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起身到艾伦·怀特（Alan White）入住的酒店去与他会面时，天空愈加清澈，雾号声也渐渐稀疏。自从艾伦于1935年帮助出版我的第一本英文书《中国之眼：中国绘画新诠》（The Chinese Eye: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ainting）以来，他就成了我在伦敦的出版商兼朋友。该书是伴随伦敦伯灵顿大厦（Burlington House）的一次国际中华艺术展（1935—1936）而推出的。首次与他见面时，我才刚到英国不久，而他是梅休因出版社（Methuen&Co.）的七位董事之一。他逐渐升职为执行董事，如今是这家百年出版社的总裁，并亲自细心地监督制作了我迄今出版的二十一本书中的十六本。在我离开英国前往波士顿的那天（1952年12月），他曾携夫人玛杰丽和他们的两位公子理查德和朱利安到滑铁卢火车站（Waterloo Station）为我送行。我们就是在那时约好，等他稍后作一次环球商务旅行时，在旧金山见面。此刻我得知他已经从墨尔本抵达旧金山了。
艾伦在旧金山并无公事需要处理，他必须在飞往纽约的途中停留一站，于是决定在此休息几天，趁我在这里，来游览美国西部的这座名城。我提出次日搭船游览湾区，他答应了。午后，我们来到渔人码头，刚好赶上第二班湾区游船。那是一个阳光明媚又不太热的日子，舒适宜人。锚索刚一松开，喇叭里就开始冗长沉闷地介绍周围能够看到的各种建筑和地标。艾伦和我正站在船首注视着前方的金门大桥，并不为喇叭里的声音随风飘走感到遗憾。海湾里的水并非一平如镜，我听说，自从首位来到此地的西班牙船长堂·曼努埃尔·德·阿雅拉（Don Manuel de Ayala）于1775年驶入旧金山湾以来，这里就不是那么平静。正因为如此，站在我们这艘小游船上望去，岸上的建筑才会那么欢快地摇晃不已。
艾伦当时留着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式发型。风把他的头发刮到脸上，又刮到他脑后，飘动飞扬，与他身旁那面小小的星条旗争锋。他对自己被刮得蓬乱的头发不以为意，因为他正目不转睛地直视前方，望着迎面而来的风景，除了三个在船上跑来跑去的孩子，所有人都注视着前面。这座城市的天际线对成年人产生了一种催眠般的效果。在游船驶过海洋馆附近那些长长的垂钓码头后，成千上万只翅膀乌黑的鸟儿飞来，以几乎触碰到海水的高度，在海面上低空飞行，就像我“二战”期间看到的那些出现在伦敦上空的轰炸机编队那样，一群接一群地飞掠而过。但从遥远的地面上观看轰炸机编队会让眼睛极度紧张疲劳，而从水面上方近距离地观察这些动作敏捷的水鸟却让眼睛保持警觉，不断转动。它们在我们周围，忽左忽右，忽前忽后，从不停息，只是不断地飞翔。每一群都快如闪电，但这些鸟儿似乎一直在此，因为另一群会很快飞过来，取代刚刚飞走的那一群。要弄清它们有多少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水面上是多么生气勃勃啊！那三个孩子不断在船上前后左右地奔跑，仿佛有个看不见的催眠师在指挥他们。其中一个看到又一群飞过的水鸟，突然大叫一声，伸出胳膊跳了起来；另外两个孩子立刻效仿他，他们就这样跳个不停。如果他们朝气蓬勃的大脑没有受到某种催眠术的影响，那他们为何会反复做同样的事情？有人告诉我说海湾里有很多太平洋潜鸟。或许这些鸟儿是些疯子。太平洋潜鸟以疯狂而闻名，因为它们会发出狂野如魔鬼的叫声。我没听见它们叫过，不过它们会以整齐如军队的迅捷动作，漫无目的地到处移动，看起来确乎有些疯狂。
艾伦的眼睛依然紧盯着正前方，他的长发依然在风中飘荡。在风尘仆仆地乘坐飞机从英国飞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又接着来到旧金山之后，他看起来略显疲惫，但又似乎陷入了沉思。我们现在即将到达金门大桥，不过离它仍然有很长一段距离。我们中的每个人，包括小孩子们，似乎都在发呆——全都望着那个位于两座石头山丘之间的巨大豁口，它越来越近，看起来就像被一条细长如金属丝的绳子连接起来，而那根绳子又仿佛被两根插在水里的竹竿绷得紧紧的。我们的船逐渐靠近那两座在水波中跳动的石头山丘，而那两根竹竿以及它们之间那条长长的绳索则变得越来越粗，露出一座红色大桥的形状。我颇能理解为何将金门大桥刷成朱红色。如果刷成海湾大桥那样的银色，那么它大部分时间都会难以辨别，因为太阳光下光亮的水面以及晨雾暮霭会模糊它的形貌。另一方面，如果海湾大桥被刷成红色，那么在周遭那些色彩艳丽的建筑中间，就会显得过于惹眼甚至刺眼。
突然，我看见一片如白棉花般浓稠但又蓬松的云雾舒展开来，跟我们前方的所有景物一起上下摇摆，然后逐渐靠近，仿佛想钻到金门大桥的桥底去，顶着我们出发以来就一直肆虐的寒风，将我们整个包裹起来。实际上，它试图挤到桥下去，随即膨胀起来，覆盖了桥底的整个河床，以及两座桥塔的下面部分——我起初还把桥塔当作竹竿呢。此刻，桥塔的上面部分悬浮于半空之中，就像两只红色的中国灯笼。我们的领航员将船略微向北拐去，而后又向东一拐，以避开那艘迎面而来的汽船。当我们拐弯时，我看见位于塔玛佩斯山前面的天使岛（Angel Island）正为晚宴梳妆打扮，穿上一袭薄薄的蓝灰色丝袍。当我们的船继续朝着东边的海湾大桥转过去时，不知从何处飘来几片神秘的面纱，旋即化为小岛的一块黑色天鹅绒披肩。天使岛和圣拉斐尔（San Rafael）显得温和又冷漠，笼罩在梦幻般的神秘气氛中。
喇叭里传来的一声大叫“恶魔岛！”对我们所有人产生了一种最奇怪的催眠效果。海湾北面出类拔萃的可爱风景被荒芜、严酷的恶魔岛造成的恐怖感所取代。艾伦和我随着船上的其他人一起来到船的另一侧，伸长脖子，看能否发现什么人在那块12英亩（约48562平方米）的巨大岩石上移动。观看作恶之徒而非循规蹈矩之人并乐在其中，这难道不是人类的一种天性？自从1933年以来，恶魔岛便作为一座永远沉默的监狱而臭名昭著。据说它对囚犯严惩不贷，凭借一种能够探测囚犯身上任何金属物质的“电子眼”，建立起一套精细复杂的防止越狱系统。12英亩的岛屿整个被高墙耸立的建筑覆盖了。
我曾想造访那块岩石，但那位答应为我安排此事的朋友不幸去世，我只好改变行程，前往圣昆丁（San Quentin）。毕竟，这些监狱里的囚徒都是人类。这块岩石四周都被寻欢作乐、宜人风景与舒适生活的人间烟火所包围，为什么把他们关押在这样一个花花世界中间严加看守？殖民时代西班牙人在这里修筑防御工事，到了19世纪中期，它又被用作军事监狱，这都可以理解。但它缘何在1933年被选中设立联邦监狱却令人不解。把它改建成一个供所有人使用的迷人游乐场岂不是更好？在此设立监狱难道是为了提醒人们：人世间存在着无可救药的作恶之徒？我听说这块岩石得名于《阿尔卡特兹的养鸟人》（The Birdman of Alcatraz），一本被改编成电影的著名小说，因此，当我们从岛屿前经过时，我也如同被催眠一般随着其他人移动，向它投去犀利的目光。
下一个进入我们视野的焦点是一个巨大的金属浮标，上面系着一只铃铛，随着湾里起伏的海水而叮咚作响。吸引目光的除了那只在水面上自动鸣响的铃铛，还有一些肥硕的鸬鹚，停在上下漂动的浮标上，不时摇摇晃晃。公元10世纪以来，鸬鹚就出现在很多中国水墨画中。这些海鸟擅长游泳，有狼吞虎咽的习性。中国的渔人把它们加以训练，带它们出去捕鱼。它们会静静地站在船舷上，渔人一声令下，它们便潜入水中，用长长的喙叼住一条鱼回到船上。如果鱼很大，两三只鸬鹚就会有条有理地合作捕捉。有一次，我在伦敦介绍宋代大师马远的一幅风景画，上面画着鸬鹚站在随波逐流的小船上，这时人群中有一位女士拒绝欣赏这幅画，声称如此对待鸟儿实在是最残忍不过。我对她的话感到讶异，问她看到英国大画家兰西尔（Landseer）的作品有何感受。这位画家以擅长动物绘画而著称，其作品描绘了成堆鲜血淋漓的牡鹿、野兔和雉鸡。人有时会多么缺乏逻辑。我很高兴看到海湾浮标上的鸬鹚依然悠闲自在，就像中国风景画里的鸬鹚一样适于入画。
在游船上，我们的谈话一次又一次地转向人类的行为，又把西海岸居民与美国其他地方的居民作比较。我鲜少沉溺于归纳概括。我认为，当为自己的生意忙得团团转时，一个纽约人会显得脾气暴躁甚至相当粗鲁，不过，如果我们遇到他时他恰好在家里，且身心都很放松，那么他也会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显得亲切友好。然而，我也不由自主地想起顾问工程师约翰·古尔丁·里特尔在带我参观金门大桥时跟我说起的旧金山人。他于20世纪初在旧金山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经历了1906年大地震和火灾的浩劫。“那是人类史上的重要事件，”里特尔先生说，“它给旧金山市留下一种永恒的精神，指引我们所有人正确地评价自己的生活——尽管如今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一夜之间，所有旧金山人都变得平等了：财富已经毫无意义。在那场不期而至的巨大灾难中，没有人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每个人都变得通情达理起来，对他人也体贴关切。城里没有明显的恐慌，也罕有抢劫事件发生，因为所有人都同舟共济。所有人都住在相同的帐篷里，从前的富人和依然贫穷的人分享衣食，照料幼齿、老人和病人。全市的人都成为一个友好的大家庭。里特尔坚信，那个可怕的夜晚造就的独特友好气氛仍然飘浮在海湾上空。实际上，我们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他待我却如同亲友。艾伦频频点头，同意里特尔先生的看法，旧金山的气氛显有独特之处。
就在此时，仿佛有什么东西阻挡我们的游船从海湾大桥下穿过。我们前方出现混乱，五六条划艇顶着浪头，冲向那座巨大的建筑下方。艾伦毕业于剑桥大学，我也曾在牛津生活十六年；对我们来说，坐满蓝衣海员的划艇都是熟悉的景象。然而，看到有人居然以牛津和剑桥的正统方式在旧金山湾里划船，我们俩都不由得啧啧称奇。
我们都顾不上看金银岛（Treasure Island），那是为1939年金门国际博览会修建的人工岛，如今是海军的军事禁区。直接从海湾大桥下经过是一种独特的体验，而这让我回想起哈得孙河（Hudson River）上的乔治·华盛顿大桥（George Washington Bridge）。但海湾不像河里那样水流平稳，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够在这样的水域举行划船比赛。海湾里不断有风吹过，再加上潮水的涨落，一直波澜起伏。
接下来喇叭里向我们介绍的景点是奥克兰港（Oakland Harbor）和阿拉米达（Alameda），然后船只再次右拐，整个旧金山市的天际线都映入眼帘。尽管我直视前方，但我的眼睛似乎中了魔法。因为眼前这些高楼大厦仿佛忽而蹿高，忽而缩短。乍一看，所有窗户都一样大小，不过须臾之间，有些变大，有些却变小了，一些甚至变成几乎看不清的小点。有些窗户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当我们的船在水上摇摆不定时，它们不断地眨着眼睛。在黄昏降临之前，我似乎听见一些无形的画家忙碌的声音，他们给这些纯白色的墙壁涂上肉色，然后是粉红色、紫红色。所有建筑都摇着脑袋，蹦蹦跳跳——空气中弥漫着音乐声和欢乐的气氛。我感到有些陶醉了。片刻之前，艳阳高照下的旧金山市富丽堂皇，令人眼花缭乱，此刻它又展示了自己的朦胧之美。我对艾伦说，太阳肯定正缓缓沉入双子峰另一侧。他点点头，对我微微一笑，恍然若梦。他懒得理睬我说的话。他才在旧金山待了一天，又怎么知道双子峰在哪里呢？
我们再次从海湾大桥下驶过，这一次是在小岛耶尔巴布埃纳（Yerba Buena）靠着旧金山的一侧，只有它提醒人们记起整个湾区从前的地名。有天早上，我的中国朋友董鸣凤[12]——他是一名艺人，在旧金山最有名的夜总会之一工作——驾车带我环绕耶尔巴布埃纳岛，但在到达人工岛金银岛后，很快便折返了。因为美国陆军和海军占据了旧金山湾里风景最美的地点。
我们的游船继续航行，进入笼罩着金门海峡、大桥、米尔谷（Mill Valley）丘陵、塔玛佩斯山和天使岛的薄雾中。恶魔岛就快被遮住，变成一个云遮雾绕、恍如出自想象的地方，很适合仙子或国王。它隐约可见，却无法靠近。雾霭不断舒卷，我心里暗暗为它欢呼。从富丽堂皇化为云雾朦胧的一刻甚至比从云雾朦胧化为富丽堂皇更美。现在浪头泛白的大浪逐渐增多。从舷边卷起的飞沫送来阵阵寒意，将我们全都从那种催眠状态中释放出来。
然则被催眠后的影响难以消除。不管是艾伦还是我都无心谈论刚刚看见的那一处处由碧海蓝天与大地构成的美景。艾伦反对在渔人码头的一家日本餐馆盘腿而坐地进餐，而我又不愿让他在格兰特大道的一家中餐馆去挥舞筷子——尽管他现在使用筷子已经相当娴熟。我们一致决定到电报山顶科伊特塔下的一家德国餐厅去尝尝，几天之前，我发现那里食物可口而气氛宜人。我们受到领班的热情接待，他将我们引到靠窗的一张餐桌前，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海湾沿岸的灯光。每张餐桌上都点着一支只剩半截的蜡烛，奇形怪状的蜡烛头上滴着蜡油。为了牟取利润，人们可以费尽心思，我们俩不禁对此会心一笑。当罗曼蒂克的一切动机都已失去之后，“营造浪漫气氛”就成了必需。自从枝形吊灯的可爱灯光被闪耀的霓虹灯取代以来，一豆烛光就被用来满足从不餍足的人类的需要了。大多数餐桌都被一对对年轻的情侣占据。艾伦对德国菜比较了解，他点的菜都美味可口。当然，在寒风瑟瑟的海湾里度过一个漫长的下午后，我们俩都胃口大开。我们边吃边聊，触及各种各样的话题，还经常回忆起我们在艾伦从前位于伦敦附近布莱克希斯（Black Heath）的住处以及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牛津和英国其他很多地方一起度过的时光。“有旧金山这样的一个海湾，”艾伦评论道，“谁也不想横冲直撞。”“可是你知道，纽约也有一个海湾。”我提醒他。尽管环境可能会影响人，不过一个人的真正本性才是影响最大的。很多人都倾向于尽可能地安于现状，但也有一些人根本无法这样。为了娱乐我的朋友，我讲述了一个著名的中国笑话：从前有两个人，一个性子急躁，另一个却慢条斯理。有一天，他们围坐在一个老式中国火盆——也就是把铜盆放在一个木架上，盆里烧着木炭——旁小酌片刻。正当性子急躁的那个人扭头欣赏墙上的一幅画时，他的长袍碰到火盆，被烧着了。而慢条斯理的那个人看见他衣服着火，却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彬彬有礼地缓缓说道：
“有件事情我理应告诉你，但因为你脾气暴躁，我不知道当不当讲。不过对我而言，说与不说的结果都是一样。”
“什么事？什么事？快说！”
“喔，是这样的，你那件长袍的衣角掉到火盆里，现在被烧着了。”
“你干吗不早说？”性子急躁的人一把扯出袍子，将火弄灭，然后便冲着他的朋友暴跳如雷。
“人人都说你脾气暴躁，果不其然！”那个慢条斯理的人回答说。[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