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有个著名的“历史三段论”。他说，历史主要体现在时间性上。时间如电波，可分为短波、中波与长波。短波时段由一些突发性现象组成，如革命、战争；中波时段，也叫“局势”或“社会时间”，是在一定时间内变化形成的周期和结构现象，如人口消长、物价升降等；而长波对应的则是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的现象，如地理、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布罗代尔认为，“短波”是历史的表面层次，转瞬即逝，对历史进程只起很小的作用；“中波”对历史进程起直接和重要的作用；“长波”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到决定性和根本作用。中国的地理、地缘以及文化传统就是“长波”因素，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它们对于中国的文明发展一直起着决定性作用。
首先，我们说说何谓“文明”。“文明”是“野蛮”的相对词，并包含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同时，文明还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观念，指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状态，所以不同时期的文明会有不同的内涵，也就有了不同的文明时期的划分，比如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人类农业技术的产生与定居文化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出现的首要标志，是为通常意义上的“新石器时期”。一般我们认为，大约12000年前的黎凡特地区（指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安纳托利亚（位于今土耳其）和扎格罗斯山山前地区（位于今伊朗），是第一批被人类文明照耀的地区。这些文明产生地都主要集中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
考古学中定义的“文明”却有更为精准的要求，并且时间也近得多。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以农业为核心的文明（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后出现）定义，需要具备起码五个条件：拥有农业技术，有国家出现，有城市产生，拥有成句或连篇书写的文字，拥有金属冶炼技术。符合这五项特征的第一个地区依然出现在两河流域附近，是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古苏美尔文明，出现的时间大约为5500年前；之后相继出现的有埃及的尼罗河文明、印度河文明以及爱琴海文明（希腊的克里特岛文明）。人们相信古苏美尔文明是其他文明的源头，文明之间有传播交流的关系，国际上认为黄河文明的出现应该在这些地区之后。所有这些文明皆可归入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
按照以上五个条件，严格地说，中国文明是从晚商开始的，距今大约3300年，因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殷墟中的甲骨文）出现的时间界定于这一时期。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主流学术界坚持中国文明属于独立起源之理论，而且认为人种亦为独立起源。然而，在新兴的分子人类学以基因判断全球现代人的起源皆在东非之后 [ 推荐参阅斯宾塞·韦尔斯《出非洲记》；史蒂夫·奥尔森《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
“中华文明独立起源论”也开始面临解体。
本人自2002年开始从三星堆现象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坚持中国文明与全球文明同源，即远东文明为中东附近的后发文明。我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人类与农作物母本同时存在于地球的历史有上百万年，但一直没有出现农业技术，最终突然产生于地中海东部沿岸，这绝非偶然。农业的起源应该是人类知识积累与爆发的结果，假如各地文明独立起源，那么农业技术的出现在时间上的差异应该很大，也许会相隔几万年或几十万年，不应该突然集中在一个很短的时段内出现；其次，全球农业文明发展轨迹明显是有序地以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而中国文明仅是这个有序的全球大扩散中的一个普通环节，从时间与地理、地缘上都看不出中国文明有任何特殊之处能使之例外；最后，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都观察不到中国文明与外部世界隔绝的证据，相反，它们相互之间的交流证据比比皆是。现代科技已经证明了殷商墓青铜器中的稀有金属来自马来半岛 [ 可参阅本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
并且近年来，中国学界业已承认青铜冶炼技术与马匹驯化技术等都是西边传播而来 [ 可参阅易华《夷夏先后说》。]
故而，中国农业文明是全球文明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走过了几百万年的历史，突然在大约1.2万年前的中东附近一些地区开始出现农业，从而引发了一直连续发展到现代社会的人类文明。
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与中东有着几千公里的距离，而传播需要时间，所以中国文明的起点比中东晚一些，但比距离中东更远的地区早一些。这种以中东或曰地中海东部沿岸为圆心向四周扩散的文明传播规律，使中国地区的文明首先在西北黄土高原附近成形，然后传播至东北、东南，再然后是相邻的朝鲜和日本等国，美洲当然就更晚 [ 本人自2002年即开始研究中国文明西来说（或曰“全球文明同源论”），至今已经在中国发表8本专著，概名为“破译飓风系列”，其中代表作为《向东向东,再向东》《谈天说地》《汉字起源新解》等，对于“西来说”的产生原理与机制有全面的探讨。这一学说初期遭到广泛责难，但随着现代分子人类学对于全球人类起源于东非的论证确立，“西来说”已经在中国逐步得到理解。 ]。这只是从文明核心向东传播的局面，而其向西传播的第一站就是欧洲—很明显，东欧文明要早于西欧—并且，向西的传播主要靠水路。不考虑路径，仅从直线距离看，远东最边缘距文明核心的距离是欧洲的两倍，这个地理位置就决定了远东的特殊命运。
原始时期文明的传播速度是每年四五公里，分水、陆两个传播路径。陆路传播不需要任何技术，量大，但速度慢，显示出传播的必然性；水路传播需要一定技术，量小，但速度快，显示出传播的偶然性。
最初的文明主要靠陆路传播，所以，中国的早期文明落脚在中国北方。因为中东的文明是通过中亚包括印度的陆路传播到东亚的，人们熟知的丝绸之路是其中最重要的传播路径之一。这个规律导致了中国农业时代的文明中心长期徘徊于北方。
中国南方文明，是在全球航海技术达到一定程度后才有了快速发展的。到了宋朝前后，旧大陆的文明开始呈现水路优势，在这一趋势之下，中国南方受外来文明的影响明显增多。但实际上，南方水路自古存在，甚至在文明出现之前人类就已通过水路移民。有一支“海上居民”一直沿海向东发展，最先到达中国南部沿海—当然他们不是一夜之间到达的，而是用了几万年的时间逐渐转移过来的，反而是北方的移民通过陆地到达中国的时间要相对晚一些，他们在陆地上兜了一个大圈，最终中国的南人与北人相融合，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
不同时期的文明传播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有时甚至会完全相反。时间、地缘以及人类文明的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传播方式与传播结果。
以驯养马匹为特征的畜牧业发展以及车轮的发明，促进了马车等交通工具的形成，有效推动了人类文明传播。中国夏、商、周三代主要受惠于这一次与草原结缘的文明浪潮。比如，轩辕氏黄帝就是其中的早期代表。骑兵的出现，提供了农业文明无法抵御的军事力量，所以在游牧民族日渐成熟的时代，他们几乎主宰了全世界—这就是畜牧业带给这个世界的变化。从几千年前到现代化文明崛起之前，“马上民族”是全球野蛮、彪悍的主人，在中国同样如此。
半游牧人出身的周人统治中国达800年，这说明在该时期，人类的文明发展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直到铁器时代到来，周朝才结束，其实这也是一个文明时期的结束，它标志着青铜时代在中国的完结。
其实，铁器早在周朝前就已出现，但在中国的普及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广泛用于农耕，作为兵器也功效显著，在交通工具上的应用更不用说，所以这项冶炼技术马上更显著地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轴心时代”到来了。
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清末，总体来说中国社会结构没有太大变化，皆属农业社会。直到大约500年前，欧洲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起点开始进入了近代社会，世界又一次发生革命性变化，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现代化”开始出现于18世纪的英国。西方随着基督教的兴起，最早吹起了向游牧人反攻的号角，海洋民族在近代完全取代了草原民族，他们驾驶着轮船开始统治世界。游牧人以马匹作为交通与军事工具而统治全球的历史被终结。
中华民族既不属于标准的游牧民族，也不属于典型的海上民族。属于典型农业民族的中国人的命运，如同风中烛火一般忽隐忽现地存在于旧大陆，它从来没有先进过，但也不曾跌落到谷底，地理位置几乎决定了它的中等地位。
现代化首先是一次传播革命，给所有民族都带来了挑战与机遇。旧时代的文明发展规律即将全部作废，新文明的脉搏已经开始跳动。从电报、电话、广播，到录音机、电视机、相机、飞机、火车、汽车等，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它们陆续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随着互联网的诞生，这一轮现代文明又展现出信息爆炸的态势。这一波现代文明很可能不会如同农业文明一样经历漫长的几千年一个台阶的过程—互联网实际上已经终结了“现代化”，而开启了另一个全新的时代。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究其根本的推动力，都是信息的积累与传播所产生的效应。
无论中国在以往的文明史中是落后还是先进，新文明都要通过电子革命重新洗牌。不了解互联网、不融入互联网的人，将不能领导新时代与新社会，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将是如此。在传统社会里还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到了电子时代，由于其发展速率与创新性，人们必须超前预应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