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元旦上午，我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老编剧颜一烟家中度过的。那一年她六十岁，我二十八岁。我是“兵团战士”时，在佳木斯兵团总司令部的招待所已与她接触过。我被总司令部宣传处的崔长勇干事（即我的小说《又是中秋》中的“老隋”）抽调到佳木斯修改一篇稿子；而颜一烟是为了编创北大荒军垦题材的电影剧本才住在总司令部招待所的。那一年我还没成为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自然，“四人帮”也还没被逮捕……
我于1974年成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四人帮”1976年10月被“粉碎”；我于1977年9月毕业，统分到文化部，具体单位再由文化部决定。毕业生照例有半个月的探亲假，我在毕业前卖掉了手表，还清了借同学们的钱已所剩无几，又不愿写信让家里寄钱给我，所以就没回我的家乡哈尔滨，直接到北京报到来了。当时文化部还没组成“大学生分配工作办公室”，我只得在一名同连队的北京知青家里暂住了几日。再去文化部询问时，终于见到了一位即将接手分配工作的女同志。她说她已经知道我几天前就到文化部来过了；说我是第一名报到的大学生；说已经看过了我的档案；说有北京电影制片厂、实验话剧院、东方歌舞团、外文出版局等几个单位任我选择。还说根据我的档案情况，我也可以选择留在部里，先协助做些“清查”工作……
“四人帮”在“文革”时期大搞“清理阶级队伍”，被他们所重用的人丧尽天良，做尽坏事，反而个个以最革命的“革命派”自居；“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魁首们成为阶下囚，当年最革命的“革命派”们，必须交代清楚他们所干的那些坏事，必须有忏悔表现，争取宽恕。某些人的坏事是在背后干的，如通过写秘密信件的方式从政治上罗织罪名、陷害他人；或充当“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耳目，专门收集文艺界人士的言论，为“四人帮”及其爪牙们整人提供根据。这些人虚伪且阴险歹毒，他们为了邀功，每先抛出一些对“四人帮”不满的话语，诱发别人的同感。善良的人们，往往容易上他们的圈套。而一旦话从口出，必定祸事临头，结果悔之晚矣。其实，他们简直就可以说是一些特务。既然是特务，便不那么情愿自我坦白的，于是需要“清查”……
我想我被认为可以选择留在部里，与复旦大学给我作的毕业鉴定不无关系。其中一条鉴定语是和“四人帮”做过思想斗争。
事实上我又怎么可能和“四人帮”做过什么思想斗争呢？
只不过，我对“文革”年代，经常表达出几乎不计后果的厌恶而已。若不是老师们竭力加以保护，我的大学生活早已“夭折”……
但我不想留在文化部。我心在创作，从小又是那么地爱看电影，于是选择了北京电影制片厂……
也正是因为那一条鉴定语，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领导们，竟一致对我这样一名“工农兵学员”表达了欢迎的态度。在当年，对“工农兵学员”的专业能力以及政治前身，各界人士是存在着很多疑点的……
从我1977年9月中旬入厂直到1978年元旦，北影的主要工作是继续“清查”以及“落实政策”、创造中国“新时期电影”的复苏条件……
颜一烟老师住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她是延安“鲁艺”的第一批学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文联”大会代表；是电影《矿灯》的编剧；是当年的“文艺四级”，据说那是很高的文艺级别。因为几年前就在兵团总司令部的招待所里相互熟悉了；因为她的女儿也曾是“兵团战士”；因为她和崔干事关系极好，而崔干事视我如亲弟弟一般；因为北影厂的领导们说过“小梁是咱们自己人”—这样的说法在当年意味着政治思想立场上的莫大信任，故“老太太”（崔干事语）对我很是友善。她家当年只住两小间“筒子楼”的屋子，在楼道做饭，每间屋子十一二平方米。她住一间，她女儿住一间。她女儿1978年已返京，但还没分配到正式工作。头一天，即1977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她的女儿打电话跟我说—让我元旦上午到她家去玩。那时，我还没分到宿舍，临时住在招待所—某房间某一张床属于我……
颜一烟老师那一间屋子的墙上，相框里镶着两张长幅合影—一张是她和“鲁艺”一期学员的毕业合影；一张是她和第一届“文联”代表们的合影。她取下相框，戴上花镜，一一指着照片上的人告诉我他们是谁。皆为大名鼎鼎的文艺界人士，也皆风华正茂，然有些人已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死了。我十分惊讶于经历了“文革”，她居然还能保存下来那两张合影？她说“文革”刚一开始，她就将合影藏起来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是“文革”重灾单位，1978年上半年，“清查”工作和“平反”工作依然繁重。回忆起来，似乎每星期都有全厂大会。揭发会、控诉会、批判会；也有各部门的小型会，思想帮助会、“过关会”、情况和精神传达会等等。对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重新做出政治结论，乃是需要反复核实的。北影厂的招待所里逐渐住满了人—有工作组的，有外调的，有上诉“平反”的。不但在“文革”中遭到伤害北京户口被注销的人从外地回来了，1957年被打成所谓“右派”的人也回来了。原属北影厂的住进了北影招待所，而文化部的两处招待所人满为患，不是北影的人士也托关系住进了北影招待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年近六十岁的老舞蹈家，每日清晨或中午，在北影招待所小小的前厅那儿练功。兴之所至，跳俄罗斯“马刀舞”、西班牙“斗牛士舞”，矫健如青年。后来，他曾任中国舞蹈协会副主席……
我虽经历了“文革”，虽在“文革”时期从哈尔滨到了北大荒，又从北大荒到了上海，自以为对“文革”十年是颇有发言权的，但对文艺界人士遭迫害之事，其实是所知甚少的。在北影，在1978年，我补上了一堂重要的政治课。那一年，在座无虚席的北影礼堂，唏嘘之泣每不绝于耳，而我也每听得热泪盈眶，心潮难平……
想来，如果江青非是领袖的夫人，或本身并不曾是文艺界人士，也许中国的文艺界所受到的危害会小些吧？
1978年，每一位著名的或较为著名的人物得以平反或昭雪，无论他们是政界的、军界的、教育界的还是文艺界的，无论我以前就对他们知道一些还是直至他们被平反或昭雪才有所了解—我内心都会很激动。因为，又有一个人的冤情得以昭雪，意味着社会又多了一份良心。
1978年，我和许许多多的人都盼着邓小平替代华国锋重新主持中央工作。我至今不认为华国锋是一个可憎的人，但在毛主席死后，他还要坚持“两个凡是”却是令人感到异常费解的。
1978年，正是从1978年，我开始形成一种思想—中国再也不能没有民主了。
因为没有民主，政治家是很容易被宠坏的。
因为被宠坏的政治家，谁想使他不渐渐专制起来都是不可能的。
而等一个政治家渐渐专制起来并且终于成了专制偶像的时候人们再意识到民主的重要性，那么一个国家将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好比独生子女终于被宠坏了，他连父母都不当父母看了，还能指望他（她）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