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光明日报报业集团的核心党报要成为新型事业性
党报的模式新型事业性党报模式的主要观点是：党报应坚持“政治家办报”。使党报在新时期真正承担起传递党和人民声音的重任。报业集团中的核心党报不可能都走市场化之路，应坚持党委机关报的事业单位属性不动摇，对党报党刊和社会公益性较强的报刊，由国家主办，实行新的事业体制。所谓新的事业体制，就是要改变国家投入的方式，实行灵活的事业体制，养事不养人，以提高投入的效益。报纸是一张新闻纸，尊重新闻规律，靠新闻吸引读者，是对一张报纸最基本的要求。对党报的要求却不止这些，它需要以党性原则为前提，唱响主旋律，高举发展旗。
这种模式的基本思路是：党报的定位要非常清晰，就是办党委机关报，报纸进办公室，成为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读的报纸，党报主要不是面向市场，它的服务对象是各级领导干部。党报不可能采取市场类报纸的做法，走市场化道路，而是要找一个读者的源泉，一个广告的源泉，找一个希望利用党报来扩大影响的社会源泉，这批人主要是官方人士和社会高端人士。党报主要是改进新闻报道，多作深度报道，加强新闻和评论的前瞻性、指导性、新闻性和可读性。多报道鲜活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多报道政府关心、群众关心、社会关心的共同话题，搞好“自选动作”，同时宣传好党和政府要求的“规定动作”。无论是“自选动作”还是“规定动作”，都要遵循新闻规律，都要体现新闻特色。党报的定位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和人民的立场，办党和人民所需要的报纸，具体来说就是：引导社会、影响舆论、弘扬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服务，大力创造和鼓舞人们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时代精神，为老百姓排忧解难，释疑解惑，传承先进的文化，尽可能为读者提供它们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努力捍卫广大人民的权益，架起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沟通的桥梁。党报作为党的喉舌和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鼓舞和动员人民群众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国家的发展、进步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党报是有自己的独特受众对象的特殊媒介。党报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不应该理解为就是必须要把报纸直接送到每一个群众的手中。党报媒介是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各级干部以及围绕在党的周围的积极分子发挥社会作用的，他们才是党报的直接服务对象。在现代传播学的研究中早已发现，“大众传播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即‘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尽管现在借助于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党报系列的媒介完全可以同广大的普通受众直接对话，但对于信息拥有量和信息处理能力都有限的普通受众来说，他们在接受信息和运用信息的时候往往受到自己身边那些“有文化、有见识、有地位或有权利”的特殊人物的影响。美国学者在20世纪前期所进行的社会调查和实验研究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党报的传播过程中，重点交流对象无疑应该是那些在基层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意见领袖”，他们是由党的基层干部、有威信的地方名人、有文化的人、有经济实力的人等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基层党政领导机关的干部，他们是现阶段中国社会中的主流阶层或精英阶层的主要成分，他们在掌握和分配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方面的特殊权利与地位为他们提供了在信息传播活动中的权威性，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往往可能成为群众判断相关事件的风向标。通过各种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在他们这儿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加工，发挥最大的社会作用。党报在现阶段同其他媒体的竞争的重点应该是这一批特殊的目标受众，只有掌握了他们，才能掌握信息传播和舆论市场的主动权。发达国家和地区同样也有一批这样的媒体，它们并不是一味地追求“发行量”和覆盖率的，甚至其发行量多年来一直稳定在几十万份，但它们的读者却都是当地社会的主流或精英人物，是世界各国的政要或“大佬”，对世界产生的作用绝不亚于任何一个发行量和市场覆盖率比它们高得多的通俗报纸。他们为自己那一部分特殊的受众提供了最需要的信息，他们面对自己的读者做足了他们需要的文章。像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泰晤士报》，法国的《世界报》等，都属于这一类的报纸。没有人因为它们的发行量只有几十万份而忽视它们的存在。
这种模式的主要问题是：在当下的中国，以党报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主流媒体应该毫不松懈地密切跟踪政府领导人和相关政府部门，把这些公众必需的信息及时地传递给他们。新闻进入了一种深读时代。在今天的新闻文化中，党报的最大优势是新闻深读，就是党报要提供新闻，提供新闻的同时还要着重提供新闻的背景，提供细节，提供分析，提供权威的声音，提供本报的立场。这是党报和商业化媒体竞争的法宝。可残酷的现实却是本应代表公众利益、以报道公共事务、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为己任的党报却正在公众中失去阅读的市场，而与广大的读者生活、工作、就业、健康、教育等根本利益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新闻，如名人故事、名人丑闻被大量媒体商业化炒作。在这种媒介生存环境下，中国传统主流媒体能否生存下去，关键在于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些媒体会不会被高度的商业化的媒体所取代。
党报目前的这些尴尬、无奈，从根本上讲是没有规划好自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新定位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无论在对党报业内的要求和对外的宣传上，总是在过多地强调党委机关报的定位，而忽视了强调它的市场定位。所以，绝大多数党报的发行还没有脱离按组织系统或按计划发行的模式。这样，在城市党政机关机构改革、国有企业改组改制、农村撤乡并村等一系列改革等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党报改革自身办报方式方法的动作不大，办报手段创新不多，仍按原有的以党的基层组织为单位开展指令性订阅，其发行的下降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同时，过分强调党委机关报的性质，也给各党报在飞速发展的多种经济成分的经济形态中推广带来障碍。
四、三种核心党报发展模式的比较
应该说，中国报业集团核心党报的三种发展模式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它们某种倾向性因素更强些罢了。从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在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大格局下，这三种模式之间的相同点要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差异处，只是为了学界的研究方便，而加以归纳而已。尽管如此，这三种发展模式的不同之处还是非常明显的。
自上往下，报业集团的核心党报的行政级别的降低，其所受到的来自于体制内的束缚也相应减少，因而其市场化的发育水平呈逐渐升高趋势。这正好与右半侧所反映的趋势相同。可以看出，报业集团的核心党报的市场化程度与其行政级别高低呈负相关性。
第二节建立健全企业法人制度是中国报业集团顺应市场经济的关键
一、中国报业集团事实上已经是具备企业法人的企业集团
1.报业集团已经被塑造为文化产业市场主体
中国报业集团的组建，是在不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计划配置的结果，实行的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改革初期适应了报业市场化进程，但是，当中国报业大规模实施集团化以后，这种似是而非的管理体制则成为中国报业集团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主要表现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缺位。正如李长春同志在视察辽宁时所言：“过去报社、报业集团能不能称市场主体？还是不能够。过去都是事业单位性质，企业化管理，一方面享受事业单位的优惠政策，同时以企业方式经营，没有授权国有资产经营；没有资产出资权就没有办法参与市场竞争。重塑市场主体是我们报业发展的需要。”
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首先是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业自主经营的宏观管理体制，这是中国特色的体现。其次是微观层面的改革。整体思路是先分清性质，由性质决定体制，由体制决定机制。我们要界定新闻出版单位的性质。按照性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公益性质的文化事业，另一类是经营性质的文化产业。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包括党报、党刊，重要的广播、电视，以出版马列主义著作、政治理论书籍为主要任务的人民出版社，以及制作特殊出版物（比如盲文、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为主业、无盈利能力的政策性出版社。这一类的公益性的文化事业由政府投资、政府主办，其改革的方向主要有两个，第一是搞好内部三项制度的改革，增强活力；第二是提高为公众服务的能力。除了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外，皆为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其改革的思路是创新体制、搞活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都要分期分批转制为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内部管理体制、领导机构和运行机制的改造，改造成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
我们说中国的报业集团事实上已经是具备企业法人的企业集团，其理由如下。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它的有关条款是：
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
第七条规定：依法设立的公司，由公司登记机关发给公司营业执照。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公司营业执照应当载明公司的名称、住所、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姓名等事项。
第二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公司名称和住所；
（二）公司经营范围；
（三）公司注册资本；
（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
（五）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
（六）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
（七）公司法定代表人；
（八）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本法所称国有独资公司，是指国家单独出资、由国务院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授权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有限责任公司。
第六十六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章程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制定，或者由董事会制订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六十七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行使股东会职权。
第八十二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公司名称和住所；
（二）公司经营范围；
（三）公司设立方式；
（四）公司股份总数、每股金额和注册资本；
（五）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认购的股份数、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
（六）董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
（七）公司法定代表人；
（八）监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
（九）公司利润分配办法；
（十）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
（十一）公司的通知和公告办法；
（十二）股东大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公司可因下列原因解散：
（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二）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五）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予以解散。
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依照有关企业破产的法律实施破产清算。
按照这些标准去衡量，不难看出，中国的报业集团已经是具备企业法人的企业集团，只是其法人治理结构需要迅速加以完善。
中国报业集团迫切需要摆脱传统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文化，借鉴国际传媒集团的管理经验与管理体制，尽快形成真正现代化的企业集团管理模式，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可以说，中国报业集团能否进一步发展，乃至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传媒集团，最大的困难在于能否突破管理瓶颈，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全面推进报刊事业单位的改革，就要推动经营性报刊转企改制，重点是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并进一步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实行报业集团投资主体多元化。
从西方国家市场运行的经验来看，市场运行的主体主要是指能够有效独立运转的公司制企业，要求产权明晰，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地位，能够实现投资、收益和风险的一致性，遵循效率优先的原则，在市场上进行公开公平地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