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到达贵阳后，以为红军已无回枪之力，甚至南京城一些达官贵人们也组织人马前来贵阳观战。谁知正在大家兴致勃勃的时刻，3月底，第二路军司令薛岳突然转来第三路军司令周浑元来电：“该军在仁怀以南之鲁班场、枫香坝附近防线被红军袭击，打鼓新场也发现红军。”
蒋介石说：“这是红军的战术行动。”没引起注意。
“智库”们也没重视这一新情况。
3月31日，红军先头部队在枫香坝将江防部队击破，巧渡乌江。红军这一出乎意料成功行动的消息突然传来，蒋介石惊惶失措。眼看红军就要跳出他花尽心血用碉堡筑就的包围圈，急得慌忙自任战场指挥官，撇开贵州绥署和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
谁知蒋介石出手调兵后，却还是弄不明白毛泽东意在何为，下一步没法处置了。又急召陈诚、薛岳、何成浚和晏道刚等人，开诸葛亮会。
在会议上，众人七嘴八舌，有的判断红军渡过乌江，是要乘虚袭击贵阳，有的认为仍是东进，要去与湘西红军会师，最后，众人认为后者可能性的较大。突然，陈诚脱口而出：“唉呀，红军两个方案都威胁贵阳城的安全啊！”
“啊！”薛岳说，“贵阳只有第99师4个团，且大部在外围担任守备，城防兵力严重不足，包括宪兵，都不足两个团。”
“我看还是应以确保贵阳城为最紧要！”晏道刚说。
蒋介石慌了，当即作出决定：“严令前线各部衔尾疾追，调四周部队进行堵截，调滇军孙渡纵队限期东进，集结贵阳捍卫。”
薛岳立即用十万火急电报和电话下达命令，对着话筒喊得声嘶力竭：“限令驻黔西的唐师陈金城团昼夜兼程赶到贵阳！”
4月4日，红军距贵阳仅百余里了，蒋介石判断红军急求东进，在国军优势兵力跟踪尾追下可能不至于进攻贵阳城，即使有靠近贵阳的行动，也只是虚张声势。晏道刚也高兴地说：“在贵阳的守城部队只要坚持一天，追击部队即可到达。”
蒋介石还是未雨绸缪地安排说：“贵阳兵力单薄，援军（指孙渡部）尚在向贵阳急进途中，必须妥为安定人心，并加强城防工事。”
何云闻声，马上下令刚调来清镇的空军第三队轮番侦察敌情，并探明追击、增援各军位置。为了保障蒋介石的安全，又急令组织有力部队确保清镇机场。
谁知正在众人心情舒缓时，在贵阳东南几十里地区又不断发现敌情，贵阳城内人心惶惶。蒋介石也大受影响，心神不安，竟然步出行辕，前去查勘城区工事。何云见状，慌忙派遣侍卫们跟上去。
蒋介石不知怎的，越看越不满意，一路申斥守军将领“督责下属不力”，加强城防工事“玩忽职守”。走一路，斥责一路，吓得谁也不敢靠近他。
回到行辕后，何云找到晏道刚说：“每当军情变化时，先生总要突然外出，很危险的啊！”
“有什么新问题吗？”晏道刚问道。
“没有，不会也不能疏忽大意啊！请主任劝劝先生不要疏忽！”
何云都不敢去劝，晏道刚岂敢去劝，于是写了一条子递交给宋美龄，请她去出面规劝。宋美龄一劝，倒把蒋介石劝怕了，再也不出门了。
4月5日夜，何云急匆匆地跑过来报告说：“贵阳外围风闻有红军游击队活动。”
“谁说的？”
“侦察班的张毓中等人！”
蒋介石又问：“黔灵山、东山、螺丝山、照壁山、图云关、大小关等处的工事及城防守备兵力如何？”
晏道刚赶紧回答黔灵山如何如何，东山如何如何……还没说完，就被蒋介石打断：“别说那了，清镇机场的情况如何？”
“那里没有消息，估计没有问题。”
当晚，蒋介石竟被侦察班的消息弄得彻夜不安，结果又是感冒又是拉肚子，宋美龄也发起了高烧。第二日，蒋介石把竺培基叫去大骂了一顿。
竺培基被骂得莫名其妙，说：“大舅，我咋啦？”
“就是你，就是你！让我住透风的房子！”说罢，蒋介石又要揍他，吓得竺培基撒腿就跑。
4月6日，孙渡率领滇军主力先头纵队急行军三四天，走了400多里路，终于按照蒋的电令赶到贵阳，并立即派兵固守机场。随后，薛岳领着孙渡及陆续到达的各旅长去见蒋介石。
这些“勤王之师”、“救驾部队”来到，让蒋介石喜上眉梢，会见时，不住地嘉奖他们“动作迅速”、“作战勇敢”，并吩咐晏道刚：“对该纵队及各旅长犒赏。”
孙渡在贵阳周旋不到一天，就奉命率部向龙里前进。结果，他们途经距贵阳30里的黄泥，与红军便衣队接触，随进至观音山，又与红军先头遭遇，激战竟日。蒋介石闻讯，立即电龙云嘉奖“孙部忠勇善战”，还不放心，又亲自下令空军侦察并轰炸红军。
飞机出发后，报告说：“红军在离贵阳东三四十里外转向西南急进而去了。”
蒋介石获知红军不是进攻贵阳城，才放下了心。
原来毛泽东四渡赤水，就是为了调开蒋介石的主力，一是调开云南的堵军，二是甩开了后面的追军，于是大步向着云南而去了。蒋介石还浑然不知，事后，在贵阳举行庆祝大会，大肆宣扬自己如何用兵如神，如何指挥若定。追击部队师长万耀煌是晏道刚在陆大五期的同学，悄悄地对晏道刚说：“老同学，共军转个弯，我们跑断腿，有什么好庆祝的！”
4月上旬，红军主力入滇，4月中旬，黔境战事已近尾声。蒋介石决定对贵州地方军进行整编，于是让王家烈在贵州省主席和黔军第25军军长两个职务中选一个，逼他交出贵州军政权力。为此，他叫晏道刚去大定与王家烈商议。
4月20日，晏道刚由贵阳出发，经过黔西时路上遇到川军和黔军为驻地问题大闹纠纷，不得不停下来进行劝解，之后便到大定见王家烈传达蒋意。
谁知王家烈两个职务都不愿放，说：“军长不兼主席，就军费无着；主席不兼军长，职位就无保障。”
晏道刚只好实话实说地告诉他说：“你想两职都不丢，恐怕两职都不保。”
“那我要与师长们商量再决定。”王家烈说。
晏道刚听了王家烈的这番话，立即有了主意，抢先暗中去与王家烈手下的两位师长何知重、柏辉章会晤，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军这一级，可编为直辖师，这样领十足军饷，就没人从中克扣。”
没军长比有军长好。何、柏两人自然选择前者，都表示说，“我们赞成中央的决议，绍武（王家烈字）兄辞去第25军军长，专任主席。”
结果，王家烈找两人商谈时，两位手下都说：“如果两者不可兼得，那就辞去主席，干军长。”
何、柏两人偏偏说了个反结果，但暗中纵容部下包围军部进行闹饷。
在再与晏道刚会谈时，王家烈表示说：“愿干军长辞去主席。”
晏道刚又把何、柏两人对自己讲的话如实告诉他，并询问说：“你是否知道有士兵包围军部闹饷之事。”
王家烈何尝不知道？眼看手下两个师长都被蒋介石“捕获”了，这空头军长当下去还有什么意思？遂改变主意说：“还是干主席辞军长吧，免得他们搞兵变。”
“好吧！”晏道刚说。
谁知过了一会儿，王家烈还是举棋不定，又说：“还是想干军长辞主席。”
“你控制不住军队，这军长怎么当呢？”晏道刚问道。
“只要有饷，军长还是可以干的。”王家烈说，“你去对我的部队讲讲话，表示中央支持我。”
“我一个侍从室主任，哪里代表得了中央？”晏道刚哪会去做这样的蠢事儿？但他秉承蒋介石之意是来劝王家烈先辞去主席的，于是说：“那你还是干军长好，今后不克扣军饷不就行了嘛！”
王家烈思前想后，对晏道刚说：“我随同你一道去贵阳吧。”
到了贵阳，蒋介石听说王家烈要见他，立即对晏道刚说：“你带他来吧！”
于是王家烈当面向蒋介石表示辞去省主席之职，蒋介石很高兴。王家烈问道：“何时交卸？”
“不必急。”蒋介石说。
当日，蒋介石亲自到王家看望了王家烈。
次日早晨，他一起床就问晏道刚：“吴礼卿（吴忠信字）现在哪里？”
“是不是要找他。”
“你不必找，已交布雷去找了。”
随后，蒋介石发表吴忠信继王家烈接任贵州省主席之职。
王家烈从省主席下台后，蒋介石为敷卫他的面子，发表王家烈一个第二路“追剿军”总指挥的空衔。王总指挥于是从贵阳回到大定整编部队，师长们早被蒋介石收买，再次向他闹饷。他哪里有饷发？只好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说去找军委会，军委会故意坚持部队未缩编、未经点验即不发饷。在众叛亲离、上下夹攻的情况下，王家烈被迫回到贵阳，又向蒋介石辞总指挥及军长职，4月底，被蒋介石调为军事参议院参议。王家烈的政权军权一起被夺去了。
事后，何云说：“晏道刚不顾别人心里的痛，暗中拆桥这一招够狠够毒的！”
