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7常州词派的主张是什么
常州词派是清代嘉庆以后出现的重要词派。康乾时期，词坛主要为浙派所左右。其作品多写琐事，记宴游，且有不少无聊的咏物之作。在艺术性方面，则把宋代词人周邦彦、姜夔的风格、格律和技巧，奉为填词的最高境界。
面对这样的现象，常州词人张惠言疾呼词应与《风》、《骚》同科，强调比兴寄托，扫却琐屑、无病呻吟之风。
由于张氏的倡导很贴合实际，因此，和者颇多，蔚然成风，常州词派遂兴起。张氏之后，周济又进一步加以发展，常州词论更趋完善。
当然，常州词派也有其不足，比如过分寻求前人词作的微言大义而流于穿凿附会；虽勇于立论，然疏于考史等。尽管如此，张氏强调的词作比兴寄托，较之浙派追求的清空醇雅，其格调显然还是高出一筹。因此，对清末词坛影响也很大。
018前七子都有谁
“前七子”是明代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中心，包括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徐祯卿在内的文学流派。
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针对当时虚饰、萎弱的文风，鄙弃自西汉以下的所有散文以及自中唐以下的所有诗歌，提倡复古，强调文章学习秦汉，古诗推崇汉魏，近体宗法盛唐。他们的主张被当时许多文人所接受，于是形成了影响广泛的复古运动。
“前七子”力倡复古，影响甚巨。当时的唐诗选集，均遵从他们的主张而只收中唐以前的诗歌。作为“后七子”的前导，他们影响了明代文坛达百年之久。但由于过分强调复古，他们的作品创造性显得不足，有的甚至沦为“高处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给文坛带来了新的流弊。
019后七子都有谁
“后七子”是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文学流派。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成员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因在“前七子”之后，故称“后七子”，又有“嘉靖七子”之称。
“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汉魏、盛唐为楷模，称“文自西京、诗白天宝而下，俱无足观”；其创作则“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较“前七子”更为绝对。
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了高潮。“后七子”在文坛上活跃的时间比“前七子”长。
“后七子”的创作总体上没有脱离对前人的模仿，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些人后来已表现出某种重视独创和性灵的倾向。故清初仍有人接受他们的观点，创作上也受其影响。
020公安派是怎样的一种文学流派
公安派是晚明文学领域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文学流派。领袖是荆州公安县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史称“公安三袁”。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从真情实境中流出”的文学主张，这就是“公安派”的旗帜。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他们的后学随意写作，不加约束，争相使用方言土语，造成了文学的低俗化。但对于解放人们的心灵，破除模拟教条，对当时文坛的发展起到了进步作用。对以后几百年的历史乃至五四文化运动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021吴江派推崇哪种戏剧主张
吴江派是明代戏曲文学流派。以沈璟为代表，属于这一派的还有顾大典、吕天成、王骥德、叶宪祖、冯梦龙、沈自晋等。
沈璟戏剧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作曲“合律依腔”，语言“僻好本色”。他与汤显祖的主张“以意趣神色为主”的意见相左，产生了戏曲界的“汤沈之争”。
吴江派厘定曲谱、规定句法，注明字句的音韵平仄，给曲家指出规范，但过分强调音韵格律，主张宁肯曲辞不工整，也要符合音律；提倡戏曲语言要“本色”，原本意在反对明初的骈俪颓风，但由于他把“本色”狭窄地理解为只是采用俗言俚语、家常语，因此，也产生了弊病。
吕天成《曲品》主张戏曲创作允许虚构，不必都符合事实，重视戏曲结构，注意舞台演出特点。戏曲创作的实践上，比较突出的当数沈璩、沈自晋和沈自征。“吴江派”活跃于明末，对后世的戏曲创作理论与实践都有重大影响。
022桐城派是怎样的一种散文流派
桐城派是清代散文的重要流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槐、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方、刘、姚又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其他代表人物还有戴名世、姚莹、曾国藩、吴汝纶。
方苞首标“义法”为文章纲领，义即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法即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义法”就是要求做到二者的统一。他所重者在于“法”，要求文章取舍精当，结构布局合理，以及语言文字雅洁。
刘大魁又提出“神气”、“音节”、“字句”。神气即文章的气势和风格，它要通过具体的章节和字句去表现，因此，刘格外重视音调节奏。他本人的文章音调高朗，读起来铿锵有力。
姚鼐要以“词章”为手段，以“考据”为凭借，来阐发儒家的“义理”，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选辑《古文辞类纂》影响了以后两百多年的学术界。
桐城派的文章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为桐城派的代表作品。
该流派对清代文坛影响极大，无论是其持续时间之长，作家人数之多，还是流行、传播区域之广，在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便是清乾隆年间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
023讲史小说是什么小说流派
“讲史小说”为明清小说流派之一。宋元时期，说书艺人把历代的历史都编成了故事。有的故事较长，还要分几次才能讲完。这些讲史的故事很受时人欢迎。从流传下来的《武王伐纣平话》、《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三国志平活》、《五代史平活》等，随着讲史形式的发展，“讲史”小说便开始有了后世章回体的雏形。
到了明代，“讲史”小说分成了两支。一是“历史演义”，如《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等；一是“英雄传奇”，如《水浒传》、《说岳全传》等。
“历史演义”多以正史为蓝本，以忠于史实相号召。这在仍是讲史的当时，颇有广告效应，因为人们喜欢听“真实”的故事。“英雄传奇”也写历史人物，但多取材于民间传说和野史，以虚构的成分居多。
讲史小说对于传播历史知识有着积极的意义。也出过一些凤毛麟角的作品，像我们熟知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都是讲史作品中的经典之作。
024神魔小说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
“神魔小说”是明代后期在通俗小说领域中兴起的一类小说。“神魔小说”之名来自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明之神魔小说》中，他首次称一批表现神魔“斗法”故事的作品为“神魔小说”。
这类小说受宗教思想引导，加上古代神话、六朝志怪以及唐代传奇、宋元话本的影响得以成型。
神魔小说与讲究相对正统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等不同，它的主要特征是“奇幻”，以神魔怪异为主题，参照现实生活中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比附性地编织了种种情节。
这类作品中，以出现最早的《西游记》为代表，其他如《三遂平妖传》、《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封神演义》、《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等。这些小说作者很多是以凡人为主人公，往往通过凡人的活动，如西天取经、兴兵伐纣、远航西洋等为展开情节的线索，然后突出神魔间的较量。
发展到后来，一些以神魔为主人公，以斗法为主要情节的小说也被列入此类，如《飞剑记》、《铁树记》、《咒枣记》、《韩湘子全传》、《绿野仙踪》、《女仙外史》等。由此，“神魔小说”正式成为明清小说中一种重要类型。神魔小说受宗教尤其是佛、道教的影响很大，但最终没有脱离中国古代小说的志怪传统。
025公案小说和案件有关吗
明清小说流派，是和案件有关的小说。但凡案件，必有故事性或传奇色彩，这在古今都基本相同。把衙门案件写进小说，曾一度十分流行，在宋代时，就有民间说书艺人“说公案”的记载。其内容多为社会上发生的各类案件，包括斗殴、冤情、奸情、凶杀、打家劫舍等，很能吸引公众的眼球，是人们日常乐于谈论的话题。
这和我们今天的侦破小说、法制文学很有相似之处。公案小说最初都比较短，如《错斩崔宁》、《三现身包龙图断案》等。
到明代后，公案小说极为繁荣，开始出现长篇，如《包公案》、《施公案》、《海公案》、《龙公案》等。它们的行文构思简明，缺少文学技巧，无外乎案发、告状、论判。最后清官结案，真相大白。
这类小说贴合民众心理，因此，很受欢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公案小说有了新发展，主人公多了新的形象，比如行侠仗义的侠客等。也深受百姓喜爱。这类人物的出现让公案小说多了曲折的情节，内容也愈发丰富。比较有代表性的小说有《七侠五义》、《彭公案》等。
026谴责小说是讽刺小说吗
谴责小说是晚清的一个小说流派。戊戌变法被镇压后，清廷内政反动腐朽，外交软弱无能，国势衰微到了极点。在这样的时势下，小说界出现了大量抨击时政、揭露官场阴暗与丑恶的作品。鲁迅概括这类小说的特点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故称之为“谴责小说”。
谴责小说的题材和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官场、商界、华工、女界、战争等各方面，以写官场最为普遍。这类小说的风格很尖锐。
但其出现的最初，为了适应报纸连载，往往缺乏较充裕、完整的构思和写作时间。因此，小说的结构不够严密，多属联缀短篇成长篇的性质，缺乏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在表现手法上，“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缺乏含蓄，描写夸大失实，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鲁迅称其为谴责小说，就是说它还称不上“讽刺小说”。
谴责小说的代表作有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等。
重要作家
001屈原，楚辞的创立者和伟大的诗人
屈原（约公元前340年～约公元前278年），名平，字原，战国末期楚国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开创了“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
屈原学识渊博，明于治乱，长于辞令。任楚怀王左徒，颇受信任，对内与怀王商议国事，制定政策，发布号令；对外则接待宾客，主张联合当时的齐国抗衡秦国。公元前305年，屈原因反对楚怀王与秦国结盟，被楚怀王逐出郢都，流放到汉北。
屈原流放期间，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离骚》、《天问》、《九章》、《九歌》等。屈原作品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屈原以前的诗歌，篇幅都比较短，而屈原结合楚国本地民歌的体裁与内容将其发展为长篇巨作。在语言形式上，屈原突破了《诗经》以四字一句为主的格局，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变幻的新诗歌形式——楚辞体，这种体裁辞藻华美、对偶工整，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之”、“于”、“乎”、“夫”、“而”等虚词来协调音节，形成跌宕起伏、一唱三叹的韵致。
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三者巧妙地融为一体，大量运用比兴手法，创造了一系列的艺术形象。
在内容上，他大量采用神话故事和寓言形式，创造出雄伟壮丽的境界，形成浪漫主义的传统。
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投身汨罗江。传说当地百姓投下粽子喂鱼以此防止屈原遗体被鱼所食，后来逐渐形成一种仪式。以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划龙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002宋玉的辞赋成就
宋玉（生卒年不详），又名子渊，战国后期楚国辞赋家。
关于宋玉的生平，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韩诗外传》写有“宋玉因其友而见楚相”，刘向《新序》则说他“因其友而见楚襄王”，习凿齿《襄阳耆旧传》记载宋玉为“楚之鄢人，故宜城有宋玉土冢，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大体可知宋玉生在屈原之后，出身寒微，仕途不得志。
相传宋玉所作辞赋甚多，《汉书》录有赋十六篇，今多亡佚。流传作品有《九辩》、《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等。所谓“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典故皆由他而来。
《九辩》是一首自叙性的长篇抒情诗，此诗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句法多变，语言优美，感情真挚动人。开篇“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将肃杀的秋景与悲怆的心境融为一体，宋玉因此被称为“悲秋之祖”，“悲秋”也成为后世文学作品中不断重复的主题。
宋玉赋中描写女性的神情、体貌，想象丰富，长于铺陈，但多佚荡的情思而乏讽喻之意，为后世官体、艳情诗的发端，对于后世辞赋也有一定影响。
宋玉在楚辞与汉赋之间，承前启后，在文学史上常“屈宋”并称，但其成就远不如屈原。
003贾谊的作品主要与政论相关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西汉文学家、政治家，洛阳人。
贾谊18岁时，就以博学能文而闻名于郡中，二十多岁被荐任博士，掌文献典籍。受到汉文帝重视后，外任太中大夫，朝廷法令、规章制度多由其主持进行。因部分朝臣不满、散布谣言而被文帝疏远，离开都城任长沙王太傅。后被召回京师长安，任文帝少子梁怀王太傅。后梁怀王坠马身亡，贾谊自惭失职，年仅33岁便郁闷而死。
贾谊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文58篇，赋7篇。其文主要是政论文和奏疏，前者有《过秦论》，后者有《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
《过秦论》是贾谊最著名的政论作品，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写强秦速亡，引发历史教训；中篇和下篇写秦二世和子婴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挽回败局。艺术价值以上篇最高，全篇极富气势，铺张扬厉，雄辩滔滔，有战国纵横家文章遗风，其恢宏气度，胜过前人；夸张、渲染、对比手法的运用，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形象性和说服力；语言重修饰铺排，又长短错落，显得跌宕整丽。
《陈政事疏》详尽地讨论了国家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和应取的对策。言辞犀利激切，用喻准确，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贾谊辞赋传世很少，代表作为《鹏鸟赋》、《吊屈原赋》。前者采用主客问答方式抒写怀才不遇的愤懑，形式上显示出骚体赋过渡到汉赋的端倪。后者写于赴长沙过湘江时，抒发对屈原的同情并寄寓作者自己的身世之感。
004司马相如的辞赋成就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7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西汉著名辞赋家。
司马相如少好读书击剑，被汉景帝封为武骑常侍。后为梁王门客，与邹阳、枚乘等交游，著《子虚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