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武乙之前，先普及一个一直想讲的知识，那就是商朝天子的名字问题。
介绍过这么多殷商帝王的名字，大家可能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他们都是以“天干”来命名的，比如商汤叫“大乙”，还有太甲、太戊、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甲、祖庚等等都是如此。
对此，后世学者多有不同见解，有人说是以生日命名的，有说是以去世日期为名的，也有说是庙号、祭名等等，总之说法不一。
《白虎通义·姓名》中记载：“殷以生日名子，何？尹家质，故直以省日命子也。以《尚书》道殷家太甲帝武丁也。”
这里认为殷商帝王之名是以生日为名，这种观点在司马贞的《史记索隐》里也得以体现：“商家生子，以日为名，盖自微始。”
笔者较为赞同出生日期说。然而出生日期可能会出现重复的情况，比如在“甲”日出生的帝王，商朝整个历史中共出现了六个，为了将他们加以区别，在出生日期前加了其他的字，于是才有了太甲、小甲、河亶甲、沃甲、阳甲、祖甲。
言归正传，我们来了解一下武乙这个人。
虽然武乙跟武丁只有一字之差，但是这两个人却有着天壤之别。
武乙是武丁的重孙子，向来被史家描述成商朝历史上货真价实的昏君，特别是司马迁，不知道跟他有仇还是怎的，反正通过几件事的描述，将一个不信天、不信命的混不吝形象给刻画了出来。
武乙上台之后，首先干了件大事，那就是迁都。
从商汤建都于亳邑开始，虽然中间经过了几次迁都，但是在盘庚时又复迁回亳（后改名为殷），商都在亳已经有二百七十年的历史了。
作为当时最大的都市，武乙依然不满意，他认为“殷”这个地方不够气派，于是一声令下便开始迁都，这次迁到了黄河以北的今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更名为“朝歌”。
盘庚迁都回亳邑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定人心，结果武丁不管这套，执意迁都，这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还使得民心动摇，商朝也加速了衰落的步伐。
另外，司马迁笔下的武乙是个典型的无神论者，他根本不信天命，也不信鬼神，并用其一生践行他的主张。
他曾经制作了一个木偶，状貌威严，冠服齐整，他把这个木偶称之为“天神”。
那他做这个天神干什么呢？
纯粹消遣，也就是让它陪自己下棋。
只见他让巫、祝这些所谓能跟天神沟通的人代替“天神”投子，然而这些人哪敢赢他，所以每次都是“天神”投子认输。
武乙之后都会百般嘲讽说：“既然是天神，自然万事皆知，又怎会输给我呢？如此没有本事，怎配做天神？”
嘲讽够了，他又让侍卫拿木棍痛打木偶，意思就是惩戒“天神”。
后来有大臣看不惯了，出头为“天神”辩解，说天神是高高在上的，天子赢得是天神在人间的神像，并非天神本尊。
虽然这是为天神辩解之词，但武乙却很认真地对待了，他觉得大臣说得没错，天神在天上，要想战胜它，就必须在天上击败它！
思来想去，他又想到一个鬼点子。
这一天，他命人又制作了一个皮革的囊袋，里面盛满了牲畜的血，将其高高挂在空中，之后弯弓搭箭射它，美其名曰“射天”。
一箭下去，正中囊袋，其中牲畜血倾泻而出，武乙认为天神被自己射死了，所以放声大笑。
这就是武乙这个不信天命的人做的事，他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人定胜天”的伟大理想。
然而讽刺的是，他的死却像极了上天对他的怪罪和惩罚。
武乙继位四年后，有一次他到黄河和渭河之间去打猎，本来很晴朗的天，突然之间乌云密布，正在众人惊愕之余，突然打了个巨响的雷，随之从天而落一道闪电，不偏不倚正落在武乙头顶。
可怜一生不信老天的武乙，这次却让老天捉弄了一把，而代价就是自己的性命。
以上记载出自《史记》，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而他代表的是后世儒家，大有今文经学中谶伪迷信的意思。
因为儒家思想在后世影响深远，儒生们认为武乙这种不信天命的行为过于激进，所以对他的评价全是负面的。司马迁评价他“帝武乙无道”，范晔《后汉书》中也说“武乙暴虐”，而唐代司马贞则直接提出“武乙无道，祸因射天”，这些都表达了儒家对武乙荒唐举动的讥讽。
然而司马迁所写并非出于客观，让我们抛开《史记》中所说，来看看甲骨文中对于武乙的真实记载。
在众多甲骨文资料中，武乙的形象不但不是个昏君，反而在成就上是一个跟武丁不相上下的帝王，特别是在他对外征伐的武功上，甚至可能还超过武丁。
武乙之前的几代，使得国势衰退，周边的方国不断反叛，威胁商的周边安全。
面对这种情况，武乙大力发展军力，并致力于剿灭四方叛乱。
武乙首个攻击目标，便是位于西部的旨方。
对于旨方所在的位置，历来说法不一，一说其故地与古黎国相近，在今山西省东南部；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旨”通“召”，为今天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雍城东的召城。
不管怎样，旨方不服管束，所以武乙领兵亲征，经过数场激战，商军大获全胜，俘获二千余人，全部充为奴隶。
随后，武乙又率军征服了南方的归国，位置就在今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境内。
因为这一系列征伐他都是亲征，不似武丁那样让妇好出征，所以有人认为他的武功已经超过了武丁。
通过征伐不顺，天下震动，不顺服的国家也都安稳了许多，这自然稳定了殷商的国运，诸侯也重新前来朝贺。
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新兴起的周国也是不远万里来到朝歌，送上了大量礼物，以期获得殷商的认可。
当时周国的国君名叫古公亶（dǎn）甫，他带领族人离开了世代与戎狄混杂的豳地(今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来到了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一带)建国，定名为“周国”。
武乙对周国的主动投靠很高兴，于是当即承认它的合法性，并将周原之地正式册封给了古公亶甫。
之后周与商的关系一直很融洽，到古公亶甫的儿子季历继位后，为了表示对殷商的忠诚，季历亲自带贡品来朝歌朝见武乙。
此时周国发展很快，季历曾率兵西伐程(今陕西省咸阳市)、北征义渠(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地盘面积扩张得很迅速，国力也是逐年增强。
武乙见季历作为一个强国的领袖还能躬身侍奉自己，心情愉悦，当即赐给他三十里土地、美玉十双、良马八匹，以表彰他的忠心。
由此可见，到武乙时期，周跟商的关系还是非常和谐的，从这点上来说，武乙为殷商政权的稳固也确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些记载都来自于当时的甲骨文，历史可信度极高。而从发掘出来如此大量的甲骨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商朝是非常崇尚鬼神的，这些甲骨其实都是用来占卜的。
鉴于这种情况，所谓能够沟通天神和鬼神的巫师，在商朝的地位自然崇高无比，甚至有时候地位都超过了帝王。
我们之前介绍妇好的时候曾说过，她担任当时的大祭司，即大巫师，也就是巫师中地位最高者，她可以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泉等各类祭典。
大祭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商帝平起平坐，甚至训诫商帝。从这个角度来看，有研究表明，商朝应该是一个由大巫师所代表的神权与商帝所代表的君权构成的二元制社会。
古今中外，能与君权相抗衡的唯有神权。而在中国古代，能与商帝身份相对等的只有是神权的代言人大巫师。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君主的商帝自然不希望权力与他人平分，所以到武乙时期，这种君权与神权的对抗达到了巅峰。
从这个角度来说，武乙的种种不尊天帝的行为，实际上是向神权和大巫师们发起的挑战。而从效果上来看，虽然武乙不幸毙命，虽然被当做“武乙无道，遭受天谴”来宣扬，但是他却开了先河，自此大巫师的地位一落再落，到商朝末年时，其作用已经不再明显了。
虽然大巫师的作用在弱化，但是祭祀却是古代中国永恒不变的话题。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头等大事，不仅在商朝如此，即便是到了周朝，这种情况依然没有多少改变。
如果说有所改变的，那可能就是祭祀的对象了。
商之前的祭祀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祭天神，一种是祭祖先，而以祭天神为最甚。然而随着神权的弱化，祭祀天神降为次要地位，而祭祖先则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
据专家考证，晚商时期对先王的祭祀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第一种为含示名祭祀卜辞，即卜辞带“示”的祭祀，如“大示”“小示”等，古文字学家陈梦家首倡用“选祭”一词来进行称呼；另一种是现在比较熟悉、研究较多的“周祭”。
选祭的使用时期大致为武丁到祖庚时期，属于殷墟早期的祭祀卜辞。选祭是以血亲为纽带的，祭祀的对象为直系先王，而通过“兄终弟及”形式继位的的旁系先王被排除在外，讲究的是“亲亲”原则。
周祭属于商代晚期才出现的祭祀方式，它是一个将所有先王全数列入祭祀范围，按其世系、长幼和继位顺序全数进行祭祀，体现的是诸王平等，讲究的是“尊尊”原则。
从选祭到周祭，实际上是弱化神权而强化君权的另一种举措，同时可以考证出现周祭的年代就在武乙时期。
所以武乙对于商朝的贡献还是非常大的，并非像司马迁所描写的那样昏庸无道，他不仅不是个昏君，而且还可能是个明君。
而从武乙之后的继位方式上来看，商朝已经开始抛弃“兄终弟及”，转而强化了“父死子继”。
武乙死后，他的儿子太丁（一说文丁）继位；太丁去世后，他的儿子帝乙即位，而到此时，商朝已经衰落得非常严重了。
帝乙有两个儿子，长子微子启为贱妾所生，出身低微，因此虽为长子，但实无继承帝位之权；小儿子名辛，是帝后所生，因此自然成为了帝位的继承人。
果然，帝乙死后，帝辛顺利继位。
然而这个帝辛可不是个一般人物，他是中国历史上跟夏桀齐名的暴君，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商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