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经济学的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即经验的研究方法或实证的研究方法是包括定性和定量两个部分的。国内传播学研究现在经常把“经验的方法”、“实证的方法”、“定性的方法”、“定量的方法”等几个概念搞混。由于经济学家不满意所收集样本的局限，定量的“数理逻辑的分析方法”开始时髦起来，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解释是：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经济学模型研究可以检验一些理念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以及推演出经济决策的各种后果。这种分析成本最低，不需要直接拿社会做实验。对于做经济学博士论文必须要用数学，我是有自己的看法的。林毅夫教授强调数学工具重要性的同时，他还指出：“数学模型是逻辑表示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如果说只有懂得用数学构建模型才能成为经济学家，那么，像斯密、李嘉图、哈耶克、科斯、诺斯等都称不上是经济学家？”对此我很认同。我的看法是，数学对于经济学很重要，但是定性的研究方法也同样重要。“中国传媒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定性的研究方法。由于本人文科出身，尽管在华中科技大学也学了一年高等数学，但毕业之后早已还给老师了，论文中并没有使用数理逻辑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研究的科学性，对此我甚为遗憾。
中国传媒产业结构升级研究属于典型的应用研究。“以前，中国的经济学多注重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很少。近2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一些新的经济现象和现实问题逐渐出现，应用研究开始成为主流。”严清华教授说。或许是受研究风气的影响，早先我是非常讨厌理论研究的。在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的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如果理论基础不扎实，应用研究也就浅尝辄止，很难深入。耶鲁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方汉明说：“美国经济学界对理论（Theoretical）和经验（Empirical）研究都很重视。一般的经济学家要么从事纯理论或应用研究，要么从事经验研究；但最近十年来能两样都做，因而能将理论和数据结合起来的学者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我对经济学的研究是从传播学切入的，回到传播学本身，也是一样。
我计划本书出版之后，花五年左右的时间做一做理论研究，德国的尼克拉斯·卢曼（Nikolas Luhman）就是我选定的一个研究对象。
在这里，我附带说一句，国内学术界有人否认应用研究的理论性。我记得2009年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与会的一位教授就质疑应用研究的理论性。“理论”一词来自希腊语“Theoria”，构建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解释事实和现象。理论的差别主要从深度和广度两个层面体现出来。一个理论的覆盖面和复杂性越高，它也就越难以经验证明。最低级别的理论是经验规律的观察。即现象描述，不能解释因果关系。其次是时间和空间都有限制的理论，如关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使用的规律研究。紧接着是中等广度的理论，如普遍的电视使用规律。有最大覆盖面的理论，如系统理论或者传播行为理论。还有社会科学中所谓的“宏理论”，它主要研究一个理论是什么以及理论建构的目标等。显然，质疑应用研究理论性的学者只看到了后两种理论，而没有看到前面的理论。
由于有长达五六年的研究做铺垫，论文的写作相对比较轻松。尽管如此，长达一年的写作也并非那么好过，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清楚。论文大约在4月中旬完稿。当我对着电脑敲完最后一个字符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不知何时，屋外起了大风。看到散落在书房里乱七八糟的资料，我的心情有点释然，也有点遗憾。释然的是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做完了这篇论文；遗憾的是创新太少，应该还可以更多。或许兴奋的缘故，那晚，我辗转反侧几乎没有入眠。夫人怕惊扰我的睡眠，小心翼翼地在厨房里张罗早餐，见我起来，问是否已经“大结局”了。我点了点头，对于夫人的“关切”，几个月来我最是恐惧，这次，我终于可以坦然相告了。此时，夫人已有身孕五个足月，看我整天憋在书房里，面对我的恐惧，她总是开玩笑说，不会等到宝宝降生吧。在这里，我要感谢夫人，感谢她的唠叨和催促，感谢她在我撰写论文期间为家庭承担的经济压力和繁琐家务。
最后，我还要开出一个长长的感谢名单。这些要提到的人，在论文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有的给了我帮助，有的给了我启发，还有的给了我动力。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严清华教授，他的建议使论文最后得以完成。
更重要的是，他多年来对经济思想史研究所形成看问题的方法和对众多经济现象独特的观察视角传递给了我。可以说，这才是我攻读经济学博士最大的收获。严老师对学生从来不会说你应该做什么或你不应该做什么，同样，你也不要奢望从他那里得到多么热烈的表扬或多么激烈的批评。如果不经意碰到他的提醒，这时你一定不要认为无所谓，那是你必须应该做什么了；或者不经意碰到他说“不错”、“不好”，这是他在表扬或者批评你了。严老师曾经对我说，搞经济学研究要研究历史，要学好数学。博士论文答辩结束之后，我曾小心谨慎地问严老师，论文质量如何，严老师头也不抬地说了句“不错”，这让我高兴了好久。
我要感谢任金州教授。任老师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他最早对数字电视、互联网的关注启发我研究数字新媒体。也正是因为他的引导，才有了后来我的出国留学和这篇经济学博士论文。任老师从来不干预学生的选择，相反，总是支持和尊重。他认为兴趣很重要，在一个研究领域，你如果既能收获快乐，又能收获成果，这是非常美妙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任老师总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帮助，正是借着这份帮助我才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么多年来，苦于没有机会说出口，但我心里一直装着这份感谢。
感谢长江学者胡智锋教授对我的关注和启发。认识胡老师是在十六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经济日报社实习快结束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罗振宇慕名去拜访他。
我和罗振宇都属于块头很大的那种，后来回忆这起拜访，胡智锋总是开玩笑地说：“我听到走廊里响起蹬蹬蹬蹬的声音，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呢？”胡老师当时住筒子楼，在堆满书的那间小房子里接待我们。那次会谈，对我们是一次思想启蒙，也是一次人生引路。后来，我和罗振宇都成了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的研究生。罗振宇后来走了实践的路，成了中央电视台《对话》和《经济与法》栏目的制片人，我走了学术的路。十多年来，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去见胡老师长谈一次，对于媒体实践，对于学术研究，他的真知灼见总给我启发。作为《现代传播》的主编，每次见面的时候，他总催我要论文，但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一篇论文都没有交。当然，不是写不出来，而是一直没有满意的。我不想交给胡老师的第一份作业是水货，这样会愧对老师十多年的栽培。
感谢陈卫星教授，本书制度分析一章是受了陈教授的启发。陈卫星教授是国内屈指可数的传播学理论大家，平时聊天，他的话不多，也很简洁，这跟他学术研究的风格迥然不同。没有很深的传播学理论基础，他的著作你是很难读进去的。我在给本科生讲授传播学概论的时候，我总要给他们推荐陈卫星教授所著的《传播的观念》一书，推荐完之后，我总附带说一句，你们别指望能读懂。我对理论研究的兴趣就是受陈卫星教授启迪的。他说，应用研究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探索很重要，但应用研究成果也很短命。理论研究的成果是思想，而思想可以永远流传。受陈卫星教授的影响，我对德国当代伟大的社会理论家尼克拉斯·卢曼（Nikolas Luhmann）产生了兴趣。他说，当前国内理论界热捧约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其实在德国还有一个跟约根·哈贝马斯实力相当的思想家，那就是尼克拉斯·卢曼。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阶层分化理论，卢曼的社会功能分化理论具有现代性。他觉得我懂德语，如果有兴趣，可以好好研究卢曼。令人高兴的是，就在撰写这篇后记的时候，我申请的课题《卢曼的传播思想研究》获得了中国传媒大学针对青年教师的科研培育项目的研究资助。
感谢蔡帼芬教授对我寄予的希望和一直以来的支持。2004年底，我从德国回来，是蔡老师接纳了我，给我提供了目前这份教书工作。2005年，我报考武汉大学研究生，蔡老师也是全力支持。可以说，没有这份支持，这篇论文实难完成。同样的感谢还要送给刘利群教授，她在任国际传播学院院长期间，对我的博士论文很是关心，见面的时候总是询问其进展，这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当然也包括压力。感谢刘笑盈教授对我的帮助。在国际新闻研究所，我曾经是刘教授的助手。刘教授学识渊博，研究兴趣横跨多个学科领域，而且每一个涉足的领域都留下重要的研究成果。他传授我很多学术研究的方法，帮我节省了很多劳力和心力。我还要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蔡翔教授对本书出版的支持。蔡教授知行合一，是我的师长和楷模。
感谢颜鹏飞、王元璋、乔洪武等三位教授对我的指导，在论文的开题阶段，他们给予了很多批评性建议，这些建议对论文的最终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还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尽管永远不会读，永远也读不懂我的论文，但我从他们的眼神里读懂了“希望”。感谢我的岳父岳母，在我撰写论文期间，他们两次来京，帮助我承担了很多家务。没有他们的支持，我很难有完整的时间闭门写作。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时用一辈子辛辛苦苦积攒的储蓄来接济我们，让我们感动，也让我们受之有愧。
应该感谢的还有很多，在这里我就不一一例举了。对他们，我要说的是，你们的帮助和支持我会永远装在心里。
时间过得真快，论文答辩完成时，儿子尚在孕中。现在，这本书要出版时，儿子已经整整五个月了。在答辩论文的后记里，我说，“要把论文作为礼物送给我的宝宝，是他（她）给了我最后冲刺的力量。”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仍然要说，这本书还是要作为礼物送给我的儿子落落宝宝，是他让我明白：有一种“快乐”和“责任”值得你无怨无悔地付出。
肖弦弈
2010年1月4日星期一
于北京朝阳区青年路华纺易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