心有人对蒋图谋不轨为由，劝阻了蒋介石上岸视察南京的计划。在程潜离开后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乘舰过宁，没有上岸，就此躲过了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