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之所以受到威胁，是因为国家在各地进行军武扩散的结果。安保集团与军事产业的存在，是促成全球形成生命共同体，凝聚福祸与共意识的最大阻碍，因此实力坚强的大国必须领导世界跳脱旧思维。请容我大胆建议，我们应努力建设非对立的安全体系，仅在区域级的和平中心派驻维和部队，并逐渐去除各项军事与武力部署。维和部队的配置与训练也应突破传统窠臼，往非暴力和非对抗的目标努力。
健康
虽然人们现今能活得更长久，但我个人认为追求长寿的结果是医疗密集，造成我们把愈来愈多可支配所得用于医疗。在推动健康科技的发展之外，恢复有朝气、健康、长久和快乐的生活也一样重要。
国家幸福力（GNH）旨在促进人类生、老、病、死的圆满循环，过程中不伤害地球和其他生物。我想强调，这件事不单是个人选择而已。要过着快乐而健康的生活，达到身心平衡，必须处在一个更大的有利架构下才可能实现。
各位想必同意，一个人要能享受生命，不仅受到个人条件的影响，还受到社会结构性条件的制约。社会结构是我们为后代集体创造出的成果，也是我们上一代的决策者和先辈所留下的。所以GNH所要达成的，是结构性的改造，也希望重塑个人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
GNH关心人们每一阶段的福祉，从出生、孩提、就业、老年，到最后必经的死亡之途。成功的诞生，代表着零胎儿死亡和零产妇死亡。不过，光是出生在富裕的社会与物质环境还不够。孩子若想成长、教养得当，需要有好的父母亲、好的邻居、创意的教学等等，然而这些社会资本正在全球各地大量消失，在都市圈尤为甚之。成功的生命意味着拥有一份能有所贡献、实现个人抱负和充满乐趣的职涯，不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或存退休年金不得不做出的牺牲交换。通过GNH调查，我们发现，在人生健康最高点，差不多是35岁到45岁之间，应当享受人生的时刻，我们竟然发现自评健康的曲线下滑，在这个阶段沉落谷底。
这个结果提醒我们有必要改变朝九晚五，每周五日班的工作安排。一周用25小时投入在认真、积极、有创意的工作上，把其他时间用来发展各种兴趣，重新找回全人的感觉，并非不可能的事。这样的安排也有助于提高就业和分配所得。
就业
生命最精彩的中段必须努力工作、追求财富，以迎合强大的社会期待，直到年届退休，这从很多角度来看都显得不近人情也很残忍。最近得知英国政府规定雇主不能强迫年届65岁却愿意继续工作的人退休，令我感到振奋。此法让具有创意和生产力的人能在老年保有工作的机会。不过我期待看到全球推出更弹性的就业结构，因为当受雇者的周工作日数缩短，代表着有更多工作机会可以释出给失业者，也让就业人口享受休闲时间。
老年赡养
我在一开始提到高龄化社会对照顾者的需求，那么我就以幸福的老年作为本章的结尾。我们对于生命的渴望，是基于享受生命为我们带来的好处，包括感觉生气勃勃、与我们深爱的人相会、没有精神与肢体的病痛，以及参与有意义的活动。这些都是我们在迈入迟暮之时还应存在的好处。
最后我还想说，生命的意义是为处于生命末期者带来希望、勇气与支持。也就是说，垂死之人应该得到激励、尊严与平静；另一方面，作为生者，也必须具备足够的勇气与智慧才能做到这点。也因此，我们更应该培养勇气和智慧，决不让将逝者伤心而孤单地离去。
每一位领导者都应体会自我与他我的短暂无常，把自己视为行旅中虔诚的朝圣者，这是非常实用的分析观点。东方思想的其中一支——喜马拉雅派让领袖人物有能力将自身的视野升华，足以洞见全球性的重大课题。
借由此路径，领导者也能获取更深层的体悟，更能驾驭正面的力量。领袖举手投足均动见观瞻，影响既广且深，故须承担更多道德上的后果。正因为如此，领袖对于自己的行为与动机，都应如履薄冰般小心谨慎。
在本章结束之前，我想强调，孕育卓越领袖的种子，就埋在容易受到忽视的三重体悟当中：对全球问题的体悟，对深藏的正向潜能的体悟，对领袖行为与动机的伦理体悟。这三项体悟，正是联结健康、幸福与领导力的关键。
注：本篇内容是作者2011年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领袖论坛，所做的专题演说。
幸福的心灵修炼
以自觉创造一个和谐的、心理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环境，会使幸福人生变得更容易实现。
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陛下，一直是近30年不丹的哲学、理念和政策发展的源头。国王陛下已宣布，政府的最终目的是要促进人民的幸福。这一点常常出现在他许多强调繁荣和幸福并进的演讲和法令中。陛下曾说“国民幸福总值（GNH）比国民生产总值（GDP）更为重要”，并表示幸福比经济繁荣更应受重视。
一、幸福在国际发展政策中的地位
幸福是每个人共同的愿望。幸福可以说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而我们的其他需求其实都只是增加幸福的手段而已。能在这里谈论不丹王国非量化的发展目标——国民幸福总值（GNH），是我莫大的荣幸。然而，我不认为我可以在此短暂的和简化的谈话范围内解释所有的疑虑，我既不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也不是一个得道的高僧，能以专家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除此之外，再加上学术界对此议题的漠不关心：幸福通常被认为是乌托邦的议题。
学术界还没有发展出我们需要的工具来检验幸福：人类主要价值之一。这导致了一个矛盾的局面：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发展幸福，但幸福却被认为是主观的议题，无法被客观地分析。目前的做法，或许太粗糙又不科学。然而我们不需要科学的证据来有意义地评估幸福。我们可以，在我认为是一定要，我们必须提出政策和关于幸福的伦理问题。这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命题和价值。这是一个全人类共享的共同目标。
我冒昧地提出幸福应是评估福利的一大重点。大家都知道世上有贫富不均的现象，却不知道幸福的差距也普遍存在于社会团体或国家之间。人类幸福的发展趋势是未知的。幸福并不是许多国家政府或国际机构直接关注的议题。因此，社会和经济政策尚未被设计来明确地解决幸福的问题。虽然，许多机构一直对社会和经济指标的变动有极高的敏感度，但却很难找到有任何机构能够阐明这些指标与幸福之间的因果关系。个人主要关注的事是每天对幸福的追求，然而大部分政策却都无此项目，这种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我们大胆地推断在社会经济指标改善的后面，可能会有幸福的增长。
大多数社会经济指标是注重在测量的方法，而不是测量的目的。在此背景下，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起的“人类发展指数”，是对测量目的或发展目标的最创新的衡量标准。发展策略肯定会被新的社会思潮所影响。我们的五年计划特别关注人类发展的策略，这可以从我们分配了四分之一的预算在卫生和教育部门上得到证明。我要向开发计划署制定和促进人类发展指数（HDI）致上诚挚的敬意，这是目前我们所拥有的人类福祉的最佳指数。我希望“人类发展报告”的作者能考虑探讨将一些幸福的衡量方法结合到该指数中的适用性。
我想要建议将幸福作为政策的关注和政策的目标。连带地，这样可能会产生对一个新的政策方针的需求。如果这样的概念是重要的，这也意味着新的研究的开始。我们应该要问，将我们推进21世纪的这些引人注目的变化，会如何影响人类幸福的前景？信息科技会如何影响人们的幸福？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萎缩将如何影响个人和集体幸福的潜力？
如果只从科学的角度来制定现代教育课程，是否会让下个世纪的丰富文化基础荡然无存，日常生活中丰厚的价值基础也都消失殆尽？世俗化和家庭核心化的过程是否增加人类的孤单，让人在城市丛林里自我孤立？社会与经济的快速自动化是否会增加或减少个人对幸福的预期？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与竞争的国际贸易如何使人们易感受到生活的不满或不安？毕竟，随着近期亚洲货币危机，我们已经看到，市场经济中财富女神可以很善变。基因疗法能有助于创造我们想要的物理情况来增加幸福吗？何种形式的全球和区域治理，是最适合推广幸福呢？在庞大的问题中只有少数的问题我们能问，而且我们一定要问。我乐观地认为，这些变化在下一世纪将加强个人物质上的舒适。但问题仍然是：他们会增加幸福吗？
二、GNH是不丹发展的目标
现在让我来阐述我们的经验。首先让我简述不丹对于发展的主要理念，以及它如何关系到GNH。我将同时把倡导GNH的概念理由和操作结果勾勒一个印象。我希望，我们的发展理念的关联性可以超出我们的国界，而人们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观察下个世纪的目标与机会。
GNH之所以最能代表我们发展的主要目标，其原因植根于我们的哲学与政治的理念。此外，并加入了从其他发展中国家吸取借鉴的经验教训。在从科学和技术获得巨大利益的过程中，我们问自己如何才能在物质主义与心灵主义之间保持平衡的这个基本问题。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心灵、安宁、国家幸福力（GNH）损失的可能性，对我们而言愈来愈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