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帝制那天，张勋和其他同仁用电报向全国发表了一份冗长的宣言。这份宣言被翻译成英文刊登在《京报》上，这是北京一份反对清政府的英文报刊。这家报刊的编辑是一个华人后裔，出生在英国殖民地特立尼达。他已经不会说、阅读和书写中文了。这人便是陈友仁，外国人对他的另一个名称尤金·陈更熟悉一些。他后来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还曾经在1927年代表中国和英国谈判汉口租界的问题。1933年年底，他又被福建新成立的政府任命为“外交部长”。1934年，这个政府垮台后，他便避居香港。我引用了其中一段：
自辛亥武昌兵变，创改共和，纲纪隳颓，老成绝迹，暴民横恣，宵小把持。奖盗魁为伟人，祀死囚为烈士。议会倚乱民为后盾，阁员恃私党为护符。以滥借外债为理财，以剥削民脂为裕课，以压抑善良为自治，以摧折耆宿为开通。或广布谣言而号为舆论，或密行输款而讬为外交。无非恃卖国为谋国之工，借立法为舞法之具。驯致昌言废孔……名为国民，而不知有民，称为民国，而不知有国。至今日民穷财尽，而国本亦不免动摇。莫非国体不良，遂至此极……推原祸始实以共和为之厉阶……以视君主世及，犹得享数年或数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渊……默察时势人情，与其袭共和之虚名，取灭亡之实祸，何如摒除党见，改建一巩固帝国……皇上冲龄典学，遵时养晦，国内迭经大难，而深宫匕鬯无惊，近且圣学日昭，德音四被，可知天佑清祚，特界我皇上以非常睿智，庶应运而施其拨乱反正之功……勋等枕戈励志六载于兹……谨于本日合词奏请皇上复辟，以植国本，而固人心。
北京公众对恢复旧制的态度是给予支持的。北方地区对民国的态度一直都很漠然，这些地区在清政府的统治下发展了几百年，因此一直都存在着忠于朝廷的人。我无缘看到1917年7月这次复辟的场景。不过，我的好友爱理鹗爵士却很幸运地看到了，当时他是香港大学副校长并准备到东京出任英国使者，那天正好留宿在北京饭店。他在给我的信中描述他对眼前景象的震惊，当他睡醒后看到了整个北京城都挂着龙旗。
缺少反抗意识的北京市民保留了各种旗帜，以便应对动荡不安的局势。其实，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也同北京市民的做法一样。他们觉得这样可以让自己免于那些侵入者带来的麻烦，无论侵入者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但是，这次北京市民的行为表露出了他们对君主制的同情。这些都是爱理鹗爵士通过亲身经历得到的结论，尽管他对于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还有些不太情愿。
相比北京普通的市民，那些留恋清朝的人更在意帝制复辟是否能成功。对此，共和派也找到了能救助自己的人，那便是段祺瑞将军。他在天津司令部拥有一支中国这一地区装备最齐全、人数最多的军队。1917年7月3日即张勋发布电报的当天，位于北京和天津之间的马厂地区发生了一次战争。这场战争关乎帝制复辟的成败。这位有“再造共和元勋”之称的将军在战争中首次使用了轰炸机，用于空袭。当轰炸机投掷炸弹时，张勋就知道这次复辟失败了。战争的结尾，刚刚担任直隶总督和议政大臣的张勋被迫逃到荷兰使馆寻求保护。他在那里受到盛情的款待，随后梁敦彦也逃到那里。而康有为得到了美国使馆的庇护。宣统皇帝在登基不到两个星期后，再次退位，回归隐居生活。那些飘扬在北京城的龙旗再次被认真地折好，以便有一天，如果皇帝再度归来，它们能再次挂起。
张勋一直忠于朝廷且有无畏勇气，但是他也怀有野心。作为将军，张勋过于相信自己的军事力量；作为政客，张勋高估了自己的政治手段和计策。他愚蠢地认为无须他人帮助，自己就能够成就大业。他想独占所有的功劳，他所表现的一切让别人很容易得知他的想法。张勋的同僚也认为，他们不可能从张勋那里得到利益，无论是巡抚类的职位还是其他待遇。
在事情的关键处，张勋擅自行动，他自大的行为让其他人颇为愤怒，段祺瑞也在这些人当中。正如濮兰德先生所说：“可以确定，在徐州会议上，领导者们讨论后的结果就是让清政府恢复统治并推行君主立宪制。当时，这件事得到了段祺瑞的赞同。但是，1917年7月份的帝制复辟行动，张勋却并没有得到同盟者的支持。这些人并非支持共和，而是身怀野心、行动鲁莽且不了解政治的张勋导致的。他企图占有所有成果且擅自行动。”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这次复辟活动也得到了张作霖的支持。他对朝廷授予自己东三省总督一职表示真诚的谢意。
尽管这次复辟失败，但是人们依然可以找到充足的理由相信，复辟活动并非一次毫无理智的“盛夏时节的狂热行为”，它几乎取得了胜利。它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同情者过少，而是因为那些参加者的野心，不但自私还缺乏对盟友的信任，其领导者张勋又没有相应的政治才能。
我们不能将这次复辟评价为“一场让人笑到一半的闹剧”，这是不正确的。1923年9月18日，一位作者在《华北正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所提出的看法更为严谨准确：“在复辟运动初期，张勋得到过握有权力的领导者的承诺，他们会给予支持。可是，在复辟那天，张勋却在孤军奋战。虽然他一直努力奋斗，但是依然无法扭转失败的结局。如果我们审视刚刚逝去的中国12年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人想要做成某件大事时，他的朋友就会背叛他。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一个人相信自己能够独立完成大业。只要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中国就岌岌可危了。一个人哪怕再强大，他也需要同别人合作才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假如这个人得不到其他人的帮助，那么成功对他而言就将遥遥无期。”
因此，我们不能将1917年7月的这次复辟称为“盛夏时极致狂热的行为”或者是“一场让人笑到一半的闹剧”，这些都是错误的。不过，一位中国的剧本作者却因此获得了灵感，并创作了一部名为《复辟潮》的庄严又诙谐的戏剧。这个剧本大概是私人印制并传播的，上面没有出现作者或者出版商的名字，更不要提出版日期了。北京的书店也不销售这个剧本，也没有人将它演绎出来。1921年，宣统曾私下送给我一本。他看这本书是为打发时间，没有觉得书中内容有什么不敬的意思。其实，剧本中也有皇帝的角色，不过作者在创作的时候运用了些技巧，内容表示出些许敬意。皇帝觉得这些都无须计较。对于张勋，作者几乎没有什么指责，这也看出他对这些忠于朝廷的人抱有同情之心。此外，作者大肆指责那些假意忠心朝廷的人，极度鄙视他们在复辟失败时背叛皇帝和张勋的行为。从剧本的全文来看，作者十分熟悉皇宫内的礼仪。在剧本的最后，作者用悲情的文字描绘张勋在逃亡荷兰公馆前，最后面见宣统的场景。
段祺瑞对复辟持反对态度并非他热衷共和，而是怀疑张勋。实际上，民国政府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废止或者重拟“优待条件”。由此，民国就能够长久存在，皇帝也没有能力再度影响中国的政治。可惜，段祺瑞或者是继黎元洪的新总统冯国璋都没有这样的想法。总统下令宣布，“身居宫禁，莫可如何”，毫无责怪朝廷的意思。至此，两方政府再度恢复之前的关系，相互尊重。皇帝在黑夜之前的这段时期内依然稳坐紫禁城内的宝座上。
但是，南方革命党的激进分子是不会对张勋复辟这样宽容的。他们一直反对北洋政府，从1917年起，就不断向民国提议处罚“叛国者”、废止“优待条件”、剥夺皇帝尊贵的身份……当然，北京政府也在无视这些人的要求。
1917年7月，宣统帝时常受到国民党以及激进人士的指责，还因为他所谓的“叛国罪”被要求接受最为残酷的处罚。当然，这样做非常不公平。当时宣统帝不过是一个不到12岁的孩子，怎么会直接领导或者参加复辟帝制的活动呢？但那些支持改革的革命人士一直这样对皇帝进行攻击。毋庸置疑，这些人的目的并非指责皇帝，而是寻找借口为1924年几个推卸责任的将领和政客寻找辩护词。
下面有个故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宣统帝对复辟的看法。故事也许是捏造的，但是却被收录在已出版的奇闻趣事中，并被当时的北京人津津乐道。
“张勋在复辟活动之前秘密地往宫中觐见宣统皇帝。张勋行完君臣之礼后，对皇帝说明复辟的计划，却遭到了皇帝的拒绝。张勋问宣统皇帝：‘圣上能否告知奴才其中缘由吗？’皇帝说：‘陈宝琛老师每天都让我看四书五经，我哪有时间管其他事情？’张勋说：‘圣上，您重登大宝，便要负责国家政务，无须读书了。’宣统皇帝听后非常开心，他问：‘此言当真？我重登大宝就不用读书了吗？’张勋回答：‘向来只听过马背上的天子，从未听说过读书的皇帝。’宣统皇帝非常高兴，便说：‘既然如此，那便依你的意思去做吧！’”
故事的作者用这样刻薄的言辞来表达自己对张勋的不满：“唉，张勋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去蒙骗一个孩子，他这样做哪里有半点忠诚可言。”
段祺瑞以及北方的其他领导者，都没有借此机会废止“优待条件”，也没有惩罚张勋及其同盟者，没收其所有资产。民国时期，没收财产是对那些在战争和政治方面失败的人的一个约定俗成的惩罚。不过，这次情况有些特殊，张勋不久便被释放，在安逸的隐居地颐养天年。其实，张勋的许多朋友都拥有很高的地位，他们也曾试图劝张勋回归政界，但都失败了。
有一个故事提及，一些与段祺瑞交好的人曾问过他为什么这样宽容张勋，他回答：“我们曾经是朋友，我不能那样对待他。”大概，这可以作为中国人所钟情的中庸思想的解释罢了。中国的政治家们做事都谨言慎行。培根曾说过：“朋友也可能成为日后的敌人，而敌人也许会变为日后的朋友。”
对于民国对忠于皇帝的人宽容的原因，有一个说法可作补充说明。那就是人们觉得张勋手中握有一些重要资料，里面记录着那些参与人员的相关证据，假如他及其追随者、皇帝或者是清政府受到严厉惩处，他就会向外界公布这些资料。《北京导报》在1924年5月6日就报道了这种观点：
“今天，关于张勋在1917年的复辟的相关资料，中国报纸进行了报道。目前，这些资料已被送去巴黎。据说，这些资料包括徐州会议的内容和某些人支持复辟的信电，最少涉及了82名具有声望的中国人。”
这篇报道回顾了这些文件由张勋将军保存的历史。张勋将军在荷兰公馆避难时将这些文件交给了一个姓王的人，并藏在一家法国医院中。之后，又有不同的人负责保存这些文件，此后它们被移送到法国使馆，最后被送往巴黎。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可以印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对于张勋，世人对他的成长历史和性格存在很多错误的认知。很多人相信他最初的身份是马夫或者随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慈禧太后到西安避难。张勋就是在这段时间凭借自身的能力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宠爱。之后，他一路高升成了高级军官。
1917年后，我同张勋的几位好友日渐熟悉。他们为我提供了有关张勋复杂经历的主要事实。而且，迟暮之年的张勋还写了一本书记录了自己的一生。他去世后，我从张勋的家人那里收到了一本。我认为，到现在这本书并没有出版也没有英译版本。因为这是一份历史学者和人民都感兴趣的文件，我会在下章将全文翻译出来，只是删去有关其后代的记载。
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张勋自称为“松寿老人”，即如松树般长寿的老者。松树是果敢、坚强以及力量的代表，它在中国经常被用来形容老人健康、精力强盛。所以，松寿老人因为好寓义而被张勋用在他的自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