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临终嘱托，让侍中裴炎成了宰相中唯一的顾命大臣，唯一是荣耀，更是危机。裴炎，也由此卷入了帝国高层政治的漩涡。
这里要插一句，裴炎从高宗手里接过的这道遗诏，玄机暗藏。日后大唐政坛的诸多波澜，都是从这里荡开涟漪，最后泛滥成灾。
今天我们再来看这道遗诏，如果去掉那些自我标榜的华丽辞藻，其实就表达了两层意思。
一是太子即位事不宜迟。要快，更快。就让太子在自己的灵柩前即位，最好自己的葬礼就是新皇的登基大典。
二是武则天退休势在必行。新皇帝执政后，“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
所有的玄机都落在这个第二条上。
这句话貌似平淡，实则暗流涌动。从字面上看，就是说国家大事如有决定不下来的，再按照武则天（天后）的意见定夺。
中国的文字太悬乎了，往往一句话，两层意思，一语双关，累就一个字。文字里的事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其实高宗在临死前，内心深处是有挣扎的，一边是自己的老婆，一边是大唐的百年基业，左右都不是，为难了自己。为难归为难，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是做出了选择。
凭着多年的夫妻情和战友情，高宗对武则天的政治手段和执政能力是信任不已的。老婆有水平，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武则天水平越高，就越让高宗焦虑不安。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以来，他和武则天既是夫妻，更是战友，两人携手在黄金时段演出了一幕幕夫妻档的好戏。他看着当初那个泪眼婆娑的武媚娘由弱变强，由强变刚，由刚变不锈钢。一个女人被这样被时局淬炼成了一个政治老手，一把锋利的刀。
高宗在病重期间，尚书左丞冯元常曾私下里向他打小报告：“中宫（皇后）威权太重，应该打压打压。”群臣们早已经意识到，武氏当权已成大势所趋。
高宗对这个意见是持赞成意见的，无奈一天到晚和病魔作斗争，哪里还有精力腾出手来压制武则天？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高宗皇帝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在这道遗诏上留了一手。但是他哪里晓得，这留下的一手，成为武则天迅速上位的助推器。
让我们喝口茶，平复平复激动的心情，再回过头来看这道遗诏，可以说玄机暗藏，通篇就一个字——阴。
遗诏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剥夺了武则天的执政权。不仅没有让她摄政（临朝称制），甚至不让她再过问政事——军国大事，如果新君能“决”，那就不需要劳烦天后了。跟着我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到颐养天年的时候，不要再去折腾了，朝廷把你养起来。
一个曾经拉风一时的天后，一个失去丈夫的寡妇退休后能干些什么呢？喝茶，写回忆录，应付那些踢寡妇门的男人。这些风月之事，对于这时候的武则天来说，绝对不会成为她生活的主流。
高宗皇帝想借死后皇位更替的机会，解决生前未解决的问题，只能说这个李治皇帝很傻很天真，自己活着都没搞定的事，死了就更不靠谱了。
他想让武则天退居二线！想让新皇李哲能像个男人那样去战斗。只能说他，所托非人！
李哲从来就不是干皇帝的料，完全是论资排辈，轮到了他而已。这一点连他自己也这么认为，更不要说武则天和那些成天长着眼睛说瞎话的朝中大臣们了。
三年半的太子生活，让他烦不胜烦。皇帝，不要以为天下谁都愿意当那个破皇帝，没有一点私人空间，天天被一帮老家伙忽悠来忽悠去。
李哲就算再不济，也得赶鸭子上架。太子已经三易其人，再换，不利于天下安定。况且四皇子豫王李旦年纪还小，又没有特殊的功绩、过硬的理由立为太子。
正是出于对接班人的忧虑，高宗皇帝才提出了“如大事不决，以武后意见为准”的原则，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制衡措施。
以上的种种，是高宗考虑了多时，在临死前与裴炎定下来的。从中可以读出李治的良苦用心，对武则天的防范和对李哲的制约，他考虑得不可谓不周全。
聪明如武则天这样的女人，当然看明白了这道遗诏的奥妙。她知道自己的权力已基本被剥夺，只是一个挂名太后。她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以她的性格和二十多年来的习惯，如何能甘心就此放弃，去当一个甩手太后？
她从来就不是一个甘当配角的人，高宗皇帝驾崩以来，她就陷入了无尽的思索当中，她的思索只围绕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能够尽快获得独立的执政权。虽然她的势力，已经大到完全可以这样做。只要她一句话，李哲，好孩子，该到哪凉快到哪凉快去吧，一切都会尘埃落定，但她没有这么做。
武则天没有急于这么做，是因为她不愿意去公开违背高宗的遗诏，对死去的高宗，她是有所顾忌的。
如果我们这时候回头看，在高宗皇帝执政的最后日子里，武则天的野心并没有大到篡国的地步，她对与高宗的夫妻档模式还是很满意的。
对她来说，虽无最高统治者之名，但有最高统治者之实，又何乐而不为？
所以她还是真心希望高宗的身体能尽快好起来，因为高宗一旦撒手西去，形势将有怎样的变幻？谁也摸不准，搞不清，包括自信满满的她，也不免心里忐忑。
她对权力的更进一步野心，应该是在高宗驾崩之后。失去权力的危险和获得更大权力的机会，同时降临在她面前，这一次，她绝不会再犹豫。
当然，这种思想的转变，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在高宗死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完成的。
历史的经验无数次地告诉我们：政治，很多时候就是人玩人。高宗皇帝在与不在，大不一样。一些诡异之事，在高宗的丧期里就开始频频发生。
按照高宗遗诏的部署，太子李哲应于十二月初六在灵柩前继位，七天后正式册立为新君。按照古代惯例，在这几天过渡期内，虽然还没正式册立，但只要嗣君是成年人，就可以发号施令。国家事务，一天也不能停转。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唯一的顾命宰相裴炎，会在这时候突然插上了一杠子。这一杠子直接就撬动了大唐的根基。
裴炎这一杠子是在嗣君即位的第二天亮出的，他提出，嗣君既然还没正式受册，也没开始听政，那么就不应该发号施令。这几天的国家大事，应该由宰相奏议，然后由太后武则天以“天后令”的形式，下达到门下省执行。
这是一个妖孽至极的建议，无异于平地一声惊雷，裴炎成了改写大唐历史的人物之一。
他的这个建议，其实并没有前例可循，以前都是老皇帝一死，太子就成为实际上的新皇帝并开始执政，大臣们哪里会有什么异议？而且，更为可怪之处是，他的建议与遗诏的关键点正好是大唱反调的。高宗遗诏说“军国大事不决”之时，才听取天后的意见，而裴炎的建议则是任何事情都由宰相议定，呈报武则天，再由武则天发话。
武则天发出的“天后令”又是下达到门下省的，裴炎这个侍中，恰好是门下省的首长，同时宰相班子的“政事堂”也是设在门下省。这样就成了一种什么状况呢？武则天拍板，裴炎发文。
这样看来，这个建议是大有来头的！
这个裴炎，到底想要干什么？所有人都产生了疑问，但所有的人又很快明白过来。
后世史家多指出，裴炎的这一建议实在是毫无道理可言。他之所以这样做，有三种可能：一是为讨好武则天；二是对武则天的参政已习以为常了，认为今后继续这么玩下去也无妨；三是裴炎自己想避专权的嫌疑，拉上武则天来平衡一下。
所有的人都嗅出了山雨欲来的气息，所有的人都在静观其变。
本来高宗皇帝去世，最高权力者应为嗣君李哲。现在裴炎无中生有，让自己和武则天瓜分了最高权力，刚刚继位的新君竟完全被架空。
高宗皇帝的一句遗言，让武则天为失权而闷闷不乐。裴炎此议一出，又让她精神为之一振。裴炎，武则天在心里反复念叨着这个名字。她开始有意无意地留意这个人，那些反对武则天的大臣们也开始留意这个人。
裴炎，字子隆，绛州闻喜（山西闻喜县）人，史称他“寡言笑，有奇节”。
他出生于当时的名门“洗马裴”家族，其父裴大同，曾任洛交府（今陕西省富县）折冲都尉，是个军官。裴炎幼时就勤奋好学，在被补为弘文馆（设在门下省的贵族子弟学校）学生后，每遇休假，其他同学大多出去游玩，他却埋头苦读。
弘文馆的学生谋官很容易，但他并不满足于随便谋个官差，他有着更为远大的志向。他在学馆发奋读书十年之久，尤其精通《左氏春秋》和《汉书》，对历史和官场规则了如指掌。
他的仕途也还算顺利，明经及第之后，最初任濮州（山东省鄄城）司仓参军，后历任御史、起居舍人、黄门侍郎，并于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入相。
从这个人后来的言行看，他是忠于李唐，反对武则天专权的，并以此殉国，死得很壮烈。可是，为什么在这个关键时刻使出了这么一个大昏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他这么做，明摆着是给武则天送去了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古人的思维方式，真是让我们搞不透。
按我的理解是，这是一次无巧不成书的误会，这场误会要了大唐的半条命。误会在于裴炎集团此次是在利益上与武氏集团不谋而合，他们都想废掉嗣君李哲。裴炎是想立李旦，而武则天想的却是夺回失去的权力。两方求大同存小异，便联手对付新皇帝。
裴炎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强宰相班子的权力，恢复以往的宰相议事权。这真是一个悲剧，为了争取那么一点点利益，却白送给武则天这样一块大饼，实在是得不偿失。
高宗皇帝驾崩七天之后，李哲继承了皇位，是为唐中宗，并更名为李显。
“李显”这个名字，也是为了应谶意。据民间传说，这是老子降临人间的另一个化名。这话就是说，老子原来是李显，李显却永难成老子。
武则天也自然水涨船高，被尊为太后。裴炎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提议，被武则天欣然接受。大小政事仍取决于武则天的意见，“太后令”仍然是帝国的最高号令。继位的新皇帝只能是摆个空架子，而无实质内容。
当然这个状态，群臣也没有办法。因为在十二月底之前，是嗣君的守丧期。在非常时期，需有非常措施，外人是不好说什么的，毕竟是家务事。
月底之后，武则天要不要还政？这才是各方都关注的一个问题，恐怕也是武则天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这段时间内，武则天必须要站得牢，稳得住，她决定马上着手办几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