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个有创辟的时代。其学术思想和文艺，都有和前人不同之处。 天下事物极必反，有汉儒的泥古，就有魏晋人的讲玄学。有佛学的偏于出世，就有宋学的反之而为入世。 宋学的巨子，当推周、程、张、朱。周子名敦颐，道州人。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其大意，以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因其一 动一静，而生五种物质，是为五行，再以此为原质，组成万物。人亦是万物 之一，所以其性五端皆具。但其所受之质，不能无所偏胜，所以人之性，亦 不能无所偏。当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张子名载，陕西郿县横渠镇人。 他把宇宙万物，看成一汇。物的成毁，就是气的聚散。由聚而散，为气的消 极作用，是为鬼。由散而聚，为气的积极作用，是为神。所以鬼神就在万物 的本身，而幽明只是一理。气是一种物质。各种物质相互之间，本有其好恶 迎拒的。人亦气所组成，所以对于他物，亦有其好恶迎拒，此为物欲的根源。 此等好恶，不必都能合理。所以张子分性为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而说人当 变化其气质。周、张二子所发明的，都是很精妙的一元论。二程所发明，则 较近于实行方面。二程是弟兄。洛阳人，大程名颢，小程名颐，大程主“识 得此理，以诚敬存之”。小程则又提出格物，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朱子名熹。他原籍婺源，而居于闽，所以周、程、张、朱之学，亦称为濂、洛、关、 闽。朱子之学，是承小程之绪的。他读书极博，制行极谨严。对于宋代诸家 之说，都有所批评，而能折衷去取，所以称为宋学的集大成。但同时有金溪 陆九渊，以朱子即物穷理之说为支离。他说心为物欲所蔽，则物理无从格起， 所以主张先发人本心之明。大抵陆子之说，是为天分高，能直探本源的人说 法的。朱子之说，则为天分平常，须积渐而致的人说法的。然正惟天分高， 然后逐事检点不虑其忘却本源 ；亦惟天分平常，必先使他心有所主。所以清代的章学诚说朱陆是千古不能无的同异，亦是千古不可无的同异。以上所说， 是宋学中最重要的几个人。此外在北宋时，还有邵雍，则其学主于术数。南 宋时，张栻、吕祖谦和朱熹，同称乾淳三先生。祖谦喜讲史学。永嘉的陈傅 良、叶适，永康的陈亮，都受其影响。其说较近于事功。讲宋学的人，不认 为正宗。然实亦互相出入。宋学家反对释氏。他们说“释氏本心，吾徒本天”。 而他们所谓天，就是理，所以其学称为理学，尊信其说的人，以为其说直接 孔、孟 ；而孔、孟之道，则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传下来 的，所以又称为道学。后来的考据家，则谓宋学的根源，是《先天》、《太极》 两图 ；而此两图，都是出于宋初华山道士陈抟的，所以说宋学实出道家。又 有因宋儒好谈心性，以为实是释氏变相的。然后一时代的学问，对于前一时 代的学问，虽加反对，势不能不摄取其精华 ；而学问的渊源，和其后来的发 展、成就，也并无多大的关系，往往有其源是一，其流则判然为两的。所以 此等说，都无足计较。宋学总不失为一种独立而有特色的学术。
清代的汉学家，对于宋学，排斥颇力。其实考据之学的根源，亦是从宋 代来的。宋儒中如著《困学纪闻》的王应麟，著《日钞》的黄震，都是对于 考据很有工夫的。所以宋朝人对于史学，亦很有成绩。自唐以后，正史必出 于合众纂修，已成通例。只有宋代，《新五代史》是欧阳修所独撰，《新唐书》 为修及宋祁所合撰。虽出两人之手，亦去独撰的不远。司马光修《资治通鉴》， 自战国迄于五代，为编年史中的巨著。朱子因之而作纲目，虽其编纂不如《通 鉴》的完善，而其体例，则确较《通鉴》为优。袁枢又因《通鉴》而作《纪 事本末》，为史书开一新体。马端临因《通典》而作《文献通考》。其事实的 搜辑，实较《通典》为备，而门类的分析，亦较详。郑樵包括历代的史书而 作《通志》，虽其编纂未善。然论其体例，确亦能囊括古今，删除重复的。 而二十略中，尤多前人未及注意之点。此外宋朝人对于当代的史料，搜辑之 富，亦为他时代所不及。而史事的考证和金石之学，亦始自宋人。
唐朝虽为古文创作时代，其实当时通行的仍是骈文。至于宋朝，则古文 大盛。如欧阳修、王安石、三苏父子、曾巩等，都为极有名的作家。宋朝人 的骈文，亦生动流利，和唐以前人所作，虽凝重而不免失之板滞的不同。诗 亦于唐人之外别开新径。唐人善写景，宋人则善言情。比较起来，自然是唐 诗含蓄而有余味。然而宋人亦可谓能开拓诗的境界，有许多在唐代不入诗的 事物，至此都做入诗中了。词则宋代尤推独绝，南北宋都有名家。宋学家是讲究道理，不注重词华的。所以禅家的语录，宋学家亦盛行使用。又其时平 民文学，甚为发达。说话之业甚盛。后来笔之于书，就是所谓平话体的小说了。
印刷术的发达，是推动宋代文化的巨轮。古代的文字，书之于简牍。要 特别保存得长久的，则刻之于金石。不论金石和简牍，总是供人观览，而非 以为摹拓之用的。汉魏的《石经》，还是如此。但是后来渐有摹拓之事。摹 拓既兴，则刻之于木，自较刻之于石，为简易而省费。据明代陆深所著的《河 汾燕间录》，说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五九〇年--敕天下废像遗经，悉 令雕板。这是我国印刷术见于记载之始。然当隋、唐之世，印刷之事，还 不盛行。所以其时的书，还多是钞本，得书尚觉艰难。至公元九〇八，即后 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才请令国子监校正《九经》，刻板印卖。 是为官家刻书之始。此后官刻和私人为流传而刻，书贾为牟利而刻的就日多。
宋以后的书籍，传于世的，远非唐以前所能比，就是受印刷术发达之赐。 活字板是宋代毕昇所创，事在仁宗庆历中--公元一〇四一至四八--其时 字以泥制。到明代，无锡华氏才改用铜制。
宋的制度和社会
宋代的兵制和北宋以前学校选举之制，已见。今再 补述其余的制度如下 ：
宋代的制度，都是沿袭唐代的。其取之于民的，共分五项 ：（一）为公 田之赋。（二）为民田之赋，这都是田税。（三）为丁口之赋，是身税。（四） 为城郭之赋，是宅税和地税。（五）为杂变之赋，亦谓之沿纳，是唐行两税 之后，复于两税之外，折取他物，而后遂变为常赋的。凡此种种，其取之都 用两税之法，于夏、秋分两次交纳。宋代病民的，不在于税而在于役。自王 安石行青苗法后，元祐复行科差，绍圣再变为雇役。自后差雇两法并行。因 欲行签差之法，必须调查人民的资产。其中责令人民自行填报的，谓之“手 实”。由官派人查轧的，则谓之“推排”。卖买田产时，将物力簿同时改正的， 则谓之“推割”。诸法都难得公平，又难于得实，总是厉民之政。在中国法 律上，官和人民交易，亦同人民和人民交易一样，谓之“和”。所以和籴及 和买，本应确守私法上的原则。然而其后，都有短给和迟给的，甚或竟不给 钱，而所籴所买，遂变为赋税。这亦是厉民之政。
两税以外的赋税，都起于唐中叶以后。因其时藩镇擅土，中央的收入减 少，不得不求之于此。宋代养兵太多，遂沿而未改。其中最重要的是盐税。 其法起于唐之刘晏。借民制盐，而免其徭役，谓之灶户，亦称亭户。在刘晏时， 还是行就场征税之法。一税之后，任其所之。后来渐变为官卖。又或招商承 买，则谓之通商。茶法，亦起于唐中叶之后。制茶的人，谓之园户。岁输定 额的茶，以代赋税。其余悉数由官收买。官买茶的价钱，都是先给的，谓之 “本钱”。于江陵、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的蕲口，设立榷货务 六处。除淮南十三场外，其余的茶，都运到这六榷货务，由官发卖。酒 ：州 郡都置务官酿。县、镇、乡、闾，则听民酿而收其税。坑冶 ：官办的置监、冶、场、务等机关，民办的，则按一定分数，“中卖”于官。商税，起于唐 代的藩镇，而宋因之。州县各置收税的机关，名之为务。税分过税和住税两 种。过税取百分之二，住税取百分之三。所税的物品和其税额，各处并不一 律。照例都应得榜示出来，然而实际能否一一榜示，榜示之后，能否确实遵守， 就很难言之了。这实在也是厉民之政，和清代的厘金无异。宋代还有一种借 官卖以省漕运的办法，是为“入边”和“入中”。其法 ：令商人入刍粟于边， 或入现钱及金帛于京师榷货务。官给以钞，令其到指定的地方，支取货物。 其初只解池的盐，用此办法，为陕西沿边之备。后来东南茶盐和榷货务的缗 钱，都许商人指射，谓之三说。更益以犀、象、香药，则谓之四说。在实物 经济时代，运输货物，本是件最困难的事。如此，既省行政上的麻烦，又省 转运时的弊窦，本是个好法子。但官吏和商人，通同作弊，把商人所入的刍 粟，高抬其价，谓之“虚估”，而官物遂不免虚耗。又且入刍粟的土人，并 不会做盐茶等卖买，得钞都是卖给商人或京师的交引铺，他们都要抑勒钞价， 实际入刍粟的并无利益，群情遂不踊跃，边备仍不充实。后来乃令商人专以 现钱买茶，官亦以现钱买刍粟。于是茶不为边备所需，而通商之议起。通商 之议既起，乃停给茶户本钱，但计向者所得的息钱，取之茶户，而听其与商 人卖买。到蔡京出来，又变茶法。由官制长引、短引，卖给商人。商人有此 引的，即许其向茶户买茶。如此，便只是一种买茶的许可证了。后来淮浙之 盐，亦用此法，为后世所沿袭。南渡之后，地方削小，而费用增广。盐茶等 利，较北宋都有所增加。又有所谓经总制钱、板帐钱等。系将各种杂税，或 某种赋税上增取之数，以及其他不正当的收入，凑起来的。其厉民更甚。
宋代的人民是很为困苦的。因为唐中叶以后，武人擅土，苛税繁兴，又 好用其亲信做地方官或税收官吏之故。宋兴，此等苛税，多所捐除，然而仍 不能尽。至于豪强兼并，则自天宝以来，本未有抑强扶弱的政令 ；加以长期 的扰乱，自然更为利害了。所以宋代的平民，其受剥削特甚。当时民间借贷， 自春徂秋，出息逾倍。而且各种东西，都可以取去抵债。折算之间，穷人自 然格外吃亏了。当时司马光上疏，诉说农民的疾苦，曾有这几句话 ：
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 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更有 何可生之路耳。
可谓哀切极了。王安石所以要推行青苗法，其主意，就是为防止民间的 高利贷。然而以官吏办借贷之事，总是无以善其后的。所以其法亦不能行。 在宋代，得人民自助之意，可以补助行政的，有两件事 ：其（一）是社仓。 社仓之法，创于朱子。其以社为范围，俾人民易受其益，而且易于感觉兴 味，便于管理监督，和义仓之法同。而在平时可兼营借贷，则又得青苗法之 意。其（一）是义役。义役是南宋时起于处州的松阳县的。因为役事不能分 割，所以负担不得平均。乃由众出田谷，以助应役之家。此两法若能推行尽 利，确于人民很有益处，而惜乎其都未能。南渡之后，两浙腴田，多落势家 之手，收租很重。末年，贾似道当国，乃把贱价强买为官田，即以私租为税 额。田主固然破家者众，而私租额重而纳轻，官租额重而纳重，农民的受害 更深。南宋亡后，虽其厉民之政，亦成过去。然而江南田租之重，则迄未尝 改。明太祖下平江。恶其民为张士诚守，又即以私租为官赋。江南田赋之重， 就甲于天下。后来虽屡经减削，直到现在，重于他处，还是倍蓰不止。兼并 之为祸，可以谓之烈了。
宋代士大夫的风气，亦和前代不同。宋人是讲究气节的。这固然是晚唐、 五代以来，嗜利全躯的一个反动，而亦和其学术有关系。宋朝人的议论，是 喜欢彻底的，亦是偏于理论的。所以论事则好为高远之谈，论人则每作诛心 之论。这固然也有好处，然而容易失之迂阔，亦容易流于过刻。而好名而激 于意气，则又容易流为党争。自辽人强盛以来，而金，而元，相继兴起，宋 人迭受外力的压迫，其心理亦易流于偏狭。所以当国事紧急之时，激烈的人， 往往发为“只论是非，不论利害”、“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议论。这固然 足以表示正义，而且也是民族性应有的表现。然而不察事势，好为高论，有 时亦足以偾事。而此等风气既成之后，野心之家，又往往借此以立名，而实 置国家之利害于不顾，则其流弊更大。此亦不可以不知。
元的勃兴和各汗国的创建
当公元十三世纪之初，有一轩然大波，起于亚洲的东北方，欧、亚两洲， 都受其震撼。这是什么事？这便是蒙古的兴起。
蒙古，依中国的记载，是室韦的分部。唐时，其地在望建河南。但其人 自称为鞑靼。鞑靼是靺鞨别部，居于阴山的。据蒙古人自著的《元朝秘史》 看起来 ：他始祖名孛儿帖赤那，十传而至孛儿只吉歹。孛儿只吉歹的妻，唤 做忙豁勒真豁阿。忙豁勒真豁阿，译言蒙古部的美女。我们颇疑心孛儿只吉 歹是鞑靼人。因其娶蒙古部女，才和蒙古合并为一。和金朝王室的始祖，以 高丽人而为生女真的完颜部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