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
秦文学是一片空白。遗留下来的秦文献，只是秦始皇巡狩封禅时，散在泰山、琅王牙台等几处的刻石，内容均为一些歌功颂德之作。这些碑文一般是四言韵语，阿谀歌颂，对后世碑志文有影响。
完成于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由吕不韦门客集体著作的《吕氏春秋》，有一定时代意义。它取材很广，包含春秋战国以来的各派思想，组成自己的完整的体系，是战国末年的统一形势在文化上的要求和反映。它和先秦其他子书一样，有不少片断借寓言故事来说理，明晰生动，富于文学意味。
秦代文学的代表作家是李斯。统一前他的《谏逐客书》，指出秦统治者“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之非计，不仅表现了政治家的远见，而且也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晚期斗争剧烈、各国统治阶级争取人才的历史，是一篇富于文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散文。
此外，秦有《仙真人诗》和“杂赋”，今俱不传。
秦亡之后，楚汉相争，纵横之风复起。这样的局面，虽不可能再现战国的百家争鸣，对汉初的文学，却很有影响。公元前206年，刘邦重新统一中国。
汉初除秦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又除所谓“诽谤妖言之罪”，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在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下，汉初的哲学、社会思想，还是比较活跃自由的。由于安定社会、巩固封建王朝的需要，汉文帝、景帝、窦太后和相国曹参等俱好黄老，因而黄老思想成为汉初主要的统治思想。司马谈的《论文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五家都有所批判，而完全肯定了道家，这是在黄老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著名论文。
汉初楚文化的蔓延，对于一代文学也有较大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的中原文化与南方的楚国文化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楚人对自己的文化，怀有深挚的感情。从南冠君子钟仪的“乐操土风”，到屈原的“哀州土之平乐”、“悲江介之遗风”，再到楚南公所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可见随着楚国的逐步沦亡，楚人的地域文化心理愈加强烈。有此历史文化背景，刘邦及其功臣起于楚地，在据有天下之后，对楚文化仍有着本能的依恋。《汉书·礼乐志》云：“凡乐乐其所生。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如此偏好，既有对乡土文化的热爱，对北方文化的傲视，也是尊崇汉家政权的政治需要。其时，不独楚服、楚舞、楚声为汉人所重，汉人抒情写意，也大抵借助楚歌，汉世文人抒写贤人失志，也往往借助屈原的形象。“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骚体赋上承楚辞余绪而兴起，并成为当时赋体文学的主流。
其著名作家有贾谊、晁错等。他们的政论文大抵富有感情，畅所欲言，有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其中贾谊的某些文章如《过秦论》、《陈政事疏》等更著名，文学性亦较强。辞赋主要继承骚体传统，也开始向新赋体转化。汉初骚体赋的作者，由于时代和生活的不同，多缺乏屈原那样先进的思想和强烈的感情，往往只是强为呻吟。但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以及骄奢享乐风气的形成，也引起了封建文士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变化。因而辞赋的思想内容也不免多少引起了变化，即由抒发个人的强烈感情变为铺张宣扬统治阶级的华贵和享乐生活，由严峻的讽刺责斥变为温和的讽谕劝戒。辞赋思想内容的变化，必然引起体裁、形式的逐渐变化。贾谊是汉初骚体赋的优秀作家。标志着新赋体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发》。
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和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思想文化也表现着变化和发展。武帝即位，即逐斥“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武帝“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并由于董仲舒、公孙宏的建议，兴太学，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因而儒学大兴，完成了思想的统一。从此结束了百家论争，思想定于一尊，严重地束缚着学术文化的发展。
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是武帝时代最大的思想家。他以阴阳、灾异说明“天人相与之际”，即天道和人事的相互关系，认为天命对帝王有最后的决定权，“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但“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则刑亦不可少。董仲舒的思想显然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含着阴阳家和法家的思想，统一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确实代表着当时的统治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的所以统治，而且也教导了汉王朝怎样巩固统治。
在这一时期，因散体赋的崛起，赋体文学进入了鼎盛时期。散体赋是随南北文化合流，熔铸诗、骚、散文而成的一种新文体。作家受到压抑的文学激情在散体赋中得到很大程度的满足，散体赋因而成为当时最有文学意义的文学样式。
虽然汉赋被后世尊为一代文学之盛，但真正标志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并不是汉赋，而是散文中的《史记》和诗歌中的汉乐府民间歌辞。
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以其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创造精神，写出了一部辉煌的著作《史记》。《史记》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记述了我国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的三千年间的历史。司马迁自述他写《史记》的目的是“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热烈地歌颂了一些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物；描述了许多卓有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爱国者，赞扬了他们的光辉业绩。对历史上的一些黑暗势力，诸如暴君、酷吏、变节者，都作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尤其是他敢于揭露当代的开国之君和当世的帝王，表现了刚正不阿的品质和非凡的胆识。总之，不以涉高位者之嫌而隐善恶，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地位高低湮业绩，这正是《史记》一书的独到之处，也正是司马迁伟大的地方。《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一部出色的传记文学作品。它开创了以写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生动地描写了人物形象，使人们读这些人物传记时，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历史人物画廊。它在文学上的价值并不下于它的史学价值。《史记》生动、简炼、气势流畅的语言，不仅是后世散文作品的典范，而且它在描写人物、组织情节等诸方面的技巧，也是后世小说家、戏曲家学习的榜样。
以武帝为首的汉王朝统治者，随着伟大帝国的日益隆盛，不仅需要哲学和历史来解释现实统治的合理，而且也需要祭祀天地鬼神，庆太平，告成功。这一需要与儒家的指导思想相结合，进一步制礼作乐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文化措施。于是“乐府”有更大的发展。“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所谓武帝立乐府，只是意味着他自觉地把乐府机关扩大，充实内容，规定具体任务，即采诗、制订乐曲和写作歌辞。“采诗”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这就使那些“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赵、代、秦、楚等等地方民歌，有了纪录、集中和提高的机会。可惜除《铙歌》十八曲外，西汉乐府民歌绝大部分都没有流传下来。由于文字讹误过多，《铙歌》一般很难读，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状的篇章，明白可诵，表现了一定的现实意义。乐府除搜集、歌唱民歌外，也创作诗篇以备歌唱，作诗者有宫廷文人“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可见一时之盛。但今存《十九章之歌》，却很少文学价值。乐府作曲者则有“佞幸”和“外戚”的李延年。他能歌善舞，尤其善制“新声变曲”。他原是民间乐人，他的“新声变曲”的来源是西北外民族和民间的音乐。可见武帝时代的乐府，不仅规模宏大、内容充实，更重要的是，它充满了民间歌诗、民间声乐的气味。这是乐府的重大发展，有划时代的意义。
汉武帝以后，西汉封建王朝逐渐转入了衰微的时期，西汉后期的文学也呈现着停滞或衰落的状态。一般政论文（如奏疏），大都蒙着神秘的今文经学说教的外衣，迂腐板滞，绝少生气。宣帝时，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是惟一可贵的作品。它不仅反映了西汉中叶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而且形式新颖，语言净洁流畅，通过对话论辩，也刻划了不切实际、迂腐可笑的儒生形象。刘向著书，引历史传说或寓言故事以说明一理的某些片段以及少数政论文或学术文有一定价值。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因而辞赋又盛极一时，王褒、刘向等都是著名的作者。实际此时辞赋已成为帝王贵族的娱乐品，如倡优博弈之类，极少文学价值。今存王褒《洞箫赋》一篇，可见一斑。
西汉末年，政治危机加剧，王莽改朝换代，国家权柄易人。作为统治思想的今文经学的神圣地位发生了动摇，古文学派代之而兴。学风的转变，影响到文章的复古。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是第一篇批评今文学派的文章。西汉后期最大的辞赋家扬雄早年模拟司马相如，颇好辞赋，其谏猎、郊祀、宫观等赋，大抵未出司马相如赋的表现模式。汉赋之走上模拟的道路，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扬雄后期因仕途不遇，从政意识淡化，不仅对辞赋持偏激的否定态度，而且冀望成为立德而兼立言的圣人。他仿《论语》、《周易》而作《法言》、《太玄》，为文折衷儒道，不乏新颖的见解。汉末与魏晋文人之企慕玄远，所受扬雄影响明显。但因扬雄着意模仿圣人，对经学文风不免矫枉过正，文章失之于古奥，颇为后人所诟病。
西汉后期，乐府事业继续发展，哀帝时乐府人员增加到829人。丞相孔光、大司农何武审核的结果，认为“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因此哀帝就裁减了乐府半数以上的民间乐人。但“豪富吏民，湛沔自若”，乐府民间声乐的影响是深远的。
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代表着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东汉经学极盛。官、私学都很发达，太学生到东汉末增加到3万人，不少私学门徒常达千人，“编牒不下万人”。今文经学西汉末已开始谶纬化。东汉谶纬大行，光武因谶记中的天命的预言，崇信非常，曾“宣布图谶于天下”，并“多以决定嫌疑”。
东汉的文学，在今文经学和谶纬的迷雾笼罩之下，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不良的影响，但也出现了新的现象，表现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
由于西汉以来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东汉开始出现“文章”的概念，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等散文家和辞赋家都被誉为文章家。同时不少文士“以文章显”，文章和学术著作主要是和经学的区分愈来愈显著。“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特立《文苑传》，更具体地反映了文章家和经学家的分化。既有今古文经学家的对立和分化，又有经学家和文章家的对立和分化。这是统治阶级内部复杂的矛盾在学术文化上的反映。随着文章家的出现，文章与生活的关系更密切，用途更广泛了，文学形式的运用和变化也愈来愈复杂了。文学思想仍以王充的观点最为明确和进步。他注意到文章和经学著作的区别，强调“造论著说之文”（诸子或政论散文），“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的创造性和政治性；认为文章应起“劝善惩恶”的批评教育作用，“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他从“疾虚妄”的思想出发，反对一切“华伪之文”。
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著作，班固的《汉书》则是它们的杰出的代表。它沿《史记》的体例，“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反映西汉一朝的历史，是我国最早的断代史。它的某些人物传记，叙事细密准确，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政论散文继承西汉的传统，以王符的《潜夫论》、崔实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为最著名。它们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有时代意义。但思想文采俱逊于西汉政论文。
儒重群体规范，道重个人自由。汉末文人之调和儒道，必然导致思想和行为偏离正统。反映于文学，使作家在注重外在事功的同时，又热衷于表现个人的生活与情志，抒情文学因得复苏。
《诗》、《骚》抒情精神的复苏，对辞赋的创作心态、创作方法与结构体制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汉末赋之走向抒情化和小品化的实质，乃在于赋家的诗人化和赋的诗艺化、诗境化。张衡、蔡邕、赵壹等人的辞赋，或自明心性，自伤身世，抒发愤悱；或师法庄老，皈依自然；或表现汉人罕言的性爱，大都情景交融，词句清丽。而一些揭露和批评时政的赋作，已不再有“劝百讽一”的敦厚面目，而颇具“诗人的愤怒”。
这时的文章，因时势使然，大都发愤而作，兼有“清议”性质。又因两汉辞赋陶冶了作家文学修辞能力，东汉的文章，句式渐尚俳偶，词藻渐趋华丽，到汉末更富于文采和气势。汉末文人思想行为的偏离正统，文学的抒情化与渐尚华丽，实已预示着建安时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觉醒的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