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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井冈山厉兵秣马以图东山再起，暂且按下不表。
却说中共中央对湘赣边界秋收暴动后来的情况，全然不晓。原指望毛泽东、余洒度率领湘赣边工农武装与长沙暴动里应外合占领省会，不料平江、浏阳失败之后，前委率领的数千兵马如同人间蒸发一样，不知去向，不仅中共中央不明所以，就连湖南省委也是一头雾水。
对秋收暴动的结果，中共中央是不满意的。
1927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积极干预下，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对不服从命令的失败者执行了党的政治纪律。
《政治纪律决议案》给予党内纪律处分的共有十案，毛泽东忝列其中。他与彭公达、易礼容、夏明翰等一起被撤职，不仅失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也失去了湖南省委委员职务。对彭公达的处分还要重一些，他不仅被撤职，而且还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中共中央认为毛泽东、彭公达等人在指导秋收暴动中，“完全违背了中央策略”，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的错误应“负严重的责任”。
作为难兄难弟，南昌暴动的领导者也未能幸免。中共中央认为，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暴动前敌委员会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在政治上、策略上、军事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是“软弱的军事投机”。有鉴于此，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南昌暴动前委全体成员，包括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都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
受党内警告处分的还有王若飞，原因是组织“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欢迎汪精卫，犯了“指导党团工作的错误，属组织上、政治上的极大错误”。
受处分最重的是谭平山，他被开除了党籍，原因是“完全反对土地革命的政策”和组织“第三党”。武汉国共分裂的时候，谭平山曾秘密与邓演达等联络，主张取消中国共产党，另外组织第三党。此外，谭平山与汪精卫的通信中还有谩骂农民运动、指责中共中央的话，也被中共中央知晓。在南昌暴动策反贺龙之后，谭平山在负责人会议中鼓动不管中共中央而自己干的“反党空气”，妨碍了“屠杀豪绅和没收土地等政策”，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将他开除出党。
谭平山不服处分请求复议，并表示愿意去苏联莫斯科学习。但为时已晚，遭到中共中央的拒绝。谭平山被开除出党似乎还另有隐情，抗日战争后期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披露了一个秘密：“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位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
秋收暴动和南昌暴动的领导人，成了中共建党以来第一批被执行政治纪律的人。“政治纪律”概念首次出现，不免令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感到诧异，虽然他管理党的高级干部多年，从未听说过党内有“政治纪律”的说法。周恩来也有同感，他后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说，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规定“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周恩来当时也“觉得这一条很新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最终也受到了政治纪律的制裁。三年之后，罗明纳兹在莫斯科受到苏联共产党的处理，原因并非指导中国革命的过错，而是他“组织反党集团”，先是解除了他党内外的全部领导职务，后来又把他开除出党。在被开除之前，遭到严酷斗争的罗明纳兹自杀身亡。
上海的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对南昌暴动和秋收暴动作了政治交代之外，还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发动广州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中共中央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不断革命，在南昌暴动和秋收暴动失败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仍然是继续高涨，应该采取继续进攻的策略。
1927年11月26日，从广东潮汕地区回到上海、刚刚参加完会议的张太雷被委以组织指挥广州暴动的重任，紧急返回广东。
挽救中国革命的第三记重拳，即将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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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权力中枢的几位领袖从组织上脱离了陈独秀这位“家长”的羁绊，颇有点“雏鹰展翅恨天低”的意思，准备下一盘更大的棋。
南昌暴动已经搞起来了，接下来两湖地区要搞秋收暴动，两广、闽南甚至南洋地区也要搞秋收暴动或类似的暴动。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几位年轻领袖的设想，在1927年的秋季凡是能暴动的地方，都应该动起来，公元1927年应该是不折不扣的“暴动年”。
从1927年夏季中共中央制订的粤、湘、鄂、赣四省秋收暴动计划来看，广东秋收暴动应该是整个秋收暴动中的一部分。叶挺与贺龙部主力南下广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即将开始的广东秋收暴动作准备。在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中，甚至认为南昌暴动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的舞台应该让位于秋收暴动。
中共中央对广东的秋收暴动关注的程度，比两湖的秋收暴动还要大。
从领导成员的配备上，体现了这种重视。在专门成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中，态度比较激进的张太雷为双料书记——南方局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负责组织和主持广东暴动，他是中共中央常委。周恩来也是南方局的重要角色，名义上让他担任军事委员会主任职务。
之所以选择周恩来作为张太雷的军事助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大革命时期，中共上层中有四个人在广州最为活跃，号称“广州四大忙人”，他们分别是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负责人毛泽东、鲍罗庭的秘书张太雷以及广州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此时陈延年已经被蒋介石所害，毛泽东忙着湘赣边界秋收暴动，只有周恩来将要南下广东东江，恰好与张太雷搭档。周恩来工作能力强、性格随和，容易与人相处，必能与张太雷携手干成一番大事。
“八七会议”结束之后，张太雷立即从武汉南下广东，追赶周恩来等人，传达会议精神，商讨在广东暴动的有关事宜。在秘密交通的掩护下，张太雷先于叶贺大军到达广东，他马上改组广东省委，制订广东全省暴动计划，成立了广州、西江和北江暴动委员会，并把暴动计划报告给中共中央常委。
叶贺部队能否如期到达广东，是广州暴动的先决条件。广东省委在东江地区先动手，目的是牵制广州的李济深，营造一个有利于叶贺南下的氛围。广州暴动的成功率与叶贺部队南下速度成正比，他们越快到达广东，则广州暴动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蒋介石下野之后，在江浙前线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无心恋战，有引兵南下回两广之意。武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除唐生智主张继续东征外，大部分人都各怀异志。汪精卫提出唐生智率领本部东征，而李济深、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部南伐，解决叶贺部以稳定广东。张发奎更是看穿了唐生智假借东征的名义消耗别人实力，坐收渔利的阴暗心理，借口追剿叶贺，先行引兵南下。
中共中央判断，如果桂粤两系实力派先于叶贺到达广东完成军事部署，将对广东暴动会形成致命威胁。反过来说，如果叶贺部赶在国民党军完成合围前拿下东江，便可以反客为主，只需两个星期便可将国民党军各个击破，与广州暴动里应外合，夺取广东全省。
然而事与愿违。叶贺主力在酷暑和重负下艰难行军，南下速度一再减缓；壬田、会昌等地遭到国民党军顽强阻击，不得不折返瑞金改走闽西，进入广东潮汕。行军路线的改变，给大军与中共中央的通信联络造成了难度。中共中央责成广东省委立即派出交通员，四处打探贺叶大军的消息，并挑选熟悉粤北山路的向导，一旦取得联系后立即为他们带路。中共中央还启用了上海交通处与汕头交通处的海上秘密交通线，规定广东省委每隔三天向中共中央报告一次情况。
两湖秋收暴动开始之后，中共中央调整了广州暴动的计划，指示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不必等待叶贺部队到达广东，而是立即开始暴动。同时将湖北秋收暴动计划和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指示信转发给广东省委，供他们借鉴。
在给广东省委暴动计划的批复中，中共中央批评了其土改政策中“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分配没收的土地”的纲领，也批评了“佃租最多不过百分之二十”的尺度，指出土地革命的宗旨就是要没收地主的土地，“我们无所谓减租不减租，因为我们根本就不交租。开始就应提出抗租，由抗租到没收地主土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农民拉到共产党身边。
对于已经回到广州的张发奎，中共中央重申拒绝跟他合作的态度。但在贴出的宣传标语中，暂不公开提出打倒张发奎的口号，只提打倒蒋介石、李济深和背叛革命的假左派汪精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