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如江水在奔流，流过了长长的半个世纪。一九九二年的春夏之交，我和当年西北大学老同学寿孝鹤，李梦岩，一块去西山脚下北京工人疗养院看望齐越，他已在那里调养了两三年。上面说的那间陋巷里的茅屋，当年我们三个几乎天天去。它本来是孝鹤租住的，孝鹤一九四四年毕业走了，茅屋就成了齐越与沙林的家，也成了我们一群朋友的乐园。我用墨笔画的一幅鲁迅速写像，贴在小屋泥墙的上面。齐越有一只珍贵的手表（他父亲留给他的），挂在鲁迅像的下面。小屋是庄严而朴素的，没有任何装饰。
走进疗养院齐越的病房，知道抄林与齐虹也在，我们真仿佛又聚在那间记忆中的茅屋了。我真的这么想了，但克制着没有说，怕引得大家伤感起来。那天赶上了一个少有的好天气，不冷不热，又没有起风，几天前还下过一场雨，空气里流溢着润湿而清凉的野草气息，疗养院的院子里到处是树木和花草。
齐越晓得我们要来，早已焦急地在病房里等着我们。
他正在撰写播音艺术生涯的回忆文章，还把新近写的一首旧体诗给我们看，是他自己工工整整书写的，在这首诗里他抒发了战胜病魔的决心。他的神情和声音还是那么沉稳，那么温厚。大家交谈了在京的和外地的许多朋友的近况，都是当年那间茅屋的青春伙伴。随后一起来到了开阔的院落，齐越坐在轮椅里，我们几个簇拥着他，边走边说话。坐在轮椅里的齐越很不自在，他显得有些孤独乃至凄凉，极少说话，只默默地凝思着什么。我们尽量引他高兴，他还是欢快不起来，心里说不定正回忆着汉江边小城的那段梦一般的岁月。朋友们都在地上行走，只有他一个困坐在轮椅里面，他能不苦恼吗？当年大家结伴攫步在汉江边时，他总走在前头，带动大家唱俄国歌曲《三套马车》，他的声音最浑厚。到了八十年代初，我们又不时聚会，出游乘坐地铁时，齐越虽体态较胖，却总是喘吁吁地抢着为大家买票。我说他有点喘，他死不承认，还有意和我扳手腕较劲儿……我们把他从轮椅扶下来，在院子里迎着阳光照了一张合影：他拄着拐杖立在中央，身躯微傲朝前倾斜。过去在这种场合，齐越总是悄悄地谦逊地站到旁边，现在他只好乖乖地由我们摆布了。我看他皱皱眉头，仿佛说：“这次我就不再谦让了。”这张照片上齐越的面孔绽出了晚年少有的一次微笑。分别时，他在轮椅里跟朋友们一一握手。当我向他伸出手时，想不到他突然快活而天真地对我说：“大汉，扳扳手腕，我还有点劲儿！”我扳手腕时，没有故意让他，那样他会难过的，我认真地试着他手腕的劲儿，真还不小。他抬起头，望着我，问：“还行吧？”我说：“行，很有劲儿。”他快活地笑了起来，他还是那么要强，那么自信。想起来真有点懊悔，不该那么认真地扳。但我深深晓得齐越的性格，我如不使劲儿，他当时就会沉下面孔，骂我：“不够朋友”。齐越平常一副学者风度，一旦情绪爆发，比谁都狂热。他似乎不是用一只手跟我较量，而是倾出了病体中潜有的全部的也是最后的力量，这就是齐越。他要人们相信，他是生命永不衰竭的一条硬汉子。他相信自己能战胜死亡，在命运面前，他从不认输。我转过脸擦了擦涌出的热泪，细心的齐越看见了，用抖颤的声音对我说：“大汉，谢谢！”我们相互都感到了一生一世的友情和信任，不是最后的，而是永远的。
我在西北大学也是学俄语的，比齐越低一年级。外语系设英语和俄语两个组，俄语组四个年级的学生总共不超过二十个。尽管不同年级，没有在一起上过课，大家都相互认得。当年在我的心目中，凡学俄语的无疑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绝不会有一个是盲目学俄语的，因为学了俄语，在校时受校当局政治上的怀疑，毕业之后又很难找到个好职业，大都得改行，谁都清楚这一点。而且，以往几年，俄语组一些激进的学生，临毕业前，即使没有遭到逮捕，也得匆匆地逃亡。
进西大不久，我就晓得俄语组有个学生齐斌濡，他不但在俄语组，就是全文理学院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首先，他的外表形象就很有魅力，一眼望去，白皙的面孔隐隐地透出几分严肃和冷漠，个子并不算太高，但清瘦而挺拔，显示出筋骨的力度。走路时头颈直竖，步子总是那么沉稳。他从不左顾右盼，目光采取平视的角度，难得看见他低垂着头走路（一辈子没有看见过）。不论春夏秋冬，穿着总是齐齐整整的，灰色布袍十分地合体，咖啡色的毛围巾一前一后地搭着，头发不浓，却梳得一丝不乱，全校一千多个学生之中很少有如此正规的发式。茸茸的尚未发育好的络腮胡子，为他白净的面孔装饰了一抹柔和的阴影，这更使得他的神情里显出一些庄重、深沉和艺术的风度。一九四五年冬天，记得他穿一件青年会发的救济穷困学生的灰棉大衣（也许是沙林的，他穿着嫌短）．我也穿这么一件，显得十分的穷酸，而齐越却有一条雪白的丝质薄纱巾，围在长长的脖子上，映衬着微微黑起来的络腮胡子，还是比别人风度一些。还有，他的腋下常常夹着厚厚的讲义和书籍，很少看到他甩着空手游游荡荡地走路。当年曾有人对我说，他这副外貌形象（包括动态）是最能代表俄语组学生的精神风格的。语调里虽然带有些讽嘲，却也准确地概括出俄语组学生的时代特征。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这个久仰的学长，是在一九四三年冬天，大学巷一号那间小茅屋里，我去看孝鹤，齐越正在那里。不仅一见如故，而且相互很投合，交谈几句话之后，我就直愣愣地笑着对他说，“你的样子我一直有些惧怕：”记得他的面孔顿时泛起羞涩的红晕，并没有讲一句为自己辩解的话。原来他竟是这么一个单纯的斯文人！
记得当时我还对他说，他很像巴札洛夫。巴札洛夫是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父与子》里的男主人公，一个个性刚烈的理想主义者。那时我正在读这本书，十分欣赏巴札洛夫。
我以此赞赏齐越，以为他会高兴，而他还是不动声色，仿佛我说的是别人，但我晓得他心里是高兴的。
一旦与齐越谈得投合，很快，用不上半天，就里里外外“识破”了他：他不但不是一个冷漠的人，而且个性热烈得冒烟，一点就着。这一点与我异常相似，尽管我和他的个性表露方式大不相同，不熟悉他的人看来，他的确显得比我有教养和深沉稳重些。他是一个在大城市大家庭里长大的学子，家里把他管束得非常严厉。而我，是一个农村野孩子。打个比喻，我是一张薄纸包的火，他不过是十张牛皮纸包的火，区别只有这么一点。但他那副神乎其神的样子，也不是装的，从小就如此，不知不觉地被教化成了那么个模式。他的情感，对人生的理解，其实有时比我还稚拙，甚至天真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