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我国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停滞，人才断代，人才奇缺的痛心局面，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亲自抓教育与科技，大声疾呼要把教育搞上去，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有希望。他殷切地希望教育要“多出人才，早出人才”。自此，国外的英才教育理论传入我国，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开始招生，“多出人才，早出人才”成为中国人努力的目标，也是教育理论界一直在探索的方向。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重申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之目标。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着眼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一起，构成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贯彻实施科学发展观，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的两个奋斗目标和两大战略支柱。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多出人才、早出人才，是我们党和国家提出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方针，也是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够和我们国家的地位相称，也才能够适应经济发展方向转变的要求。
一、英才教育理论及在欧美各国的实践
“英才教育”一词的英文为Elitist Education ，即天资聪颖的人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并期望这些特殊人才能够探索创新，对社会和科技进步做出突出贡献。这种教育尤以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所推崇，并取得了一些成效。英才教育经常与超常儿童教育、天才教育、资优教育等用语并列，共同点都是从超常儿童的优异资质作为出发点，主旨是发掘孩子的潜能，采取启发、诱导等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去开启儿童的智慧，使他们成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杰出人才。把人才作为一种资源来开发，是一个国家繁荣、民族富强的必由之路。这已为世界众多国家的发展史所证实，我们国家亦在努力之。人才资源的开发，不仅包括发现和使用，而且包括如何培养造就人才，多出人才，早出人才。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属于下一代的，我们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就要采取最优的教育手段，及早的进行教育，以便让孩子们又快又好地成为有用的人才，这是人才开发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必要途径之一。
早在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高尔顿（F.Galton）就对天才人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他采用谱系调查方法，得出了天才乃遗传所得的结论，并于1869年发表了《遗传的天才》。高尔顿因对天才和智力测验的开创性研究而受到世人的赞誉。19世纪末，A·比耐在T·西蒙的帮助下，在法国开始了著名的“比耐测验”工作，揭开了现代智力测验的序幕。他提出的智力年龄概念，为天才儿童的智力鉴别提供了依据。20世纪初，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推孟开展了比耐—西蒙量表的修订工作，并于1916年推出了全美智力测验先驱的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从20世纪20年代起，推孟及其追随者用斯坦福—比耐量表对幼儿园到八年级的儿童进行了大量的测量，从中选出智商在135~170的1500多名天才儿童，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追踪研究。1976年美国心理学会授予这项研究以卓越的科学贡献奖。
1957年前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震惊了美国，被认为是教育上的“珍珠港事件”。美国上下反思检讨教育，呼吁加强科学教育，加快培养高精尖人才。1958年美国颁布了《国防教育法》，确定了天才教育的国策，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天才教育浪潮。英国于1965年成立了全国天才儿童协会，法国和前苏联等国也纷纷制定了本国的天才教育计划。1972年美国国会提出了《天才教育》报告，并在联邦教育部成立了天才儿童教育局，专门负责天才儿童的教育工作。联邦政府和各州制定了一系列法案，拨专款发展天才教育事业。进入20世纪80年代，欧美各国越来越多的学校为天才儿童制定了高级安插大纲（APP）和学习课程，对天才儿童的教育干预措施更趋完善、系统，天才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并成为欧美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美国《国防教育法》颁布实施后，加快了人才培养的步伐，造就了一批批精英人才。1969年美国成功发射了载人飞船，并成功地实现了人类的登月行走，超越苏联成为科学技术头号强国和教育强国。1973年美国通过《天才教育法》，为英才教育提供人力、财力和法律保证。1978年的《天才法案》要求地方教育系统承担实施英才教育的任务。到1995年，美国各州都有各自的英才教育法案和民办的英才教育项目，三分之二的州拨付专款用于兴办英才教育。美国英才教育方式可分为置换和补充两大系统。置换系统指儿童在常规学校中学习，将学习划分为不同的时间段来进行不同的活动，增添学习内容，举办特长班，全日制特殊学校。补充系统是在常规学习实践之外额外增加活动时间，选修大学课程，参加大学辅导班，参加学习实践。美国英才教育特别注重为优秀的学生提供额外服务，如加速完成学业，设置丰富的选修课程，将高材生单独编班，进行特殊课程的教学，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兴趣爱好，因材施教，科学培养，促成了一批批优异人才脱颖而出。
英国公学一直致力于英才教育并取得了全社会认可的好成绩。英国公学是一种私立的寄宿学校，由私人捐助，具有优越的设备和一流的师资，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学生毕业后大多升入牛津、剑桥等世界名牌大学，英国政府中的主要公职人员大多毕业于伊顿、温切斯特、哈曼等九大公学。英国很早就开办了封闭式的英才教育学校，如文法学校。英国教育主管部门规定所有学校专设英才管理机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培训英才教育的管理者和教师，教育部通过统筹技术服务的形式支持地方和基层学校创办英才教育，组织鉴定和评估，划拨经费和资源配置，以及提供学前、小学、中学英才儿童的评估与选拔。
澳大利亚英才教育强调教师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采用多种方式对天才儿童进行鉴定、选拔，如智商测验、同伴提名以及表现性评估等。采用群集的安置方式使天才儿童的才智得以充分的发掘、发挥。南威尔士公布的教育改革法案中特别强调发挥儿童的潜能，并为有特长的天才儿童提供特殊的服务。2001年澳大利亚参议院主持开展了全国天才儿童教育状况的调查，提出了所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英才教育的对策建议。目前澳大利亚多个州拥有各自的有关英才教育的政策与法案。
匈牙利Loren Eotuos男爵为天才孩子们创办了第一所特设学校，吸引了一批数学天才和理科天才进入这个学校学习，开启了世界范围内为数学、科技天才设立专门的特设学校的序幕，并成为苏联、美国、中国等国效仿的模式。这些特设学校的开办，表明天资聪慧的学生能够以较强的学习能力、特殊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高超的抽象思维能力，加快学习进度。课程设置和学习内容必须超前，沿着一边加深一边加快的连续统一体，选择恰当的教育策略或“模型”来充实课程安排。在选择学生的标准上，有的是在各项奥林匹克比赛中选拔出来的，有的是在解决实际问题和创造性活动中选拔出来的，还有的是在夏令营或科普活动中选拔出来的。而美国还必须通过标准化的SAT考试才能进入特设学校学习。
二、自古英雄出少年与中国科大少年班
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喊出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之口号。而大教育家孔子打破“学在官府”之局面，开创了大规模私人讲学的先河，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创立了因材施教、启发诱导、举一反三、温故知新、学思结合等教学原则和多种多样、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由此，讲学数十载，弟子三千多，培育了众多社会精英人物，在中国教育史上，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近代学者龚自珍愤懑于八股取士制度对人才的扼杀和晚清恶劣的人才成长环境，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之时代呼唤。
与逆境成才论相同，人才早熟是一普遍社会现象，中外历史上均有众多的少年天才之佳话。中国古代7岁能写诗的曹植，10岁赋诗的王勃，“五岁通六甲，十岁观百家”的李白，2岁能诗的白居易等都是我国古代早期教育成功的典型事例。1643年出生于英格兰的牛顿，少年时就发奋读书，爱好动手，善于钻研创造，终成为一代大科学家。出生于德国贫寒家庭的贝多芬，11岁加入戏院乐队，13岁当大风琴手，为享誉世界音乐大师。而卡尔的教子之术至今仍未人们所乐道。作为一名中学乡村教师，老卡尔在孩子未出生时就立志要把孩子培养成才，以驳斥遗传决定论。小威特出生后，卡尔就着手早期教育和智力开发，用三种语言教小威特说话，辨别事物，指认事物、室内物品，认识所能看到的东西。从3岁起就讲故事、教识字，每天带孩子散步，在散步中教孩子动植物和有关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小威特9岁考入莱比锡大学，14岁获得博士学位，16岁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法学教授，享年83岁。卡尔·威特的成长经历轰动了欧洲，促成了许多国家和无数家庭关注早期教育，关注智力开发，关注人才培养。
历经磨难的新中国，终在1978年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这一决定成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并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30年之序幕。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亲抓教育，大胆改革，废弃了文革多年群众推荐工农兵直接上大学之陋习，恢复高考这一公开、公平选拔人才的制度。因为邓小平认为：“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的首次考试，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当年全国高等学校录取新生27.3万人。半年后1978年夏天的考试，报考了610万人，录取了40.2万人，同时有6.35万人报考研究生，其中1.07万人获得了深造机会。与此同时，为应对我国人才队伍断代，青黄不接之严重局面，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欧美天才教育理论逐渐传入我国，对聪慧儿童的关注和研究也已开始，如20世纪70年代中叶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天才儿童研究课题组，在全国范围展开天才儿童追踪研究。1974年5月2日晚，周恩来总理在邓小平、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陪同下，在中南海亲切会见了著名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和夫人。李政道博士倾一腔热忱，向周恩来总理畅谈科技人才培养，建议“理科人才也可以像文艺、体育那样，从小培养”。因为“在国际上，理论物理方面的人才，一般都在20多岁时出成果。爱因斯坦发表那3篇奠定物理学三方面基础的著名论文时，才26岁。量子力学的发现者海森堡就是在23岁提出量子力学概念的。薛定愕·普朗克在早年，成果就很出色。”李政道博士的建议得到周总理的赞同。这一建议因受当时历史条件所限制未能落到实处，但给当时沉闷的中国教育界、学术界以深刻的冲击。
1978年春，郭沫若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呼唤着“科学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在开幕式上讲话中指出：“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人才。”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人才辈出，历经20年“文化大革命”磨难的中国人已处于人才断代的严重局面，需要“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在此时代背景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收到了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的一封长达10页的推荐信，举荐13岁天才少年宁铂。方毅副总理随即作出批示：“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与此同时，各地发现“早慧儿童”的信件涌向中央、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大。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成为一句响亮的口号，也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我国实施英才教育的大气候已经形成。于是，中国科大一经提出创办少年班的设想，立即得到批准。1978年3月8日，中科大少年班正式创办，21名智力超常少年经多次笔试和面试被中科大破格录取，成为少年班首批学员。不到14岁的宁铂走进了中国科大的校门，年仅11岁的谢彦波也成为中国科大当年招收的700多名大学生中的一名，创下了年龄最小的记录。少年班首批学生中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1岁。随着中科大少年班的成功创办，各地高校掀起创办少年班热潮，英才教育理论与实践进入高潮，早慧儿童、少年成才、优生优育和英才教育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