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8年意大利半岛建立了欧洲第一所大学。
第一批欧洲大学多出现于意大利境内，因为西方大学是以基督教思想为起点的高等教育机构。教廷所在地就是欧洲的真正皇城，那里是文化艺术与学术思想的重镇，所以第一所大学的建立与梵蒂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最初西方大学的主要学习科目为：法律、医学、文艺与神学。17世纪前后，经院式课程逐渐被自然课程所替代，如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成为大学热门学科，牛顿就是这种改革后西方高等教育的第一批受益者。中国的高等教育，即太学，在主要科目中实际上就是少了这一门“自然科学”，而现代科技的基础却是自然科学，所以，以儒学为核心的科举制与国子监最终必然被废除。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在17世纪是个关键的转折点—假如清朝不入关，很难说中国是否会在17世纪开设自然科学学科，但清朝入关既然是事实，也许是中国命运的一种必然。宏观显示必然，微观才出现偶然，对历史要如此辩证地看待。
欧洲11—12世纪的大学皆临水而建，尤其多在距离大海很近的城市。受西方影响，中国在1895年建立的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同样位于面临大海的城市，只不过比西方第一所大学落后了大约900年。也有人认为1882年前后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山东蓬莱附近创建的山东大学（The College of Shandong）为近代中国大学之滥觞；还有人认为由美国圣公会的一位主教约瑟在1879年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College）才是中国的第一所大学。无论如何，水在旧时代的欧洲与其他地方都像是“先进”的催化液。
截至15世纪，欧洲已经大学密布，总数在70所以上，而且主要集中于西欧天主教教区内，东正教地区则基本一片空白，东西欧景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至今西欧与东欧的差距依然明显，这至少可以在大学教育方面做出部分解释。
欧洲大学的学员不分贵贱，是西方人的“有教无类”。其中的师生多是教士，由于骑士与贵族认为他们的学识在大学之上而不愿从习于大学，所以当时的西方大学生反倒多为穷人或平民家的“下层中等阶级的子弟”，这些人最终通过大学教育成为官员、医生、书记员、建筑家与法学家，还有神学家。学费方面，只要成为僧侣自然可以得到免除—最初的西方大学即以“穷教士”或“穷学生”集中而著称。衣衫褴褛是很多学生的常态，倒是中国的科举考生只有在殷实的家境支持下才可以维持学业。
正如中国的教育受制于儒教，西方的教育也受制于基督教，法律一直是教会重视的一门学科，而艺术也一直被教会放在重要的位置，这使得西方社会从一开始就比中国社会更偏重于法制建设与艺术品位的整体培养。例如初期到美洲参与殖民活动的西班牙传教士、《西印度毁灭述略》一书的作者卡萨斯，获得硕士学位（1474年或1484—1566年之间）时他受到的正规教育的科目主要涉及有拉丁语、亚里士多德哲学、逻辑学、玄学、数学、神学、美学和物理学，他还自学了法律。这些科目明显与远东的儒教社会有较大差距。
除了不准触碰异端这个高压线外，一般而言西方大学的开放与自由度是中国社会无法想象的。西方大学并不等于修道院，除了尽心学习专业知识为将来谋生做准备外，这些多数在14岁左右入学的青年实则也不耽误将“行乐、浪荡、自由与宗教”融于一炉。最初的大学里异常自由，是教育的黄金期。
另外，西方大学为实体，而中国的科举制只是一种考试制度。所以，西方思想文化在教育过程中的交流活跃程度也远远高于中国古代社会，这些都成为中西方科学水平逐渐拉开距离的潜因。
欧洲大学的出现，与城市的发展步伐联系在一起。几乎一个城市刚刚出现，大学就会随之产生。当时的欧洲城市规模并不大，多数都是几万人的规模，但具有便利的水上交通却是它们的共同特点。闭塞，是中国许多地方的地理特色，在欧洲的地形特色下却很难体会到这个弊端。
高等教育、初步的城市化、天主教、骑士精神、封建贵族、金融机构，这几项元素逐渐在中世纪汇聚于欧洲最初的资本主义萌芽地区，主要核心地区是意大利，然后扩散至西北欧地区。这个扩散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基督教的传播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