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茅尖去年生了十个，今年又生了七个，产妇年龄最大的五十岁，最小的十八岁。”公社干部杨彩霞一边统计全公社的生育情况，一边对黄茅尖的生育情况感到惊讶。一个人口不到两百，户头不足三十的黄龙大队，在一九六五年、一九六七年的生育数字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峰值。我是一九六八年出生的，杨彩霞说的那个十八岁生孩子的人其实就是指的我妈。
“晚上没有电灯，没有任何文化娱乐活动，他们不钻被窝，你说他们还能干什么呢？”另一位公社干部田加雨经常到黄茅尖去，他熟悉黄龙大队的情况，接过杨彩霞的话打趣道。
“你呀，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正在统计人口的杨彩霞扭头看了一下田加雨，绯红着脸低声骂道。
过去，黄茅尖的人口出生数量很少，因此公社从来没有考虑过在这里来办学。山上的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龄，只能到山脚下的马安小学去读书。一九五八年，黄茅尖也突然跃进到要办学校了，这个消息让黄茅尖的孩子们特别高兴。我爸爸是七岁那年上的马安小学，一九五八年已经读完了一至三年级，黄茅尖的小学可以办到四年级，我爸爸也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读了一年。与我爸爸同年龄甚至比他年龄还大的人仍然有些人从来没上过学，也在这一年走进了小学。一九六七年那年生了十三个孩子，这十三个孩子后来支撑了黄龙小学最后一届高小。我出生那年虽然也生了七个孩子，但我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01 民居当校舍
黄茅尖上办的这所学校叫黄龙小学，一开始只办初小，后来才发展到办高小，高小只办了两届又只办初小了，九十年代初因生源问题停止了办学。
黄龙小学的第一个校舍是一间民房。一九五八年，农村实行大兵团作战的劳动管理模式。我爸爸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实施这种劳动管理模式第一天的情景：早上起来，我娭唧已经开始蒸饭了，突然我公唧跑进来说，不要做饭了，都到陈家坡里去吃饭。家里马上就灭了灶里的火，全家人往陈家坡里跑。到了那里的时候，看见黄茅队的人都集中在陈家坡里了，统一做饭，统一开餐，我们自己家里的房子都不住了，大家都集中住在陈家坡里了。正是在这个时候，大队部可以自由调用民居，斑竹队良璋家的房子就被腾出来做了黄龙小学的教室。
这间房屋原来是用木板隔开，分成上下两层。上面一层，良璋先生在上面放了一些杂物，在楼板上开一个四方形的口子，将楼梯伸进去以后，踩着木楼梯就可以上二楼取物件了；下面一层则是用于尊祖敬神、祭天拜地、婚丧寿庆、禳鬼避凶的地方。大队为了将这个房屋改造成学校，请木匠做了一张供老师缓步上二楼的木板楼梯，并且在楼上还做了老师备课用的办公桌、办公椅和睡觉用的行军床。大队还根据当年摸底的招生人数，安排人将木匠打造的二十四张新课桌、一个新讲台、一根教学指挥棒、一张课堂座椅放进了一楼的教室。墙上张贴了汉语拼音图画，课桌上摆放了一盒白色粉笔、一盒彩色粉笔。等到各个年级的课本到齐了之后，黄龙小学第一班就开学了。
黄龙小学第一班招收了二十四名读初小的学生，其中男生十六名，女生八名。采取复式班教学，一个老师教四个年级。一个叫阳兆环的中年老师成为了黄龙小学的第一任老师。一名二十四岁的童养媳成了黄龙小学一年级学生中年龄最大的学生。我爸爸和我妈妈也成为了黄龙小学第一班的学生，我爸爸直接进来读四年级，我妈妈则是在黄龙小学读一年级。因为办的是复式班，各个年级都在一个复式班里上课，我爸爸和我妈妈就成了同班同学。
作为黄龙小学第一班的学生，我爸爸只读了一年就得继续下山去读书，因为黄龙小学设立之初没有办高小。我爸爸的五年级和六年级一期是在滸溪学校读的，他每天从黄茅尖走到滸溪学校要走两个小时。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起床，走到学校的时候就已经敲响上课铃了。放学以后走的是上山路，时间更长，两个小时还不够，每天走到山脚下就天黑了，要一路打着火把回去。我爸爸的老师可怜黄茅尖的孩子，让黄茅尖的学生放学以后不用排队浪费时间，允许下课以后直接背着书包回家。这事没几天就被校长发现了，冷血的校长跑过去把我爸爸他们抓回来排队，对黄茅尖的孩子一点照顾也不同意给。这种跑学的日子我在十二岁的时候也经历过一个星期，每天走上四五个小时的路以后，上课无精打采，回家精疲力竭，哪里还有什么精力学习。我爸爸因此在五分制的考试中只能打两分，这让我爸爸非常担心自己考不上初中。我爸爸在他舅舅的帮助下转到青龙学校读完了高小，他在青龙学校可以寄宿，于是把跑路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学习上，成绩也直线上升。小学毕业的时候，他们班上有六十个学生，考上浏阳七中初中班的只有八个，我爸爸是其中一个。我爸爸和我讲起这段经历的时候，感叹黄茅尖人读书的辛酸，他虽然只在黄龙小学读了一年，但那一年在他的一生中是无比甜蜜的一年。生长在那种交通不便的山区，每天只要走一两里路就可以去上学，在我爸爸看来，无论黄龙小学的教学条件有多差，那都是他们心目中最喜爱的学校。
我妈妈算是个时代的幸运儿，刚刚到了上学的年龄，黄龙小学就开办了，她不用像我爸爸一样跑到山脚下读书。可不幸的是，就在她读到三年级一期的时候，她的老师突然就生病去世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黄龙小学一时间配备不到合适的老师，黄龙小学因此停办了一年，很多学生都因此辍学了。我妈妈读书的时候成绩也比较好，大队干部做我外公外婆的工作，要我妈妈转到牛场小学继续读书，我妈妈在接受我外公外婆提出的“每天必须保证两头猪、两头牛的野菜供应”的条件之后，在牛场小学读完了三年级。
黄龙小学停办一年以后，又有老师愿意到黄龙小学教书了，又恢复开学了。我妈妈又回黄龙小学读完了初小。
黄龙小学恢复办学以后，校址还在斑竹队，但换了上课的地点。大队把黄龙小学的教学地点放在一户姓黎的人家，占用了人家一间堂屋。那是一间只能摆放几张课桌的堂屋，课桌是从原来的教室里搬过来的。恢复办学之后依然办一至四年级，由于年级大的学生，在黄龙小学恢复之后不肯再回到学校了，已经转校的学生很多也不愿意回来了，黄龙小学总共只招收到了七名学生。
０2 本地教员
我爸爸在浏阳七中读了一年初中，由于交不起学费被迫辍学了。我爸爸仍然不甘心放弃学业，千方百计寻找上学机会。后来经公社干部介绍又到浏阳五中读了农业技术学校。这个学校在白天要学生学习油漆、绘画、开农业机械、种田、植树，学校通过白天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创造收入解决了困难学生交不起学费的问题，晚上安排学生学习文化知识。我爸爸从农业技术学校毕业以后，成了黄茅尖上文化程度最高的年轻人。
黄龙小学因为地处偏僻，生活不方便，山下的老师都不太愿意上山，解决黄龙小学的教员配备，稳定学校的教学秩序，避免发生因老师突然生病或死亡而导致学校停办的情况，成为公社文教办一个头痛而又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当初介绍我爸爸去浏阳五中农业技术学校学习的时候，公社文教办就有意培养我爸爸是担任黄龙小学的教员。
我爸爸从农业技术学校毕业之后不久，大队干部就上我家做我公唧的工作，让他同意我爸爸做黄龙小学的小学教员。那时我爸爸还没有什么家庭负担，我公唧马上就同意了。我爸爸因此在黄茅队铁铺埂上这个校舍里做了五年半的小学教员。
我爸爸在这里教学的时候，这里有两间房屋校舍：外面的一间大房子是教室，里面的一间小房子是他备课的地方。我爸爸很喜欢教书，他在这里的表现多次得到公社文教办的表扬。
我爸爸在担任教员期间，与我妈妈结了婚。我两岁多的时候，因为家庭负担重了，家里缺劳动力，我公唧就不同意我爸爸教书了。无论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如何做工作，我公唧就是一句话，“他现在有堂客，有崽，教书我没意见，我不会替他养活人。”
那个时候，老师被称为臭老九，社会地位不高。当小学教员的收入比不上在家务农的收入。我爸爸参加公社的教师会议的时候，看到公社干部对老师并不友好，一位年龄很大的老师进入会场以后坐到前排，被公社干部赶到后面去了。公社干部训斥道“前排是贫下中农坐的，你们臭老九，滚到后面去”。
在我不满两周岁的时候，我爸爸基于各方面的考虑，忍痛离开了教学岗位。他是第一个来自本大队的小学教员，也是最后一个来自本大队的小学教员。后来跑马灯似的换了无数小学教员，都是从山下调来的。
０3 新学校
在黄龙小学恢复办学的第二年，黎家房屋隔壁的老李就过世了。老李的老婆在很多年前就与他离婚了，孩子也跟着老婆走了，老李那个旧房屋被大队部直接接收了。
第二年的学生人数达到了十一人，黎家的堂屋根本放不下这十一张课桌，黄龙小学因此搬到了这个孤寡老人住过的房子里去了。这个房子很破旧，屋面漏水很严重，墙壁出现多处裂缝，属于危房，在这里办学很不安全，很多家长给大队部提意见要求换地方。老师住的房子也很破旧，刚刚来校不久的老师不安心教学了，大队部不得不考虑校舍问题。
黄茅队有个地方，以前是开铁匠铺的，叫“铁铺埂上”。铁铺埂上以前住着一个姓刘的六十多岁的单身汉。老刘死后留下两间闲置的房屋无人继承，这房屋虽然也有些年数了，但还算牢固，大队接收过来以后就做了开会的场所。但大队部一年到头只需要在这里开一两次会，这两间房屋在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置着的。家长对办学条件反映强烈之后，大队部最终做出让步，同意将这里作为黄龙小学的校舍。
在六年制小学缩短为五年制小学以后，高小只读一年。黄龙小学从我小姑姑那届开始有了高小。按惯例，每个学校都是下半年开始招收新生。我小姑姑她们那个班是个例外，她们是上半年开始上一年级。到了小学毕业的时候，因为不能与山下的初中招生同步，又安排她们读了半年的延长班，所以我小姑姑那个班的学生是唯一读了五年半小学的。
我小姑姑多读的那个半年，黄龙小学又搬迁了一次校址。大队在斑竹坡新仁先生和振德先生家后面的山上挖出一块地坪建了一栋崭新的泥巴墙的校舍。校舍中间有一间可以容纳三、四十个学生的大教室，大教室的西面有一间老师的办公用房、一间灶屋，大教室的东边有一间可以容纳十个学生的小教室。小教室的东边还有一间老师的睡房、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校舍前面有一个大坪，我们的体育课在这个大坪里上，有跳高跳远的铁杆和沙池，每天的广播体操也在这个坪里做。学校后面有大片荒地，我们利用劳动课把它慢慢开垦出来种上了红薯。黄龙小学从此结束了长期使用民居做教室的历史，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的校舍。
我读到三年级的时候，黄龙小学完成了最后一次搬迁。因为学生人数减少，大队部觉得黄龙小学不需要那么大的场地，就在斑竹队的最西边建设了一个新的泥巴墙的房屋作为黄龙小学的校舍。新校舍只有一间灶屋，一间教室，一间老师备课兼睡觉的房子。校舍的旁边还办了一个代销店，我公唧是店长兼营业员。老师购买生活用品，学生购买文具和零食，都方便多了。原来的校舍变成了大队的榨油房。这个新的校舍容量有限，我的上一个年级的同学在这里读完了高小，轮到我们这一届又突然宣布不办高小了。我们后来重复了我爸爸他们的命运，又要跑到山下的马安小学读完高小了。
０4 小学生活
我爸爸离开教学岗位以后，公社文教办派来了熊树凡老师。
我小姑姑的发蒙老师就是熊树凡老师。我姑姑是在黄龙小学办在黄茅队的时候上一年级的。那时，黄龙大队的生源严重不足，学校只能采取隔一年招一次生的办法，导致有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不能及时上学。我小姑姑算是幸运的，正好她七岁那年学校就招一年级新生了。她是她们班的同学中间年龄最小的一个，有的同学比她大了五岁。更幸运的是，她的发蒙老师是个五十多岁的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熊老师会教普通话，字也写得特别好，教学能力一点都不“熊”，是公认的最好的一个老师。后来又换了个杨自俭老师，这个老师四十多岁，字写得好，教学能力也很强。我小姑姑回忆她的学习经历的时候，非常地感谢这两位小学老师，他们为我小姑姑后来成为黄茅尖上第一个中专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我小姑姑在黄龙小学读了五年半的缘故，我和小姑姑有过共同在一个教室一个复式班读书的历史，也算是同班同学了。
记得有一次下课的时候，我找我小姑姑要个橡皮擦，便按照当地的叫法大声喊她“细姑”。没想到被杨老师听见了，他笑话我说，“你喊她什么？”我羞红着脸小声回答道，“细姑！”杨老师故意装作没听见，再问我，“什么，你喊她什么？”我只好大声作答：“细姑”杨老师又调侃说我叫她“屁股”，我再不做声。然后杨老师严肃的批评我说，以后在学校不要喊她细姑了，要直接喊她的名字。可是我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对自己的长辈叫直呼其名。要是让爸妈知道了，或者公唧娭唧知道了，我会挨打的。从此以后，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干脆不叫细姑了，见了姑姑什么也不叫，见了面就笑一下或者点个头。
我在黄龙小学读书的时候，黄龙小学把五个年级的学生编成一个班，由一位教师用不同的教材，在同一节课里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教学。杨自俭老师给我们一年级讲课的时候，就让二、三、四、五年级的学生抄写生字，或练习毛笔字，或写作文。我感觉，这种教学模式并不差，只有在一个年级朗读课文的时候才会对其他年级自习有一点点影响。
每天早上，我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就起床，打扫完家里的堂屋、睡房、厢房、吃饭屋和灶屋屋子以后就背着书包去学校读书。妈妈在前一天晚上就用一个洋磁盅给我蒸好饭菜，我拿到学校去蒸热一下就可以吃，中午就不用往家里跑。有的同学在家里没有吃饱，带的饭菜在去学校的路上就吃光了，中午就饿得没力气了，只能跑到学校附近的树木里找些野果吃了来充饥，他们把映山红的花也摘回来洗着吃。我家里虽然要我做了很多家务事，但饭菜还是保障得很好的。我从来没有在路上把饭菜吃完过，只有看到妈妈给我做了好菜的时候，嘴馋了会吃一两口就不吃了，生怕下午饿着肚子上课。我家的饭菜在当时算是很好的了。妈妈经常会去山间小溪里翻些螃蟹、到田里和井里捞出些米虾，保障我们能够吃到些荤菜。当然大部分时间只是一些小菜，我最喜欢吃的还是豆类食品，至今我的饮食中每餐要不了青豆、黄豆、豌豆，但现在买不到我最喜欢的狗爪豆了。
小学的早自习非常热闹。每天早上，同学们一进教室，就会大声朗读，因为杨老师要求我们背诵每一篇课文，背诵不出来的话就得罚站，第二次还背诵不出来就不能按时放学回家，所以同学们早自习都特别认真。每次读到能够背诵的程度就跑到讲台那里去主动找杨老师，说自己能背诵了。我几乎每次都是第一个跑到杨老师那里要求背诵的。我把书翻到要背诵的那一页交给杨老师，然后杨老师就开始听我背诵，我偶尔想不起来的时候，杨老师会做些小提示，然后我就背诵出来了，并且得到杨老师的表扬。偶尔也出现过一两次中途卡壳的情况，又回到课桌上去重新大声朗读，记忆到滚瓜烂熟的程度再去找杨老师。杨老师逼着我们进行强制记忆，对于培养我们的记忆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打牢了我的语文基础。我至今还能背诵出《刘文学》、《张高谦》、《琅琊山五壮士》等文章的片段。
那时候的课本比现在的课本难度低多了，我记得四年级的时候有一篇课文就是一句《***语录》，我们遇到这样的课文，可高兴了，当天就可以背诵出来，那些经常背诵不出的同学，遇到这样的课文就可以按时回家了。
我们一年级有七个人，四个男同学，三个女同学。其中七岁上学的有四个，我是其中之一。我经常被老师安排去检查其他同学的作业，有的同学不做作业，我报告老师就得罪了同学。有一年竟然因为这事让我没评上三好学生。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块石板，一支石笔。一支石笔写完了，要换新的石笔的时候，我就拿家里挤完了牙膏的牙膏袋去代销店里换石笔。我记得我们的作业就是抄写生字或者造句，这些作业全部写在石板上。写错了就对着石板吹一口气，马上用手一擦，石板上的字就擦掉了，又重写就行了。由于石板写的字要装进书包里再带到学校来，有的同学在石板上写的字可能不小心就被书包里的书摩擦得看不清楚了，遇到这种情况又要在我检查作业之前赶快填一遍。
每个学期，老师都会布置几次写作文的作业，只有写作文的时候是不用石板的。学校发一个划了格子的本子给我们写作文，我们会在石板上打草稿然后再工工整整的填写到本子上去。
杨自俭老师最重视书法课，他给别的年级上课，大部分时间就安排我们练习毛笔字。因为这个原因，黄龙小学的大部分学生都能写出一手好字。我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代表学校参加过一场全公社的毛笔字比赛。那天我迟到了几分钟，我进去的时候看到黑板上写了一行字，要参赛者用毛笔在书法纸的格子里写下这行字。我已经记不清那一句话了，只记得有十几个字，由于紧张，我不知道是应该横着写还是应该竖着写。我就直接判断要横着写，写过去之后发现多了一个字，就马上又竖着写，结果又发现字不够写。最后只好一顿乱写交了卷，心想这次可完了，肯定黄了。后来成绩出来，我居然还被评为一等奖，我至今想起那件事都有些难以置信。我后来在浏阳七中读高中，这个杨老师因为字写得好，退休后被浏阳七中聘请来刻钢板和出黑板报。因为杨老师不“洋”，他没有学过英语，刻英语试卷时经常出错，没做多久就没做了。
我们在黄龙小学读书的时候是不需要交一分钱学费的，但我们的劳动课很多，还专门安排了一个劳动委员。大队给了我们学校划了一块勤工俭学基地，我们在那里开过很多荒、种过很多地。老师在头一天就会交代我们明天不上课，要去某个山上开荒，要同学们从家里背锄头、扁担和撮箕到学校去。第二天，我们就会一大早背着工具到学校，跟在劳动委员的后面走。劳动委员是老师选择出来的非常爱劳动的人，我们都以他为榜样。我们从山上把树兜挖出来，放火烧茅草再把草根挖出来，然后种上红薯、辣椒和白菜。后来，有的老师还给我们布置上交板栗、油茶和柴火的任务，年底开三好学生表彰大会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吃到油炸红薯片。
我们放学的时候，老师要求我们必须在教室外面的地坪里排成两个队：去黄茅队的排成一队，往东边走；去斑竹队和牛角垅队的学生排成一队，往西边走。每个队还有一个路队长，一般都是高年级的人担任路队长。路队长清点人数，检查是否戴好了红领巾，之后老师出来给我们交代放学路途的注意事项，最后由路队长宣布出发并领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打靶归来》等几十首革命歌曲。一到放学，寂静的高山就显得特别热闹，全路队的人像战士行军一样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一路歌声一路笑声，歌声响彻山谷，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我在这个地方加入了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我最记得的一件事是，那一次发展了五名少先队员，只有一条是红色绸子做的红领巾，有幸让我戴上了，让我兴奋得不得了。与那些布做的红领巾相比，这条绸子做的红领巾显得格外鲜艳，走在路上都觉得特别有风。
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吃辣椒，我弟弟和我相反，他特别怕辣椒。我在学校里和同学们比生吃辣椒，我一次吃下去十个生辣椒，震惊了好多同学。
我弟弟比我小三岁，我读初小的最后一年，我弟弟进了黄龙小学，我又和我弟弟成了同班同学。他后来也在这里读完了初小。我弟弟从小比我爱动脑筋，动手能力强。我小时候对父母非常孝顺，回家就会主动找事做，挑水、割草、挖山药，啥事都积极。我弟弟则是挑他喜欢做的事情做，不喜欢做的事情你就是打死他也不做。比如搞竹子水管的检修就是他喜欢做的事，没搞好就不回家吃饭。挑水的事他不愿意做，他就直接用竹子水管把水引进家里来，比我只知道按长辈的做法凭力气挑水就聪明多了。
我弟弟是黄龙小学中唯一被评为二好学生的人。那个时候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每个学期都要评三好学生，我在黄龙小学只要一个学期没评三好学生。我弟弟那个时候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体育成绩比我强，道德品质也没什么问题，只因为拒绝完成老师布置的每人上交三斤板栗的任务，他被评为二好学生。拿到奖状的时候，他以为是老师少写了一横，跑去问老师，老师说：“你这次是被评为二好学生，本来是可以评为三好学生的，由于你在爱劳动方面表现有所欠缺，这次没有评上，我想用这种方式提高你的思想认识“。我弟弟拿着奖状回家以后，不知道这个奖状是该贴在墙上呢还是不该贴到墙上，最后我出了一个主意，用铅笔加上一横，贴在墙上，因为从来没有过二好学生，别人是不会怀疑的，万一这个老师来家访，我们就将这一横擦掉。那张“二好学生”的奖状挂到墙上以后，那个老师也没有来看过，我弟弟也没有因为这个“二好学生”受到打击，他学习一直很刻苦，初中毕业的时候考了全浏阳县第六名。在选择读浏阳一中还是读中专的问题上，他担心万一读了高中考不上大学又要回到黄茅尖生活，我在浏阳七中读书的时候生活条件太艰苦也影响了他的选择，他最终选择了直接读中专。我伯伯的儿子一直为他惋惜，说我弟弟要是读了高中，绝对是个当科学家的料。若干年之后，我妹妹做了浏阳一中的老师，还在拿这个“二好学生”的事情打趣他。
我的两个妹妹也在黄龙小学完成的初小。我对于他们在黄龙小学的事情知道得很少。她们班的同学有多人考上了大学，我大妹妹只是其中一个。
０5 作文现场会
我在黄龙小学读四年级一期的时候，我的老师换成了黎光远老师。他给我们出了一个作文题目《一个好同学》。我对这个题目太熟悉了，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写到小学三年级期期都是写的这个题目，到了四年级换了一个老师，我以为会换个新的作文题目，结果还是这个题目，我实在不知道又能写谁又能写什么。
黄龙小学的老师换了一个又一个，但作文题目从来没有换过。不是写一个好学校，一个好同学，就是写一个好社员。我们只接触过一个学校，不管我们认为这个学校好不好，写一个好学校当然只能写黄龙小学。学校是由房子和人组成的，我们每年得把学校的泥巴墙好好描述一番，为了获得高分，连它的泥巴味都要写成我们喜欢的味道。学校的老师虽然产生过很多个，但现任的老师才是我们要写的，我们要写这个老师如何认真负责，才能体现学校的好。无论哪个老师都不会出《一个好老师》这样的作文题目，一方面可以避免人家说这个老师想通过学生来表扬自己，另一方面他完全可以通过学生写一个好学校把他写进来。关于同学们如何互助友爱也要描述一番，因为老师说一个好的学校必然会有一群团结友爱的学生。当然我们受到老师的提示还要回去找公唧娭唧问问旧社会的学校的情况，比较一下两个不同时代的学校的不同点，感受新学校的好，怒骂旧社会的恶。写《一个好同学》和写《一个好社员》。在我看来写法是一样的。我年年模仿***给毛四阿婆收谷子的故事，每年变换一个同学或者社员的名字，写那个同学或者那个社员在天气变化的时候帮助队里收谷子或者收稻草的高尚品德。为了凑足字数，我每次要把下雨前的天气变化情况尽情地描写一番，让人感受到帮助队里收谷子的紧迫性和重大意义。我每次的作文分数是七十五分左右，我比很多同学的作文都要写得好，老师经常把我的作文在班上念一念，同学们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四年级一期的时候，又要写一个好同学了。我左思右想，感觉写不出什么新意了。大概是心想事成吧，我后来特别迷信这个成语。一天晚上，我在家里做作业的时候，忽然看到了我小姑姑的中学课本，便拿过来翻。我在中学课本上找到一篇写人的文章，便将其加以改造，写成了《一个好同学》。
我记得模仿的那篇文章叫《陈依玲的故事》，但我最近在百度上没有搜索到这篇文章，搜索到的《第二次考试》的内容好像完全不是我当年模仿的内容，也许是我完全忘记了那篇模仿的文章是什么了。我当时也没有保存好自己写的那篇文章了。镇头区那么大，如果还有人收藏了这篇文章，我真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人告诉我，我愿意出点钱买回来，给自己的人生留个纪念。
我只记得写的一个好同学是比我高一个年级的同学郑席文。我为什么要写他呢，一是因为那时候他和我没有任何矛盾，别的成绩好的同学多多少少和我吵闹过；二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好，也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三是因为他也姓郑，按辈分他是我的叔叔。我和他虽然在一个复式班里读书，但我并不知道他的任何故事。《一个好同学》里面所有郑席文认真读书的情节都是按照那篇中学课文上的情节改造出来的。为了不让老师和其他听到这篇文章的同学觉得不真实，我根据郑席文平常的表现做了合理的推理。比如说到郑席文遇到学习中的难题的时候，“他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叔叔的形象”，就完全是抄写中学那篇课文上的原话。郑席文后来在初中的时候仍然比我高一个班，我们住一个寝室两年。读高中的时候我又比他低一个年级，但还是和他在浏阳七中同校了一年。他后来考上了中专，我的那篇文章是否对他产生过激励作用我不清楚，但那篇文章对我的影响却是几十年。
我将《一个好同学》的文章交给黎光远老师以后，黎老师给我打了九十九分。这可以说是黄龙小学绝无仅有的一篇最高分的作文。老师把这篇文章拿到复式班反复念，但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篇文章是改造别人的文章出来的。老师每次在班上念一次，我的心里就发毛一次。我心里好想去“投案自首”，告诉老师说这不是我的创作，我只是把别人的文章改造出来的。但我始终没有这个勇气，觉得念就念吧，反正也不会有人知道我的文章是怎么来的。
如果事情至此为止也就好了。可黎光远老师并不满足于在班上念我的这篇文章，还把它送到公社文教办去了。文教办的人看了以后，他们也不知道我这篇文章是改造出来的，他们还把这个文章推荐到区文教办。区文教办的人也不知道我这篇文章是抄袭改造的，他们又把这篇文章印发到镇头区的每一个小学。并由此导致了全镇头区的小学语文老师到我们黄茅尖上开了一次作文现场会。这事就真的闹得太大了一点。
我记得开现场会那天，老师提前通知我说，现场会的老师会要求我当场作文，这涉及到黄龙小学的声誉，要我提前作些准备，并透露给我说当场作文的题目是《一个好老师》。我听说有好多好多老师要来，而且还要当场作文，紧张得一个晚上睡不着觉。
黄龙小学停课一天开现场会，除了几个同学搞卫生和准备茶水以外，就是我这个主角登场了。我提前准备了几篇范文来模仿，但在现场我又不敢拿出来，记又没有记住，我坐在课桌上直打哆嗦。黎光远老师担心我会出洋相，就说我是山区的孩子，胆子小，看到这么多人就写不出来了。于是他们就同意我到学校旁边一户姓黎的人家里去完成这篇作文。我就拚命地模仿那几篇范文，总算对付了那次现场会。
我不知道我的那篇作文是否也得了高分，但估计没有完全让老师失望。
开完镇头区的作文现场会不久，我便被安排到公社的中心完小去专门接受作文培训，还给我安排了住宿的房子，算是很高的礼遇了。我在那里第一次购买了一本《看图说话》，第一次看到了汽车，第一次听到了汽车真实的叫声，以前都是在广播剧里认识汽车的。那个学校安排了一名姓李的老师辅导我，李老师每天给我出一个作文题目，然后要我写，他给他的学生上完课之后就来批改，给了我很多指导。我在李老师那里培训了一个多月才回黄龙小学读书。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公社文教办的人认为我的语文成绩很好，点名要我参加五年级语文比赛。他们在比赛前连五年级的课文也不给我看一下，结果我连成语是什么都不知道。我记得有一道语文题目是“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别人”，要我说出这是一句什么成语，我想了半天，不知道如何作答。好在那次我们公社一个人获奖也没有，我和其他参赛者一样得到了几个本子的奖励。
写了《一个好同学》之后，我担心，如果以后写的文章质量下降，就会破坏了我在同学中建立的写作文高手的形象。因此，我不得不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继续模仿写作，哪怕一次不模仿我都有这个担心。班上几乎所有的同学，遇到写作文的时候，就喜欢看我怎么写他们再写，还有些同学在写作文之前先问我要怎么写，我还得对他们的提问有求必应，我俨然变成了黄龙小学的同学们的写作顾问，这让我增加些虚荣也倍感压力。
终于有一天我被老师质疑了。我在马安小学读高小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是个快六十岁的老先生，他的字写得好，画画也画得好，戴副老花眼镜，是个一丝不苟的人。有一次，他给我们五年级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一支钢笔》。我把钢笔的外形刻画了一下，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写了一支钢笔的一生。周老师看了以后，凭他带学生的经验，他判断我不可能写出那样的好文章。他在我的作文本上批改道：“文章通顺，条理清晰，构思新颖，是否抄袭？”
当年的黎光远老师远比这个周老先生单纯，他发现我的作文突然比以前的作文大不一样，一点都没有怀疑我，直接给我打高分，还报告到公社文教办去，让我这个“贼”做了许多年都没有被识破。到了这个精明的周老先生这里，我已经变成了“惯偷”了，而且通过模仿写作已经让我能够自己构思一些短文了。这篇文章虽然也借鉴了书上的第一称手法，但我并未直接抄袭或者直接临摹。周老师的怀疑给了我当头一棒，特别是他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抄袭的情况向全班同学宣布我的作为有抄袭之嫌，让我在同学中很没有面子。我当时觉得周老师的所作怕为对于我就是一种莫大的人格侮辱，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我因此和周老师吵了起来。
这场风波最终以周老师留我的夜校让我晚上九点钟打着火把上山而告终。这一事件让我对于《一个好同学》开始走上的模仿写作的道路进行了不应有的深刻反省。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什么是侵权，什么是著作权，但我自从模仿了那篇中学课文之后，我就始终背负着盗窃他人作品的原罪。就像今天那些发了财的某些富翁一样，他们过去的发家史就是巧取豪夺、坑蒙拐骗。周老先生留我夜校，我爸爸要我深刻自省，我于是对这件事情作了这样一番解释：虽然这篇文章没有抄袭，没有改造，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好同学》那篇“抄袭”的文章并且一路模仿写作过来，我怎么能够写出《一支钢笔》这样的文章。我的这种行为就等于是偷了人家的东西去变卖，卖来卖去，卖了越来越多的钱，最后被警察抓住了，我竟然不承认自己是个小偷了，这是多么可耻的行径！我觉得周老师一点也没有错，有错的那个人是我，我向周老师写了一封检讨书，我在检讨书中向周老师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以前的事情请周老师原谅我。周老师也很“大度”，竟然没有再追究我了，让我平安地读完了高小。我当时还有一个愧疚，就是长期以来我给了我爸爸一种假象，他过去从来不知道我在偷偷模仿写作，他一直以为我真的是个天才，很会写文章，还说我将来可以去读中文系。我每次听到爸爸这样评价我的时候，我的内心都忐忑不安，我好想告诉他事情的真相，最后还是不敢，我生怕我爸爸知道以后会给我一顿毒打。
到了初中和高中，我牢记这次留校的教训，再也不敢去改造别人的文章，我不想再一次受到老师的质疑而丢了面子。由于过去“不光彩”的历史没有同学和老师知道，我写的文章仍然经常被语文老师拿到班上朗读。特别是高中，我别的功课不行了，一篇作文能被傅芳觉老师拿到班上念一念，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同学们投来赞许的目光，给我成绩不好的我坚持继续学习的信心。
一九八六年，我考上了湖南师大中文系。在写作课上，教授引经据典地说，绝大多数作家都是模仿写作过来的，写作就像走路和写字一样，是一路模仿一路临摹的。“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听了教授的课，我终于释怀了。我在想，我生长在那种山区，除了课本就是连环画，从小没有看过名著，假如我小时候有条件接触更多的文学作品，也许我就成为作家了。
黎光远老师的文化水平不高，为人单纯，他当年对我作文水平突然大幅度提高的反常现象不加任何质疑，把我推上了模仿写作的道路，这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假如黎老师当年质疑我让我难堪，我可能从那个时候起就停止了模仿写作，我的作文水平就很难提高。若干年过去了，虽然当年那个开作文现场会的校舍已经不复存在了，但那个作文现场会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