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以“工读互助团”的名义，开办了一所补习学校，地址就设在北京西城的辟才胡同。中共“一大”召开前夕，他们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在忙于补习学校的事情而抽不开身，于是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为北京代表。张国焘在上海，刘仁静即将动身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会议，去上海也是顺路，这样可以节省一笔差旅费。刘仁静刚进北京大学的时候，因为家里穷交不上学费，李大钊不仅出具证明请学校准予他缓交，而且在经济上也经常接济他。
办学赚钱比较有成效的，还有湖南。
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曾经在长沙创办过孤儿院，在经营上也有些独到之处。
通常孤儿院都是由社会出资，简单维持可以，要想发展必须要解决经费的难题。这也难不住革命者，徐特立想到一个增加收入的方法，在孤儿院内设了孤儿负贩团、军乐队以及制鞋班、织巾班等，实现了工贸一体。
所谓孤儿负贩团，实际上就是由孤儿组成的流动商贩，“负贩”就是将货物背在身上卖的意思。由孤儿院出面，从慈善人士那里赊些本钱，从工厂批发来（也有自己生产的）廉价肥皂、毛巾、牙粉、牙刷、针、线等日常生活用品，放在用空煤油桶做成的售货箱里，由年龄稍大些的孤儿沿街巷叫卖。煤油桶用很轻的白铁皮做成，两端系一根粗布带，斜背在肩上，非常方便。
孤儿负贩团销售的商品，价钱比商铺略低，又能送货上门，给长沙市民很大方便。加上人们对孤儿都有同情心，每月能卖出很多货物，收入可观。
参加孤儿军乐队的孩子年龄还要大一些，孤儿院专门请了老师教他们乐器，演奏一些通俗常用的曲调，专供社会上婚丧嫁娶、祝寿、商店开业、推销货物时租用。租金是由主人家酌情而定，作为捐款交纳给孤儿院。赚到的钱除了正常开销，其余都替孤儿存起来，使他们成人后有一定成家立业的经济基础。孤儿们在孤儿院不仅能学到文化知识和谋生本领，还能攒些积蓄，革命者还能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一举数得。
湖南共产主义者的经商头脑，还表现在“借壳上市”上，借用有名的“壳资源”为自己办学服务。长沙有一所著名的“船山学社”，有品牌效应，教学设施也比较齐全，湖南省教育厅每月拨给学社四百元经费。“一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何叔衡从上海回到长沙，与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商定，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任指导主任（担负实际领导责任）。自修大学分文科和政治经济两科，采取自己看书思考、共同讨论研究的方法，连聘请教师的开支也省了。
中共湘区委员会（湖南省委前身）还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专门招收年龄比较大的文盲、由私塾改学新学的学生以及农村学校课业不够升学的人，而且是男女兼收。补习的科目有英文、数学、国文、历史、地理五科。由于市场定位准确，补习学校大受欢迎，第一期就招收了一百二十余名学生，教员由自修大学学员充任，何叔衡、夏明翰、易礼容、罗学瓒、夏曦等都是办学的骨干。
可惜好景不长，自修大学和附属补习学校于1923年11月被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勒令取缔，罪名是“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此时两校学生已达二百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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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共中央每月拨给各地方组织一部分活动经费。
中共中央的钱是哪里来的呢？
其中有一部分是收缴的党费。建党之初，“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党的经费来源以及使用方法；直到次年党的“二大”，党章中才规定了党的经费来源和处理权限。其中明确规定，党的活动经费主要通过三个渠道筹集，一是党费，二是党内派捐，三是党外协助；党章还规定，党的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八大”，党的经费来源都是这三个渠道，支配权限也没有多大变化。
最初的党费交纳标准很高，采取累进制：党员月薪在五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元，相当于百分之二；月收入在五十元以上者，按月薪百分之十上缴。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二十元的工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监狱关押党员均免缴党费。
即使是这样，靠党员交纳党费也没几个钱。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党员人数少，中共“二大”期间，一共才有一百九十五名党员；二是收入低，每月稳定收入高过五十元或六十元的人数并不会很多，况且党章还规定共产党员不能做民国政府的官员，所有开支均靠党员自觉交纳党费，显然是不够的。
因此，靠“党内派捐”和“党外协助”就成了党的经费的主要来源。党内派捐类似于政治捐款，数目并不固定，可多可少；党外协助大部分是指来自共产国际的经济资助，这笔钱究竟有多少，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中共中央给各地基层组织下拨的活动经费的情况，并没有完整的资料保存下来。仅知道个别省委的情况，如给中共湖南省委的经费是每月六十元，后来增至一百六十元。这些钱都是通过日本邮局汇给长沙的文化书社，再转交给湖南省委。之所以选择日本邮局，是因为日本邮局信誉较好，速度快，比较安全。
当然，这些经费只具象征意义，对于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是远远不够的。
要做事，就要有钱，为了尽快取得足够的财富，党内的理财专家也想了不少办法。
毛泽东的同门师兄弟熊瑾玎素有党内“财神”之称，他主张组织一些年轻力壮的青年闯关东，到东三省去开垦荒地，办农场积累原始资本。熊瑾玎也是徐特立的弟子，自幼喜欢读《史记·货殖列传》，对商业经营方略很有兴趣，十八岁时就把全部积蓄一百元买了一支叫做“汇济股份煤业公司”的原始股票，指望能从炒股中赚到大钱，再办自己的实业公司，赚到钱后再资助革命。大部分人对熊瑾玎搞实业挣钱的观点表示赞许，但却不同意他闯关东的设想，因为农业投入和产出效益比较差，周期长，见效慢。
大凡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几乎没有不对办实业赚钱感兴趣的，那里面揭示了资本和利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利润产生的秘密（被称之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堪称是革命者经济启蒙的教科书。
毛泽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时候，就曾在学生中作过关于剩余价值的讲演，很受大家欢迎。因此革命者在战友关系的基础上，又多了一重生意伙伴的关系。毛泽东与易礼容的关系即是如此，两人在学生时期就一起罢课游行，又一起办了长沙文化书社，两人还在一起办过实业——在长沙办织布厂。
易礼容称得上是共产党内的一个经商好手。他自幼聪慧过人，号称过目不忘，父亲曾在湖南浏阳厘金局（即税务机构）当过小职员，他从小耳濡目染，经商方向无师自通。因为在办长沙文化书社时两人合作愉快，毛泽东在办长沙织布厂的时候，仍然是请易礼容出面，自己负责幕后协调。
易礼容虽然有经商天赋，但他本人既不懂织布，也不懂办厂。
毛泽东介绍他去湖北武汉，去找一个叫做林育南的人。
·6·
提起湖北黄冈的“林氏三雄”，在中国革命史上可是大大有名。
黄冈是湖北东部的大县，黄冈有个林家大湾，林氏家族在当地颇有势力。林育南就是林氏三雄中的老大。老二名叫林育英，老三名叫林育容，三人是堂兄弟，老二和老三是老大带出来参加革命的。老二还有个名字叫张浩，老三就是林彪，这两个人的故事，后文书自有交代。
单说老大林育南，他是武汉地区小有名气的青年领袖。他与另一位青年领袖恽代英两人一起，在武汉开办过利群书社，比毛泽东、易礼容办的长沙文化书社还早，名气也不小，荆楚一带的青年才俊如陈潭秋、萧楚女、项英等，都是利群书社的座上宾。毛泽东等人办长沙文化书社就是受了武汉利群书社的影响。
林育南与恽代英商定，利用“利群书社”的人气和林家的染织技术，在武汉办一个毛巾厂，取名为“利群毛巾厂”。黄冈的林氏家族有纺纱、织布的传统，有家族织布厂，织出来的布很有特点，销路很不错，在武汉开有布行专卖自己生产的棉布，再开办一家毛巾厂也不是什么难事。
毛泽东结识林育南之后，早就想把林家的织布技术引进长沙，自己也办一个织布厂，为此在武汉还专门向林育南取过经。按照毛泽东的指点，易礼容到武汉很快找到林育南，提出要在长沙办织布厂的事，林育南慨然相允，立即从林氏织布厂中调出织染技师和熟练工人前去帮忙。为了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易礼容专门购买了林氏家族的专利产品——铁制林式织布机，租用长沙望麓园一号宁乡师范学校的食堂做厂址办起了织布厂，并请了著名书法家李剑农为织布厂题写了厂名。李剑农曾在武汉做过大学教授，后任湖南省教育司司长，不仅书法作品很见功力，还使织布厂有了名人效应。
长沙织布厂开办之初也赚了一些钱，养活了几十位兼职的革命者——他们一面打工，一面进行革命工作。但是过了不久，随着武汉利群毛巾厂的倒闭，长沙织布厂也被湖南省立第一纱厂挤垮了。
武汉的利群毛巾厂是被同城市的三友实业社挤垮的。虽然涉嫌不正当商业竞争，但三友实业社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实力，无疑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占了上风。他们生产的毛巾质量不次于利群毛巾，品牌知名度比较高，加之不计成本的压价销售，利群毛巾逐渐滞销，出现大量积压，资金周转不灵，最终倒闭。
武汉利群毛巾厂和长沙织布厂的倒闭，未必是竞争对手对革命抱有什么成见，主要还是残酷的商业竞争。商战上的较量，显示了资本和技术的强大威力。对革命者而言，无法像资本家那样从雇佣工人身上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