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必须通过对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来获得。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源于人类创新能力的提高，这必须通过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来获得。只有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才能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劳动队伍和一大批科技人才，为区域技术创新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技术保证，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和张力。人力资本是构成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区域的人力资本规模、人力资本结构、人力资本素质、人力资本投入及人力资本供求关系直接影响区域的发展。这是因为，人力资本是对人进行投资而形成的资本存量，体现了知识和技术，而正是这种知识和技术的提高，使得技术创新及其普遍应用成为可能，从而推动经济进一步快速增长。尤其是在现代化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例如战后美国农业生产增长，只有20%是物质投资的结果，80%主要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人力资本投资将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力。根据卢卡斯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式，人力资本存在内在效应和外在效应：内在效应是指个人的技能水平可以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外在效应是指个人的技能水平对社会和对其他生产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卢卡斯认为，一方面，个人的技能水平会提高劳动者自身的生产率，另一方面，这种技能水平会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从家庭旧成员传递给新成员，从旧产品扩展到新产品，从一个企业传递给其他企业，因而对所有其他要素的生产率都会有积极贡献，进而使产出的生产具有递增收益。正是这种源于人力资本外在效应的递增收益，使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发动机。从生产过程角度看，人力资本有要素和效率两个方面的生产功能。前者是指人力资本是生产过程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或投入要素。后者是指人力资本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其途径是：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自身的生产效率，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可以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一方面直接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同时它又通过促进科学和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科学和技术进步依赖人力资本的提高，而技术进步是人力资本规模收益率不下降或者提高的根本原因。可见，经济增长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同时也依赖于人力资本的增加。现代生产力系统中，人力资本不再仅仅是一种生产要素，而是一种能够支配和调控其他资本要素，实现系统协同增值的能动性或本源性的资本要素。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哈比森1973年在《国民财富的人力资源》一书中写道：“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民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舒尔茨指出，劳动者成为资本拥有者并不是由于公司股票的所有权扩散到民间，而是由于劳动者掌握了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这种知识和技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的结果，它们和物力投资结合在一起，是造成技术先进国家生产优势的重要原因。因此，经济学家们也将人力资本称为“第一资本”。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技术创新的竞争，而这种竞争的本质就是人力资本的竞争，这也是人力资本价值上升的重要原因。顺应资本运用的多元化趋势，走出传统经济发展思维误区，实现资本运作重心由物向人的转变，是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途径。
§§§第二节 以法治促进区域核心竞争力提升
一、制度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1.制度经济学派关于二者关系的论述
以凡勃伦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派强调科学技术对制度的影响，凡勃伦在其《企业论》、《工程师和价格制度》、《有闲阶级论》等著作里论述了科技创新对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根据凡勃伦的论述，制度是由物质环境（技术）决定的。因而，制度必然随着物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制度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它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习惯方式。”“技术是不断变化的，制度变化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技术变化。”技术变化引起制度变迁的机制有两种：一种通过对人们形成压力而引起制度变迁。“不管怎样，人们在为了符合改变了的形势的要求而调整思想习惯的时候，总是迟疑不决的，总是有些不大愿意的，只是在形势的压力之下，已有的观点站不住脚的时候，才终于这样做。制度与习惯观念因环境改变而作出调整，是对于外来的压力的反应，其性质是对刺激的反应。”二是通过影响人们生活的便利程度而引起制度变迁。“如果一个团体在以前的情况下进行的那种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环境下，就那个团体的生活过程的效率或便利程度而言，曾经获得在大体上尽其力可以达到的最高成就；那么在这个时候，同样的、没有改变的生活方式，在改变了的环境下，就不再能产生以前那样的尽其力可以达到的最高成就……这时如果能改变方式来适应改变了的情况，就会减少便利程度降低的可能。”与此同时，凡勃伦认为旧的制度可能对技术创新产生不利的影响，也可能产生有利的影响，而制度创新一般会促进技术创新。
凡勃伦的学生艾尔斯把凡勃伦的观点进一步发挥，坚持“技术决定论”的彻底性，并且认为制度对于技术创新除了阻碍以外，已没有任何积极作用。他认为：“由于其固有的特征，制度（仪式特征行为）本质上是静态，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制度始终起着消极的作用，它抵抗变革。”“技术本质上是不断发展的，而社会的制度结构本质上是静止的、抗拒变革的。”科学进步和技术变革有利于包括设计、器械、工业和科学过程等工具的使用，新的技术是以前存在的器具和观念的组合和结合。
而以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则创立了一套全新的制度理念，其中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的关系理论是其制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诺斯强调制度决定论，认为对经济增长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创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在此基础上，诺斯进一步指出：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它们不过是由制度创新决定的经济增长本身的表现而已。正是由于制度的创新，才有了技术的创新、教育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从而才会有经济的增长。显然，这既是诺斯在经济增长问题上的“制度决定论”的进一步表达，同时又体现了诺斯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问题上的“制度决定论”观点，即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在具体讨论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时，诺斯坚持认为，是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他指出，正是制度的进步——如专利制度对技术创新的保护——刺激了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等促进技术发明的制度的建立，历史上的技术进步就不会那么迅速。“付给数学家报酬和提供奖金是刺激努力出成果的人为办法，而一项专为包括新思想、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则可以提供更为经常的刺激。没有这种所有权，便没有人会为社会利益而拿私人财产冒险。”在肯定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诺斯并不否定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作用，认为技术创新不仅增加了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而且降低了某些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
2.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关于制度与技术创新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概念，但却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分析，从哲学的高度上解决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论述了对技术创新进行制度激励的思想。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强调技术创新对于制度的作用。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在生产力中，生产资料和劳动者都是和一定的科学技术密切结合的，生产工具的发明和创造，劳动对象的革新和作用，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直接生产力”，而生产力具有内在动力，它经常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同生产力不断发展变化的状态比较起来，生产关系一经建立，则是相对稳定的。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及其发展变化决定着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即技术的发展变化（技术创新）决定着制度的变迁（创新），是技术和生产力的内在变化引起了原有的生产关系的外在不适应，从而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把制度创新的原因或根源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当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时，就要求突破旧制度，建立起符合它的性质、适应它的发展的新制度。从这一角度来看，技术创新会导致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同时也通过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推动制度创新。
其次，马克思不仅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还十分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反作用。由此可见，制度对于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便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就要求对旧的生产关系进行改变，重新安排，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一定的社会制度是决定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基本前提，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根本因素。
3.充分认识制度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
纵观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与技术创新二者关系的理论，无论是以凡勃伦为代表的技术决定论，还是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决定论，都走入了一个极端。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二者的关系，即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必然对制度的变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第一位的变革作用；同时，制度又会反过来给技术进步以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制度变革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同时又可以看作是技术进步决定制度变革的表现，因为只有适应技术进步要求的制度变革才能促进技术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因而才具有生命力。由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制度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因为，任何技术创新都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化结构体系和相应的制度背景下进行的活动。在促进区域技术创新的各种因素中，制度的作用尤为重要。吴敬琏先生认为：“高新技术产业要能发展，必须以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体制存在为前提。”“如果我们热心于发展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就首先应当热心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只有这样的制度安排，才是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
二、法律制度安排与区域技术创新
法律制度是促进区域科技创新的制度安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创新对于法律制度的需求是由技术创新所具有的求利性、外部性、多角色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决定的。尽管不同的法律制度安排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的功能和作用各不相同，但其核心功能是解决技术创新的激励与约束问题。丹尼尔·W·布罗姆利认为，任何一个制度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个人行为形成一个激励机制。通过这些激励，每个人都将受到鼓舞而去从事那些对他们有益处的经济活动，但更需要的是这些活动对整个社会有益。把创新视为提高创造财富潜在的现实能力的一种行为，那么创新不仅对创新者个人是有益的，而且最终社会利益将因为个人的创新而得到增进。正是创新的这一规定性，决定了对创新行为的激励是必要的。法制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持久、稳定的激励与约束，这一核心功能的实现是通过降低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减少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和不确定性等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