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肥胖的黄仁霖来到白鹭洲，视察医疗队及重伤医院的情况时，将《旗正飘飘》等抗战歌曲教给大家唱。那几分悲壮、几分苍劲、铿锵有力的出征词曲，起到了鼓舞人心、同仇敌忾的宣传鼓动作用。黄仁霖挥动手臂起劲地指挥，梅国桢弹着风琴、福建来的马医生拉着小提琴共同伴奏，伤兵医院全队队员与能动的伤兵们齐声高唱：“旗正飘飘，马正啸啸；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好男儿，报国在今朝。快奋起，莫作老病夫；快团结，莫贻散沙嘲。国亡家破，祸在眉梢。要生存，须把头颅抛。戴天仇，怎不报？不杀敌人恨不消！”
第六队经过4次的增援，队员达到40人，出于救护工作的需要，红十字总会将第六队一分为四；第六、第七队留吉安，第八队去赣州，第九队派往广东曲江。梅医生仍带第六队。
1941年夏季，梅国桢又随“新运第八医疗队”来到赣州，他按中国红十字会指示，在塔下寺建重伤医院。第八医疗队有8名护士、6名医生，贝医生负责重伤手术，王淑真任护士长。到达赣州这天，恰是7月7日，队员们掐指一算说，哎呀，今天正好是抗日战争爆发4周年的日子。不知谁提议说，梅医生不是有个相机吗？咱们合个影、留个纪念吧。大家都高兴地马上行动起来。虽说是大夏天，但为了显示医疗队员的形象，大家都规规矩矩地穿衬衣、打领带，一式的船形帽、西式队服，左胸前都别着“战地救护团”的徽章，透着一股精气神儿。坐在第一排方凳上的女队员们，全都左右手叠搭、放在腿上，显得很齐整，但过于拘谨。脚上穿的鞋却是八个人四种样，有穿皮鞋的、穿凉鞋的、有着胶鞋的，还有一名队员穿的布鞋竟露着脚趾。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以后，战场上运送下来大批伤兵。已被提升为名誉大队长的梅国桢，应红十字会要求带第六队来到湖南邵阳，在第41后方医院工作了一个多月。
三
那是一个极其艰难困苦、战乱动荡的年代，却正是梅国桢这位恪守医生天职、虔诚基督徒的人生意义的最高体现，是梅国桢在尖锐剧烈的民族危亡时刻，慷慨赴国难的一次超越性的选择。这种选择，注定要将梅国桢个人的命运，与中国抗战、东南亚战事紧紧地联在一起。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如一把尖刀，狠狠地捅在了美国牛仔的屁股上。美国人嗷嗷叫着、挽起英国人的臂膀共同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这年年末，中国战区统帅部成立，蒋中正担任最高统帅，指挥中国战区及其本战区的盟军共同对敌作战。
次年春夏之交，日本侵略军在缅甸伺机采取攻势，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攻占缅甸，切断滇缅公路，中国门户即暴露，既可以一举切断美英援华战略物资、孤立中国，又可以占领美英在缅甸的军事基地，伺机进攻印度，西进与德军会师中东。于是，日本侵略军迫不及待，欲将战争的魔爪伸进我国滇西，妄图沿滇缅路长驱直入，进而威逼陪都重庆。
“黑云压城城欲摧”，地处西南边沿的保山，转眼间，从抗战大后方变成战争的最前沿。
中国红十字会来电指示新运第六医疗队化整为零，立即由梅国桢率队，从邵阳战地医院急赴昆明前线医院承担救护任务。
1942年2月，中国以陆军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组成“中国远征军”赴缅抗日。距缅甸毛淡棉失守后大约两周后的一天，滇缅公路上尘土飞扬，旌旗挥舞，车轮滚滚，马达轰鸣。上千辆各式各样的车辆如坦克车、通讯车、铂重车，还有从缅甸赶来协助运兵的英国红头大卡车，犹如钢铁巨龙，沿着滇缅公路，出保山、渡怒江、过龙陵、绕芒市，直奔国门畹町而去。新运第六队除留守队部的人员外，全部随第五军野战医院向滇缅方向推进。
第五集团军少将军医处处长曾济仁带梅国桢去见了军长杜聿明。为了梅国桢在前方伤兵医院进出方便，杜聿明委任梅国桢为“少将军医顾问”头衔，并对梅国桢说：我军与敌军在前方火车站附近展开刺刀遭遇战，可能伤亡极大，我建议你带队前往。梅国桢立刻赶回队里，急派队员上前线。有队员害怕，不敢去，梅国桢发怒了，瞪大眼睛说，不跟军队走，我们算什么战地救护队？凡事一向冲在前的王淑真等护士二话不说，跟着梅国桢上了前线。沿途公路遭到严重破坏，车辆拥堵难行，医疗队便弃车步行，靠肩挑马驮，携带沉重的医疗器械，冒着生命危险，到离前线最近的地方开展救护。
在Yedashe（雅达西）遭遇战中，紧跟在部队后面的救护队员们忘记了一切，不停地往下抬伤员、为伤员包扎、急救。轻伤员经过简单的包扎，马上重返战壕。梅国桢边为伤员进行急救，边指挥护士们将简单处理过的伤员抬到远离炮火的地方。战斗已进入到白热化程度，炮声震耳欲聋，炸开的弹片四溅，硝烟尘土弥漫，不停地有伤员从阵地上运送下来，梅国桢跑前跑后、哪里有伤员就出现在哪里，以至离一线近得都能看到敌人的膏药旗了，王淑真急得一把将梅医生从炮火下拉了出来。
有一天，又从前线紧急转运下来100多名伤兵，当时是敌我两队短兵相接，都是伤势较重的刺刀伤。但梅国桢等医生护士都在一线忙于战地救护，医院里只剩王淑真与另一名护士阿乌，面对如此众多的伤兵、如此严重的伤势，她俩忍住眼泪，紧急处理、缝合伤口。有个伤兵的肠子都掉了出来，她俩将伤兵的肠子塞进腹腔缝上、压上纱布，急往后方转运。经过3小时的突击奋战，将伤员全部包扎、运送完毕。
在缅甸前线，身穿美式军服、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的梅国桢，遇到了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该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史迪威向梅国桢询问了伤兵的情况和运送问题。梅国桢告诉他，一部分伤员由前方向野战医院运送，多半是在夜间进行，因为白天日机较多，危险较大。伤兵到了野战医院，马上进行治疗，然后再将他们向后方医院运送。将军边听边满意地点着头。梅国桢乘此机会诉说药品缺乏等困难。手握美援物资分配大权的史迪威，立即答应支援梅国桢的医疗救护队。以后，梅国桢从美军那里得到了很多援助，如在救护队最先用上的青霉素和血浆，都是通过史迪威将军在云南驿空军基地的美军医疗单位领取的。
缅甸之战历时半年，梅国桢率领的第六队随军救护共52天。这短短的52天，是梅国桢与全体队员们自1939年参加抗战救护以来，最感憋屈、随军节节退却的52天。
在作为军事要隘的12天同古激战中，日空军每天从仰光机场出动百余架次飞机，对同古城的中国军队进行狂轰滥炸，投掷燃烧弹、糜烂性毒气弹无数。同古是南缅平原上的一座小城，人口11万，距缅甸首都仰光260公里，扼公路、铁路和水路要冲，城北还有一座永克冈军用机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我双方死攻死守，城市被夷为平地，阵地断粮断水，每天都有肉搏战发生，争夺战激烈异常，但是同古防线仍然没有被突破。戴安澜将军指挥下的二百师在强敌面前，表现了罕见的战斗勇气和高度的牺牲精神，毫无动摇或败退的迹象。而此时，自私自利的英国人却抛弃了中国盟友，他们在尚未通知友军的情况下仓皇撤退，把同古侧翼的我军完全暴露给了敌人。由于英军溃退，日军迂回到中国远征军后方，切断了后路。被隔断在缅境的远征军各部腹背受敌，被迫实施突围作战。
同古会战约一个月后，曾济仁找到梅国桢，对英军抛弃盟友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后，急切地对梅国桢说，你赶快带全部伤员先撤，我已准备好两个车皮，不够可再加一二辆车皮，尽量往国境撤。
伤兵救护队撤退得极其仓皇，也极其艰难。前有敌人不断地发起正面进攻、试图阻止我方军民撤退；后边敌机一路追击、狂轰滥炸，以至装载伤兵的火车由前方开到Hsipaw（西保）时，比预计时间晚到整整两天。这里的华侨两天前就已准备好食物与伤兵住处。火车一到达，华侨们如见亲人般热情地接待为抗战而受伤的勇士们，将轻伤员安排在一家电影院里，重伤员则被安置在了“中华学校”内。伤兵们刚到的第二天，接到缅甸通敌分子告密的日机就轰炸了Hsipaw，很多平民遭到袭击，电影院被炸起火，住在学校的重伤员们则侥幸逃过一劫。敌机刚一飞走，梅国桢立即征用了当地医院，救护队员们迅速将被炸的伤病员抬到手术台上，连续做了几十个手术。
四
历尽艰辛、将第五军的伤员们撤回到祖国的第六队，来到了保山，在原空军招待所的地址上，建立了医疗队队部和保山伤兵医院，一下子收治了100多名伤兵及疟疾患者。
“保山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晚上，保卫惠通桥的守兵少尉因炮伤来队疗伤，他告诉梅国桢及救护队的队员，敌人已到怒江边，有过江的动向，你们赶快走吧。队员们马上收拾医药器械，动身撤退。刚出发没多久，救护车爆了胎，梅国桢在交涉征用卡车的时候，一颗炸弹呼啸着落了下来，年轻的刘司机耳听怪异响声迫近，一把将梅推倒在车下，使他躲过一劫，从此，他视刘为亲兄弟。在拥堵不堪的路上，由卡车拉着救护车及第六队医生护士们，经过两天两夜的艰难转移，终于来到了云南驿，在前航空学校初级班医务部旧址上，医疗队设立了门诊部，为附近官兵诊治疾病；到附近村中，为村民治疗砂眼、接种牛痘、接生以及做防疫工作。门诊部的后面是一排草房，因房间太少，只能7人住1间。比起生活条件来，他们的工作条件更艰苦，没有病房，没有手术设备，没有足够的医护人员。头两天，医疗队接待了一位病员——美军航空队的一名飞行员，患“急腹症”被送来。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技术熟练的朱医生为其主刀手术。那飞行员是个大块儿头，而病床太短，他的两条腿长出床脚有8寸，护士就在床脚处接了凳子。术后第二天飞行员就下地了，因为病床太窄小，他感到很不舒服。第4天，这位飞行员被送往昆明疗养。
就在老百姓从保山向后方撤退的时候，第七十一军三十六师疾速到达怒江，凭怒江天堑与血肉之躯坚决扼制了日军的进攻，阻敌于怒江西岸，并与敌隔江对峙了两年之久。军队守住了阵地，保山始处于稳定状态。
重返保山，梅国桢将第六队分成6个小分队，在中国红十字会和美军飞虎队野战医院的支援下，充实了抗虐药品及防疫疫苗，6个小分队分散到楚雄、云南驿、下关、永平、瓦窑和保山等地，日夜加班为当地民众进行疫苗注射。梅国桢在此时，却因劳累过度、抵抗力下降，也感染上了疟疾。一连数日，时而高热如熬炎夏、时而高寒如坠冰窟，轮番折磨着他平素健壮的身体。病还未完全康复，他又开始巡回医疗。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2月，他到英国进修肺科时，因疟疾复发，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才算彻底治愈。
七十一军野战医院随军到达，与医疗队成为邻居。梅国桢向驻军要求补充医务人员，并接受了七十一军上校军医孟处长关于与他们合作的建议。梅国桢提出开办军医训练班、巡回医疗、在其野战医院开辟平民病房，钟彬军长都给了全力的支持，提供了很多方便。宋希濂、钟彬还以军长名义，分别授予梅国桢“少将军医顾问”的头衔，以利其开展军地医疗工作。前后两个星期，梅国桢又有了两个头衔，很感得意与荣耀，认为自己先从医疗队队长荣升为名誉大队长，然后被杜聿明委任为“上校军医顾问”，现在又获两枚“少将军医”军衔，美式军服穿在身上，多么威风。但他哪曾想到，就是因为这些个未经正式铨叙、未颁发委任状的名誉头衔，使他后半生受尽磨难。
怒江前线稳定后，红会医疗队、英国公谊救护队及卫生署医疗队都来到保山为伤兵做治疗工作。梅国桢便安排六队一部分队员到前方去参加救护，一部分人在保山医院继续工作，另一部分人在城乡开展巡回医疗。这年10月，梅国桢带了一个小队到滇西巡回，一位姓孔的教师和其妻子给他们做向导兼翻译。这夫妇俩是内地会的传教士，在高黎贡山住了十几年，熟识地方情况，当地人都认识。他们由瓦窑启程，经过了街头巷尾到处响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的漕涧，到过只有一条小街、一到晚上每一间房都有乡民在吃鸦片、以此攻“瘴气”、使人不打摆子的六库，最后到达怒江上游的栗粟山区。这里疟疾猖獗，每天的患者以百计数，尤其是恶性疟疾，死亡的事天天发生。疟疾是一种很古老的疾病，滇西人叫做“哑摆子”，是由疟原虫经按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临床上以周期性定时性发作的寒战、高热、出汗退热以及贫血和脾大为特点。面对众多疟疾患者，梅国桢只有向美军医疗机构或中国红十字会求援要求抗疟药品，以补充急需。
一个多月里，梅国桢及队员们时而靠两条腿跋山涉水、时而骑边民送来的马匹越岭过涧，翻了一座又一座山，从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从六库、由望、曹涧直到滇缅交界的小村庄片马，为边民巡回治疗疟疾、手术治疗砂眼引起的睑内翻等多种疾病。需要施行手术的人太多，患者常常跟着医疗队，从一个村跟到另一个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