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成立的“中南海邮政局”，对外称“十七支局”，赵卜一被任命为局长，傅江海、郭克勤为投递员。正式工作前，领导专门交代：“要做无名英雄，做出多大的成绩都不能宣扬表扬。”起初，中央办公厅安排邮局在中南海东门建点，后来搬至西门附近。邮局的主要职责是专门为党中央、国务院等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领导人提供包括收寄信件、包裹、书籍、汇兑等邮政服务。他们与“海”里工作人员一样都穿军装。为了方便起见，邮局在“海”里专门设有营业所负责寄发信件的投递员一名，持有可到处走动的最高级别通行证。根据中央办公厅指示，北平电信局着手建立中南海专用局，安装电话交换机、中继站、敷设地下和架空电缆等，并于1949年7月15日竣工开通。1957年4月，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厅下达在邮电部门成立机要通讯机构的通知，北京市邮政局成立机要通信处，主要人员来自中央机要局，地址设在东交民巷3号。当时上级提出工作要求，对中央领导同志的邮件实行“专发专送”，保证迅速、准确、安全和保密。1979年5月，机要通信处改为机要通讯局。
在一篇报道中，曾任中南海邮政局局长的崔敬章回忆：当时中南海内分为三大片，甲片有39户，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几十位首长；乙片是国务院，有20户，包括周恩来、李先念等首长住在乙片；丙片有50户，为中央警卫局等单位的驻地。每位中央领导都有各自的信箱编号。邮局的工作人员数量不多，投递员2名。按照规定，每日上午6时开始投递，8时前必须完成。对住在中南海以外的中南海邮局设在这排普通的平房内重要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则要求每日清晨7时前将当日《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用专车送到。当时，邮局每日处理的信件有时多达两三千封，仅邮袋就能装七八袋，其中包括大量人民来信，有向党和国家的领袖们问候、报喜、表决心的，也有反映各地自然灾害和基层情况的“大事小情”。
从1957年起，邮局设立“机关专投”，对中央机关、市委市政府机关、大型企业、高等院校提供邮政服务，采取集中分拣封发，用机动车直接投递。次年5月，又将机关投递范围、频次、时限、投递方式、投递邮件种类等进行调整，提高了邮件报刊的传递速度。
“文革”中，中南海邮政局迁至中南海西侧围墙外府右街乙27号院——一座旧式四合院中，院门紧闭，不挂牌，不对外营业，也不与附近的居民住户来往。曾在这个邮局工作过的人始终守口如瓶，不对外透露任何邮局工作的信息。邮局的组织关系改属北京市邮政局西区邮局，工作职责仍包括负责送递党中央和国务院机关的信件、报刊。
1993年12月26日，时值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经上级批准，“中南海”邮戳开始启用。两年后，中南海邮局对外业务陆续开始，许多集邮迷闻讯后特意赶来，盖邮戳、拍照留念。1997年，经过装修后的中南海邮局全面向社会开放。2007年，中南海邮局又一次装修，第一次被允许公开挂出“中南海邮政支局”铭牌。
六、“军邮”与“三角戳”
全国解放初期，解放军现役军人邮政通信通过部队军邮机构办理，军邮机构包括军邮局、军邮站、军邮分队等。现役军人寄信享受免费或减费优惠待遇，是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体现国家与社会对军人的尊重。在战争年代，军人寄信享受免费。有人举了解放区邮政的例子，晋冀鲁豫边区担负邮政任务的交通总局，曾有一种写有“战时军邮免费”长方形手盖邮戳，上面标有飞鹰标志和军邮局番号；有些地方对抗战军属实行邮费减资优惠；1947年12月30日，为庆祝新年来临，太行区邮管局特别印制“光荣免费”信封一万枚，赠送给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和九纵、太行独立旅等部队，信封上盖有飞鹰图案的日戳和公事戳。
1950年，由政务院核准的全国邮政报告提出，全国军队信件免费邮寄。抗美援朝期间，邮政部门为解决前线战士通信问题，专门设计印刷了一种“邮便”，一套共20张，类似于明信片。“邮便”右侧印有宣传图片，左侧空白处则可以写内容，不用贴邮票就可直接邮寄。
人们将这种“邮便”昵称为“志愿军邮筒”。当时，许多城里学校的学生与志愿军战士通信，当学生们收到来自前线的“邮便”或信件时，经常激动地跳了起来。
1953年7月，邮电部和军委通信兵部联合印制一套“军人贴用”
邮票，票面按陆、海、空三军分别设计了橘红、紫、蓝三种不同底纹颜色图案，均为“八一”军徽，军徽下方印有“军人贴用、中国人民邮政”字样，面值为800元（旧币）。集邮界将此套军队专用邮票称为“黄军邮”、“紫军邮”、“蓝军邮”，总印量逾亿套。据专家考证，其中“蓝军邮”印量为3250枚。这些邮票印好以后陆续发往各大军区，当时每名官兵每月可领取2枚邮票。一些部队使用后反映，邮票在使用范围上不易控制，有一些没有信箱代号的部队，尤其野战部队，如部队番号、驻地、流动情况等信息从信封及邮戳上很容易暴露，不利于保密。不久，这套邮票便“延期实行”、停止使用并收回，库存的邮票经批准后被销毁。由于“蓝军邮”印制时间较晚，流出到社会上的数量很少，因而显得更有收藏价值。在1994年的邮市中，单枚“蓝军邮”拍卖价达80万元，创造出新中国邮票拍卖价格之最。
据一份资料显示，在上海的一次拍卖中，黄、紫、蓝军邮四方联各一件标出的底价为人民币200万元。
1955年，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规定干部邮寄平信贴邮票，士兵邮寄平信盖“免费军邮”戳，通常称“三角戳”，戳上镌刻五角星和“免费邮件”字样。这时各部队仍有专门军邮机构负责办理邮政事宜。北京集中着各军事机关总部，连同营房、生活区、家属区及附设机构，形成“部队大院”。出于保密等原因，对外邮政通信地址并不直接显示单位名称，而是用“×××部队”或“××信箱”、“×××路××号”代替，因而更使人产生一种神秘感。从1957年9月1日起，各部队的军邮局（站）等机构陆续撤销，相关业务由地方各级邮政机构接办。邮电部、总参联合下发《现役军人免费交寄邮件办法》，规定：“现役军人免费交寄个人平信仍按照现行规定办理，其交寄手续自1957年9月1日起，一律改由相关军事单位在免费平信的信封封面上逐件加盖通信兵部统一制发的免费军事邮件三角形戳记。盖有此戳记的平信，可以按照一般平常邮件手续向当地邮局交寄。”
“三角戳”分“免费军事邮件”和“义务兵免费信件”两种，均为红色，前者图形稍小一些，单线等边三角形，戳内上方为五角星图案，下方标有“免费军事邮件”字样；后者图形稍大一些，文武边三角形，戳内上端为五角星图案，下端为“八一”和“义务兵免费信件”
字样。
根据有关规定，现役士兵（义务兵）、警士、消防战士在部队期间享受免费交寄邮件待遇，士兵离开部队从地方上发信则不享受这一待遇。免费军队邮件寄递范围只限寄国内、重量不超过20克；交寄时须在邮件封面由军队有关部门逐件加盖免费三角戳记后集中向邮局窗口交寄，或交乡邮员代向邮局交寄，不得直接投入信箱或信筒；如有误投，或漏盖免费戳记，均退回相关单位，如无法退回者，则按欠资邮件处理。
随着军队军官实行薪金制度，总政治部决定自1958年4月1日起取消现行军官免费寄信优待。过去义务兵津贴费标准每月只有数元，免费军邮就成为士兵所享受社会提供的优惠待遇之一。很多家庭在收到盖有“三角戳”来信时都会感到很光荣，军人及其家属也因享受“三角戳”免费寄信待遇产生优越感。对于长期驻扎边防或偏远地区的军人来说，书信是他们与外界联系的仅有方式，信中内容对于他们的生活与情感都会产生效果。“三角戳”代表着国家与社会对军人的关爱，更是军人荣誉的标志之一。
1969年，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取消现役军人平信免费邮寄规定，“三角戳”停止使用，直到1984年恢复实行义务兵免费邮寄制度。
1995年8月，中国邮政发行了一套主题为《神圣使命》义务兵贴用邮票，同时停止使用“三角戳”。1996年出于贴用邮票存在不易管理等原因，重新恢复使用标有“义务兵免费信件”字样的戳记，一直延续至今。
七、集邮活动的兴起
北平解放后，北平邮票会及其会刊《北平邮刊》均停止活动和停刊。这本刊物的主编刘铭彝曾致函华北邮电总局，对于提倡集邮和邮票发行问题提出建议。4月9日，华北邮电总局发来复函：“所拟集邮意见均极可贵，足见先生对人民邮政建设备极关怀，爱护之忱极可感佩。此事业已责成专人赶速办理，务期早日实现。”1949年5月15日，一份用手工刻板油印方式出版的一份《集邮小报》问世，创刊号内容包括“解放区邮票近讯”、华北邮电总局、天津及河北等地邮政管理局发行的新邮消息、纪念邮票样本、特制邮戳等。
据《北京集邮史话》记载，1949年至1956年间，北京开设门市部从事邮票买卖的部分私营邮票商社可见下表：
邮票社名称负责人营业地址
东亚邮票社杨启明东安市场内、牛街47号
环球邮票社施秉章福州馆街1号
诚记邮票社韦诚起牛街73号
志生邮票行沙伯泉东安市场南花园内
景贤邮票社韦景贤西单大街268号
在国家对城市私营商业的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和公私合营中，这些邮商或者被合并至国营商业机构，或者关张歇业，直到1955年1月中国集邮公司开业，成为面向社会的邮票经营机构。同时创刊的《集邮》杂志是新中国第一份公开发行的集邮刊物，荟萃国内外邮票资讯、邮展信息以及收藏鉴赏心得，介绍集邮常识，报道各地集邮活动等，受到广大集邮爱好者普遍欢迎。
有一段描述：
1955年1月，邮电部邮电总局设立的“中国集邮公司”在北京成立，集邮者闻讯而至，排起长队购买新中国邮票。为了满足集邮爱好者收集新中国邮票的需要，邮电部还再版印刷了新中国初期的16套纪、特种邮票。
过去，人们并不过多重视邮票的商品属性，收藏、品鉴与交换邮票被作为个人爱好、兴趣，形成一种集邮文化。在一枚方寸大小的邮票图案中，蕴含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历史进程、社会道德、审美水准、价值观、自然风貌等多种信息。有人称邮票是一个国家的名片和缩影。
1955年，剧作家夏衍（1900-1995）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他在中学时代就喜欢集邮，后来在日本留学，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运动，一直对于集邮情有独钟。上海解放后，他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与沪上的集邮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周熙良过往甚密，周的父亲是号称“华邮大王”的集邮家周今觉。1953年夏衍来北京开会，经周熙良介绍，专程拜访了京城着名的集邮家姜冶方。
有人记载，夏衍在姜宅品赏了主人收藏的邮品，对于邮集中的大龙邮票羡慕不已。此套“大龙邮票”专集藏品曾在国际邮展获大奖，在国内集邮界享有盛名。夏衍了解到，姜冶方收集的“毛齿新票”数量较多，而他自己所收藏的大龙邮票正缺，于是他向姜提出，为求此套“毛齿新票”，他愿接受任何交换条件。最后，他用1枚红印花小4分新票，托人从上海带到北京，从姜冶方处换回心仪之物。而作为集邮大家的姜冶方有一个原则，自己的邮集一定要坚持“永聚不散”，然而却在晚年时将自己毕生所收集的珍贵邮票集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五六十年代期间，集邮活动在一些大城市中开展得较为普遍，在一些机关单位，许多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干部、技术人员对集邮情有独钟。而在一些大学、中学、小学校园中，集邮活动被作为培养学生情操、情趣及丰富校园文化的有益活动，集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在校方的鼓励与支持下，许多学校纷纷成立集邮小组，开辟集邮橱窗，举办小型邮展，组织学生们动手制作邮票活动，举办集邮征文活动。《北京集邮史话》一书列举了当年较早成立校园集邮小组的部分学校，如北京二中、北京女三中、北京五中、北京十中、北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林学院等。许多父母为子女集邮提供各种条件，一些有机会出国的父母带回来国外邮票，很快就成为孩子们向小伙伴炫耀的资本。时间一长，许多父母也受到感染，对于集邮开始着迷。在一些干部、知识分子家庭，集邮册的珍贵程度与私人相册同等重要。
八、邮电合一
1949年元旦，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并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命令，对北平实施军事管制。
在接管的各项工作中，除了成立警备司令部和政府以外，将成立物资接管委员会，负责接收处理旧政权留下的产业及公共物资财产，直接代管属于国家的企业，以待将来移交全国性的人民民主政府。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军管会于2月5日正式接管北平电信局，并于5月改名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信总局北平电信局，王子纲被任命为北平电信局局长。随即，开通北平至太原、郑州、南昌、杭州、武汉、上海等城市的有线电路和北平至张家口、承德、石家庄、塘沽、唐山、秦皇岛汉口、西安、南京等地的无线线路，最远可抵香港。当时提出的工作方针是，“安定情绪，恢复业务；保护资财，严防破坏；熟悉情况，准备接管，保证‘解放一城，通达一地’的通讯联络畅通工作”，北平通往国内各地的电报四通八达。
过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邮政与电报是两回事，寄邮件、汇款去邮局，有急事拍电报去电报局。电报分军用电报和民用电报，民用电报又分商用电报和普通民用电报。30年代时曾一度实行“邮电合并”，即电报分局代办收寄普通邮件、单双挂号及快信业务，邮局代办电报业务。1949年前，电报业务种类曾有普通电报、汇款电报、专送电报、同文电报、贺年电报、赈务电报等。在市内各主要地段，分布着一些电报营业点（或代办处）。据一份资料显示，设立电报营业点（或代办处）地段有：霞公府、前门大街、后门大街（现称地安门大街）、西长安街、东交民巷、西交民巷、西四牌楼、东四牌楼、新街口、公安街（现历史博物馆位置）、甘石桥、打磨厂、达智桥、煤渣胡同、骡马市大街、清华园等，市民收发电报均可去这些营业处（或代办处）办理。电报内容由营业处（或代办处）用电话传至电报总局指定的报房向外传送，接收电报时，由报房将电文经电报总局，再转相关区域电报营业处（或代办处），由专人送至收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