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您和他人的想法一致，认为皇帝如果放弃了自己的尊称，他就无法依据时局条件而进行重登帝位的活动。我个人不希望皇帝，以及我自己参与这种没有希望的计划。我比较担心皇帝的身心是否健康，不希望他成为行动的关键所在。中国若是真的施行君主立宪制，这种制度也能够让中国安定下来，那么，我认为现在皇帝的决策并无不妥。他这样做可以说是爱国行为，对于他日后重登帝位肯定大有益处。关于这一点，朱尔典爵士曾提到过，皇帝出国游历，结束学业，他在某一天也可能成为总统。其实，这个说法的可能性很大，不过需要前提，即废止紫禁城的旧制，不再享有民国提供的特权。不然，那些忠于皇帝的人或许会继续支持他，那些与皇帝敌对的人则会认为这是对民国的直接挑衅。
另三位帝师对于宫廷丑事和诡计束手无策，诚然，我们不能站在道义的角度指明帝师的过错并加以指责。他们都是思想陈旧的学者，不关注所谓的中国政局、文学和社会的运动，他们的目光都比较短浅。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也不会其他国外民族的语言，或许这些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中国存在发达的文明。一位帝师曾试图将自己的政治观念教于皇帝，我完全不赞同。皇帝曾对我说，他曾和其中一位帝师探讨津贴问题，他认为现在民国政府财政周转困难，人们的生活非常艰难，他想放弃津贴。对此，这位帝师劝导皇帝无需忧心，是民国剥夺了皇帝的权力，他们应该是皇帝的敌人。皇帝立即反驳，假如我同民国是敌对关系，那么我更不能接受津贴。而且，皇帝一定不会仇视民国的。无论是民国还是说反对他的人，他都给予理解的态度。一次，我同皇帝谈论一位革命派的将领。皇帝通过报纸对他也有所了解，他非常赞赏这位将军，认为他有资格成为国家的一位领导人物。我对皇帝解释，这位将领思想激进，他和多数南方革命派的人没有区别，一直攻击皇帝。对此，皇帝的态度很坦然，他说只要这个人能给国家带来利益，其他无所谓。
皇帝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卷轴，内容是勉励皇帝要永远忧心天下臣民。当我听完皇帝的中国帝师教唆他把臣民当作敌人时，我对皇帝说，如果以后再碰到类似这样的话，他应该把他的老师叫到卷轴跟前，让他们把卷轴收起来，因为卷轴上的内容显然已经无效了。
我能一直坚持在紫禁城任职，是万分不舍与皇帝的情谊。在外人看来，摄政王、内务府的人员以及其他帝师和皇室人员都对我以礼相待，其实我们的关系并不好。这些人认为我要为皇帝不满宫廷的一切负责——皇帝越来越想摆脱宫廷以及他的处境。对此，我无可厚非。假如皇帝毫不在意宫内目前的情况，我之前的努力就付诸东流了，我大概会离开这里。皇帝最终依照自己的意思在皇宫进行改革，这导致很多人必须辞职，我却一直在宫内留任。不过，我不可能一直只担任帝师。紫禁城内的人都知道，我和皇帝的关系比其他人亲密。所以，那些被迫离职的人肯定会归咎于我，而且我是西方人，会更加仇视我。对此，我很难过，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别人却对我有所误解，他们认为是我的自私和虚荣，让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方式，我并不想给人留下这种印象……
挚友庄士敦
1922年6月8日北京
从信中可以看出，我极力地阻止了皇帝离开皇宫，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不过，信中我并未说出一些我认为是琐碎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就是在宫廷制度崩溃的时候，我担心内务府的官员和王公们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来保全自己，毕竟他们需要那个体系存活下去。就算是不采取什么手段，我相信他们也会重新选一位皇帝，一位听命于他们的皇帝，不过这个计划能否成功也很难保证。但他们会利用民国权威人士的关系，或者通过变卖宫中的财宝换取金钱来做准备，他们知道即使北京政府不支持，也不会反对这一计划的。此外，在解散宫廷制度之前，迫使内务府交出一份完整精确的皇室私人财产管理账本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没有人准确知道这些财产的价值与范围，所以在核实这份账本时无法分辨真假。
让我更为担忧的是，皇帝一旦离开了紫禁城，他就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公民，但是他之前的身份会被拥护帝制的人士所利用，使他成为恢复帝制的核心人物。我之前解释过，这些人暂时还没让皇帝卷入他们的活动中，是因为“优待条件”规定了皇帝的地位，他们让皇帝在那个时候参与他们的阴谋并不光彩，也很困难。但是如果皇帝拒绝了“优待条件”，情况就另当别论了，他们会很容易把皇帝拉进他们的阴谋之中。一旦皇帝离开了紫禁城，这些拥护帝制的人士就会将他包围，公认他为领导核心。如果在活跃的帝制分子的鼓动下，我们便无法理智地期望一个情绪不稳定的十六七岁的孩子会无动于衷了。
另外让我怀疑的是，皇帝主动放弃特权是否能够得到善意的反应，我想很多人会误解皇帝的动机，皇室的敌人会认为这是皇帝假装宽宏大量，只是为了摆脱退位诏书中规定的义务。他们甚至可能公开断言，这是皇帝对民国的背叛的隐藏，皇帝会成为帝制分子们的领袖。
还有，如果皇帝离开皇宫，最有可能接纳他的地方是英国使馆，如果皇帝在英国使馆里发布公告，那么英国就会被放在一个敌对的位置上，我也会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谴责和诽谤，人们也会谴责皇帝是英国的傀儡，是英国让我诱使他剥削和掠夺民国政府和人民。
这些理由让我和皇帝的计划不同，我提议他召集王公和内务府官员，宣布自己履行搬到颐和园的条款，并任命调查皇室财务状况的委员会，让该委员会立刻起草一份大幅减少皇室花销和改革内务府的计划。搬到颐和园之后，他应尽快邀请国民政府进行谈判，一起协商修改“优待条件”和自愿放弃那些让他感到耻辱的特权。只要让皇室（除了毫无诚信可言的内务府）和民国政府都满意，那么皇帝就可以去欧美旅行了，然后去英国或者美国读大学，这是他期盼已久的计划。
而在信里我还提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关于紫禁城中藏着大量珍宝的事情。这些珍宝，连皇帝都可能没见到它的千分之一。民国政府一直认为这些宝物属于皇室的私有财产，但是一些人却抗议说这些宝物是国家的。但民国政府不认为这些属于国家，他们清楚内务府只能通过变卖这些宝物来消除宫里的经济赤字，且没有阻止他们。而且，徐世昌总统以及他的继位者，并没有以此为契机，迫使内务府大规模改革，还为民国并没有履行“优待条件”支付津贴，造成内务府财政紧张不得不出售珍宝而道歉。
这些珍宝还是掌握在皇室和内务府的手里，就算它们每分钟都在被赠送、销售、抵押甚至偷取，那里还是收藏着大量的字画、瓷器、书籍、金银珠宝、玉石和其他物品。存放这些珍宝的武英殿还有文华殿，在1916年年底开始也被作为“中国艺术博物馆”对外开放，每一年都有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游客来这里参观并对这里收藏的珍宝惊喜不已。
不过这些参观的人都不知道这些财宝的所有权，连我也不知道，直到1923年我得到了一份中文文件的副本后，才弄清了这件事情。
据我所知，这份文件从未在中国公开过，如果它没能使我的中国读者惊讶，那就真是奇怪了。这是一份写于1916年9月11日的文件，文中提及在1914年1月，民国政府和内务府派遣了一些人到沈阳和热河带回了藏在宫里的古物，民国承认这些收藏属于皇室的私人财产，并对这些财产进行了估价，当然其中一些是无价之宝，无法估价。皇室和民国政府签订协议，除了皇室收回的之外，民国政府按照估价购买其他珍宝，当然，民国政府因为财政紧张不能立即付款，于是这些珍宝暂被作为民国向皇室借的债款，直至民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支付时为止。同时，武英殿作为国家艺术馆公开开放，由皇室的官员负责珍宝的监护管理。
另外一份文件则列出了令人感兴趣的这些珍宝的估价。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承认了这批珍宝属于皇室，并估计价值共达350多万元。我可以代表宫廷声明，这些金额没有支付过一块钱。就是说，民国政府以文字形式承认了这是皇室的财产，但是直到最终这些财产被没收，全款也没有被支付。它与“优待条件”一样，只是一张废纸。
毫无疑问，这些财宝价值连城（我怀疑官方的估价是非常低的）。在民国政府没收这些珍宝的时候，有人问过这些珍宝价值是多少，没有人说出过准确的数字，不过我听说它们至少在一千万英镑以上。这些珍宝在1933年日本和满洲军队逼近北京的时候再次出现在人民的视线中，不过是仓促地运往华中地区，当然它们最终的命运没人知道，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都希望这些珍宝不要流散甚至流落海外，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有一部分的珍宝永远不可能再出现在中国，这是让人痛苦的事实。
紫禁城因这些珍宝变得美丽和辉煌，这里也是一个让人悲痛的地方。人们向往这里的奢华生活，可是谁又能体会到这里有被囚禁一样的痛苦？而且，有谁会比明朝最后一任皇帝更痛苦？崇祯被自己的大臣和仆人抛弃，留在身边的只有一位忠诚的太监。后来，他在绝望中杀死了自己的皇后，自己也随着皇后死去，摆脱宫中的束缚，奔向死亡的自由之中——如果死亡是一种自由的话。在他之后，清朝的君主顺治成为紫禁城的新主人，他充满活力且幸福地生活着，然而如果年轻的顺治皇帝的故事是真实的话，我只能说紫禁城里的生活其实毫无幸福可言。我曾在其他地方讲述过他的故事，在1920年我也讲述过。我对这个故事做了如下的结束语：
“如果世界上有一座宫殿可以称为监狱，那就是紫禁城。在这里，顺治皇帝渴望自由；大约12年前，清朝倒数第二位继任者光绪皇帝结束了忧郁的一生。那些不详的高大建筑群是260多年前一位皇帝的监狱；260年后，仍然是另一位皇帝的监狱。”
而在现在，又一个年轻的皇帝正躁动不安着，他极力地想要挥动自己准备许久的翅膀，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