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秀（224～271）字秀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公元268年他官至司空，位列主管工程、屯田、水利、交通的副宰相。由于职权范围和工作需要，他接触和使用到大量的地图和地理书籍，使他研究地理问题与领导地图制作。《晋书·裴秀传》说他：“又以职在地官，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暗昧，于是甄摘旧文，疑者则缺，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禹贡地域图》也即当时的一部全国地图集是怎么绘制出来的呢？他“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为地图十八篇。”可见其范围涉及“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表现了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国盟会旧名、水陆路径、县邑、疆界、乡陬等。此图集可能有总图二幅，一为“古九州”图；一为今“十六州郡国”图。然后又依十六州郡国，各有一幅图，共计十八幅，成为反映当时全国古今及各州郡国的一部地图集。这一巨大工程，由他组织领导，在门客京相璠等人的协助下完成。
此外，他还编过《方丈图》，把汉朝的全国地图以一寸为百里（约1:180万），缩成一幅晋朝的《方丈图》。此图“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
由于长期测绘工作的实践，在《晋书·裴秀传》中留下了我国三世纪系统、科学、合理的制图理论，也即“制图六体”，今译如下：
“绘制地图有六项法则：一为“分率”，即比例。用它折算图与实际地物之间的数量关系。二为“准望”，即方位。用它确定地物的位置、方向。三为“道里”，用它确定地物间的距离。四为“高下”；五为“方邪”；六为“迂直”。后三条法则的使用各因地制宜，都是用来校正由于地形起伏、方向偏差和物体之间迂回弯曲而引起的误差。地图只有形状没有比例尺，就不能判断远近与大小。只有比例没有方位，虽然某一处正确了，但在其他方向必然产生差错。有了方位没有其间距离的准确数据，那么在山海相隔之处就无法正确表示在图上。有了距离间的里数，如果没有考虑地面起伏、方向曲折引起的偏斜及道路迂回曲折引起的误差，那么图上的里程数必然和实际的距离不一致，方位也会不正确。所以，这六条制图法则在使用时要互相参照。地物虽然受高山、大川的阻隔，即便难于到达绝险之地，以及高低曲折产生的误差都可以校正，而使地形、地物较为准确地反映到地图上来。”
制图六体的前三条法则，阐述了地图的比例、方位和距离，是现代地图绘制不可缺少的数理元素。后三项原则论述如何正确确定表达两点距离的方法。要考虑由于地面起伏、方向偏斜和将曲线变为直线产生的误差。即将斜距归化为水平距的改正（高下）；方向偏差的改正（方邪）和曲线改正（迂直），最后才能得到不带或少带误差的“飞鸟直达”距离。
裴秀的“制图六体”是汉魏制图实践的理论总结，奠定了中国中古时期制图的理论基础，使古老的制图学奠定在数学科学的基础上。此理论一直应用到明朝末年，运用了1400多年。因此它是有划时代的突出意义的。所以英国李约瑟教授称裴秀为“中国制图学之父”。
附“制图六体”原文
“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证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险夷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一隅，必失之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数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