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走向公民社会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的意识不断提高，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社会组织急速增长，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时期。同时，新的社会需求、新的社会矛盾不断涌现，许多矛盾和问题还有不断激化的趋势，这是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必然趋势。在推动公民社会建设方面，当前社会管理的模式面临着巨大挑战，为了能够顺利地走向公民社会，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公民社会与公众利益
一般认为，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指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它既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属于盈利的私营经济的一部分。换而言之，它是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一个领域。通常而言，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往往会表现为那些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组织的成熟与发展，诸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的兴起及其作用的有效发挥。
公民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
从世界范围来看，公民社会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从15世纪文艺复兴开始算起，西欧经历了500多年的历史才进入了公民社会。
文艺复兴并没有否定宗教的权威，但大大提高了人的地位。16世纪的宗教改革摧毁了教皇的权威。17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最终将人从权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传统社会建立在权威之上。传统社会中没有个人的地位，个人必须服从各种权威。比如，在奴隶社会，个人要服从军事和暴力的权威；在集权专制社会，个人要服从政治的权威；在政教合一的专制社会，个人要服从精神的权威，等等。在传统社会中，制度设计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维护权威。传统社会是以人的不平等为前提的，奴贱主贵，臣贱君贵，民贱官贵。即使不符合个人的意愿，卑贱者也必须接受和服从这些预先确定的权威，传统社会从其构建的出发点上即无公平可言。
公民社会则是以个人为基础的，是一个由多元开放的民间组织所形成的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终极目标是为每个人创造自我发展的同等条件和机会，而且公民社会制度的设计也完全服务于这个目标。公民社会不承认权威，在公民社会中，至高无上的是个人的权利。与传统社会比较，自主、多元、开放是公民社会的基本特征。
首先是自主。公民社会很多时候是由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就是说它们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是在政府之外的，可以和政府的许多部门打交道，但不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它是完全自愿的，不是谁禁止，也不是谁强迫的一种自主参加。
其次是多元。公民社会里的非政府组织是多元的，它们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观，它们关注的问题是不同的。公民社会里一定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组织存在。它们之间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利益也可能有冲突，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特征。因此，宽容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美德，公民社会里可以有不同的团体，每个组织关注的利益不同，对事情的看法不同，相互之间可以存在利益冲突。
最后是开放。在公民社会，参与是一种美德，参与是一种责任。它强调如果不参与，那么人是没办法发展自己的，要把人的潜能发挥出来，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就一定要有一个公众领域来参与才行。这种参与是开放的，即可以来去自由。
公民社会与公共治理
现代公共治理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它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是公共权力向社会的一种回归。
公共治理有赖于公民社会的自愿合作和其对权威的自觉认同。公民社会与公共治理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具有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而且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又以其各自的特征优势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首先，作为公共治理的主体，公民社会与政府一起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社会以它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性弥补了政府的种种不足和有限性，从而可以大大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时，公民社会在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到政府的权力运行，从而可以起到对政府更有效的监督作用。
此外，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健康有益的社会组织可以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好的认可，这些组织以共同目标和信念把人们聚集到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增强了彼此的信任，提升了公益精神，从而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
其次，作为公共管理的对象，公民社会在参与管理的同时可以切身感受到公共治理的效果，从而可以以公共治理接受者的身份对公共治理的效果做出判定以利于实现公共治理的最优化。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公民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同时又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为政府增强了合法性。公共治理的过程也是公民社会完善的过程，公民社会的完善又可以促进更好的公共治理。
另一方面，作为当代公共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公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多重的重要角色，以其特有的价值诉求与功能表达影响着公共治理的成效。
第一，公民社会是政治民主的扞卫者。公民社会的自主发展能有效地监督和制衡国家的权力，从而能有效地遏制公共权力的专断倾向；公民社会可以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多样的表达形式和途径，保障公民利益表达的通畅，从而提升民主政治的代表性与生命力；此外，公民社会对培育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具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强化民主的社会基础从而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
第二，公民社会是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民社会是一个以契约、法制、自由、平等、竞争为价值准则的社会，这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此外，公民社会中的工会、行业协会等团体组织可以起到规范行业行为、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
第三，公民社会是公共服务的提升者。由于公共需要的多样性和政府的有限性，政府不可能为社会做好所有的公共服务。而以第三部门为核心的公民社会因其具有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征“去私存公、取私为公”的“非营利”特性以及其服务社会、自助自主的公共精神，恰好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良好渠道，并能有效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缺陷和不足，公民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委托承包、志愿服务、自助服务等方式和途径，去做那些政府未做、不想做或不宜做但却符合大众需求的公共服务，从而使社会公共服务的水平大大提升。
第四，公民社会是公共价值的维护者。与其他领域一样，公共生活领域同样存在着对共同价值的追求。公共生活领域的善就是公共价值，它包括公民对公共生活的态度、责任与义务，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以及公民的公益思想与修养。公共治理的核心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公共利益和福祉，其中实际上包含了对公共价值的追求：公民社会是公共管理的对象，它同时又是公共管理的主体构成之一，公民社会的精神与价值必然会影响到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价值。公民社会所倡导的诸如参与、友爱、信任、互惠、宽容、合作、平等、公正、开放、多元等价值理念，对于维护良好的公共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公民社会是社会稳定的支持者。公民社会能够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提供一种有益的中介结构。这一中介结构可以为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诉求提供表达途径，同时又可以对他们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还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宽松的活动空间，满足他们多样性的愿望要求，同时起到排解社会怨气、释放社会压力的作用。可以说公民社会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缓冲器和调节器。
公民社会与全面改革
公民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之一。一方面在30多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需要公民社会的发展作为保证与支撑；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建设，需要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其做准备。“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最掷地有声的话语。
建设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保证
如前所述，公民社会是一个以契约、法制、自由、平等、竞争为价值准则的社会，这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处在持续推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不规范、不健全之处很多。
因此，非常需要公民以各种形式进行积极参与和提供建设性帮助。比如，近年来消费者权益保护活动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健全起到很大的作用；各类私有与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由公民依照法律程序组建的各类志愿者团体和中间组织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应该看到，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许多市场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经济周期与失业、垄断与竞争、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信息不对称等。显然，解决这类“市场失灵”的问题，光靠国家干预是不够的，甚至是有反作用的。而培育公民社会，如发展私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发挥社会中间组织的作用，建立社会协商对话的管道，建立健全社会信用、社会保障、社会保险体系则往往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中国之所以需要公民社会，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公民社会的支撑。
建设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取得突破进展的基础
民主政治的建设更有赖于公民社会的推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过，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基层民主自治如村民自治、社区自治本身就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政治改革与政治文明建设亦有赖于公民的积极参与。法治建设与公民的参与，如公民的立法建议、律师的努力工作、中间组织的介入等密不可分。宪政民主的逐步实现也要依靠公民社会的推动（如行宪、护宪、修宪以及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与基本自由）。宪法学者范亚峰指出，宪政建设的核心就是公民权利与国家公共权力的恰当安排。宪政建设的三个基本观念：人道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府，都需要公民社会的支持。
公民社会与社会转型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历程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历程是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密不可分的，总体上来看，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回顾。
中国公民社会在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萌芽。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使得社会需求展现了多元特征，也使得公民形成了多元的、个性化的独立思想意识。公民独立意识的增强又使其有可能自由地组成和参与各种社会组织，有利于公民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赖以产生的前提。事实上，公民社会所要求的个人自由、平等观念、自主意识等精神价值，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能得到萌发和壮大。市场经济所释放的巨大能量打破了基于地缘和血缘所形成的陈旧的社会关系，唤醒了人们的利益意识，催生了契约观念。
中国公民社会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逐步推进过程中得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热情高涨，民主权利得到保证，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政治条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治领域的改革也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尽管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但仍是公民社会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条件。在一个正处于快速经济化和社会转型、复杂性不断增加的社会中，国家需要越来越多的自愿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公民。
中国公民社会在宏观法律制度环境的改善促进过程中得到了成长。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相关立法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法律保障。如《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民间组织的法律主体地位，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等。
同时中央政府还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四个法规，确立了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基本制度框架，使得公民社会在中国的成长得到了制度化和法制化的保障。
中国公民社会在融入全球化、网络化的进程中加速发展。全球化进程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国际环境。中国在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中，必须积极参与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并形成自己的民间组织。网络化方式把中国公民社会发育和生长置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中，通过对权力与权威的消解和个体权利的伸张，不仅摆脱了传统社会关系状态与观念舆论的束缚，而且激发与强化了社会成员的主题意识、权利意识等。网络虚拟空间由此成为公民社会精神与公民身份意识萌芽的沃土，为中国公民社会转型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和开阔的精神空间。
公民社会的发展特点与发展困境
中国公民社会有其发展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也反映了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性”特征，即与西方成熟的公民社会相比，中国公民社会正处于兴起和成长过程中，还远远没有达到西方的那种成熟阶段，与成熟阶段的公民社会相比，中国公民社会具有许多过渡性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