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铁了心地要将武昭仪送上皇后的宝座，连长孙无忌都无法阻止。
消息迅速传播开来，满朝文武都大为惊骇。与长孙无忌穿一条裤子的韩瑗当即入奏，高宗不听；次日，韩瑗再度劝谏，说到激动之处，还配合着潸然泪下，场面感人。高宗根本不吃这一套，让侍卫将他拉出去。韩瑗仍不罢休，再次上书，但不管他怎么上书，高宗都听不进去。
立后之事遭到那么多宰相的坚决反对，李治不能不有所顾忌。就当时的势力和影响而言，除了皇帝之外，朝堂之上最牛的就是长孙无忌和李绩。李绩也是大唐的开国功臣，同样也是顾命大臣，可眼下，他是只顾自己的命，顾不上别人的命了。李绩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巨大，堪称军方在朝中的代言人，也就是说如果他不反对，那高宗立武之事就成功了一半以上。
至于褚遂良，他不过是长孙无忌庞大文官势力中的一员干将，韩瑗和来济也是如此，不过这两个人的实力要比褚遂良略逊。这帮人也是最让高宗头疼的，天天上班就是为了和自己较劲。
高宗知道，要在废后立武这件事上得到朝堂之上这帮人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既然如此，他决定先从李绩那里寻找突破口。高宗也不是傻子，他还是看出了端倪，作为顾命大臣，只有李绩在这件事上始终保持沉默，就说明他的内心还在摇摆，没有做出利益的取舍，既然如此，那就有机可乘。
再者说，这些文官只会唧唧歪歪和自己唱反调，最拿手的无非就是乱丢笏板或拿自己花岗岩的脑袋去撞柱子。李绩是个武官，武官长刀出鞘，随时可以让人掉脑袋，所以说兴国安邦文官最拿手，搞政治斗争时军队是最好使的。有谁见过文官骂人把脑袋骂掉的？
所以对李治而言，长孙无忌的支持与否固然很重要，但作为军方代表的李绩的那一票更关键。
有一天，李绩朝见李治，李治问他：我想立武昭仪当皇后，但褚遂良坚决不同意。他是顾命大臣，事情难道就这样算了吗？
李绩回答说：立谁当皇后那是陛下的家事，何必问外人！
是啊！这是朕的家事，何必问外人。李治被李绩一句话给开了窍，他真想从龙椅上跳起来欢呼。
散朝后，高宗亲自登门，密访李绩。当然两个人说的还是废后立武这件事：“朕想要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固执己见认为不可。他虽然是顾命大臣，但是他反对，事情就不可以办了吗？”高宗像是逮住了一个知音，吐出满肚的苦水，是倾诉也是试探。
李绩对双方的态势、实力和意图，早已了然于心，这个官场老油条还是以一贯含蓄的口吻回答：“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又去问外人呢！”
李绩这样一说，无疑是暗示高宗不必有太多顾忌，同时也暗示皇上乾纲独断，不要再和那些人商议，至于军队里，是不会有人敢站出来捣乱的。这样，高宗得到了军方的默许，扰攘多时的皇后废立之事，至此也就一锤定音。
李绩就是《隋唐演义》里那个摇着鹅毛扇，冒充诸葛亮的半仙级人物徐茂公。虽然他是一个武将，但通过废后这件事，我们还是发现此人还是具备阴人的潜质。李绩实质上支持的并非是高宗立武昭仪，而是支持高宗和长孙无忌等权臣对抗，这样他就可以从中得利了。
得到李绩的回话，高宗李治也就放下了包袱，开始大展拳脚：我的朝堂本来就应该我做主。他先是把褚遂良降职为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一带）都督，长孙无忌最粗壮的一支臂膀被砍掉了。接着，又于十月十三日以下毒的罪名把王皇后和萧淑妃废为庶人（即平民），她们各自的母亲和兄弟也都被削去官职流放到岭南。对自己原来很宠爱的两个女人和自己的岳母们这么刻薄，李治在这件事上做得很不厚道。
在这件事上，许敬宗做得更不厚道。他向李治建议说：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祐虽然已经去世，但还有特进、遗赠司空的文件在，他的后代仍然可以因此靠门荫入仕，请一并撤销。就这样，已经去世多年的王仁祐的官职也没了。
经常替长孙无忌冲锋陷阵的褚遂良被发到千里之外的长沙，身在长安的长孙无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看样子很难再翻出什么花样来，李治终于迎来了自己说了算的时代。
十月十九日，文武百官上奏章要求册立皇后。
李治下诏说：“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待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这个诏书其实就是替武昭仪洗白，把那些为世人所诟病的统统洗去。意思就是武媚出身好、人品好，而且又是先帝赐给我的，这么好的人如果不册立她为皇后，天理难容，就这样武媚从最初的才人一步步登顶，成为大唐皇后的唯一候选人。
武媚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这个皇后还没有得到百官的承认，她要做出一些姿态。她上奏李治要求奖赏韩瑗和来济，理由是这两位大臣曾经阻挠自己成为宸妃，我并不生气，因为他们都是大唐的爱国者。
武媚这时候上的这份奏章很值得玩味，对只差一个册立的形式就可以成为皇后的她来说，现在回过头来重提宸妃之事，动机不外乎两个，一是显示自己的大度，二是告诉韩瑗、来济这些反对派们：你们不要再跟我过不去，谁也无法阻挡我前进的步伐。当然最感动的要数高宗皇帝，他拿着奏章展示给群臣们看。什么是高风亮节？什么是母仪天下？你们让朕到哪里找这么好的人当皇后？
高宗真的被武媚征服了，他的心里早已唱出那句“就这样被你征服”。
韩瑗、来济看了之后，心里百感交集，在一番痛心疾首过后，他们多次要求辞职。不过，李治并没有批准。你们要吸取经验，今后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就可以了。另外你们要认清形势，现在已经不再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说了算，而是我李治说了算。我让谁降职谁就得降职，我让谁留职谁就辞不掉职，我让谁当皇后谁就能当皇后，我的地盘我要做主。
十一月初一，李治命令李绩带着皇后的印信正式册立武媚为皇后。随后，文武百官也都到肃义门去朝见武媚。
武媚正式成为皇后，她那富有传奇色彩的权力之路终于步入坦途。
对武媚来说，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可俗话说，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对于另外两个女人——前任皇后王氏和前任淑妃萧氏来说：那就是白天不懂夜的黑。一场后宫风暴，本来以为只是看似平常的民事纠纷、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却演绎出了一场血色浪漫的悲剧。
她们两个被废之后，被关押在一个小院子里。有一次，不知李治的哪根筋出了状况，居然又想起了这二位昔日的爱人，就去看望他们。到了囚禁王、萧二人的地方，李治发现囚禁她们的房间密封极严，只有墙上凿了个极小的洞用来传递食物。
李治看了之后，情难自已，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就在外面喊：“皇后、淑妃安在？”此时，李治好似全然忘了他已亲手把王、萧二人废为庶人，皇后已经是武则天了。
他还用“皇后”、“淑妃”分别称呼王、萧二人，很可能是强势的武则天令他想起了王、萧二人的好处。王氏听见李治喊她，就哭着说：我们犯罪被贬为宫女，哪里还能有皇后、淑妃这样尊贵的称号！至尊（指李治）如果还念在往日的情分就让我们重见天日，恳请您把这个院子命名为“回心院”。
李治回答说：朕很快就会处理这件事。可惜李治这时候虽然有心，却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善于笼络人心，耳目遍布皇宫的武则天在第一时间里得知了这件事情，皇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她决定先下手为强，武则天的下手不仅快，而且狠。她先是派人把王、萧二人各打了一百棍，然后把她们的手和脚砍掉，把人放在酒坛子里，说：让这两个老太婆骨头都醉掉！
这种超出人类想象极限的酷刑，让王、萧二人没有撑多长时间就死掉了。死了也不行，武则天又把她们的尸体砍掉了脑袋。这种手法非常残酷，据说当年是刘邦的媳妇吕雉发明的。武媚在这里不过是一次侵权行为，生搬硬套。
武则天的手段狠毒到极致，让世人齿寒。王、萧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昔日在后宫三千佳丽面前无限荣光，今朝却会落得如此下场。
她们在死前所下的诅咒成为缠绕武则天后半生的梦魇：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王氏毕竟出生于名门，就算心中充满怨恨也不失风度。她在接到受酷刑的敕书时，只是麻木地叩头说：愿皇上万寿无疆，愿昭仪永远受到恩宠，死是我应该领受的下场。
萧氏可就没那么客气了，她大骂武则天，说：阿武狠毒狡猾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但愿下辈子我做猫，她做老鼠，生生地把她扼死。因为这个毒咒，自从萧氏死后，皇宫里再也没养过猫。
不久，李治又下令把王氏娘家一门改为姓“蟒”、萧氏娘家一门改为姓“枭”。
事情做得太亏心，纵是果断如武媚也不免心虚，从此经常梦见王、萧二人披头散发、满身鲜血，和死去时情形一样。后来武则天搬到蓬莱宫去住，仍然经常梦见王、萧二人。
武则天因此经常在洛阳居住，很少回长安，这是后话。
皇后的位子拿到以后，武则天的下一个目标又盯上了太子宝座。
皇位继承制度一直是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也同样是让他们最头痛的问题。这是因为，各朝各代最高统治者的共同心愿就是如何把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顺利地传给自己的子孙，并且让自己的子孙万世千秋地传下去。
到了隋唐时期，储君制度发展得更加成熟，一般都是立嫡长为太子。
为此，唐朝还专门建立了东宫，并配有东宫官属，太子贵为储君。但是龙生九子，各不相同，往往嫡长子的智慧、才干、功绩还不如他的兄弟，这就会引起他的兄弟觊觎他的皇储地位。隋唐相继发生了隋炀帝逼父夺位、唐太宗杀兄夺储然后又逼父让位的事情。这些事件都表明了嫡长子继位的制度并不能保证皇权的稳定过渡。
这就好比兄弟两个分家产，都是老子的儿子，都为创下家业流过血汗，如果家里盖了两层楼，老大、老二各一层。但分家，和分天下，还是有质的不同。虽然说“家天下”，可家好分，天下只能有一个皇帝，如果都想当这个户主，那就会捅娄子。
汉武帝刘彻皇权在握之际，他并没有忘记其曾祖母吕后的种种恶行。于是，汉武帝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子为储君，母当赐死”。就是说如果皇太后一旦生下皇太子，那么等待皇后的就只剩下死亡一条路。原因很简单，汉武帝以此来谨防类似“吕后”这样的垂帘涉政所导致的历史悲剧再度上演。
“垂帘听政”并不是一种多么令人放心的好办法，之所以能够沿用两千年，还是因为别无选择——如果连母亲都是不可靠的，那么在权力场上还能信任谁呢？
按照今天的法律规定，未成年人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在封建时代，虽然没有这种观念和制度，但是冲龄践祚的皇帝在大婚之前，只能在书房中接受皇家教育，或是在金龙宝座上枯燥地接受百官的朝贺，亲政的权力只能交给他的“法律监护人”——皇太后。
作为女性来说，能够与皇权男性结合是她们攫取权力的前提。但是仅有这种前提，还不足以让一个女性合法地从她的亡夫那里继承权力，只有自己的未成年儿子是皇位继承人，她才能以太后的名义发号施令。
“母以子为贵”的现象在政治上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孩子太小，由娘看着。那些文武百官在向年幼的皇帝叩首的同时，自己的双膝也自然地向皇帝身后的皇太后弯下了。
尽管这种本属于男性的皇权已经为女性所操控，作为皇帝的生母或嗣母也得到了文武百官的拥戴，但是这种拥戴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女性参政权力的认可，而是对一个由女性代理的皇权的认可。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十一月初三，武则天的得力干将、时任礼部尚书的许敬宗向李治上奏，建议解决国本问题。所谓国本问题，就是太子问题。当时的太子的确有问题，因为太子是李忠。
李忠不但不是武则天的儿子，也不是前任淑妃萧氏的儿子，甚至在实质上也不是前任皇后王氏的儿子。他的母亲姓刘，是李治的一个妃子，在嫔妃中地位比较低。前任皇后王氏因为自己没生儿子，就在柳奭的建议下收养了李忠。成为王氏的儿子后，子凭母贵，李忠于永徽三年被册封为太子。
当初能成为太子，李忠貌似一步登天，却不知那根本就是一条死路。因为许敬宗所提的“国本”问题得到了李治的重视。当初立李忠为太子是看在前任皇后王氏的分上，现在王氏都已经死了，也不需要看谁的面子了。何况，这个太子再当下去，说不定会比王、萧二人死得还惨。
因此，许敬宗刚一表示应该立武媚的儿子为太子，李治马上说李忠已经主动请求让出太子之位了。许敬宗就说：如果李忠能像吴太伯一样不恋栈皇位，请陛下赶快答应他。
永徽七年正月初六，李治把李忠由太子降职为梁王，梁州刺史，武媚的大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李弘当时年仅四岁。
正月十七，李治又大赦天下，把年号由永徽改为显庆。这一年也由永徽七年变成了显庆元年。
武则天成为皇后，李弘成为太子。看起来，大唐内部的一切尽在武则天的掌控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