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是天大的事情，民以食为天。小时候，鸡是最好吃的食物了，尤其是鸡腿，我们乡下人说“鸡把子”。但一只鸡只有两只腿，我们家有三姊妹，分不过来，所以我儿时并无吃“鸡把子”的记忆。而“饥”才知道什么东西都好吃，所以我说人世间的美味不是鸡，而是“饥”。
1.神仙汤
现在60岁以上的农民，大概对当年农村办公共食堂是记忆犹新的。那时候公共食堂的粮食定量供应，男劳动力每人每天15两粮食（旧称，16两为一市斤）；女劳动力每人每天12两；学生每人每天9两；幼儿每人每天6两。每年秋季挖红薯的时候，每5斤鲜红薯折抵一斤大米。这种粮食定量，吃不饱肚子是很显然的。那时候，食堂吃饭不要钱，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天堂。农民们生产、生活所在地不叫村，也不叫社，而叫食堂。问某人家住什么地方，都会回答是“第几食堂”或“某某食堂”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农村公共食堂解散后一段时间，农民们还习惯地沿用“食堂”这个称谓。
我家的住所属新屋食堂。这个食堂有七、八十口人吃饭，有两个炊事员，一个叫“牛婶”，另一个叫什么不记得了。
食堂是根据各家的人口和粮食定量来分饭的。各家分到饭之后都端到自己家里去，不在食堂吃，因为食堂没有专门的房子做餐厅，没法容得下七八十口人。公共食堂时，我家四口人。我是经常到食堂去端饭菜的。我发现，炊事员牛婶在给各家的菜钵子里盛菜时，手颤抖得非常厉害，特别是每月吃一次猪肉炒辣椒时，颤抖得更加厉害。我回家问妈妈这其中的原因。妈妈说：“饿的吧？或许，菜那么少，吃的人这么多，分不过来，谁知道呢？”
牛婶发明了一道菜，叫“神仙汤”——冬季的雪雨天气，菜园里没什么菜了，牛婶烧一大锅水，再放一点点油和盐，给每家舀一钵子，端回去浇在饭里当菜吃。有个叫“折满爹”的，端着那一钵子神仙汤，风趣地说：“一塘好水，可惜没鱼啊。”这时他老婆赶紧说：“你不要讲怪话，这个菜蛮好的。”
公共食堂是1958年开办的，到1961年上半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解散，历时3年。据后来我长大成人所知道的情况，当年大跃进旗帜之下，浮夸风遍及全国，一方面老百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另一方面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的特大喜讯见诸报端，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公共食堂解散的同时，妈妈得了水肿病，在公社临时的卫生院——江家坪石家大屋治疗了两个多月，但并不见有多大的好转。后来由于家里分到了自留地，种了庄稼，还喂了猪，生活迅速好转，和当时的很多人一样，妈妈的水肿病很快不治而愈。
2.半个茴饼
1961年秋天，我小学毕业，考上了离家七、八里地的益阳市第一中学。有一天下午，校外劳动课，班主任带领我们去某工地送红砖。每个同学的任务是，挑200块红砖到工地。完成任务后，老师发给每个同学一个茴饼。那种茴饼有馅，样子有点像现在的月饼，但那种茴饼是杂粮面和糠做的，馅是干菜叶做的。
班上有60多个同学，大家都干得很起劲。挑砖往返的距离至少有四华里，很辛苦，但尽管辛苦，大家听说有茴饼吃，都特别高兴。
我年纪小，力气也很小，每次只能挑8块砖。女同学和我一样，每次也是挑8块。
比我力气大的男同学挑12块。挑得多的同学比我早一个多小时完成了任务，领着茴饼放学回家了。我最后也完成了任务，从老师那儿领到了那个属于我的茴饼。我是农村的孩子，以往所见最好吃的东西是“化饼”。这种带馅的茴饼平生第一次见到。我把它放到鼻尖上闻了闻，感觉好香的。我现在还记得，茴饼是用白色的纸包好了的，里面的油浸到白纸上，特别诱人嘴馋。我拿着茴饼，本来就已经饿了的肚子更加饿了起来。自从上初中以来，我从来没有吃过中午饭的，这天搞劳动也是如此。挑转的时候，我不断地到学校带来的开水桶里去喝水，倒不觉得饿，现在看到手上的茴饼，就饿得不行了，我几次想把那包茴饼的纸撕开，三下五除二，两口就把它吃掉。
但是，这时候，我想起了母亲——大多数时候，我早上去学校时，她总要往我的书包里塞一点点能吃的东西，譬如一个烤红薯，或一根玉米棒子，或一小片自制的酸枣糕。母亲往我书包里塞东西时，还会边塞边说：“不在学校吃正餐，饿了就吃一点点东西，动口三分力。”
想到这些，我心里有了一个坚定的打算，我要留一半茴饼给妈妈尝尝，我觉得，我懂事以来，妈妈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况且她得了水肿病，刚从医院治疗回来……我这么想着，把那包茴饼的白纸撕开，自己吃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又用那张白纸包好，因为油浸出来了，我在路边扯了一片南瓜叶子，再包了一层，然后把它放进书包里，一步一步往家走。路途中，我有一两回把那半个茴饼拿出来，想把它吃掉，但都只闻了闻又放回书包里了。
回到家里，我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说给妈妈听，然后把那半个茴饼从书包里掏出来，交给妈妈。妈妈接过我剩下的半个茴饼，什么话都没说出来。我看见妈妈迅速地转过头去，擦了一把泪，又转过身来看着我，好一阵子，妈妈笑了，但笑的同时眼泪流了出来。
3.一碗光头粉
我12岁考入益阳市第一中学，编入初中部C57班。与我同桌的同学名叫刘新桃，是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他是城里人，据他说，家住资江北岸东门口，从他的吃穿推断，他家的经济条件是比较好的。
三年初中学习生活，一晃而过。毕业时正值“文革”的前夜，我因为父亲在旧社会当过所谓“伪军官”的问题，没有被高级中学录取。当时我还是一个不满16岁的孩子，失学回家，开始了远远超过一个孩子能够承受的体力劳动。
在繁重的农活中，我苦苦地留恋着学校的同学和老师，但印象最深、至今不能忘怀的要算我的同桌刘新桃。
刘新桃并不嫌我是乡下的孩子，穿着自制的土布衣裳。读书期间，母亲总是想给我做一身像样的学生服，让我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体面，但这个愿望终于未能实现。
有一天上午上完课，刘新桃叫上我，要我陪他到桃花仑街上去看看，我同他一道来到街上，走了一些地方，来到一家小饮食店，他叫我和他同坐一张餐桌，然后从身上掏出四两粮票，两毛钱，买了两碗光头粉，对我说：“吃吧，今天我请客，不会向你要钱的。”
刚进那个小饮食店，我闻到那一股股诱人的香味，我就想，我要是有钱，在这里饱饱地吃一顿该多好啊！因而听刘新桃这么说，我没多想，很快就把那碗光头粉吃掉了，那好吃的味道，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那次之后，刘新桃又有几次约我到桃花仑街上去玩，但我都婉言谢绝了。那时候，我们的语文课本上有一篇很好的文章，是法国大作家莫泊桑写的，题目叫《我的叔叔于勒》，书中说，“我”家很穷，如果遇上别人家请客，是从不敢答应的，因为担心不能回请。我当时想，我已经接受了刘新桃一次请客，光这次都没法回请，如果还同他一起上街，他再请客的话，怎么还能接受呢？
我从初中毕业失学，再也没见到过刘新桃。几十年来，我常常想起那光头粉的味道，当然常常会想起刘新桃。我曾经几次特意地到桃花仑街上去寻找当年的感觉，但当年的小饮食店早已踪影全无，取而代之的美味佳肴，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当年的光头粉。至于刘新桃，我再也没有他的音讯，心里常常会想念他。
4.二十斤粮票
每逢过年的时候，我都会问母亲，今年去不去湘潭给祖母和姑姑拜年？但是，我这么问，不过代表我一个孩子热切的心愿，去不去还得由母亲决定。一般要两年或三年才能去一回，去勤密了祖母他们接待不起，母亲也会感到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去，说是拜年，其实还另有所图——为我、姐姐和妹妹讨学费，尽管妈妈不会明说，但事实却是明摆着的，当然，祖母和姑姑他们都用不着我们说，都会尽他们的所能，其中特别是在工厂上班的小姑姑和姑父，总会设法救济我们。
1962年的春节，母亲到大队开了一张去湘潭探亲的证明。我曾经看过，现在还记得，是这么写的：“证明，我大队社员臧惠芳等二人前往湘潭探亲，假期7天，特此证明。”那时候证明的作用与现在的居民身份证差不多，出门如果没有证明，就住不进旅馆，遇有盘查就会被怀疑是阶级敌人或坏分子。
我们去湘潭老家拜年的礼物是：一篮子新鲜萝卜，约20斤重；另外还向满舅借了20斤全省通用粮票。父亲说，粮食都只有那么多，你们去了，他们一下子增加两张嘴巴吃饭，怎么吃得起呢？
我和母亲凌晨两点动身，父亲送我们到10里路远的轮船码头，休息了一阵子，搭早上5点开往长沙的客船，晚上6点的时候到达长沙轮船码头。为了节省一晚的住宿费，我和母亲在长沙候船室坐了整整一晚，第二天早上又搭轮船到湘潭滴水埠上岸，这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了。
上岸后，我感到饿极了，想拿一个生萝卜吃，母亲说：“到奶奶家不远了，到家后有热饭吃，快走吧。”听妈妈这么说，我只好忍着。
上岸时，天气很好，太阳照在我们身上，特别暖和。妈妈提着那一篮子萝卜，走了一段路，慢慢地觉得热起来了。
我们坐下来休息，妈妈解开棉衣的纽扣，脱下棉裤，又把棉裤外面的单裤脱下来再穿上。稍休息了一阵子，妈妈站起来，把棉裤倒背在肩上，我们娘儿俩用事先准备的一根木棍抬着萝卜，我走前，妈妈走后，一步步朝奶奶家走。
奶奶家住在湘潭板塘铺镇沙厂直街18号，离轮船码头有10多里路。我们又走了一段时间，隐隐约约看得见镇上的房子了，妈妈叫我停下来休息一下，整理一下东西，穿好衣服，收拾收拾，准备进奶奶家了。就要到奶奶家了，我不由得特别的高兴。但是，正在这时，我看到母亲的脸色突然变得特别难看，眼睛睁得大大的，手里拿着棉裤，两只手不停地翻、捏棉裤左右的两个口袋。如此一阵子后，妈妈小声而又十分紧张地对我说：“不得了啦，不得了啦，粮票不见了！”接着又把棉裤口袋翻、捏了几遍，又说：“真的，真的不得了啦，粮票真的不见了！”
妈妈说话的声调都变了，眼泪差不多流了出来。稍稍冷静下来之后，妈妈做出了决定：要我守在原地不动，她返回去找。
我在原地大约等了两个多小时，妈妈从远处拖着疲惫的脚步，一步步朝我走来，越来越近，我清楚地看到，夕阳下妈妈的脸反而更加灰黑，眼睛湿漉漉的，嘴唇被寒风吹得干枯皱裂，有几处渗出了血。妈妈走近我，喘着粗气，压低嗓门，反复地说：“找……找不到了！找不到了！你记住，这件事回家千万不能告诉爸爸，啊？！”
事后我才知道，出发前，为了避免粮票在路途丢失，妈妈把粮票装在牛皮纸信封里，再装进棉裤口袋中，而棉裤外面再穿了一条单裤，妈妈想这是万无一失的了。怎料路途气温升高，妈妈把棉裤脱下来，搭在肩上，信封和粮票很自然地滑落出来，又因路上我走前，妈妈走后，所以滑出来时根本就不知道。
粮票丢了，妈妈强打起精神，双手捋了捋头发，稍稍地收拾了一下，娘儿俩抬着那一篮子萝卜进了奶奶的家门。
奶奶一家人知道父亲远离故土，在益阳投亲靠友，安家落户不容易，所以见了我们都格外的热情。奶奶叫妈妈把我拉到她跟前——那时候，奶奶的眼睛早已失明，她摸摸我的头，万般怜爱地说，好！好！又长高了！又对着我妈说，孩子，不要着急，不管现在日子如何难，都要挺住，要相信，只要有了人，总会做出好世界来的。接着又问我爸爸身体怎么样，怎么没有一道来？妈妈说，他爸身体还可以，您老人家放心。又说，他爸说了，多来一个人要多一份吃食，况且……妈妈没有说出真相，其实我父亲没一道去，主要是路费不够，益阳到湘潭，一个人要两块五毛钱，而全家在生产队上做一年工也只能余下几块钱。妈妈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他爸说了，这年景奶奶也不容易的，等今后年景好了，孩子懂事一些了，全家人都来给您老人家拜年，今年就我们娘儿俩代表他们的心意好了。新年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本打算送给奶奶的20斤粮票丢了，不便久留，妈妈又打点行装带我回益阳。奶奶一再留我们多住几天再走，妈妈一再婉言谢绝。
正月初四，我和妈妈正式启程回益阳。临行时，小姑姑说，坐船路上的时间太长，给我们买了去长沙的汽车票，又计算出从长沙到益阳的车钱，一并给了我们，还另外给足了我、姐姐、妹妹三人一期的学费。奶奶一再叮嘱我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我站在奶奶跟前，她说一句，我点一下头，表示记住了她老人家的话。妈妈眼里含着泪，挥手向奶奶一家告别。我们走了很远，回头仍见奶奶站在门前目送我们，尽管那时候她已经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
5.一块钱的端午节
如今，每当什么节日，大家都觉得不知道吃什么好，也不知道什么好吃的时候，我会很自然地回想起我幼年时的一个端午节。
那年，我12岁，公共食堂已经散伙，父亲去公社基建队盖猪场去了，姐姐去湘潭服侍病危的祖母去了，家里就我和妹妹，父亲和母亲，我们仍然住在独门独户的三间茅屋里。
端午节到了。那时，乡下流传着一句这样的俗话：牛歇谷雨马歇夏，人不歇端午招人骂。所以端午节这一天，生产队上自然而然地放假一天。父亲在公社基建队盖猪场，前一天没回家。妈妈说，明天一早爸爸肯定要回来的。妈妈这么肯定地说，她是料定爸爸知道家里已经没有一粒粮食了，等着爸爸带米回来才有米下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