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杜威与中国现代教育
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处于重要的历史变革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不仅显示了清王朝的腐朽与衰败，而且也加剧了社会矛盾。思求变革，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汹涌澎湃，跌宕起伏。改革传统教育，学习世界先进国家的教育，创立中国的新教育成为人们的呼声和历史的必然。1919年5月1日，即五四运动前夕，杜威应北京大学、中央教育部、尚志学会和新学会四个团体的共同邀请，偕夫人自日本抵达上海开始了对中国的访问，由胡适等人陪同到各地考察讲学。
杜威来华之初仅是短期考察讲学之安排。但自开始访问起就被中国学生和教师的热情所感染，被中国声势浩大，如火如荼的民主斗争所吸引。5月2日杜威即在胡适的翻译下在上海作了“谈谈实验主义”的讲演。随后赴杭州、南京等地游历讲演，胡适、陶行知等先后随行翻译。5月29日，杜威一行抵达北京，在此后的数月里，杜威以北大为基地，以其《学校与社会》《民主主义与教育》《哲学的重建》三部著作为基础，向中国知识界、教育界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宣传他的哲学和教育理论，主要涉及近代教育的趋势、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伦理学、思想派别等五个方面，形成了当时著名的五大讲演。1920年4月，杜威在华讲学一年期满，北大致电哥伦比亚大学，请求续聘杜威一年得到同意。于是杜威再次南下讲学，前后在华讲学两年多，足迹遍布中国11个省，讲演次数多达200场，所达之处无不受到教育界、学术界乃至军政要员的热情欢迎，所作讲演也是场场爆满，座无虚席。
杜威的讲演，除各大杂志竞相连载外，《杜威五大讲演录》还出版了单行本，至1921年7月杜威回国前就再版达10余次，发行量超过10万册。“儿童中心”“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主题话语一时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当时的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类似杜威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所办的实验学校，在我国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先后产生，有的直接就叫“杜威学校”。杜威在中国的讲演及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广受欢迎，原因在于杜威的主张和思想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要求变革的心声和改良主义者的要求。他的“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以及要求把现实生活中的内容组织到教学过程中，使学生“从做中学”等思想与主张，为中国教育界、学术界反对空洞，呆板的传统教育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可以说，杜威在华的两年多时间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确立和新学制的建立以及平民教育运动的兴起。
（一）杜威教育思想与中国现代教育理论
基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新颖性，给予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的教育理论界以极大的冲击。杜威教育理论的提出反映了第二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对学校教育的新的挑战和要求，恰是中国社会求民主、求科学，废科举、办教育的特定历史时期，所以杜威关于“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学校即社会”等思想一经传播，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当时中国兴起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仅1917~1937年20年间以杜威的教育理论和桑代克的教育原理为理论基石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就出版了42种，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教育理论家，如蔡元培、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等。胡适作为杜威的嫡传弟子及其思想的追捧者，是杜威来华讲学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和运作者，撰写了大量文章介绍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多次担任杜威讲演的翻译，使杜威的讲演变得通俗生动，很好地扩大了杜威的影响力。在杜威思想的影响下，胡适充分把握了杜威教育思想中的教育万能论和教育目的论，在其著述中详尽阐述了教育与社会，教育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提出了教育救国的思想。胡适关注教育与生活之联系，注重个性教育，亲自起草新学制草案，并明确提出“注重生活教育”的观点。他还对高等教育、学生素质、教育独立论等问题作了充分深入地探讨和论述。陶行知对中国传统教育予以了批判，坚持教育救国论，提倡民主科学教育，重视学生自主研究探索，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观点，提出“教学做合一”的教学主张，并大力推进平民教育运动，是一位有杰出影响的中国现代教育家。郭秉文主张教育独立，重视中西文化教育与科学化教育，积极开展民主自治教育，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并重。蒋梦麟平衡中西文化教育，强调个性发展教育，主张教育与生活之联系，倡导学生自立自治，提倡学术的提高。此外，还有陈鹤琴、郑晓沧、张伯苓等著名爱国教育家，他们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为中国现代教育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二）杜威教育思想与新学制的建立
中国近代学校和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始于19世纪末。1902年清政府在各种政治力量的推动下，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1903年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并于1905年“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至此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结束，近代国民教育制度予以建立。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从此结束了二千多年封建君主专政制度。适应要求，民国政府于1912~1913年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这一学制模仿日本学制，实行“七四三三制”，即儿童6岁入学，小学七年、中学四年、大学预科三年、本科三年。该学制废除了小学读经，取消了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贵族学堂，初小实行男女同校，除高师外，各级各类学校均允许私办。这些措施都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化的要求，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冲击影响下，中国教育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改革和创新，包括恢复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废除读经科，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教育；争取男女平等教育权；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大学改革预科、调整专业、实行学分制、实行民主管理，提倡学术自由等等。在此情况下，照搬日本学制的《壬子癸丑学制》，未能依据中国的国情和现状，对儿童个性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不够重视，只以升学为主要目标，忽略了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多重需要等弊端就凸显出来了，改革学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历经曲折，北洋政府终于1922年正式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这是近现代中国一次重大的教育改革，新学制实行“六三三四制”，儿童6岁入学、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由于新学制简明清晰，且适合中国的情况，所以基本上沿用到今。从新学制的内容和制定标准可以看出杜威教育思想是这次学制改革的主要影响因素。如普通教育设职业准备教育或职业科；从中学开始实行选科制，并设师范教育；注重天才教育和特殊教育。规定依据学生的不同发展阶段给予不同程度的教育。教育要适应社会进化需要，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注重生活教育，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教育要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培养，尊重学生的个人兴趣，强调教育是社会的，是为社会服务的，社会进步需要教育，教育离不开社会生活等等。这些内容和规定都体现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而且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杜威的弟子及追随者，如胡适、陶行知、蔡元培、廖世承等人都纷纷著书立说，大力宣扬杜威的教育思想，对社会、教育界、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舆论导向，并主动参与到新学制的制定中，以此促进了新学制的颁布和实行。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校教育体制的基本确立，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里程碑。
（三）杜威教育思想与中国现代教育活动
依据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对中国人民争民主、求科学斗争的同情，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中反复倡导平民主义教育。突出强调通过教育使一般民众也能接受现代科学知识的武装，从而提高能力，培养独立人格和坚强个性。他认为，中国要想建设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就必须发动一场平民运动，把教育普及到每一位平民身上，同时要使教育与生活相结合。受此影响，我国一大批教育家和著名人士大声疾呼，率先垂范，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陈鹤琴的活教育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特别是陶行知先生，1926年起草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推动平民教育运动。1927年陶行知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随之创办了生活教育社和山海工学团，竭尽全力宣传生活教育，积极提倡并推广教学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与实际相结合，教育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认为“平民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改善人民生活的一个主要方法。在陶行知、晏阳初等著名教育家的倡导奔走努力下，以“教导年长人识字、读书、爱国、做好人”为宗旨的平民教育运动成为一场声势浩大，举世瞩目的全国性运动。它极大地振奋了工农和知识分子，有力地提高了平民百姓读书识字的能力，并开创了工农教育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进程，推动了民主建设和社会进步。
在杜威教育理论的影响下，当时的教材、课程设置、教学法一改过去培养学究式的旧习，注意到社会生活的需要，注意到自然科学的传授，主张发展学生的个性，提倡和确立个性教育思想，主张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实行选科制，特别强调学生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参与社会实践。
同时，“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文纳特卡制”等在美国进步教育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新的教学法被相继引进到中国，推动了中国教学的改革。如设计教学法重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独立性，强调在教学中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兴趣，重视生活与教学的紧密联系，突出在做中学。道尔顿制的自由、合作和时间预算这三条原则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它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调动学生在学习中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和好评。这些新教学法因各种原因未能长期坚持下去，但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杜威及其教育思想，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和教育现代化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大多学校仍在奉行以教师为中心，以系统书本知识为中心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少有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也少有强调个性和兴趣，注重学生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杜威的教育思想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儿童中心”“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等主题话语，可使我们加深对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认识，单一地强调知识教育，而忽视学生的实践和动手能力，割裂知识和生活的联系，只会阻碍学生的发展。由此，教育工作者的观念转变仍是第一要务。唯有理念的转变和创新性的发展教育，才能处理好知识和能力的关系，才能养成儿童好奇、好问和好思考的好习惯，才能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多出创新型人才。
综上所述，我们应肯定杜威在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中国教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同时也应认识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积极作用和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并批判性地把这些合理因素吸收，运用到中国的教育实践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