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精力去关心菲菲和华峰的下落，一心筹集资金将养殖公司救活，但是贸易公司已资金困难，钱远远不够。屋漏偏逢连雨夜，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多年合作的好朋友却冷漠地拒我于千里之外。做木材生意的合作伙伴不愿意拿出资金来挽救我的养殖公司，以前围着我转的亲戚朋友也一个个消失无踪。此时，我才领悟人世间的炎凉和残忍。
我一气之下卖掉剩下的木材给我那个合作伙伴，只收了成本。但是，不管怎样努力，俄方法院还是下达执行令将公司查封了。当时如果提出诉讼保全至少需要一千万，另两家合作方此时也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四处寻求帮助。其实如果按养殖公司现状继续经营下去还是能够用利润去偿还抵押的，但是在俄罗斯，这样的机会却不可能出现。一切已成定局，养殖公司倒闭了，而我还要面对国内接二连三的诉讼。
一九九六年六月到一九九七年年底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先是老婆和我分居，带走了我那可爱的三岁的儿子和最后可能重新起步的一点资金。然后，各方债主纷纷起诉，法院查封了店面、扣押了货物、开走了车子……几次由法院出面召开的，对我进行执行的会议都因为各个债主的分配不均而作罢。我提出，各位债主是否能暂缓追债，让我继续经营，然后以利润还债。但大家多数不同意，因为每个人都想多分一点，少一点损失。到后来，由于我还不起债，就开始被拘留。
一九九八年春节我就是在看守所里度过的，直到各位债主看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同意了法院的债权分配方案，我终于解脱了。
我开始思考下一步的生计，回原单位上班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尝试去找工作，可是在当时的哈尔滨，像我这样有前科的人找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我开始筹备南下，到广东鹏城寻找机会。
父母对我的决定很反对，但我决绝地要走，他们只能默默地给我凑了些钱，买了一张到北京的硬座车票。
正想到这里，列车开动，城市的轮廓渐渐远去，我心里一阵发酸，眼泪扑簌簌流了下来，却只能趴在车窗上，嘴里轻轻地念着：“别了，故乡！别了，爸爸妈妈！”
我在北京转车，又在火车上熬了三天，终于进入广东境内。但等出了广州火车站才知道到鹏城要办边防证，而我没有。我又打听了一番，得知去鹏城管辖内的布吉和龙岗不用边防证，而龙岗是区政府所在地，布吉是龙岗的一个镇。按我在内地的理解，龙岗就是县城，所以我决定去龙岗碰碰运气。
我上了一辆开往龙岗的大巴，找到一个位子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半梦半醒间忽然听到一个声音——“我的钱包被偷了”。我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口袋，这才发现屁股兜已经被割了个大口子，最后的四百块钱已经不翼而飞。这让我顿时觉得天昏地暗，以后在广东怎么生存呢？经过一番检查，我发现在我钱包的夹层里还有五块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