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政党衰落”问题的意义
本书探讨二战后西方政党发展状况的切入点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政党衰落”（the decline of political parties）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政界和学界围绕着政党是否衰落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政党在当代西方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
政党是现代国家政治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诞生和发展是人类社会政治历史中的一大进步。在奴隶社会中，私有制使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从那时起，政治的逻辑就取决于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所做的不同解读。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不管是神权政治还是王权政治，都极力强调国家对于社会的统治地位，政治权力成为排除人民权利、对社会施以压迫的工具。在与封建神权政治和王权政治斗争的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们提出了“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具有鲜明历史进步性的政治理念，从而把国家权力与人们天生的权利联系起来，强调了社会对于国家的决定作用——国家管理社会的权力并非由国家本身产生，而是来自社会，来自民众的授权，国家权力应当服务于社会和民众，同时理应受到社会和民众的监督。与上述原则相应的现实的政治形式就是代议制民主，由民众通过定期选出的代表来行使自己的权力。
显然，要使代议制民主具有可操作性，就要求社会具有相当的组织化程度，需要有一种强大的中介组织来反映民情、集中民意、完成选举过程的操作、保证政府的运转，从而将国家与社会、选民同政府连接起来。于是，政党作为争取政治权力斗争的组织化形式应运而生，并随着西方民主制度的日趋完善而不断走向成熟。
不过，与今天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出现、发展和在政治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实是相当晚近的政治现象，正如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维尔热（Maurice Duverger）在1951年所指出的那样，“真正的政党存在至今仍不足一个世纪，在1850年，现代意义的政党仍未在地球上任何国家出现（美国除外）”，政党这个时期的出现和发展“显然是与民主制度的发展息息相关，换句话说，是与公民投票权的普及及议会权力的扩大结合在一起的”。然而，就在这短短的历史中，政党受到的怀疑之深、批评之甚远远超过了议会、内阁、法院等西方政治体制的其他组成部分。我们可以说，政党是在不绝于耳的批评之声中不断开辟着自己的前进道路。在过去的150多年里，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对政党的评价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政党产生之初，许多人从根本上否定政党，其主要原因是把政党与宗派混为一谈，担心政党会威胁到政治秩序的稳定，造成社会的分裂。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对政党谋求派别私利、分裂社会和国家极为担忧，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一贯反对政党政治，甚至在卸任总统职务时发表的告别演说中还念念不忘地告诫美国人民要“警惕党派思想的恶劣影响”，批评政党会给野心家以可乘之机来“颠覆人民的权力，篡夺政府”，从而成为民选政府“最危险的敌人”；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托马斯·杰斐逊反对政党的态度也很坚决，“如果说不参加政党就不能进入天国，我宁可根本不去天国”。第四任总统、有“美国宪法之父”美誉的詹姆斯·麦迪逊总结说，“党争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利益和集体利益”。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对政党的批评很大程度上出自直观的感性认识，理性思考的色彩较少。第二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党一方面作为“不可避免的祸害”逐渐被接受下来，另一方面则受到了全面的、系统的批判。这种批判在比较政党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俄国政治评论家莫伊谢依·雅科夫列维奇·奥斯特洛果尔斯基（Moisei Yakovlevich Ostrogorski）写于1902年的《民主与政党组织》中就已初见端倪。在这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中，作者在对英国和美国代议民主制度下政党组织的作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勉强承认政党是英美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着重指出了政党政治的弊端：政党组织及其核心集团通过巧妙地操纵民意来攫取自身的权力；选民投票所反映的并不是他们经过负责任的思考后作出的明智选择，而是党的中央机构和领导人操纵的结果，他们选出的政治精英们本应在议会中进行的富有理性的讨论，却被议会外的政党组织引入歧途；政党会由此变得专断，最终将歪曲代议制原则，损害代议制政府的功能。如何消除这些弊端？奥氏提出的办法是“联合但不统一”，即不再建立以获取政治权力为长期目标的永久性的政党组织，代之以个人自由组成的追求有限目标的临时性团体，一俟目标实现就将其解散。1911年，德裔意大利籍学者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出版了他的传世名作《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进一步阐发了奥斯特洛果尔斯基的观点。在书中他通过对德国和其他国家社会党的深入考察，明确提出了“寡头统治铁律”——政党本来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可是一旦政党组织得到巩固，维持和扩大组织就成了它们的首要目标。
党的领袖拥有智识、技能和心理等方面的优势，却因为追求权力而抛弃了自己的信仰。普通群众面对日益专业化、复杂化的政治事务显得手足无措，只得感激、信任乃至盲从领袖的权威。于是“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受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这样一来，政党组织无论在将来取得怎样的发展也难逃寡头统治的命运，“最多也只能成为一个对国家组织低效的微型拷贝”。他宣布“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社会党，而且是近代以来的各种先进政党都无法逃避的历史铁律。奥斯特洛果尔斯基和米歇尔斯对政党的上述批判，其着眼点在于防止政党组织剥夺个人自由、歪曲个人意志，是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角度对西方反政党传统的又一种体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党在西方政治体制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终于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学者沙特施奈德（E.E.Schatt schneider）在出版于1942年的《政党政府》一书的开篇中就直言不讳地宣布：“政党的兴起是现代政府明确的、根本的、区别性的标志之一。事实上，政党作为政府的缔造者，特别是一直作为民主政府的缔造者，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政党创造了民主制度；而除却政党，现代民主制是不可想象的。”1951年，迪维尔热在其被誉为政党研究领域“里程碑”的经典著作《政党概论：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政党及其活动》中，着重肯定了政党存在的合理性，指出政党是在人民群众开始真正地进入政治舞台时出现的，是人民培养和吸收自己的精英分子的机制，它们在任何民主体制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尽管政党组织中确实存在着不符合民主原则的寡头统治倾向，但也有相应的程序和机制来限制乃至抵消这种倾向。1966年，拉帕隆巴拉和魏纳（La Palom baraand Weiner）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入手，阐明了政党是现代政治体制的产物，当一个政治体制内的各类活动达到相当的复杂程度时，政党就应运而生，因此我们可以把政党看作是政治现代性的表现之一。美国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在1976年出版了政党学著作《政党与政党体制》，明确地把政党和宗派区分开来，指出政党是“一种组织，其追求的目标，是将所认可的代表，置于政府职位之上”，他还肯定了政党体制的作用，即通过政党之间的有序竞争，实现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维持政治体制的稳定。
然而，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的开展带来了技术的高度进步、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引起了西方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进而导致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变化，作为西方民主制度中最活跃一环的政党又一次首当其冲。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对政党的批评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政党衰落”、“政党危机”成为欧美政治学界激烈争论的话题。早在60年代，不少学者就开始对政党在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提出疑问。1966年，丹尼斯·J．戈德福德（Dennis J.Goldford）宣称，在西方国家中“各种反对政党的方式和迹象随处可见，已成为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一年，美籍德裔学者奥托·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指出，“在今日的西方工业社会中，政党的作用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突出，而是有限得多”。1969年，安东尼·金（Anthony King）在考察政党在西方民主制度中的功能时断言，“在政治学领域内，政党曾被赋予了极端的重要性，但现在至少应该说我们已对其重要性产生了某种怀疑”。70年代后，“政党衰落”的说法被明确提出。
1970年，沃尔特·迪恩·伯恩汉姆（Walter Dean Burnham）第一次指出美国政党出现了“逐渐消亡的长期趋势”。此后，西方学者对”政党衰落”问题作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一些比较系统的理论。1992年，汉斯·达尔德尔（Hans Daalder）对60年代以来的各种类型的“政党衰落”学说作了如下概括：（1）从原则上否定政党，即一贯否认政党的合法地位，把政党视为对良好社会的一种威胁；（2）选择性地否定某些运作不良的、有缺陷的政党，但不否定政党本身；（3）选择性地否定某些“不合理”的政党体制；（4）政党多余说，认为政党对当代西方民主政治而言重要性日益降低，其他政治行为主体、其他政治制度已经取代了政党和政党体制从前发挥的许多重要的政治功能。其中，政党多余说是当代西方“政党衰落”说中最主要的论点。
西方“政党衰落”问题只是本书的切入点，本书要关注的问题还有很多。当代西方“政党衰落”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静止的现象，而是与外部环境息息相关的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60年代初，查尔斯·弗兰克尔（Charles Frankel）等人把选民党派性的削弱与西方的经济繁荣联系起来；60年代末以来，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新议题的产生和新政治活动主体的出现成为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罗塞尔·达尔顿（Russell Dalton）等人对“政党衰落”作出解释的依据。70年代后，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安东尼·金等人把西方的“政党衰落”归结为经济衰退和政府处理经济问题不力的结果。
近年来又有一些学者提出，“政党衰落”是一种后工业社会的现象，但他们的观点受到了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后者把“政党衰落”视作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总而言之，西方“政党衰落”问题贯穿了过去40多年西方国家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始终，至今尚未有定论。那么，究竟什么是“政党衰落”？哪些因素造成了“政党衰落”？如何看待“政党衰落”对西方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影响？“政党衰落”的发展趋势又会怎样？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并作出初步的回答，不仅能够使我们正确地认识40多年来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过程，客观地评价政党在当代西方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有利于科学地预测西方政党未来的发展趋势，加深对西方政党政治本质的认识，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