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出：“某事物将存在或将不存在，或者是已存在或尚未存在的假定。这一切都是意见。关于善与恶的斟酌中所存在的是交替出现的欲望，关于过去与未来的真理的探讨中所存在的则是交替出现的意见。”“意见”只能代表讨论者个人的判断，而不能代表真理。所有的知识都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有限的。因此，对任何权威的判断都不可轻信。奥克肖特吸取霍布斯的观点，推崇个性的价值。因为，“当我们相信任何说法真确时，所根据的论点如果不是来自事物本身或自然理性的原理，而是来自说话的人的权威以及自己对他的推崇，那么，我们相信或信靠的便是说话的这个人，我们信任的对象便是他所说出而又被我们接受的话，崇高之荣也就是专归他一人了。”霍布斯认为，个人得出判断，因为人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经历。奥克肖特引申为不同人的个性。
在霍布斯的公民联合体中没有权利的位置。一旦主权被建构，公民有的仅仅就是义务。这仅仅就是对义务的描述和服从公民权威的论证，就是这一点吸引了奥克肖特。奥克肖特讽刺《权利法案》荒唐的设计和关于社会的冠冕堂皇的论述，他还论证美国大众富有幻想地推崇《独立宣言》，导致政府仅仅为确保权利存在，公民赞同立法体现了权力机关提供安全的必要性。霍布斯式的公民联合体的优点在于，没有为现代民主的典型论证提供任何根基。在奥克肖特看来，服从公民联合体不依赖公民赞同，只是无条件的义务。但是，如果服从霍布斯已经传承下来的公民权威，并且关于公正行为的规则发挥了作用的话，这就涉及规则是否正义的问题。公民联合体并不致力于追求公民的一致赞同，因为绝对的赞同无法产生令人接受的结论，反而可能导致理性主义泛滥。为了避免这些，一定需要某些其他规则的指导。在英国唯心主义背景之下，自从战争以来就隐退的理论逐渐发挥作用。奥克肖特从黑格尔著作中找到弥补现状的资源，即法律不应与时代中深受教育洗礼的道德敏感性相冲突。奥克肖特推崇个性，但并不将个性作为民主的根基。他认为，个人不与规则冲突。
黑格尔认为个人注定要过普遍的日常生活，这种命运仅仅能够在国家制度中得以实现。他由此认为，自由主要是普遍的自由，还是公民珍爱行为的实质满足。然而，奥克肖特的公民联合体体现的自由不是积极自由、理性自由或实质自由。公民联合体中的自由是个人的消极自由或者主观自由，个人能够为自己作出选择，并且在选择过程中找到幸福。从这个意义上，公民联合体理论与从洛克到密尔的传统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理论主张个人限制国家，奥克肖特反对这种观点。然而，他没有遗弃自由主义信仰的核心，即个性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国家仅仅是个体更加安全地追求特定目标的手段。
奥克肖特认为，自由主义应该是介于法治型政府和技术型政府之间的状态。自由主义通常宣称尊重个人自治，视自治为实质的政治目的。是否个人自治本身被视为一个目的，是否个人自治能够获取真理、有效性、财富、拯救是不重要的。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自由主义视自治为国家应该大力发展的东西，而不是不经意发展的状态。公民权利很容易倾向于实质的权威和技术性的所有权，奥克肖特对此十分警觉。社会能够教授个人语言、风俗和生活方式。自由是人类条件的内容，人类条件是作出选择的必要条件。这就是政府不能强加目的给代理人，也不能强迫他们选择某些特定目的的原因。
个性自治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是一种社会理想、道德职责，甚至是形而上的必要性。奥克肖特认为，在政治中实现个性首先要支持相对强大的政府。人们认为强大的政府能够更好地让他们摆脱相互的要求、强迫性的权力与社会的骚乱，这些都曾经在生活的某个时刻让人类陷入混乱。因此，奥克肖特展现的现代个体具有历史性的特征，而不是值得模仿的理想，如今的人们已经十分熟悉这个特征。事实上，拥有自由的个人，不仅能通过让思想和活动发挥优势的方式设定自我，而且能够在自我设定的过程中享受满足，这样的自我绝不会为迎合共同生活的要求向整体妥协。通常情况下，社会性的自我遵守社会规范，通过选择语言和目的设定自我。
奥克肖特在传统与习惯中发现理性的道德自律特征，认知真正的人性。他习惯按照康德的人是目的的原则来思考问题，反对理性主义所致力于的对道德他律的诉求。道德自律必然是人的自律或者精神自律。一物之所以是自由的，只是因为它是自己的目的。因为，无论霍布斯和黑格尔所强调的意志，还是奥克肖特所持有的经验的统一性观念，都必然拥有一个内在目的，而自由也只有在这种内在目的中才能得以真正表达。自我是自由的，因为自我不是在他物中，而纯粹保持在自身中。而且，自由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为自我而存在的，与自我有不可分的关系。内在目的的引入给世界的经验统一赋予了特殊意义，原本独立的事件不再被牵强附会到因果关系的直观联系当中，而是在更深入的层次上被置于整体的构造和关联里面，这种整体性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理性存在。理性精神以此给人内在的自律能力，这种能力是奥克肖特所说的道德，也就是道德自律。
二、个性与信仰的政治
信仰指的是个人在能力范围内努力追求自身完善，将政府权力视为控制和完善个人的基本工具。事实上，奥克肖特不否认信仰的作用。信仰的政治是指，实践是建立在完全一致的思想系统之上的，哲学理解是实践的源泉；哲学表达最终的目的，无视思想的条件和局限。奥克肖特理解的信仰与实践的关系就是：信仰不能直接转换为描述思想状态的词汇，信仰表达的和想要表达的不是两回事，其实直到它已经表达出来，否则它本身不知道想要表达的内容。信仰的政治通过政治、培根式的繁荣、富强和福利方面的许诺，激发拯救个人的欲望。它强调变化后的政治将会压制变化，因为变化导致偏离政府已经选择的完美的政治方向。事实上，甚至在单一的文明中，人类个性也是多样的。为了充分理解个性，人们的首要任务必然要理解人类行为的存在范围，极端的思考方式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信仰的政治是奥克肖特描述的一种政治的极端状态，这种状态在政府中是指人类的完善就是目标，适应政治理性主义或意识形态政治的当代特征。它强调政府要为实现目标不断追求。
奥克肖特意识到信仰的价值，使用信仰论证其公民联合体理论。例如，奥克肖特将柏拉图的错误看作为强调或者程度上的错误：柏拉图认为神话能够强加人类信仰的观点是错误的，奥克肖特更偏好神话为理解服务。柏拉图强调神话对道德生活有效的指导作用，奥克肖特则将神话视为例证或者表达意味深长的意思。信仰不再关注政策，所以重新让人们熟悉已经相当深刻的政治领域是极其重要的。信仰可能通过废除政治达到简化的目的，但是人们不能通过简化政治逃离困境。除了复杂的政治活动，在人们所处的形势中没有任何暗示。实际上，从继承下来的复杂行为中找到适合自身的资源才是可取之道，期望从简化中达到这个目的是不可能的。
到近代，特别是从霍布斯开始，美德不再以某种知识为基础，而变成个人的爱好和偏爱，万事万物本无善恶之分，善恶完全是个人的主观评价。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里说：“任何人的欲望的对象就他本人说来，他都称为善，而憎恶或嫌恶的对象则称为恶；轻视的对象则称之为无价值和无足轻重。因为善、恶和可轻视状况等语词的用法从来就是和使用者相关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单纯地、绝对地是这样。也不可能从对象本身的本质之中得出任何善恶的共同准则……”实际上没有任何善的事情，也没有任何恶的东西，善恶只是本人的一些揣测，这就完全取消了善恶事实上的基础，个人的好恶不能推导善恶的共同准则。任何敏感而受过教育的个人，如果很少或者根本不参与促进社会集体利益的活动，就可能绝对没有成功地完成职责。假设他们通过被迫参与政治活动来完成社会职责，就会感到自己被欺骗。奥克肖特认为，政治是不充分地表达社会贡献的形式，包含精神上的麻木不仁。政治仅仅是法律和实施机关保护社会活动的细微调整，没有对社会活动作出任何贡献，甚至可能腐化社会活动。实际上，服务社会是个人容易实现的职责。社会创造个人，个人通过重构社会作出回报。而且，个人情不自禁地要重构社会，因为个人的所有活动都在改革和规定各种生活方式。奥克肖特认为，个性不因服务社会发生本质改变。
信仰的政治主张幸福是人类行为的目标。幸福不是实现事情的必要条件，而是一直在进行的活动。伦理职责无法确保人类活动为集体的社会目标服务，仅仅就是通过行动和思考使关乎行为和思想的语言恢复活力。奥克肖特所说的善的生活的伦理概念集中在社会和政治思想方面，核心的理念就是自我、社会、国家的本质。奥克肖特在描绘现代个人的生活和习惯时，暗示善的生活唯独是在历史的偶然情况下充分实现的，在文化上就形成公民联合体，法治型政府是最适合人类的条件。在行为和信仰中体现的个性是适合人类发展的条件，也是人类幸福的主要条件，个人的倾向逐渐在道德与政治词汇中得以表达。
自我挫败和盲目自信是信仰的政治的必然特征。从长远来看，奥克肖特不是说追求这种政治一定会破坏当代欧洲共同体，因为可能结果是那样的，但是那不是关键。奥克肖特认为，这种政治形式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完全的信仰只能损害当代欧洲政治。信仰的政治完全控制共同体的活动时，个性就无从谈起。政府致力于追求完美，不可避免地将会失败；在共同体之上强加单一模式，本身就意味着自我挫败。实现信仰的政治需要两个条件：首先，主要的条件就是人类权力的无限增强，这是当代史的特征；其次，在这种政治模式中存在多样解释的空间，就是对所谓的完善存在不同的解读。简而言之，如果认定信仰的政治，并期望从中受益，个人就成为完美主义者。这不是因为个人确切地知道目标，而是因为已经排除选择的可能性，对于完善的确定性感到极大满足。根据这样的逻辑，企业联合体设置各种部门是恰当的，不是因为这些部门能够体现权力的力量，而是因为它们仅仅需要按照唯一方向执行权力。这样的政治需要双倍自信，不仅自信能够获得必要权力和派生很多权力，而且自信即使人们不确切地知道构成完善的要素，至少知道通向完善的道路。
通过理性论证，信仰的政治的自信能够实现至善，劝说人们服从单一的政治模式。政府相应地从事无限的活动，发展为技术型政府。信仰的政治由于与人类的完善事业相关，政治语言和政治表达都夸大原有的意义，无限制地使用各种修饰词汇。在它看来，先例在政治治理中没有任何意义，当前远比过去重要得多，未来比过去和现在要重要得多。奥克肖特认为，社会是由复杂的活动构成的，即使人们能够辨别活动的主要方向，每个活动本身都具有大量的内部规则，这是人们无法全部知晓的。在信仰的政治中，治理就是广泛控制所有的活动。然而，当代欧洲共同体的特征表明了多样的活动和活动的方向。信仰的政治追求人类环境的唯一条件，好像这样的条件才是持久的，而不仅仅是历史的。祈求安全的政治就是信仰的政治的口号，呼吁政府推行更大的权力，而且权力更容易、更合理地集结起来。无论这样的政府提供多么精细的保护和安全，广泛而积极的权力集中是不可避免的后果。所有的政府活动都在为权力集中服务，这反而减少了安全和扩大了不稳定的因素，根本无视人们的个性。
信仰的政治就是理性主义政治或集体主义政治，人们必须警惕其危害。但是，离开信仰的政治或技术型政府，简直无法理解当代欧洲国家。奥克肖特从未表明欧洲的政治生活能够通过改革剔除信仰的政治，他只是认为适应这样信仰的政治状况的人们更适合现代生活。他勉强地谴责技术型政府，就是因为意识到技术型政府对当代国家的影响。无论法治型政府是什么，它都无法清楚地适应20世纪早期受到破坏的政治自由主义产生的两种冲动，即对现代战争的大众动员的必要性和对经济计划的要求。奥克肖特所说的法治型政府无法制定集体的政策和计划，因为这些都以实质的集体目标为前提。法治型政府也不能指挥现代战争，因为指挥战争将必然广泛动员公民追求集体目标。现代战争需要对公民发布实质的命令，而不是确保公民遵守法律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