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官报的内容、形式僵化，官报的公信力不高，所记无非朝廷政事设施、号令、赏罚、书诏、章表、辞见、朝谢、差除、战报、刑罚等事项；最后，通过严刑峻法打击违规者，保持报禁的高压态势。
千年官报传统体现在从唐至清的媒介管理制度中。
可以看出，这种官报传统一开始就将报纸置于政治权力的统治之下。这对于政治统一及文化统一固然有益。正如戈公振先生所认为的，邸报始于唐代，中国文化的统一有赖于邸报。“报纸在政治上之地位，亦由是确立矣。”但正是这种传统，阻碍了我国报纸向现代化的转型。戈公振说：“我国之有官报，在世界上为最早，何以独不发达。其故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之官报乃与官阅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儒家执政之秘诀；阶级上下之隔阂，不期然而养成。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固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无影响，其最佳之结果，亦不过视若掌故，如黄顾二氏之所为耳。进一步言之，官报之唯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遂造成人民间一种‘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心理；于是中国之文化，不能不因此而入于黑暗状态矣。”这种官报传统一直影响着后世的媒介制度变迁，袁世凯时期的媒介制度是对这种邸报制度的恢复，蒋介石的党国媒介体制中也有这种传统的影子。清代以后的统治者总是致力于利用这种集权主义的媒体传统及民众心理为自己的媒介制度安排提供正当性或将之“合法化”。
（二）小报传统
纵观千年间中国报纸的发展，尽管历朝历代对官报以外的民间报业活动都是严厉管制，坚决打击的，但小报却不绝如缕，一直在夹缝中生存下来。小报的生存状况就如今天的“非法刊物”一样，有市场，屡打不绝，官府很难取缔。小报是中国新闻史上最先出现的非官方报纸。和邸报一样，小报并没有报头和固定的名称。流行在社会上的小报，也非出于一家一人之手。小报是当时人对这种类型的民办报纸的习惯称呼。小报始于何时已不可考。方汉奇先生认为它很可能在宋太宗初年都进奏院成立以后就已经出现了，小报是以有关部门统一编发的封建官报相对的民间报纸的面目出现的。在宋代，小报当时被人隐称为“新闻”，正是小报，把报纸与新闻联系在了一起。宋人赵升《朝野类要》一书中有以下一段记载：“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私衷小报，率有泄漏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方汉奇先生将小报的有关情况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小报是一种以刊载新闻和时事政治材料为主的不定期的非官方报纸。始自都下，传布四方。没有固定的报头和固定的名称。
第二，小报始于北宋，盛行于南宋。徽宗时期以后才逐渐地实行专业化，社会上开始有一批人专以探报此事为主，以小报的名义传播街市，并因此获利。
第三，小报的发行人是邸吏（进奏官）、使臣（地方各军州郡临时派驻首都承受文字的官员）、在省寺监司等政府机关工作的中下级官员、“书肆之家”和被当局诬称为“不逞之徒”、“无图之辈”和“奸佞小人”之类的人。授受小报发行者委托，在各处访录朝廷政事活动消息的有“内探”、“省探”、“衙探”等“诸路探札人”。
第四，小报的内容主要是“今日某人被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等之类的任免消息；皇帝的谕旨诏令；“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等之类的时事性政治材料。和官报比较起来，小报的内容有两个特点：一是小报的信息比较灵通，新闻的时效性较强。当时人说它“以先得者为功”；“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时誊播”；“每遇批旨差除，朝殿未退已传播。”二是小报所发表的大多是封建政府所没有公开的“朝廷机事”，其中，“或是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
第五，小报有手写的，也有印刷的。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小报“印卖都市”，“镂板鬻卖，流布于外”，“京城印行，沿街叫卖”和当局查拿“造意雕卖之人”的记载。大抵进奏官、使臣等所发小报，以誊写为多，其余的则以印刷为多。誊写的小报篇幅较小，以传报简单的除改消息为主；印刷的小报篇幅较长，以刊载字数较多的书诏章奏和文件为主。两类小报并存一时。
第六，小报的读者面很广。有省寺监司之类的京朝官，也有散处诸路州郡的地方官和一般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皇室成员和社会上关心朝政的人，也有不少是小报的热心读者。
可见，小报是一种从11世纪初叶起就风行于社会的非官方报纸。这种报纸为读者提供了不少官报所不载和官方禁止发表的文件和新闻，满足了他们对朝廷人事变动和政事活动消息的需求。宋人将“小报”和“新闻”联系到一起足以说明“小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纸，而官方垄断的邸报却并非具有新闻纸的价值与功能，这样，在“媒介效率”上，小报肯定高于邸报，从制度演化理论来看，高效率制度安排与低效率制度安排如果同时存在，低效率制度安排会受到竞争的挑战，面临“制度解体”的危险。因而，对小报不计成本地严厉查禁便成了历代统治者的“博弈策略”。实际上，为了实现统治者的政治利益最大化，历代统治者宁可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去查禁小报，也不愿对邸报这样一种没有制度效率的媒介制度进行任何改革。当然，要禁止一种高效率的制度而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总会显得力不从心。
宋代封建统治者对小报的查禁，从北宋到南宋，史不绝书。曾经颁布过很多诏旨和法令。南渡以后，媒介管制稍有松弛，小报的数量激增，影响很大，最后发展到“以小报为主，以朝报为常”的地步，官方于是赶紧加强对小报的管制与控制，惩治也越来越重。然而从宋代一再申禁的事实来看，终宋之世，小报也没有被完全禁绝。这充分显示了小报这种媒介形态的制度效率。自元明而清，小报始终存在。清代的小报，主要见于清初的顺、康、雍、乾四朝。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三月三日左都御史揆叙在奏疏中所说的“近闻各省提塘及刷写报文者，除科抄外，将大小事件采取写录，名曰小报”，是当时小报情况较为概括的介绍。尽管在清初提塘小报是公开存在的，被视为以科抄为主要内容的正式官报的一种补充，但从康熙末年起，提塘小报受到当局严密的注意和限制。当时曾经以上谕的方式禁止小报的发行，但没有显著效果。直到雍正乾隆两朝一再查处以后，小报才被完全禁止。清代中叶以后，在一些城市还曾出现过一些随时出版的单页小报。这类小报没有报名，没有标题，没有固定的刊期，内容往往是地震、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和政治、军事方面的重大突发性新闻，一事一报，印成单页后公开发售。每份售价仅一至二文，其中有些还配有插图。这些小报的出版受到了社会的欢迎，也引起了来华外国人的浓厚兴趣。美国商人亨德（william，C.Hunter）的《古中国拾零》（Bits of Old China）一书中，就曾对他在广州看到的这类小报作过如下介绍：“特殊事件如地震、灾荒、战争及群众非法暴动等，只能靠单张的印件……这类报纸有时还有插图。……有时你会听见街上高声叫卖新闻纸。我们在广州知道的第一件新闻，是法船Navigateur号船长Saint Arrowman在1828年遭受海盗袭击。还有英船Troughton于1835年1月在海南附近沉没，都是从这单张新闻纸上晓得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私人秘书参逊也在一封信件中介绍过某英国牧师在华北一带看到这类小报的情况。方汉奇认为，这些小报具有较强的新闻性，虽然没有定期出版，还不具备报纸的条件，但已经突破了旧式官报的模式和京报、辕门抄一类报纸垄断当时报业的格局，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成为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纸的先声。以“小报”来对抗“官报”是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传统。从制度的变迁的角度看，小报的存在实际上是在官报之外提供另外一种制度范式。这种媒介从采编到运作制度都呈现出与官报不同的特点，它在官报的垄断市场之外开辟了另外一个市场，以它的消息及时、便捷、灵活，能提供官报所不能提供的消息对官报构成了挑战。小报的传统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重大，它的存在其实代表了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形式，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如官方的管制能力或管制意愿降低，管制成本无法承受等，那么它就能取代官报，在和官报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既然这样一种制度形式是高效率的，它必然能够长期存在，从诺思的成本收益理论分析，只要发行小报所带来的利润比它面临的潜在风险要大，那么小报是禁不了的，只要有适合的制度环境，它就会取代另一种制度安排。
二、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百年传统
晚清至民国，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格局正处于从一个中央集权的解体重新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分裂、割据与斗争”构成了时代主题，由于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有能够垄断制度的供给，所以这一时期的制度变迁表现出了激烈的冲突性与妥协性。政治上的多头并立给了媒介以发展空间，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给媒介提供了舞台。从1840年至1949年这100余年基本奠定了中国媒介的基本形貌：中国的官报、民报、外报并存而立。尽管传统的集权主义媒介管制制度与管制方式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无法压制其他制度形式。各种党派、各种政治团体，各种政治主张、各个利益集团都可以办报。各种所有制形式、各种派别、各种类型的媒体都出现了，有的还大放异彩。百年间积累的报业传统、报业理念十分丰厚，它通过历史文献、书籍、回忆录、学校教育、媒体以及知识分子的自觉传承，将这种传统保留不来，并不断复活，迁移至今天的媒介制度变迁现实中。在今天的新闻改革实践中，晚清以来的这种多元的媒介传统仍然影响着我们今天的媒介精英和社会精英，为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提供思想资源与选择路径。笔者认为，与千年传统不同，中国媒介百年传统中最为显眼的是“新闻自由、媒介独立的传统”，“争取新闻自由的传统”、“媒介商业化的传统”以及媒介竞争的传统等等，当然，也存着人治管理、媒介党争、新闻造假等不良的传统。但显然，优秀的媒介传统更能影响和激励后人。
（一）媒介自由的传统
“新闻自由”的传统在民国时期既表现为一种“理念”（媒介意识形态），也表现为一种制度安排（如民国元年的宪法及报律的取消）。这种传统已成为今天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宝贵资源。新闻自由的思想无疑来自西方，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当西方人在19世纪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的时候，也把这样一种政治与新闻理念植入中国。马礼逊在《广州记录报》发表的《印刷自由论》一文首次将约翰。弥尔顿的新闻自由思想引进中国。到20世纪初，随着民智渐开，新闻自由理念日渐深入人心，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撑下，中国新闻人勇于争取新闻自由，为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写下了光辉一笔。
1912年，南京临时革命政府下令废止以《大清报律》、和《大清印刷专律》为标志的专制主义新闻控制法令，还先后颁行了《鄂州军政府临时约法》、《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无一不把“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写入其中。不仅如此，各省军政机关都尽量做出尊重人民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姿态，大汉四川军政府在颁行的《独立协定》中规定：“巡警不得干涉报馆”，甚至连袁世凯掌握下的国务院也设有新闻记者接待室，每日委派国务院秘书长出面接待记者采访。1912年，全国舆论界愤怒声讨临时政府内务部越权发布《暂行报律》取得胜利。临时政府成立不到半年后，各类报纸就迅速由10年前的100多家骤增至500多家，总销量达4200万份；除官报和少数宗社党报销声匿迹外，所有革命前已有的报刊照旧出版；曾一度被清政府取消的报纸也恢复出版，形成了全国的第二次办报高潮。在“咸与革命”的政治背景下，人们似乎取得了一种共识，他们普遍认为报刊是天然的“舆论之母”和“舆论代表”，新闻记者是“不冠之皇帝，不开庭之最高法官”，所以应当仁不让地肩负起监督政府和指导国民的“天职”。报上不但可以批评政府官员，甚至可以点名道姓地批评和斥骂总统。报人和报纸的社会地位可谓空前提高。中国报界促进会、上海日报公会、北京报界同志会、广州报界公会等相继成立，甚至连偏远的贵州，也成立了贵州报界同盟会等报业团体，并代表报界就报律、新闻邮电费、报纸和报人权益等敏感问题频繁地与当局交涉。尤其典型的是，中国报界俱进会于1912年6月在上海召开特别大会，吸收新会员，参加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国际新闻协会”等组织，并且还公然不承认有报律。他们自办造纸厂、自办新闻学校、自办通讯社和广告社、设立记者俱乐部等。“一时间，自由主义的做派风靡中国报界”。
尽管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对媒介严加管制，但在他推行帝制失败身亡后，民国初年“新闻自由”的局面再度出现。1916年8月，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国会重开，北洋政府同时下令解除报禁，废止《报纸条例》，以“宣达民隐，提携舆论”，北京新闻界开始复苏，解禁复刊的报纸加上新出版的报纸，“一时并起有70余家”。政党报纸、商业报纸、同仁报纸一同涌现。这种自由主义的媒介体制与媒介格局在整个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固然非常短暂，但它极大地鼓舞了新闻界的士气，这种“试验”尽管没有延续下来，但它已成为中国媒介传统的一部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可能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