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世纪末这庸俗透顶的文学氛围之中，来眺望下一个世纪的文学，我不知道这种眺望会有什么意义。因为眺望必须站在一个高处。浪漫派诗人海涅说：再见了，油滑的男女，我要登到高处去，从山上来俯视你们。这里说的“高处”，正是此理。
我们为什么要从事文学这个苦难的职业？最近我常常想这个问题。文学确实是一个苦难的职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谁选择了文学，谁就选择了不幸的命运，谁就将自己作为祭品，毫无保留地为缪斯之神献上。我们热泪涟涟地看到，在崎岖的文学小路上，横七竖八地躺倒着许多的失败者，而又有许多命定的失败者，又向这条小道上涌来。哦，请问这是为什么。
哦，可怜的、悲壮的、唐吉诃德式的你们〈包括我为什么要走向它呢？会有成功吗？不会有的！既便有短暂的荣櫂，瞬间的鲜花与欢呼，那也只是过眼烟云而已。你不记得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那悲凉的吟唱：希望是什么？是娼妓！它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给予，待到你牺牲了最宝贵的东西一青春，它就抛弃你。
曾经有过一个大成功者叫鲁迅。然而，鲁迅先生将他手中的手术刀换成一管叫“大小由之”的毛笔，究竟值不值得，还待商榷。可敬的先生想用他手中的笔来疗救社会，那么，社会得到疗救了吗？今天的人类较之鲁迅笔下的人类，大约走得更远。另一个成功者是小说家赵树理周涛在一篇文章中称赵树理是中国最朴素的小说家，我十分同意他的话，然而，赵树理在晚年的时候，突然对他的创作产生深深的怀疑，据说他想用他的稿费，在家乡开一个化工厂，生产化肥，直接为父老乡亲们服务。
这正是我这一段时间的思考。在思考的途中，我眼馋地望着街上那些开大排档的人，那些开出租车的人，那些小学教师，那些胸前象征性地别一支钢笔的干部，我想，我本来可以成为他们的，可是，我现在成了一个蹩脚的写作者的我。
这种思考再递进一步，我最新的一些思考才是本文的主题，而且它恰好有助于回答“眺望”这个命题。而这种思考，是由于去年在罗布泊北沿见到一匹倒毙的马，继而又联想到海明威作品中，那乞力马扎罗山山顶的狮子，而想透的。一些年前我读过一本海明威的小说。小说的扉页上有一段奇怪的话。那话说在非洲最高的山一一乞力马扎罗山的山顶，雪线以上的地方，有一头狮子的冻僵了的尸体。这只狮子，它离群索居来到这又高又冷，既没有食物，也寻找不来友情的山上干什么来了？没有人能做出解释。
好一个“没有人能做出解释”！这谜语一般的话音里隐藏着某种悲剧式的神秘。读了这段话，我当时不甚了一广。直到去年，我在从鲁克沁小道进人罗布泊的道路途中，在库鲁克塔格山北面的黑戈壁上，见到一匹倒毙的马时，我才突然间了然有悟。
那马躺倒在距罗布泊约一百多公里的地方，已经成为一堆白骨。它是谁？它是为什么事情到这死亡之地来的？它是因何而死的？这些我们都无从知道。它的头朝向罗布泊方向，尾甩向库鲁克塔格山，四周是茫茫的戈壁，没有一滴水，没有任何生命，孤独的行旅者啊，可怜的、悲壮的行旅者啊，它到这罗布荒漠中干什么来了？我在这一堆累累白骨的旁边伫立良久：是的，没有人能做出解释。
如果要为这头狮子和这匹马做出解释的话，那么我想说，这是命运使然，使命使然，族类中的一部分，它们注定要离群索居，走上这宿命的道路的。正如我的没有成为一个商人，成为一个出租车司机，而偏偏要费力地握起这支蘸水笔一样。
怀着一种宗教般的感情，带着一颗基督般的爱心，我写下以上的文宇。为曾经从事和正在从事并即将从事这个职业者的动机注解，为伟大的鲁迅和杰出的赵树理注解，并且回答本文开始时的那个命意3我感到通过上面那一段盘旋之后，我现在站在了一个高处一精神的高处，来眺望下一个世纪的文学，来回答下一个世纪的作家当具备哪些素质这个问题。
那结论就是一我觉得未来世纪的作家，正应该是这种海明威的狮子或者罗布泊的马。他们将背起沉军的文学十字架，走人人类精神的荒原，走上人类精神的高处，去开拓和改造。“坟那边是什么？哦，没有人去过。那么让我去看一看！鲁迅：《过客》
我渴望伟大古典精神的复苏，我渴望古希腊文学的那种悲剧感和崇高感，能重新注入我们的文学精神，眼，在消解崇高和非英雄化思潮的影响下，我们的文学已经在油滑和庸俗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了。
我在《北京文学》不久前的一期上《对中国文坛深深的失望》一文中说过这么一段话十九世纪的经典作家们几乎都是些人类精神的教父，而二十世纪的作家为了能从满地的垃圾中寻找到一点残羹剩炙，不惜把自己降格为苍蝇。”允许我把这句话在这里再重复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