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这项工作的开展，武汉成为训练的中心，班数也越来越多。核心工作仍在宋美龄身上。宋美龄以她的地位、身份，使得这些来自于中产阶级的少女成为当时服务于抗战的女战士。宋美龄每天必到各班级发表演说。她的语言与情绪热烈、激动、急切，使年轻的女学员们激发出一股英雄崇拜的热情和憧憬着所期待的她们的未来。虽然由于所花的精力很大，但她对这种“集合学校教育及政府政策于一体的方式”很有兴趣，十分自得于此一工作。她抓得十分细致，例如要求学员个人用自己的碗(不许公用)，对碗盘的卫生要求也很高(用三遍水冲洗)，外出居住营区的清洁要求更严格，当然这一些正如一些书评论：“任何清楚乡土中国情形的人，都会对这些成就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这些要求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
不过这批培训出来而撒向全国各地的女教师的工作效果如何呢？《宋氏家族》一书有一段文字叙述：“更深刻的东西是女孩子们的仪表以及她们上课的方式。这些老师并不是在大城市街道上闲散的脆弱、纤细的花朵，她们体格健壮、脸庞红润、步履矫捷。这并非由于美龄办的训练学校使她们成为这样，而是美龄将这些过去生活在富裕家庭樊笼中的妇女释放出来，让她们投身到工作中去。听她们当中的人上课，人们不禁会对采用旧的教学方法传授新思想的形式感到钦佩。在乡村中学的泥土地板课室里，或在自由中国到处可见的老式三面墙的大房子里，一群儿童和在地里劳动了一天，只有在黄昏才能腾出点儿空来的疲惫的农村妇女，跟在老师后面咿呀背诵着有关卫生、道德哲理和三除以九的简单真理。”
宋美龄所做的妇女工作(包括发表文章与演讲)虽然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仅仅只是做了一些上层的，而且是表面的工作；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对动员全民族投入这场伟大的抵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
救护难童，探望伤兵
救护难童是战时迫切的问题，当宋美龄随蒋介石到达武汉时，难童已经达到数千人。宋美龄始终忙于难童的衣、食、住等事务的张罗。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在迁移难童时，日军飞机的滥炸，难童死伤惨重，宋美龄在给美国青年的一封信中控诉了一幕惨状：“我们过去乘轮船从汉口到下游港口。一天，日本飞机发现了一艘满载儿童的轮船。向它投弹，当场炸死了许多小生命，其他儿童则掉进了滔滔江水。从此人们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他们骑上龙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从此我们再也不乘轮船了。”为了安置与教育这批难童，宋美龄在重庆为他们准备了住房，同时搞了一个“收养”计划。“根据这一计划，世界上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发誓将这些孤儿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数目不限，每个儿童每年的生活教育费是二十美元。收养者可以得到一张他的养子的照片，以及每年他在学校和孤儿院的情况报告。”在《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一书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记录：“蒋夫人组织一个妇女委员会从各战区收容了一火车一火车饿得半死、破衣烂衫的孤儿，让他们吃得饱饱，洗得干干净净，换上整洁的蓝衣服，排着队登上船，撤向后方。”
为了呼吁社会救护难童，宋美龄还在《妇女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谨为难童请命》。她在文中说：“我们跟凶横残暴的敌人作殊死战已经有八个多月了。要支持这样的战争，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全体民众在政府领导之下，团结奋斗；要民众能团结奋斗，必先让我们明了在这大时代中各自应负的责任，更应让他们知道国家所遭遇的是什么？他们的反响应怎样？所以我们希望在这短文里，说明民众应注意的是什么，应负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实在多得很……可是目前最引起我个人注意的是难童的问题。”
“现在成千成万的儿童，有的父母死亡，成了流浪的孤儿，有的虽有父母，但他的家庭已经穷无立锥之地，衣食都成问题，这些儿童全要我们去照顾的，怎样解决他们的衣食住问题和教育问题，全是我们的责任。”又说：“现在战时儿童保育会正在进行募款运动”，“我们正计划着把这些儿童运送到后方最安全的几个中心，布置适当的房屋，派定负责的人去照顾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上和一切待遇上，要尽可能地使他们安适，给他们职业的训练，养成他们自力求生的本能；等他们到了可以工作的年龄，就按照他们的能力辅助他们，使他们到了适当时期，就可以照顾自己的生活”。
在1939年5月，重庆遭到一次空前的日本飞机的轰炸。“各个地方都把5月4日描绘成地狱，重庆还从未出现过这种事情，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人领受了。
一次永生难忘的教训，数以千计的人糊里糊涂地就丧生了。”当时，宋美龄也参加了救难工作，“整个晚上蒋夫人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监督救难的工作，直到五月五日中午过后，她才有时间照料她自己的孤儿”。“战争孤儿们分别由负责他们的妇女照看，并由她们向孤儿下达命令。清晨之前，一支六千儿童的队伍被送往农村，给他们的指示是行进，不停地行进，尽可能远地脱离死亡区，直到他们能得到进一步的援助。”宋美龄下令正在空车回城的所有用来疏散重庆市民的卡车及私人车辆载运这些孤儿。当时“她站在路中，手中挥舞着旗子，召唤驶来的车子，车内的一听要载孩子往往立刻调头就走，而不知和他讲话的就是蒋夫人。这也难怪，因为此时夫人满脸尘垢，全身衣裳也不再整齐。其他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连她的侍从官都被派去为孩子们张罗吃的了。又有几辆车被拦了又走，司机们根本就不相信那会是蒋夫人。最后，总算勉强征召了足够的车辆，孩子们分别被送往有吃住可寻的目的地”。
1939年10月下旬，宋美龄在重庆召开了全国儿童保育院院长会议。宋美龄认为：这次会议“我们不但要交流工作经验，讨论改进办法，而且我认为如此聚首一堂，在我们本身，也不啻是一种实际的训练，人的才能发展是无止境的，工作的不断改良也是如此，我们要明了不进步就要退步的道理，我相信大家一定能以客观的态度和无我的精神检讨过去工作的缺点，尽量研究如何更求进步的办法，使我们今后能尽到更多的贡献”。
10月20日，宋美龄在会议上作了演讲，着重谈了对儿童保育的三条意见：
一是“我们必须注意儿童的健康和生活习惯”；二是“我们要培养儿童的人格，和启发儿童的义务观念”；三是“我们要使儿童们知道国家困苦和物力艰难，要他们特别刻苦和俭约”。
很显然，宋美龄的这三条要求是非常不现实的，在当时也是无法做到的。不过，宋美龄在演讲中谈到一点情况，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她说：“我们现在保育了二万个儿童，每月经费二十五万元，除国家补助大约四分之一以外，大部分都是辛辛劳劳捐募得来的。这些捐款来自热心赞助我们的外国人士，来自我们在海外勤苦做工的侨胞，也有国外儿童们。以自己劳力和贩卖所得而捐助的，这中间出钱的多不是有钱的人，尽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不必一一列举。我们主持保育院的同仁，必须使儿童们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要他们能感激知恩，长大了必须努力图报。我们持久抗战，国家财政，一天天的艰难，而我们保育儿童的事业，仍必须维持下去，这就要院内儿童们能够特别刻苦，特别俭约，要爱惜公物，不要浪费公物，要自己能劳动来弥补缺乏，不要事事仰仗公家，倚靠捐助，而视为当然应享的权利。要知道中国境内还有几十万几百万流离困苦的儿童，哪里能人人过保育院这样的生活，所以一切应该习于简陋，自知勤苦，一切设备能利用废物的就该尽量利用。能使自己劳力来生产的，就要尽量生产。世上惟有生在苦难之中，而不知国家民族同胞困苦的人，是最没有价值的人，惟有愈困苦愈奋斗，立志牺牲自己，爱护国家，救助同胞的人，才是有出息有希望的人；我们主持保育院的同仁们，必须使儿童认识这一个意义。”宋美龄在演讲的最后说：“我们在国家遭受如此侵略蹂躏中间来保护国家未来生命的儿童，培养民族新生的幼苗，这个使命是最神圣的。”
在参加救难工作的同时，宋美龄还参加了师范学校的教学工作。当时，重庆为了培育一批女老师，特地办了师范学校的女子班。宋美龄重视了这项工作，因这一批女子正要培养成为全国各地学校的教师。她经常要连续数小时为师范学校女子班授课，“她不能让学生们在领受她的几番教诲之前就走入社会”。
宋美龄还亲赴上海前线看望伤兵和处理政务。这时，她往往身穿工作装——蓝色羊毛便裤、衬衫，不显示她的身份。其间有过一次危险的经历。那是在1937年10月的一天，她与端纳一道到抗战前沿阵地看望伤员。途中她与端纳所乘坐的小车撞在一块凸地上，车子翻出了公路，车里的人被甩了出来。宋美龄被摔在一个泥潭里，失去了知觉，弄得端纳惊恐万分，待宋美龄醒来后，又继续乘车前往前沿阵地，探望伤员。在《宋氏家族》一书中有一段形象的文字叙述：事故发生后，“端纳感到自己飞了起来，而且看到美龄和副官的身体在他眼前飞掠过去，他摔倒在翻倒的小车旁，有些战栗，但却没受伤，端纳站起身，立即赶到美龄身边，她躺在一个泥潭里，失去了知觉。她脸上满是泥泞，四肢瘫软，但似乎没有擦伤，尽管脸色像纸一样白。端纳把美龄拖出泥潭，弯下身听她的呼吸，虽然她一动不动，但却还活着……‘夫人！’端纳叫道，‘夫人？’一群农民聚拢了来。第二辆车上的副官也赶到现场。端纳轻轻地摇着美龄瘫软的身体。‘喂，醒醒。’端纳粗声地说，‘你最好醒一醒，睁开眼看看。’然后他开始唱了起来，‘她轻松地飞向天空，秋千上那勇敢的少女……喂，夫人，醒醒！我希望你能现在看一看自己，你绝对是个美人！’仍旧没有反应，夫人还是昏迷，一种恐惧的疑惑向端纳袭来……‘你身上都是泥！’端纳吼叫道，‘你的脸上、裤子上和……哦，上帝，她没救了。’他自语道。这时，美龄微微动了动，呻吟了一声。端纳即刻站了起来，把手放在她的腋下，扶她站了起来。‘好啦’，他说道，嗓门很大，好像从没有想到过她不行了似的。‘你没事，你能走。来，咱们去找个住舍。’美龄摇摆地站了起来，似乎摸不着头脑。‘我恐怕不能走。’她反驳说。但端纳不容她考虑，搀着她朝一家最近的农舍走去。走到时，他还不停地对美龄说她如何像一个泥美人。端纳把美龄装有衣服的手提包交给她，劝她去换一条裤子。美龄单独一人时，又险些昏过去，多亏端纳使劲地敲门，催她动作快点。她再次坐到车里考虑下一步计划时，面色显得苍白。‘我们现在这里’，端纳说，手里挥着一张地图。‘如果你想回南京，我很高兴。但假如我们继续往前走的话，我们仍可以在进城之前视察一下伤兵，时间很充裕，你怎么想？’美龄考虑了一下，‘继续去上海。’她说道。轿车又启动了，这次开得慢了些。美龄静静地坐在车子里，听着自己的呼吸，想看看身体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我不能呼吸’，她突然惊恐地说，‘一呼吸就疼’。‘那就别呼吸’，端纳不在乎地说。‘筋骨断了’，她想到，‘可不呼吸我就会死…….然而夫人活了下来。尽管很痛苦，她当晚10点钟视察了伤兵。第二天一早她安全到家后，医生发现她确实摔折了筋骨，于是强迫她安静地卧床休养。”
邀请陈纳德来华办空军
宋美龄想要在中国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早有动议，且得到蒋介石的大力支持。随着中日战争的逐步展开，宋美龄更加紧了这项工作。起初，她聘请了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驾驶员罗伊·霍勃鲁克作为顾问。霍勃鲁克就推荐了克莱尔·李·陈纳德。1937年5月，陈纳德来华，在上海会见了宋美龄。陈纳德在他写的一本回忆录书中说：“一个炎热的午后，罗伊·霍勃鲁克来找我，把我带到法租界的一所大厦内，去见我的新的雇佣者——蒋夫人，接见的人说蒋夫人已出去了，于是便邀我们到一间幽静凉爽的内室中去等待她回来。忽然之间，一个穿着流行的巴黎式长袍的年轻女子轻步跑了进来，这是一个洋溢着热情与活力的女子，照我的推测，那是罗伊的一位年轻朋友吧，便仍安坐不动，可是，罗伊把我推了一把，随即向她说道：‘夫人，我可以介绍陈纳德上校给你吗？’原来这比我想象中要年轻二十岁的女人就是蒋夫人！她讲的英语，带着美国南方腔，这初次见面的印象使我至今尚在迷惑之中。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上写道：‘她将永远是我的女王。’”
当时，宋美龄就同陈纳德交谈了几个小时。“他尽量将自己关于建立一支现代化空军的想法告诉她。她要他用书面报告形式写下他的想法。他答应在3个月内交给她。
他们讨论了他如何当顾问一职的事。她表示如果陈纳德能致函航空委员会的高级秘书，说明他的职责，她将正式任命他担任这一职务。她建议他第一件要干的事是视察一下中国空军的设施，因为她想了解空军的现状和能力等情况。她要求他由南京开始。她拨给他两架BT13式教练机，并要他自己挑选视察组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