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法治有利于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管理完善的信用环境
现代区域经济是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即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过程中形成的物质流、货币流、信息流都是以信用的存在为前提。一个高效率的区域市场必定是一个信用良好的市场。一个信用缺失的区域市场肯定是一个效率低下的市场。信用缺失会导致交易成本提高，严重时还会导致交易链的中断。交易链中断一旦波及到整个区域经济，会导致经济的衰退和竞争力的衰弱。因此，区域竞争力、凝聚力、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不仅仅取决于经济结构与产品质量的优化、地理气候交通环境的优越，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区域是否具备信用环境，诚信品级是否在竞争圈内形成共识。信用是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的精神财富和价值资源，甚至能够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本。成熟而健康的市场信用交易，是建立在信用管理体系之上的，而信用管理体系的支柱之一，就是完善的信用惯例和相关法律法规。区域社会信用的建立，要求有统一公平的法律，只有统一公平的法律，才能以其权威性、强制性来约束个别社会主体为私利而破坏诚信的行为，从而保证整个社会的公信度。因此，必须建立健全信用法律法规体系，依靠法治的力量，把一切信用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地方立法中要完善有关债权保护的规定，以确保信用关系中债权人的权益不受侵犯，并强制债务人履行其清偿义务；严格规范涉及信用记录、使用及评估活动的机构和组织，为信用信息的收集、利用、披露、评级、管理等活动提供法律依据，规范企业和个人经济行为，引导企业和个人诚信交易、守法经营、有序竞争；对失信人的违约行为实施更加严厉的赔偿和惩罚规则；要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地方立法中对欺诈和非法侵占等恶意背信行为的有关规定，依法惩治此类犯罪。例如，上海市在率先制定出台《上海市个人信用联合征信试点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紧完善地方性信用法规，将逐步出台个人征信管理办法、企业征信管理办法和公共信用记录归集与使用管理规定等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即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整体框架下进行地方性法规的设定，在信用信息的采集和信用报告的使用等环节，进行必要的制度性安排，使诚信体系建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法治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制度基础
1.法治为增强区域配置资源的能力提供制度基础
影响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因素，不仅仅是区域所拥有的资源数量和质量，更重要的是其配置资源的能力。在这里，所谓配置资源是指物质、土地、货物和资本的配置、人力资源的配置和信息资源的配置。配置资源的能力是指配置资源的范围、配置资源的数量和配置资源的效率。只有提高了配置资源的能力，区域才能集聚能量和资源，产生聚集效应和领先优势。以此为基础，通过对资源要素的重组、整合，促进和带动相关产业升级和扩充，向周边和外界扩张和辐射，不断扩大规模和持续增长，从而提升区域竞争力。法治通过制度安排影响交易费用，进而影响区域配置资源的能力和区域价值创造。在经济一体化大潮中，如果其他社会资源配置大致相仿，效率与成本的高低将成为人们评估、判断城市竞争力的首选目标。法治有效地促进了经济与社会效率的提高，降低了区域内的交易成本，必将有力地提升区域配置资源的能力。法治对区域内经济发展主体的权能关系以及经济运行过程作了制度上的安排，对区域社会利益诉求和协调利益纷争作了法律制度上的规定，对自然人、法人的人身财产权益的产权制度（包括知识产权）进行法律保障，实现法制的规范化、透明化。这一系列制度安排利于实现区经济运行过程的公开、明了、简约、方便，提高区域内物流、人流、经济流等的效率。例如，上海的制度竞争力较强，其中产权保护制度和地方法制建设完善程度居于全国前列，这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中心城市，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之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法治为培育区域统一市场体系提供制度基础
区域经济系统是开放的系统，区域内和区域之间要进行广泛的要素流动。在区域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要素流动过程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演变过程与现状，同时又影响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现代化也意味着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区域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借助市场空间和资源要素的流动和组合，形成资源关联度和经济一体化的协作系统，可以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在这种条件下，区域市场的大小及稳定的产销关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为了实现区域要素流动的畅通，必须建立统一的区域市场体系。正在培育中的东盟自由贸易区、中亚自由贸易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等组织的雏形正是这种模式的例证——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的基础上增强区域的整体竞争力。为了促进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必须通过更紧密、合理、科学的制度安排，大大减少市场交易的风险和障碍，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区域市场朝整体优化方向发展，形成综合比较优势。利用法治打破制约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传统桎梏，消除区际贸易壁垒和体制上、设施上的障碍，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增强区域市场体系的开放度，强化遵守履行规制的意识，使区域内外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最自由流动，并按市场机制平等竞争，自由组合。利用法治建构布局合理、城市定位明确、区域协调开发、各地密切合作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则，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区域政府的关系，并建立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机制，实现区域经济协调整体发展。当前，世界各经济国都在通过签署具有法律意义的协议，彼此消除贸易、投资等壁垒，实现区域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美国除与加拿大、墨西哥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外，还与多个经贸集团和国家签订了不同层次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协议，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和良好的环境。我国内地和香港的经济联系极为密切，两地都因此获得了巨大利益。但过去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和民间自发而形成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两地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加快两地经济的融合。为此，内地与香港达成了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这一制度安排使两地的经贸关系超越了经济上的自发联系，具有根本性的制度基础，使两地经济从天然联系走向理性的协调与交融，使区域资源配置朝整体优化方向发展，形成了合理的产业布局和配套的交通运输与信息网络，各展所长，互补不足，形成了综合比较优势。
3.法治是消除区域经济增长制度性瓶颈的重要内容
从经济增长的历史来看，经济增长事实上是通过不断地打破增长的瓶颈来实现的。这种瓶颈可能是纯经济的，也可能是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比如说，欧洲人发现新大陆的努力是为了打破土地要素有限的瓶颈，发动工业革命是为了打破人类高度依赖于土地生产力的瓶颈，而发动科学技术革命则是为了突破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自然生产力和自然资源的瓶颈。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从市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则是为了打破经济增长中所面临的制度方面的瓶颈。这种瓶颈包括：缺乏资本积累和商品交换所必需的所有权、不利于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发展的交易制度，以及缺乏有利于资源和产品有效配置或合理分配的自由选择权等。当经济增长的瓶颈主要来自于纯经济因素的时候，工业革命就会成为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而当经济增长的瓶颈主要来自于文化与制度方面的因素时，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方面的变革就会成为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现代经济学家则把制度确定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一国的经济增长如果单纯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增加来实现，那么这种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其原因在于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效益递减。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技术创新，而促进技术进步方面第一位的因素则是制度。它不仅可以直接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果，而且可以通过促进技术进步，间接提高效率。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些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表面上看是纯经济的，例如，区域经济发展资金的匮乏、劳动力素质偏低、区域技术落后、缺乏核心竞争力、区域未形成特色产业和统一的区域市场体系等，但对这些纯经济因素进行分析时，可以看到在影响这些因素的背后有一个基本制度安排的问题。制度性瓶颈已成为当前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有一种制度性瓶颈未能得到有效的突破，那就是法治体系未建立。所述的各类经济性因素实质上都与区域法律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例如，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要素是资本，但无论吸引外资还是鼓励内资经营，都有一个产权保护问题，如果保护不力，外资就会转投他地，内资也会外逃。因此，应当从强化产权法律保障做起，着力于健全良好的产权法律制度，以法律的规范化、透明化，保障市场安全，保障利益的预期，减少交易成本，使资本的投入和运营都安全放心。又如，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私人产权的使用受到限制、公共产品短缺、市场壁垒较高、企业技术创新缺乏动力等都与政府过渡干预区域经济发展有关。现代区域经济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要求既有效地约束经济人，又有力地约束政府，从而在充分实现市场机制这个“看不见的手”的功能条件下，又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使区域经济增长获得持久的动力，而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好制度就是法治。把经济人和政府都置身于法治的框架下，受到法律约束。防止政府颁布限制经济人活动空间的法律过多，防止政府任意权太大。可见，法治是消除区域经济增长的制度性瓶颈的重要路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