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岁·“她不是我的闺蜜”
听说，大家后来喜欢用“闺蜜”这个词来形容她们。再后来，听说“闺蜜”渐渐与一些与背叛有关的糟糕印象关联起来。再再后来，新的朋友聚到一起，聊完星座、血型等等无关痛痒的话题，开始试探着问起彼此的过往。女孩子们互相交换手机，看对方与闺蜜的合照，仿佛以此奠定了更亲密交往的前提。那些灯光昏暗、空气燥热的夜晚，身边的人推推她：“说话啊！”
“嗯？”
“讲讲你的！”
“什么？”
“闺蜜。”
她呆了好半晌，生锈的脑筋转过若干个弯，才终于把对方口中的名词，与差不多能够与之画上等号的人联系在一起。她放下苏打水，擦了擦沾上玻璃杯外壁冷凝水珠的掌心，丢开纸巾摇摇头，“那不是我的闺蜜。”
在与那个人有关的描述中，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用着累赘麻烦的词组——“最好的朋友”。
她承认自己是有点老土——以及莫名其妙的执拗。
但也幸亏这老土和执拗。当她听到异曲同工的第四段网络情感大戏——“闺蜜”抢了女主角的男友，篡改女主角的论文成绩，偷偷换走女主角昂贵的护肤品，等等等等——无端松了口气似的，认真地重申了一遍：“她不是我的闺蜜。”那个人与任何可能的，假设的，被心怀恶意揣度的负面印象无关。
永远是光明和美好的。
搭话的人似乎为她的死脑筋而愕然，好半晌才“哦”了一声把话头接下去：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她重新抓起玻璃杯，两手环起，紧紧扣着杯子外壁。苏打水气泡翻腾，在冰块漂浮的表面“啪”地爆裂开，一些细小的水渍溅在内壁。任凭那食指如何茫然不安地搓动，始终一壁之隔，无法与气泡冰冷的残骸相触。她说：
“我不知道。”
五岁·“幼馴染”
她很难回忆起自己与对方最初相遇时的场景，似乎此生伊始便有那个人吵吵嚷嚷的声音。她们住在一座名为月河的南方小镇，街头巷尾，要串门子不过是在巷子里拐个弯走半分钟。对方家还有个小表妹，比她家更热闹一些。她常以写作业之名，搬一张小板凳去对方家里厮混到天黑，扮公主，拿颜料调制出莫名其妙的药品，做医生游戏，表演美少女战士等等，肚子咕咕叫了，才被忍无可忍的老妈揪着耳朵拎回家去。
若干年后还有人记得曾经的一个傍晚，巷子里回荡起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号叫：“我不要回家——她家今晚吃鸡蛋饼，我要在她家吃鸡蛋饼——”
那时别说闺蜜了，她们心中对“朋友”的概念都还很模糊，因为从电视剧里知道有个成语叫“青梅竹马”，便肉麻地有样学样起来，被幼儿园老师摇头叹气地戳穿：“青梅是女孩子，竹马是男孩子。你们不行的。”两人震惊了，揪心地彼此望了一会儿，猛一下相拥在一起，“哇”地大哭起来。
那年夏天，她们因被现实打击而太过悲痛，不约而同地瘦了好几公斤。
许多年后，她和大学同学去KTV。同寝室的两个女孩子关系很好，黏黏腻腻地对唱“你是嫁妆是我最宝贝的收藏”“你不点头的男人我不嫁”。她翘起二郎腿跟着旋律摇头晃脑，倏忽想起曾做过的傻事，觉得有点好笑。又过许多年后，她去了东京，学到一个词叫“幼馴染（おさななじみ）”，意思是幼时关系亲密的人。日语课的老师将这个词翻译成“青梅竹马”，她咬了一会儿笔杆，举手：“青梅是女孩子，竹马是男孩子。‘幼馴染’可以形容同性吧？”老师似乎没想到班里潜伏着如此重度的强迫症患者，挺尴尬地点点头：“你说得对。”
她坐回去，心里重复了一遍，“幼馴染”。
迟来了好多年的正确定义。
十岁·“无尽的苹果糖”
月河的夏天很热。
那人的生日在初夏，双子座。
老巷子拆迁，她们各自搬家，但仍然根据户口本上的原籍划分学区，两人绕了一大圈又在同一所小学的同一间教室邂逅。老师让男生女生分别按身高排成两队，她偷偷踮了踮脚，那人偷偷蹲下一点身，两人顺利地手牵手成为同桌。
小学在月河正中，护城河畔。放学时大家同样排成两列——出校门沿河向西的西路小队，和出校门沿河向东的东路小队。她的新家在东边，那人的新家在西边，放学后搬把板凳就能去对方家厮混的便利没有了，两人早早生发出物是人非的忧愁感叹。但那个人小鬼大的年纪，她们总是有办法的。校门前一左一右架着两座横跨城河的石桥，桥对面临街开着一排小店，专做小学生的生意。卖廉价小零食的杂货铺，光线昏暗的文具店，店铺面积往往不大，老板架了棚子，把更占地方的四驱车轨道、战斗陀螺套装、水枪、溜溜球等都摆到店外。她们出门向东向西，摆脱带队老师后又绕回学校门前，到河对面集合，蹲在四驱车轨道旁，看高年级男生满头大汗不厌其烦地号叫“旋风冲锋龙卷风”。
她用肩膀撞撞对方：“热。”
对方翻翻口袋，“我只有一块钱。”
“啊，我也是。”
两枚硬币凑到一起。
“买冰棒？”
她巴巴地扭头看一眼柜台，“唉”一声，“……苹果糖好不好？”
夕阳西沉的时候仍然闷热，冰棒不一会儿就化光了，苹果糖却能舔很久。对方嘬一口溶化后悬在木棍顶端摇摇欲坠的糖浆，“还是热，就说冰的更好嘛。”然而她们每天的零花钱各自只有一块钱，凑在一块儿才够买一样零食，冰棒和苹果糖的选择题成为她们大多时候唠叨争吵的源头。无关痛痒的小事竟然在记忆中占据了惊人的空间，如今她回想起那些夏天，画面分明是被夕阳映照得金红闷热的街道，摆脱不掉的蝉鸣喧哗的背景音，破旧的杂货铺子，只存在于对方埋怨言语中的流水的冰棒，以及切实吃到口中的融化的、无尽的苹果糖。
——如今想来并不美味的苹果糖。
每年夏天就这样度过。
似乎只有一年例外。对方十岁生日前不久，两人去运动场学骑自行车，她没扶稳车子，那人不小心摔折了手臂。打上石膏没法写作业，更提不了重物，大热天的焐出一身痱子。她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为对方抄笔记的重任，放学后背着两个书包一如既往地蹲在四驱车轨道旁，看跃动冲锋和飓风音速你追我赶。那人用没折的那边手臂推推她，递过来硬币：“苹果糖？”
她摇摇头，推回去。然后在口袋里抠啊抠，抠出一张汗湿的、皱巴巴的五块钱。
“今天太热了。我们吃两根冰棒吧！”
“怎么这么多钱？”
“我有小金库啊。”
“骗谁。”
“不相信算啦！”
算啦。
十三岁·“她姓杉名菜吗？”
她们在十二岁时第一次分开。
小升初没考好，一个去了郊外刚建校不久的民办初中，一个去了市中心的二流公立。没有手机，课业又倏忽沉重吃力起来，眨眼竟一年多没有见面。她在初中有了新的玩伴。周末放假，郊外回市内很不方便，错过学校班车又打不到车，只能和新朋友结伴步行半小时回家。
她们是在路边遇见的。
对方一个人。她想了想，才反应过来，对方的新家住在市郊，两人放学道路刚巧有个相交的岔路口。一年的距离近似于无，她特别兴奋地扑上去：“走好远，累死啦！我去你家坐坐！”然后拉过新朋友热烈介绍，“这是我小时候的好朋友。这是我现在班上的同学……哎对了，她家有全套《流星花园》，是不是很厉害？我们去看VCD吧！”
她骄傲得就好像那是自己的收藏一样。
其实她并不喜欢黏腻腻的台湾腔，也觉得那凤梨头男主角挺傻。小学最后的暑假，无知无觉的分别之前，她最后赖在对方家里看碟，甚至傻乎乎地问：“女主角姓杉名菜吗？真的叫‘菜’？好奇怪啊！”
又过了很久，她的作文渐渐写得流畅，才后知后觉地找到语言描述当时的心情。炫耀的不是《流星花园》，怎么可能是《流星花园》呢。
“看啊，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只不过炫耀着这种心情。
月河有多小呢，她们中考，终于一起考进唯一的重点高中。高一下学期文理分科，两人选择了同样的副科组合，再次同班，再次蹲一点身，踮一踮脚，兴高采烈地做了同桌，好像从来没有分开过一样。她用肩膀撞一下对方：“放学去你家看《流星花园》啊！”
“谁还看VCD啊！我家没有影碟机了。”
“哦，那拿上碟子到我家看？”
“不想看。剧情好蠢。”
噗。她们最后好像是憋不住，把脸埋在书堆里笑得喘不过气。
十九岁·“都给你了”。
她掰着指头算了算，与那个人同桌竟有整整八年半，直到她身边再也没有名为“同桌”的位置。某晚她突然想，那人真是以恐怖的比例在她九年义务教育加三年高中生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啊。
长大是很突然的事。
她们看热闹一样搞不懂《流星花园》的意思，然后突然疯狂着迷F4，然后一夜之间又对老土的少女漫画情节嗤之以鼻，并找到了新的爱好。她们的座位之间有个巨大的储物盒子，那是她们共同的百宝箱。高中生的零花钱依然微薄，漫画情报杂志却花样繁多且价格昂贵。于是约定了，你买单数月刊，我买双数月刊，我们宝贵的共同财产放在座位间的储物盒，上头仔细盖上一层“天利38套”和“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就像当年凑齐两枚硬币买下的苹果糖一样。
有段日子，一部以东京池袋为舞台的轻小说很红，她们省吃俭用凑钱买下一套原版小说。谁也看不懂日文，但珍而重之地捧着那套对她们而言无比昂贵的小说，就像把霓虹灯火的池袋放在了掌心里。班主任挨个面谈高考志愿，她们支起书，又躲在桌子后头说悄悄话。
“我想考外国语学院。”
“日语系。”
“对呀，你懂我的！”
“嗯，我也想。”
“什么时候能去东京呢？”
——有朝一日一起去东京吧！没有说出口，却默契地约定了。
漫画杂志上垒积了越来越多的真题和辅导书，她们为践行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许诺而拼命努力学习。高考前夜，她去对方家。两人盘腿坐在床上，最后一遍互相听写单词，听写着听写着话题就跑偏了。她问：“考完还回学校的吧？我们还要分家产啊。”
对方回答：“嗯。”
但高考出分的时候她联络不到对方，第一轮填报志愿时对方也没有来学校。她们终于有了手机，发了无数个信息追问，最后只得到一条回复：
“杂志和书都留给你了。”
没有说出口的许诺，谁也没有实现。
二十二岁·“东京铁塔与灯火与坠落的星光”。
第二次，似乎也就是真正彻底地分开了。
听说那个人几经曲折，在南京落脚。而她去了北京，读了与日语系相隔十万八千里的专业。大学的第一个春天，她在宿舍楼前捡到一张日语培训机构的传单，省下半个月的生活费，惴惴地带着学费去国贸报名。她知道自己不是个有毅力的人，可需要起早贪黑去听的日语课，竟然被她奇迹般地坚持了下来。与培训机构的老师聊天，对方问为什么学日语，她茫然了一瞬，“可以看动画啊。”
“不去日本留学吗？都学到高级班了。”
“哎？”
老师指了班上几个人，“他们都在准备申请材料呢。只为看动画而学到现在，有点浪费吧。”
她眨眨眼睛，“唔”一声，“也对。”没再说话。
真正抵达东京，是在捡到日语培训机构传单的三年后，在与那个人分别的四年后。两只巨大的行李箱，一个背包，背包夹层放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从成田机场来到距离住处最近的车站，走出车站时突然降下倾盆大雨。她退回车站避雨，打开手机地图，输入“池袋”。信号图标旋转了一会儿，显示搜索结果：池袋距离现在的位置七点一公里，电车二十二分钟，步行一小时二十九分钟。
“还是很远啊。”
举起手机拍了一张阴雨中轮廓模糊的Sky Tree，茫然地在联系人列表里翻了半天，不知该发给谁。之后她看着一部电影哭了，男主角与女主角之间平淡的恋情无疾而终，那段台词说：“挡在我们面前的是巨大庞然的人生，阻隔在我们中间的是广阔无际的时间——这一切都令我们无能为力。”新朋友看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有点愕然地问：“触景伤情？不对啊，你不是没交过男朋友吗？”
她依然觉得好笑。揉揉红肿的眼睛。
“是啊。青梅竹马，是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
这是一段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或许每个人都有类似的故事。没有背叛，没有大动干戈、恨不得毁天灭地的争执。只剩下最后一段苍白的对话，和平地，平淡地，为漫长的一切划下句点。
无疾而终的句点。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
二十三岁“最后”。
我就是“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