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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星的逃兵并不可怕，比较可怕的是成建制的叛逃。
比较大级别的叛逃有两个，一个是第二十军参谋长陈裕新及第五团约七百人，叛逃投奔唐生智去了。陈裕新的叛逃泄露了暴动部队南下的行军计划，国民党对此大做文章，使得前委不得不改变行军计划。
另一个是蔡廷锴第十师全师叛逃。
第十师是主力前锋，参谋团给蔡廷锴下达的行军命令是“限三天内占领抚州”。面对如此大的行军强度，蔡廷锴不仅没有抱怨，甚至有些窃喜——这正是脱离贺龙的天赐良机。蔡廷锴虽然已经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第十师师长兼左翼总指挥”等一大串头衔，但他内心并不想跟共产党走。加上与贺龙有嫌隙在先，巴不得早日脱离本队。
第一日行军抵距宿营地的时候，蔡廷锴将手下第二十九团团长张世德召到身边，秘密商量把部队拉走。张团长是他最知心的属下，两人无话不谈，蔡廷锴单刀直入：
“我师现在已脱离虎口，今后行动，应有妥善计划方可。如果随叶贺返粤，他们是共产党，我们不会和他们合作到底。想打听张发奎军长的消息，又不知道何时才能联络上。为今之计，只有先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再作第二步打算。只是本师有不少共产党员，三十团团长以下，全团官长都是共产党员；第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里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倘若此时不清理清楚，将来更是麻烦。”
张世德表示听凭蔡廷锴处置。两人密谋解决掉第十师中的共产党员，然后拉队伍出逃，地点就选在下一个行军目标进贤。当晚，蔡廷锴改变行军序列，将两个亲信团放在头尾，第二十八团任前卫，第二十九团为后卫，将共产党员控制的第三十团夹在中间，密令第二十九团秘密监视第三十团的行动。
第三天凌晨到达进贤县城，蔡廷锴命令第二十八团占领县城各城门，第三十团开入城内驻扎，第二十九团到城边监视第三十团。吃过早饭之后，蔡廷锴将第三十团所有军官叫到师部训话，并乘机缴了团长范孟声以下共产党军官的枪，宣布第十师分共，要求担任军官的共产党员全部离队。
第三十团中的共产党员军官猝不及防，没料到与叶挺交厚的蔡廷锴玩这么一手。但事到临头无计可施，也只得缴枪。根据职务不同，被遣散者每人在副官处领到了五十元到二百元不等的路费，在卫兵的“护送”下离开部队。
至此，共产党不仅没有留住蔡廷锴一个师，反而白白损失了一团的主力人马。团长范孟声离开三十团后，越想自己越窝囊，感觉对不起党，也无颜再回叶贺部，潜回了丰城家乡暂时隐居起来，等待时机。
完成清共之后，蔡廷锴去了一块心病。他在进贤城后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开会，商讨下一步的去向。是去南京投奔蒋介石，还是直接回广东，或者重新回到张发奎麾下？除极少数军官表示要跟张发奎走之外，其他军官都主张既不投蒋，也不回广东，而是去福建暂避。此时全师经费只剩下一万多块银元，在南昌领来的纸币不能使用，沿途买不到粮食，士兵连吃饭也成了问题。蔡廷锴决定将部队拉到赣东河口、上饶一带就食，同时发布通电脱离共产党。不久，蔡廷锴投靠了陈铭枢。
陈裕新和蔡廷锴这两位高级军官的叛逃，给全军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第十师的叛逃，使南下部队未曾开战就折损了一支战斗力颇强的生力军。
周恩来为蔡廷锴的叛逃主动承担了责任，叶挺也作了检查，他认为自己过于相信蔡廷锴，没有用政治眼光考察人，应吸取教训。为了亡羊补牢，叶挺对二十四师进行了必要的人事调动，将不太可靠的两位团长提升为副师长，不让他们直接掌握部队。
·2·
暴动军队先下临川，又不战而得抚州，滇军杨如轩部不战而走。
鉴于士气不高，短暂的休整是必要的。休整中贺龙给属下作了一次动员报告，透露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部队要到海口去，那里苏联有东西要送给我们！”
这是目前为止“去海口取得苏联援助”的最原始、最公开的版本。
为了提振士气，讲话之后贺龙给全军每人发了五块钱中南银行发行的纸币和一块银元。
贺龙的许诺究竟能否兑现还是个未知数。有人也许会问，共产国际在武汉不是明确不会为南昌暴动提供经费吗？难道又改变了主意？贺龙又是从什么渠道得知这一情况呢？要知道，贺龙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不能参加党的高级会议。
遗憾的是，笔者仔细查阅各种文件和回忆录，都没有发现共产国际改变主意的直接证据，而且南昌暴动前委已经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无从得知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推测，贺龙有意识地散布这个消息，很大程度是在打心理牌。
从实际效果来看，“苏联提供金钱物资”的消息，确实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
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初期，苏联确实提供了很大的物资和金钱的帮助。孙中山在领导民主革命的时候，虽然手中有一些募集来的钱，但组建一支属于自己又能打仗的军队却是远远不够，养兵养不起，只能花钱雇兵。
周恩来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笑话：广东有个骗子，自己手中也没有兵，为了欺骗孙中山，花钱租来一些军队和武器搞了一个阅兵式让孙中山看。孙中山检阅之后，按照人数给了钱。在惠州之役中，这支花钱租来的军队耀武扬威开拔出城，绕了一圈就解散了，骗子只是派几个探子将惠州前线的战况回报给孙中山，打胜了请赏，打败了便请求补充和抚恤，反正不吃亏。
孙中山认识到这样下去不行，于是决定开办军校培养自己的军官，这所军校就是黄埔军校，请了曾在日本留学军事的蒋介石做校长，并派自己的左膀右臂廖仲恺做黄埔军校的党代表，从各省招来了第一批五百多名热血青年，成了黄埔第一期学员。
由于没有钱，黄埔军校的第一批学生每人只有一套灰布军服，没有袜子，赤着足穿草鞋。住的更简陋，一小部分住在黄埔陆军小学旧房，大部分住在临时搭的席棚子里，一日三餐吃了上顿没下顿。廖仲恺只好硬着头皮去四处化缘，受尽屈辱。广东财政税收都把持在军阀杨希闵手里，他是个大烟鬼，为了跟他要钱，廖仲恺常常要等杨希闵过足了烟瘾才能签字领款，然后立刻送去黄埔军校，否则就没米下锅。
黄埔军校刚开办的时候只有三十条烂枪，扛着站岗都嫌破，更甭说训练军官了。当时广东兵工厂把持在军阀手中，新出厂的七九式毛瑟枪一支也不给孙中山。军阀们都不傻，谁也不愿意给自己弄出一个强敌来。
正在青黄不接、左右为难的时候，苏联提供大笔的经费和武器，解了黄埔军校的燃眉之急。当时中国还不流通苏联的卢布，苏方特地从远东弄来一船煤油运到广州，卖掉之后将所获的二百五十万元全都给了孙中山，这笔钱不仅成了黄埔军校的救命钱，也是国民革命军建军最初经费的重要部分。
黄埔军校开学两个多月后，才拿到足够的新式武器。这也是苏联兵舰直接运到黄埔码头的，计有新式步枪八千多支，统一配有俄式枪刺，每支枪有五百发子弹。此外还有十支小巧玲珑的手枪，小到可以装在西服上边小口袋里。这些武器足够装备一个陆军师，而黄埔军校的学生只有三个连。
北伐战争开始后，苏联又数次运送大批武器弹药给国民党，包括日本来复枪四千支、子弹四百万发，俄国来复枪一万四千支、子弹八百万发，各种机枪九十挺、各种口径火炮二十四门，总价值将近三百万卢布。根据苏联公布的档案，除1923年5月莫斯科正式批准的二百万卢布援款外，还为建立黄埔军校出资二百七十万中国元；为帮助稳定广州国民政府的财政、建立中央银行，苏联还提供一千万中国元的贷款。
当时国民革命军不仅政治上进步，而且待遇也高。军士每月能得到二十元的军饷，高于军阀部队，因此兵源并不发愁。有了足够的经费和觉悟，国民革命军的纪律明显好于其他军阀，公买公卖，现金交易，加上黄埔学生官又会讲道理，因此赢得了群众广泛支持。
此外，共产国际给中共广东区委的经费，每年也几万元，以协助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
所以“到海口取得苏联援助”，并不是一句单纯的口号。
·3·
部队离开抚州，下一个目标是瑞金，途中要经过宜黄、广昌和壬田市。
参谋团修改了行军计划，行军的速度明显降了下来，每天走四十里，至多不超过五十里。但给人的感觉仍然是路途漫长。江西通往广东的山间小路陡峭弯曲狭窄，部队的给养无法运输，加重了士兵的非战斗减员。
值得庆幸的是，预期中的国民党追兵，尤其是二方面军的张发奎并没有到来。
南昌共产党举事，汪精卫气急败坏，他一方面致电郑州的冯玉祥截杀已经北上的鲍罗庭，一面严令九江、南昌一带的朱培德、张发奎速调赣东、赣南各处，进剿贺龙、叶挺，将“叛乱附逆一体缉拿，务获元凶”。
冯玉祥自然不肯做恶人，接到汪精卫的电报后，便通知在郑州的鲍罗庭尽快离开，然后复电武汉说鲍罗庭已走。而张发奎也没有按照汪精卫的意思去办，他损失了一个军和近两个师的部队，心情郁闷，在九江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商讨对策。
会上，张发奎对属下的背叛行为表示不满，说叶挺、贺龙在南昌的举动于公于私均不可谅解。朱晖日等极力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参谋长叶剑英则劝张发奎不必去认真追击，两败俱伤，不如趁机率二方面军主力返回广东。叶贺已南下广东，李济深必然派兵出广州迎敌，城防空虚，正是南下广东的大好时机。
张发奎自知以尚存的兵力来对付叶贺“叛军”难操胜券，而且胜了之后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反倒不如留下叶贺来牵制广东的李济深，于是采纳了叶剑英的高见，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率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二十五师及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由九江向已成空城的南昌“取包围形势前进”，然后尾随叶贺南下，行至南雄的时候虚晃一枪，改道与李济深争夺广州去了。
国民党追兵未至，使叶贺主力免于受到前后夹击，只须将力量对付前面的堵截之敌。过了广昌，部队分成了两路行进，叶挺的第十一军为右路纵队，贺龙第二十军为左路纵队，约定两路人马于8月18日在壬田会合，然后攻取瑞金。此时贺龙的兵力约有五千六百人，叶挺的兵力约有七千八百人，两军共约一万三千四百人。
壬田市距瑞金约四十里，恰好为一天的行程。国民党钱大钧部两个团已经在壬田附近修筑了野战工事，以逸待劳静候南昌起义军的到来。
南下的第一场真正战斗，终于爆发了。
8月18日上午，贺龙的左路纵队先一步到达壬田。号称有一个军约八个团兵力的贺龙，并没有将钱大钧这两个团放在眼里，他亲自指挥部队发起攻击，想一鼓作气拿下壬田。不料，由于部队长途跋涉，疲劳至极，又没有火炮等重武器，加上新兵没什么战斗力，而钱大钧部训练有素，又占有地利之便以逸待劳，一直战至下午，双方仍然呈胶着状态，攻击并不顺手。
壬田初战不顺再次证实了一个道理：部队的战斗力并不与人数成正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